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上八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宏观经济论文,八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进6月，北京关于宏观形势的研讨会特别多， 专家们上午刚刚在一起开完会，下午又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议题的另一个会场。人们喜欢说，美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就要感冒此次美国经济调整力度之大，也的确超出了大多数以微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却乐于对中国宏观政策作研究的学者的意料。而且，年初学界还在为通缩与通胀发生争论，转眼间又都在为“保7”献计献策。最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国务院要求各部委和各大研究机构做好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并明确了“交卷”时间。研讨会之频密也是研究者乃至决策者对这一国际环境突变形势难以把握的心态的反映。而如此兴师动众，也是1998年之后的第二次。
焦点一：今年能否保7%
美国经济增长的大幅下跌对全球经济不可避免地产生较大影响，近一时期以来，世界各权威经济分析机构纷纷调低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指数，认为今年会普遍低于去年的增长。那么，中国经济是否还能一枝独秀呢？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今年5月在斯里兰卡访问时说， 尽管美国多次减息，使全球经济前景悲观，但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国内需求，所以不论外界发生什么情况，中国经济都将按照7%～8%的增长速度发展。
能否“保7”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大多数专家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七上八下”，即在7%～8%之间。但对7%～8%之间的增长幅度，不同的经济学家又有不同的表述，可谓细微之处见差别。
经济发展的原因应该是什么？学界泰斗级人物如吴敬琏，预测今年中国经济走势依然强劲。他认为，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发展比去年的情况还好，这种良好的势头能否持续下去，首先要弄清楚这种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的原因何在，如果原因能够持续，这种发展态势就能持续下去，否则就不能。那么今年经济发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他认为，1997年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有“两手”，不仅仅是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供给方面的政策。我们一手是凯恩斯学派的需求政策，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一手是供给学派的供给政策，1997年以来，供给方面的政策力度是很大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中国不是先找理论后采取这一政策，而是改革走到了这一步。
国务院研究室李晓西也同意吴敬琏对经济形势的乐观态度，认为总体情况不错，5月出现的下滑偶然性因素较大，不是趋势性因素。 国内供给方面调整有效，在作经济预测时不要低估。他举例说，南方部分地区私营企业改制的很多，但因为各种原因，在统计数字中未给予充分体现。对南方一些地方而言，审批制正在失去作用，地方政府在支持私营经济方面都有相应的充足政策。虽然国际因素存在，但内需是主要方面，况且美国经济扑朔迷离，美国政府认为500亿的减税计划， 调控余地较大。同意“供给创造需求”理论和供给政策支撑经济增长的学者不多，但对经济增长持乐观判断的不少。中青年“大腕级”学者如樊纲，认为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并不像媒体反映的危机那么严重，不必担心中国经济会受到美国危机的影响。
但同期的各种讨论中，对经济形势持更谨慎、甚至不乐观判断的学者大有人在。比如刘国光就认为，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回调的可能性很大，7%～8%将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均衡增长率。国家计委的一份宏观形势分析认为，中国仍处在结构调整期，经济回落到7%～8%是个中长期的趋势。体改所所长陈立认为，欧美日经济下滑，及其经济上的区域化，政治上的右倾化，都是必然的趋势，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扩大外需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对今年保持增长速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具有发布法定权威数据的特殊地位的国家统计局也相对比较谨慎。邱晓华副局长5月28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今年整体经济的表现将在7%到8%之间运行，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从需求角度考虑今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总的一个结论是，国际需求将减少一块，国内需求有可能增加一块。增加的一块与减少的一块，大致上能够抵消。今年整体经济的表现将在7%到8%之间运行，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首先看投资。今年政府投资力度不减，全年政府投资的增长幅度不会低于去年。
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先从国内角度来看，今年其成长环境比去年要好。原来影响民间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市场准入的门槛比较高；二、投融资渠道不通畅；三、政府披露信息不尽透明；四、投资者利益的法律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当然，还有土地使用等等。从今年的情况来看，这四个方面已有明显好转的迹象。
再从外资角度来看，外商看好中国市场，正成为新的趋势。因此今年整个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加在一起，全社会的投资增长率超过去年的水平是有可能的。
再看消费，首先看收入，农民收入，今年成长的环境也比去年有所改善。政府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去年粮食减产，今年，粮价正在温和提升。从价格空间角度来说，也将为农民收入增加提供新的动力。
政府已经宣布增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对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标准进一步提高，对特殊地区实现特殊的岗位津贴，从4 月份开始，已经兑现或者逐步兑现。收入的增加，必然会给消费带来原动力。从整个消费结构变化角度来看，城市居民吃、穿等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消费热点正在明显地向住、行、通讯、教育、旅游等新的增长点转变。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会为整个消费带来新的活力。
今年，消费既然保持比较稳定的趋势，投资又有可能增加一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整个国内需求会比去年有所增加，内需主导经济格局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
对支持他的判断的论据，近来学界也多有讨论，但看法却有很大的不一致。
如果说增加的一块和减少的一块能够相互抵消，首先应看看减少的一块是多少。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不论美国经济呈哪种走势， 它对于亚洲经济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负面影响，1997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是2.4%， 其中出口2.9%，进口－0.5%，2000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是－0.5%，其中出口5.4%，进口5.9%。1997年对美国净出口对中国GDP 增长的贡献是0.64%，2000年是0.61%，美国经济的放缓对中国GDP 增长的影响将会十分明显。
2001年，由于中国继续执行扩大内需的政策，进口不会减少，预计增长20%，进口拉动GDP增长－4.1%，对出口的乐观、中观、悲观3 种不同估计分别是增长15%、10%、5%，3种情形下出口拉动GDP 增长分别是3.4%、2.3%、1.1%，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分别是－0.5 %、－1.8%、－3.0%。无论哪种情形，今年净出口对GDP 增长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从国内需求看，一些分析表明，由于政府大批投资项目已在去年完成，使得从上年延续到本年的施工项目明显少于去年，今年新开工项目的增加，暂时难以推动施工项目总规模的增长。随着国债余额和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不断上升，可动用的发债空间越来越小。 即使政府投资力度不减，对GDP的贡献也是递减的。 投资拉动的递减作用值得注意，前年投资对GDP的贡献是2%，去年对GDP的贡献则只有1.7%。
再看民间投资，积极的财政政策之所以没有像当初设想的那样淡出，重要的原因就是民间投资未能跟进。今年1～4月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速仍然低于国有和其他类型投资。据人民银行的一位官员讲，现在有很多人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快到极限了，应该淡出，可条件不具备，投融资体制不改，资本市场发展未能跟上来，使储蓄不能向投资转化。现在很多人没心思搞实业，一些个体户把在西部投资的资金抽出来，投到股市，股市泡沫侵蚀实业投资。大的上市公司的贷款并不搞实业，凡效益好的都炒股。因为股市不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又没那么多人去干预它。实业投资的交易成本大，而且不可控制。有专家说，一个国家的实业上不去，板子应该打在投融资体制上或审批制上。搞实业投资，仅在审批环节上就需要盖126个章，跑8个多月，为盖一个章有时还要去好几次。
外商投资是今年很多人看好的一块。但从1997年到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下降的，今年仍属恢复性增长。
从消费看，今年大多数人的判断是消费平稳。农民年均纯收入连续四年下降，很多专家认为，寄希望于通过粮价提升来使农民增收已经不可能。从整体上看，只要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不消除，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预期不会得到改善，居民的消费就不会有持续的增长。
一些专家虽然在白纸上写下了“七上八下”的预测，但私下里对此表示的忧虑心情也称得上是“七上八下”。
焦点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不要淡出
怎样看待国债比例？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维持我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但至今已近4年， 这一政策的使用是否已到尽头？要不要淡出？这也是今年讨论的一个重点。财政部财科所苏明认为，如果不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或者考虑不够，不断地把赤字扩大下去是有问题的。他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我国财政债务规模比较大。我们讲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似乎只着眼一个概念，“增长国债”。1998年到现在，每年增发3600亿，而实际增发总额在4000亿左右。3年累计超过1万亿。而去年财政收入才1.3万亿。二是中央还债压力很大。 我国财政的特殊性是，所有的债务都是中央的，都要中央来偿还，中央财政情况比较严峻。三是我国政府债务不能简单地和国外对比。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债务率很高，西欧国家达到60%，日本甚至到了100%， 我国现在是10%多一点，所以债务空间还很大。但这只是简单的对比。我国的债务空间还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比重，我国去年达到15%左右，而美国是35%，欧洲还要高，财政收入比重意味着偿债能力。二是西方债务以中央为主，地方分担一些，我国的债务却都在中央。另外，国外债务有几十年的积累，而且国外也提出减少赤字，控制债务。
对此，中国社科院的余永定旗帜鲜明地说：“我非常支持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他认为，1995年中国政府国债占GDP比例为5.6%，虽然后来这一比例上升很快，1999年达到12%，去年差不多13%，但与其他国家比还是很低。有人认为，中国在计算这一比例时，没有考虑一些应该计入的政府支出，如果计入的话，应超过100%， 但根据他的研究，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数字，而是这一比例变化的路径。如果中国的GDP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同时每年政府赤字占GDP的比例低于3 %，则国债占GDP的比率将会收敛在某一定值，如40%或50%。 现在的高比例并不危险，危险的是如果要停止当前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 增长缓慢，这一比例将迅速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
如何解决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转变政府职能的矛盾？
有专家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淡出及什么时候淡出，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民间投资是否能稳定回升并替代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作用，在某种情况下，这也是改革是否到位或民间投资情是否被制度创新所充分激起的问题；二是结构调整是否显现成效，只有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得到了实质的改善，经济增长才会步入新的自发性稳定增长轨道；二是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大大降低，经济增长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减少。目前来看，以上条件均不具备，因此仍要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不能轻易改变政策方向，即使今后积极财政政策向中性化转变，公共财政政策的作用也要加强。
另有一些专家认为，是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如何处理改革与发展的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各个调控部门的心理状态很好，社会形象越来越高大，有点自我陶醉，而背后隐含的是权利环节，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审批的扩张，“馒头办”的思路在中央都可以看到，动不动就成立某某办公室，一个副部长要兼十几个办公室的职务，而国家计委的一位发言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甚至提出“国债不发了，计委怎么办？”
专家认为，为了解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转变政府职能的矛盾，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放缓推进改革进程的利弊如何权衡，是尤应重视的问题。而且，现在就应注意对短期财政手段长期化可能积累起来的风险的防范。
焦点三：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许多学者认为，今年出现的问题是旧问题的继续，需求、收入等问题的矛盾性质都未发生大的变化，在很多研究报告的对策方面，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有的专家也说，实在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却认为，中国在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上有与众不同的优势。他指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的首要经济难题，在任何经济中，当生产能力过剩造成通货紧缩时，国民经济很容易出现恶性循环。
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造成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物价下跌，经济衰退，虽然罗斯福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可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政府大量动员参战，需求大增，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的困境。像美国那样靠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创造出一个突然增加的大量需求来消化过剩生产能力以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我国政府在1997年取得软着陆成功以后，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货币、财政和收入政策以启动需求，至今国民经济未能完全走出困境，但通货紧缩难治理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政府能用来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主要有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财政政策，然而这些政策的作用在生产能力过剩严重的情况下都相当有限。
一般的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在国民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大致均衡时才会有显著的作用，生产能力过剩情形太过严重，这些政策的作用有限，不能改变企业投资的机会和居民收入的预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抑制投资的消费的问题。因此，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的困境时，虽然各国政府无不使尽各种可能的政策措施，但大多数国家靠的是旷日持久的紧缩、萧条，让时间把无效率的企业淘汰掉，来恢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使经济回复到正常的增长状态。
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是一种生产能力存量的过剩，一般政策措施的作用有限是因为这些政策所刺激的流量需求相对于过剩的存量供给能力太有限，不能根本改变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状况，所以企业的投资机会和居民的收入、就业预期无法好转，投资和消费需求继续下滑，无法走出生产能力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下降、生产能力更过剩的恶性循环。如果不愿靠旷日持久的紧缩、萧条来淘汰效率较低的生产能力使供给和需求恢复平衡，就只能靠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有支付能力和需求愿望但尚未实现的存量需求把存量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才好。
一个市场经济中，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管是企业的投资需求或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一般情况下都已实现了需求愿望，不存在有支付能力和需求愿望但实现不了的存量需求。我国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解决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的困境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因此，存在许多有支付能力和需求愿望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因为市场的机制不完善和消费的环境不具备而抑制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现，如果把这些限制条件改善，将会迸发出一个巨大的投资和消费热潮，把现有的存量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如何改善那些限制条件？或曰限制条件到底是什么？张维迎教授说：如果破除垄断，可以让GDP增长30%， 这一说法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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