基于推拉理论的贵州省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形成因素分析
万祝蓉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
摘 要： 本文运用推拉理论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状况及其形成因素进行分析，阐明城乡收入差距即经济因素是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最重要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举措以确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人口流动；形成因素；收入差距
1 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受就业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中国的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本文通过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传统生计方式民俗文化的分析反映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状况并以推拉理论为支撑揭示人口流动产生的原因，国家政策、工业化背景下生计方式变迁、住行方式变迁、教育推动、文化观念变迁、城乡收入差距等成为不同时期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即经济因素是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最重要原因。并通过一系列改进措施的提出来缓解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影响。
将1 g氯乙酰胺加入纤维素均相溶液，100 ℃加热搅拌2 h，加入0.2 g Fe3O4粒子，搅拌反应1 h，用去离子水洗涤，过滤，40 ℃干燥12 h，得到磁性纤维素。
2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现状及问题
贵州共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满族、蒙古族、仫佬族、羌族等18个世居少数民族，截止2009年末，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9%，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国土面积9.78万平方公里[1]。
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年中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约为657万人；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1990年年中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为2135万3623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7073万人；2005年通过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截止2005年11月，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4735万；到2008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20多年间，全国流动人口从660万增加到了近1.5亿人，增长了21.4倍[2]。2015年贵州省流动人口为1218.9万人，比2010年增长3.35%[3]。
从2012年贵州省毕节市5名儿童垃圾箱内取暖死亡到留守儿童被性侵，再到2015年6月，一家4名留守儿童服毒致死事件。贵州毕节留守儿童问题倍受社会关注。根据2017年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贵州省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农村人口2680.25万人，城市人口844.51万人，城市人口占23.96%；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人口减少到2299.87万人，城市人口增加到1774.78万人，城市人口占33.81%。10年间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了9.85%。2017年贵州省毕节市人口共计922.1万人，而常驻人口只有665.97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了大量的儿童留守[4]。然而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弊端并不仅仅只有这些。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而言，由于人口流动劳动力减少，耕地的利用率相对降低，农业作为收入来源的比重也随之下降。同时土地流转的观念在农村还未推广，农村土地荒废。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贵州作为少数民族集聚的省份，具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人口的流动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出现传承无人的窘迫局面。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由于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及保障，社会问题相对严峻。从教育资源的角度而言，尽管国家采取了很多的优惠政策来鼓励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接受优质的教育，比如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等，但是很多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并未回到家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相应的贡献，这也是人们常说的“虹吸效应”[5，6]。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呢？以下将以推拉理论为理论基础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形成因素进行分析。
3 推拉理论下的人口流动的形成因素分析
3.1 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的推力
1958年，为加强对城乡人口迁移的控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制止农业人口盲目外流工作[10]。虽然在60-70年代城乡经济收入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依然很少有人从农村流向城市，主要是因为在国家政策上严格实施户籍制度。1980年9月，公安部、粮食部、国家人事局联合颁布了《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规定》，突破了1977年开始实行的“政策+指标”双重控制的户口迁徙制度。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户口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或者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农民和亲属，准予自理口粮落户集镇。这一政策的实施促使很多农业户口村民转为非农业户口。1998年进一步放宽了农民进城条件：一是不在强调中等城市需要限制落户数量；二是不再要求进城落户农民必须先交还承包地和自留地。户籍政策的放宽促使村民在外出务工的同时免去了后顾之忧，有的村民直接响应国家政策“退耕还林”，有的村民广种薄收。有的村民甚至直接抛荒。2001年3月，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外出务工农民呈现高峰。出现农民荒，土地荒的状况[11]。
我校在实施教改的过程中，采用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结合式教学（MOOC+SPOC+Moodle+大班教学/小班讨论）。
2007年贵州省高速公路里程仅924公里，到2015年贵州率先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便捷的交通使得外部信息更多更快的传播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外流，同时村民的文化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当然在贵州少数石漠化严重的地区，政府推行了异地搬迁的帮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小范围的人口流动。
3.2 文化观念的影响，城市公共设施的拉力
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与承载着，对文化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人口的流动势必对文化观念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文化观念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人口流动的推动因素之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民形成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从礼仪习俗、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各个方面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不断流出的少数民族村民，受外界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新鲜事物的冲击，逐渐摒弃了传统文化的教导，并动摇了以往所坚定的信仰，生活礼仪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的这种改变对于没有流动的原住地村民而言，也是一种冲击，他们开始模仿，甚至向往。从民族服饰而言，外出务工的村民将时尚带回家乡，色泽鲜艳，形态各异的服装吸引了没有流动的村民，他们不愿意再着装民族服饰，开始尝试着接受外来服饰。
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和城市存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农村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而城市则使用先进的现代技术从事生产活动。从劳动效率来看，城市的劳动效率远远高于农村，就工资水平而言，农村的收入渠道相对单一，而城市的收入水平由于劳动效率的提高为呈现出高水平。当传统部门生产资料变少，就会产生过剩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力就会向现代部门转移。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工资差异促成了过剩劳动力的转移[7]。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工业快速发展，这些企业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急需大量的劳动力。工业化背景下的城市此时正好为急切寻求高额报酬的村民提供了契机，推动了村民大规模的流向城市。因此，贵州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的推力作用，以及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拉力作用促成了贵州少数民族的人口外流[8]。
HER-2蛋白IHC 3+为13.2%(150/1136)，IHC 2+为18.8%(214/1136)，IHC 1+为8.0%(91/1136)，IHC 0为60.0%(681/1136)。
2000年7月，劳动部联合其他部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了流动人口的就业制度，各地区和有关部门采取有力的措施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解决子女入学等问题[9]。这些政策的出台都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创造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很多条件相对较好的村民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选择带子女进城读书。同时，成熟的养老保险制度，医保制度，便利的公租房申请体制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机制促使流动到城市的少数民族居民渴望留下来。而灵活的户籍管理制度也为渴望留下来的少数民族村民提供了机会。
由此可见，小小的土特产，只要紧盯市场需求，努力打好“创新牌”，一样能出奇制胜。期待越来越多的土特产能成为农民增收的“金饭碗”。
3.3 国家户籍政策改革的推力
生计方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生计方式受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贵州省位于中国的西南部，以高原山地为主，省内92.6%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平均海拔1100米左右，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提到贵州，也有人形容其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而位于西南边陲的贵州少数民族，因为其地理位置上的边缘化，加上交通的不便利，使得当地村民与外界及接触变得极少。再加上地势不平，山地丘陵多，耕地面积少，生态环境脆弱，部分区域石漠化严重，牧地分布不均衡等一系列地理特征决定了其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刀耕火种的传统经营模式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主要生计方式。受自然环境影响，以传统的种植养殖为主的生计方式已不能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贫困迫使村民开始寻求更加高报酬的工作。
以贵阳市为例，“花果园”、“未来方舟”等房产大盘为渴望留在省城的贵州少数民族村民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低首付，低单价，优惠的落户政策使得很多村民从人口流动变为人口迁移。因此城市户籍政策的拉力也推动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流动。
4 缓解人口流动确保可持续发展的相关举措
4.1 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
近年来贵州省开始从工业强省战略向生态文明建设转变，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口号，为缓解人口流动所造成的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影响，地方政府可利用贵州省独特的自然资源，以及丰富的民族特色，发展旅游业，因地制宜，优化资源配置，建立产业化经营模式，完善地区市场经济体制，以科技促生产，为少数民族村民提供更多的就近就业机会，这样既增加了经济收入也增强了少数民族村民的民族自信心，更好的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4.2 加强保障机制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政府应加强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及资金扶持力度，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以科技促生产。另外政府还应完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养老机制，提升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社会资源建设，从而缓解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总之，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问题，人口流动给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合理的利用在流动过程中从流入地所汲取的经验并将其借鉴到家乡建设中，这将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3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既要杜绝地方政府在开发决策上采取“杀鸡取卵”式开发，也要严格把控落后、淘汰产业以及对环境有污染的企业以招商引资为契机进入贵州省偏远的民族地区进行“掠夺式”开发。同时还要避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过程中的同质化现象。总之，要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机制，确保经济增长与生态维护的和谐发展，推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多民族的大家庭.贵州省人民政府网[引用日期2013-08-31]
[2]段成荣等.中国流动人口研究.2012年4月第一版.
[3]申鹏.贵州省流动人口现状及其服务管理对策研究.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07年卷（一）.
[4]贵州统计年鉴2018.
[5]任新民：“虹吸现象”：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难点，载《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9）.
[6]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二版.
[7]W.A.刘易斯，施炜等人译.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37-89.
[8]杨传林(导师：姜学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研究[D].青岛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3月.
[9]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农业部、科技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Z].劳社部[2000]15号.
[10]段成荣、王文录、王太元.户籍制度50年[J].人口研究.2008年1月.
[11]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Z].2014年9月.
项目来源：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收稿日期：2019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