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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曾经一提及政治经济学，就想到意识形态问题；在西方，也曾经把政治经济学归类到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冷战思维。近年来，新兴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在西方学术界被视做政治经济学的复归。有趣的是，原先的政治经济学归类于经济学领域，甚至就是经济学本身；国际政治经济学却基本上是归类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学科领域。
古典政治经济学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经济”（Economy）一词，是由希腊文“Oikonomia”和拉丁文“Oeconomia”演变来的，是家庭或家务管理的意思。 历史上的第一部经济著作——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主要是根据他自己管理田庄的经验写成的，反映了奴隶制经济的特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也认为要研究国家，首先应研究家庭，尤其是家庭的经济管理，也就是奴隶主经济。在中文里，“经济”一词是“经世济民”、“经邦济国”和治理国家的意思。
最先提出“政治经济学”一词的是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在这里，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家庭管理”或“庄园经济”，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Political ）一词， 是来自希腊文“Politikos”和拉丁文“Politicus”，是国家、政府的意思。
真正创立“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是威廉·配第。其《赋税论》（1662）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随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完成。
按马克思的说法，“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页。）首先，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研究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次，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涉及了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剩余价值的形态；再次，认为资源配置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最后，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制度。由此可见，与主张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自由主义。它们崇拜市场，认为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也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平等和资源的最佳配置。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叛和批判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其代表人物和创始者，在英国是T.R.马尔萨斯，在法国是萨伊。最早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古典和庸俗两大派的是马克思，其要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社会进步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是反对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前者透过表面现象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后者以现象掩盖本质，美化剥削。
二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西斯蒙第不仅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也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济浪漫主义的创始人。他既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又把小商品经济理想化。如从人的主观愿望出发，强调人的良心、感情和愿望，反对古典派着重生产的思想，提出消费先于生产的观点。
三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出现。它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法朗吉”和欧文的“合作公社”，但他们却寄希望于开明的资产阶级实行社会改革。
四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反抗。以李斯特为代表的这个学派对内主张取消德意志各邦之间的关税，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对外实行全德保护关税制度，以保护主义与先进的英、法相抗衡。
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揭示了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剩余价值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贡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剩余价值规律和唯物史观两大发现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按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和第428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标志的《资本论》被恩格斯称做是“无产阶级的‘圣经’”，其强烈的政治色彩，使之后的西方学者纷纷远离“政治经济学”。因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正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并促使马克思主义形成为一个由三大部分组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随着世界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经济学在近现代演化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流派。“政治经济学”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名词。
政治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分离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意味着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因为，“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而“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在这之前，古典经济学家大都将自己的学说称为“政治经济学”，并以此命名自己的主要著作。如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中首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三分法，即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对劳动价值论作了全面的论述；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中强调人的需要；马尔萨斯为反对李嘉图而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开创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在与马尔萨斯和萨伊开展的拥护还是反对李嘉图学说的论战中，麦克库洛赫套用萨伊的“三分法”写作了《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西尔尼写出了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的《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14）；约翰·穆勒写作了被长期当做经济学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若干应用》（1848）；“边际革命”三位创始人中的两位杰文斯和瓦尔拉分别写下了《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和《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1874）。
1844年恩格斯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分别于1859年和1867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而后者的副标题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宣布“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
这样，一方面，“庸俗化”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了“边际革命”，进而“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边际化”，更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不再侧重对国家政策的分析；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将经济学更加“政治化”、“革命化”，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中，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前者认为有必要将“政治经济学”改称为“经济学”。杰文斯在1879年再版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时，宣称要使用“经济学”概念以取代“政治经济学”概念。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拉尔夫·佩特曼认为，“经济学从政治学的分离在19世纪取得，部分是由于英国理论家威廉·杰文斯的著作（1871）”。“与斯密和马克思不同，他很少关注资本和劳动，而更关注个人的满足和交换。他认为价值‘完全依赖于实用’，即是依赖于个人的利益或满足。……这直接导致供需问题。”在他那里，“经济学成了计算‘快乐与痛苦’的工具”。“英美自由主义者将政治学从经济学分离出来，并将后者放到自由市场的或多或少的量的研究中。大多数欧洲学者迷惑了，以为能将经济学和政治学分开研究。”（注：Pettman,Ralph.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With Readings for the Fatigued,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6,P.16.）
1890年，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微观经济学奠基人和剑桥学派创始人阿弗里德·马歇尔将其著作定名为《经济学原理》。从此，在西方经济学中，很少有人用“政治经济学”来指称自己的学说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由列宁的评述，成了真正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经由苏联学者的引申发挥（如卢森贝尔格的《政治经济学史》），成了惟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经济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当时介绍进来的政治经济学很快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经济学”又成了中国的“政治理论课”之一，成了“一门具有强烈阶级性的科学”；而“现代经济学其实就是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性”，更何况“西方经济学一般指19世纪90年代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均衡价格论以来，西方国家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近百年时间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注：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页和第20页。）
可见，在西方，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经济与政治分离了，经济学只研究经济现象，成为“纯经济学”；国家政策则由政治学去研究。如再提及“政治经济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排斥市场经济，将政治经济学的作用主要用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命运，结果，“经济”只是依附于“政治”，甚至等同于“政治”。
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国际政治经济学出现的意义
本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兴起了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但真正使用这一概念并取得重大理论进展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简称IPE）。
1977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经济教授琼·施佩若发表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宣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作为“同类书籍中的第一本权威性著作”，这本书要求“重新审视将经济和政治学科分离了一个多世纪的设置”。（注：Spero,Joan & Jeffrey
Hart.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fifth edi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由于施佩若后来在卡特和克林顿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并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重组，完成乌拉圭回合和创建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美洲首脑会议和新的泛太平洋议程等发起新的地区合作，以及参与将前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西方的机构和经济体制中等活动。该书在1997年出了第五版，成为大学主要教科书之一。可以称施佩若为IPE的创始人。
1987年，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教授罗伯特·吉尔平的著作《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问世，标志着IPE体系的完成。实际上， 吉尔平也可说是IPE的创始人之一，因为早在70年代初，他就涉及IPE的研究了，如在1972年发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1975年发表《美国势力和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年发表《战争与世界政治的变化》等。但是，《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权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作。它创立了完整的IPE的学科框架， 并影响了以后几乎所有IPE的研究者。
1988年，IPE 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英国瓦维克大学国际政治教授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问世；1996年，她又撰著《国家的退却：世界经济中权力的分散》，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并称应将前一部书《国家与市场》改名为《市场与权力机构》，因为非国家机构在财富的分配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90年代初，西方学者发表了多部IPE的著作， 其中值得一提的有：美国佩斯大学教授罗伯特·艾萨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管理世界经济的变化》、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弗里·弗莱登和大卫·莱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权力和财富的观点》、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拉尔夫·佩特曼的《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威廉斯学院政治学教授乔治·克莱因和乔治城大学博士生阿巴拉·阿马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变》等。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大学里成了一门重要的课程和专业，甚至有跨系科的IPE 培养方向。
“政治经济学”在国际研究领域的回归，并非简单地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原来的起点，而是在“全球化”世界发展趋势下的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超越。
首先，古典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到后来，“政治经济学”又差不多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同义语；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派别以及众多的理论流派，是研究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国际领域对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市场的方式和作用的不同看法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其次，从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作《国富论》起，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将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当做研究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财富入手，但将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却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查理·林德布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政治经济体制》一书中指出：“除了专制与自由政府的区别外，一个政府与另一个政府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市场取代政府还是政府取代市场”。（注：Lindblom,Charles.Politics and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Basic Books,1977,p.ix.）艾萨克指出，在这种关系中，“经济民族主义强调国家，自由主义强调市场，马克思主义强调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注： Isaak,Robert,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anaging World Economic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P.23.）
最后，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主要是一种国内经济学理论，只是列宁分析了资本的输出和垄断，才将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国内的经济学理论转化为国际政治关系的理论。但由于列宁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IPE对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者来说是“邪恶”。 哪怕有些学者尝试跨学科讨论国际经济的政治学或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在英美传统中也是边缘问题。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把全球市场看成是资本帝国主义的结果，把资本当成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欢迎跨国公司的扩张，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得全球化越快，其矛盾将变得越明显，
整个制度将更快崩溃”。 （注：Pettman,Ralph,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27,24,23.）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西方学者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是很不容易的，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无可奈何的认可。原先的理论不灵了，经济学与政治学分离不行了。正如吉尔平承认的，“1970年美国正处于越战的痛苦中，谁要是将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其海外经济扩张联系起来，就会被当做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确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确实相信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存在的联系。……从此出发，我致力于阐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注：Gilpin,Rober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7,p.xii.）
当然，我们不能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简单地当做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坚持将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的研究方法的胜利。首先，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学观察世界的方法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笔者无意认为，IPE将取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国际经济等学科， 但这些学科如不将政治与经济两者联系起来研究——不只是两者的简单相加，就将不能正确地分析面向新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走势。其次，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IPE 理论的逻辑基础之一——“相互依存理论”（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 ）是我们认识国际问题的重要出发点。走封闭发展、孤立发展的道路是自取灭亡。但是怎样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最后，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出现，使IPE另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不平衡发展”（Uneven Growth）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工具。认识和利用这一规律，是我们制定国家竞争战略的依据之一。因此，应重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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