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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党的十四大以来的5年，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走上制度创新之路的5年。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各种企业改革试点，正从纵向深入到面上横向推开。作为企业改革主战场的城市，已经并且还会继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江泽民总书记5月29日重要讲话，更为企业改革指明了一条更加明确、更加广阔的道路。
从1992年到1997年，5年时间过去了。5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迈出了新的步伐。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说，我国改革进程由过去农业和非国有经济的“体制外”改革，推进到原有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国有经济，如果成功，将使“整个经济的运作转移到市场制度的基础上”。
在我们踏上国企改革制度创新之路的时候，让我们选择几个角度来看看，我们究竟迈出了多大的步伐？取得了哪些进展？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一、试点：从纵向深入到横向推开
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先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待试点成熟后再在面上推开，这种“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子，是我国改革历程中最常用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企业改革上也不例外：十四大前，在企改方面，我们已先后开展过企业扩权试点、利改税试点、承包制试点、税利分流试点、股份制试点和企业集团试点等多项试点，其中有些试点如企业扩权及承包制试点，曾在取得经验后先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过巨大的示范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试点因种种原因未能在面上推开。
五年来，国企改革方面的试点种类在不断增加。除十四大后仍在进行的股份制试点（1984年开始）、企业集团试点（1991年开始）外，近五年来，又先后开展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994年)、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1995年)、资本营运城市试点(1997年)。目前，共有5项企改方面的试点在进行之中。
试点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企业集团试点范围，已由当初的57家扩大到120家；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也由50个城市扩大到110个。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国务院最初选择了100户企业，但各省市又另外选择了2000户试点。
试点的内容在不断深化。从股份制试点到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试点的内容也随之由偏重筹资功能深入到更看重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等制度创新上；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则把目光从单个搞活国有企业移向以城市为单位整体搞活国有经济，而刚刚开始的资本营运城市试点，又把触角伸向建立资本营运体系这一“高难度”问题。
总起来看，五年来各项试点，从靠政策调整解决表象问题转向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深层次问题，从偏重于单个企业搞活转到整体搞活国有经济，从企业内部的改革深入到企业内外综合配套改革。
窥一斑而知全豹，五年间各项企改试点在范围、内容、重点上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五年来我国企业改革的总体进展。
二、城市：企业改革找到了主战场
十四大以来，我国企业改革实践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明显的趋势：企改的主战场逐渐由单个企业转向国有经济集中的城市，许多宏观部门在出台重大改革举措前，都倾向于把城市而不仅仅是企业当作“试验基地”。
粗粗数来，目前约有：“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和“资本营运”试点在100多个城市进行；劳动部实施的“再就业工程”，在200个城市展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联合进行的“国企债务重组”试点，选择了西安、长春、宁波、唐山等四城市进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约有10余项改革试点、试验工作选择在城市进行，涉及到全国300余个大中城市。其中绝大多数城市试点与企改有关。
相对于单个企业的微观层次和国家宏观层次而言，城市可以说是改革的中观层次。这几年，国企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以城市为依托中观推进的趋势？中观推进对国企改革有何助益，魅力何在？
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城市是国有经济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传统体制影响最深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手术刀，最终要落在城市身上；国有经济的新体制，最终也要构筑在城市里。近年来，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城市政府管理的国有资本越来越多，城市作为各种矛盾的焦点越来越突出，城市作为企改主战场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说复杂也复杂，最起码也有两个方面的“牵连”：
第一，十四大后，企业改革在认识思路上发生了两次飞跃，每一次飞跃在理论上都对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次飞跃，是从着眼于单个搞活国有企业到必须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这个飞跃的实质，就是引入优胜劣汰机制，通过破产兼并，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而重组的最佳“单元”，正是城市。上海市是这一飞跃较早较成功的实践者，从上海的实践中不难看出城市为何是最佳单元和着力点；上海国有企业很多，有的能搞好有的难救活，于是重组可以“在上海的屋檐下”方便地展开；上海市政府掌握着大量土地、房产等国有资源，可以将资本从这个产业撤出转投到另一个产业，也有一定实力缓解或解决战略重组带来的大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第二次飞跃，是由搞活国有经济到搞活国有资本的飞跃。把不同形态的国有资产都看作同一种可以在流动中增值的“资本”来营运，这就找到了一个形态转换流动重组的“同类项”，也就找到了一把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金钥匙”。武汉、上海、深圳等市政府在造就资本营运主体、建立资本营运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说明，这把“金钥匙”，目前就握在城市政府手中。
第二，十四大后，从上到下逐渐认识到，企业改革不只是企业内部的改革，还应包括国有管理国有经济的体制的改革。换言之，国企改革正逐步演变为企业内外综合配套改革。而综合配套改革的主角，正是城市。
尽管人人都知道，政府管理国有经济的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但在中央政府机构有大的改革之前，比较现实的突破点还是直接承受更多来自企业的压力、自身改革动力相对较大的城市政府。
从这几年的实践看，一些城市在改革政府管理企业的体制方面，也已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展。比如，上海市将原属政府序列的18个行业主管局改组成17个国资公司，在政资分开，转变职能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武汉市组建了跨行业的市国资公司，授权经营市属24家股份制企业中的国家股，在建立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营运体系上迈出了可喜步子。
城市成为企改主战场，是改革走向深入的要求，反过来也必将把改革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三、改制：大胆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回顾企业改革历程，可以说，5年中进展最快、最出人意料的一项尝试，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十几年中进展最慢、波折最多的一项改革，是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而这“股”氏两兄弟共同的命运，都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议。
小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最初并没有像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那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股份合作制改革，并没有列入由各部委主持的众多试点中的任何一项。毕竟，国有小企业总量虽达7万多家，占全部国有企业数的82.2%，但它们数量太多，分布太散，单个看来都无足轻重无关大局。因此，当全国一些先行一步的地方开始实实在在地在小企业中推行“股份合作制”时，并没有很快引起大的反响。
后来引起了争议，焦点在一个“卖”字。股份合作制探索中最关键的一点——将企业中原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作为股份“卖”给内部职工，在理论界、经济界引起了不同看法：这种做法究竟对不对？究竟一卖了之，能不能解决问题？在1995、1996两个多年头中，这场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也一直没有个“定论”。
争议归争议，股份合作制改革并没有停止退回，反而逐渐扩展到全国许多地方。据对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安徽等省的调查，到1996年底，在已进行改革的小企业中，有半数以上搞的是“股份合作制”，其中山东超过50%，安徽为77.6%，江苏达80%。
相比之下，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走过的路途要坎坷得多。早在1984年，我国就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但在1990年之前，试点只在少数企业进行。1991年后股份制试点扩大，1995年起又进入规范阶段，以国有企业为主改建或新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数量一直在9000家左右徘徊。试点前后已经13年了，尚未在面上推广。
股份制也好，股份合作制也好，“两兄弟”之所以一路走得磕磕碰碰，其实都与国企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有关，这就是：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究竟可不可以大胆探索？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到：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主义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这一重要讲话，为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十几年坎坷不凡的历程。可以说，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的5年，是企业改革的方向愈来愈明确，步子愈来愈扎实的5年，沿着制度创新的路子大胆探索，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国企改革大有希望，国有企业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