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年体制”与日本经济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日本经济论文,体制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战败后的困难时期（1945——1950年）；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5年）；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低速增长时期（1973年秋——1985年）；泡沫经济时期（1985年后半年——1990年）。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衰退状态。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点；第一，1955——1973年，日本平均GNP增长率在10%以上；第二，1973年以后， 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地不景气，而日本则能保持低速增长的相对良好状态。然而，随着促进经济增长诸要素的变化，日本经济也进入了转折时期。本文仅就日本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的变化，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现象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一、“五五年体制”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日本的经济增长是从 1955 年开始的。 日本政界、 学术界普遍把1955年确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称为“五五年体制”，并把对“五五年体制”的研究纳入战后经济史的研究范畴之内，因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是在“五五年体制”下发生的。
1.政治体制。第一，1955年11月，日本战后最大的保守新党“自由民主党”成立，并在日本政坛上保持了长达38年的执政党的地位。保守党的主流政治是，从慎重地处理对美协调、修改宪法的政治问题的背景中退出，追求通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这个主流政治明显地表现在重复制定长期经济计划上，如“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这些计划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导向作用是明显的，而从分析以经济高速增长为特征的日本战后经济史来看，保守党的长期确立是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政界、财界一体化。政府的“产业发展作为最优先发展的政治意志”和构成民间大企业中心的所谓财界的意向大体一致。所谓财界是指日本战后重组的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济者联盟、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人会等四大团体。这个财界四团体是推动保守合并自民新党成立，寻求政治稳定的原动力之一，他们的政策主张归结为：振兴出口、企业减税而改善企业体质。财界通过政治捐款一体化，从资金方面支持自民党的活动，而他们在自民党实现其“政治意志”过程中承担义务，从而成为自民党执政的主要社会基础。
第三，社会党统一。获日本最大的工人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以下简“总评”）支持的社会党结束了自1951年以来围绕反对与支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形成的左、右两派对立的局面，于1955年统一。在野的日本社会党在众参两院中成为第二大党，对执政党起牵制作用，但在追求“经济增长至上”方面与执政党是合拍的，社会党统一后，日本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趋于平静，工人运动逐渐转向经济斗争。
第四，劳资谈判制度以“春斗”的方式形成，并于1960年以后固定了下来。“春斗”的内容，是各产业的标准性的平均工资的提高。从经营者方面看，就是“超过定期提高工资的提高工资”。“春斗”的特点是，每一年的同一个时期属于同一行业的企业工会把部门产业组织集结起来展开全国性规模的斗争。“春斗”的实质，是日本的工人运动按照总评的倡议，从“政治时代”转移到“经济斗争的时代”。
综上所述，1955年的政治体制开创了日本战后的新秩序，实现了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其本质是日本的政治家、官僚和财界的互相结合，追求“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官民一体追求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2.经济体制。第一，法人资本主义。所谓“法人资本主义”，就是与美国的“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不同的“看不见个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种法人资本主义的指导原则是经济至上的思想，即“公司本位主义”或“公司中心主义”。“公司中心主义”的内核就是用永不停顿的生产推动公司的发展。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与职工的关系靠“终身雇佣”劳动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内工会来维系。日本学界称之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三神器”。“终身雇佣制”确保了每一个职工在退休前都会为企业拼命工作；“年功序列”的实质是工龄越长，工资越多，职位也高，因此企业员工不会任意调换工作岗位，忠诚于本企业；企业内工会则协调劳资关系，确保生产顺利进行。由于这些制度的保证，企业员工都愿意终生为企业卖力气，努力工作，并指望被提拨到领导岗位。依据马克思的学说，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而日本企业员工把个人的命运系于企业，终身拼命干，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经济持续增长最内在的动力。
“五五年体制”下，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银行为中心的企业集团。银行成为企业集团的核心。银行与企业之间，企业集团内部各企业间互相持股，使企业集团内企业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关系非常密切。以银行为核心的企业集团，集融资、生产、流通于一体，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像航空母舰一样，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另一类企业集团是按系列承包原则组建的。如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只搞装配，零部件几乎都由一、二、三次承包专业厂生产。这样的企业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相互依存度较高，相互协调，共生共存。
日本企业之间，既有激烈竞争，又有相互依存。前者可以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不断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市场占有率；后者又可以使企业在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动时，如面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美元冲击时，迅速转变经营方向共渡难关。
第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即以市场竞争为主，以政府根据计划原理进行干预为辅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私有企业制度为基础，资源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配置，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实行导向，以达到某种短期和长期的增长目标。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是指政府对企业发号施令，而是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减轻企业设备投资的风险。经济计划实际上不是计划，而是预测。计划所表示的目标，对于企业来说具有“通告效果”。政府把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作为目的，表明“把最优化发展的产业发展作为政治意志”，实际上是告诉企业，向这些产业进行设备投资的危险性最小。因此，1955——1964年，日本民间企业大搞设备投资，以此带动第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1965年开始的第二阶段高速增长，是以扩大出口为其特征，设备规模进一步扩大，出现了“投资呼唤投资”的局面。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民间企业向耗能少的高附加价值、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比重增大，日本产业结构从“重厚长大”型转向“轻薄短小”型。集中豪雨般的扩大出口，使日本从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中摆脱出来。
3.国际背景。“五五年体制”的国际背景，是美苏冷战的格局。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对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解散财阀、土地改革、恢复工会活动和劳动改革等，日本学术界称之为“战后改革的三根支柱”，有利于调动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扩大了日本国内市场。随着冷战体制的确立，美国一方面重视日本经济的自立，“不能让日本接近苏联、中国”；另一方面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减轻美国纳税者的负担”，因此对日政策发生了转变：对日本实行经济援助；使财阀势力恢复和扩大；镇压日本国内的进步势力、解散工会等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向日本订货，使日本经济走向复兴的道路。从此，日本成为冷战中美苏两大国对峙的东方桥头堡，是美国环球战略的一环，是美国军事工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简而言之，没有美国的扶植，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明显地表现在美国要求日本赔偿政策的转变上。从1945年12月到1947年6月， 美国政府不止一次地提出对日索赔方案和索赔方针。然而1948年美国的政策却急剧转变，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的前一年，即1949年5月发表了中止索赔的声明。不仅如此， 美国还利用其在东南亚的军事、政治力量，干预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正当要求。根据旧金山媾和条约的第14条款，使日本“维持可能自立的经济”，进行了长时期的谈判，其结果：①柬埔寨、老挝放弃了赔款要求。②日本只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四国赔偿，且赔款总额从原来的29.7亿美元减少为17亿美元。关于日本对东南亚赔款的特征，日本学术界作了如下的评论：①与一次大战后德国的赔偿不同，不具有惩罚的性质；②以“劳务赔偿”的形式为主；③对各国的基本赔偿和经济借款相结合。
美国对日本战后赔款政策的巨大转变，不仅把日本扶上了亚洲资本输出国的位置，结束了日本战败后的孤立境地，为日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打开了通道，而且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设施、资金的保障。
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日本1952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55年加入国际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日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并于1956年12月加入联合国。从此，日本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所必需的国际环境。
概括起来讲，1955年体制的确立，日本进入了在国内外为以后的经济增长准备的时期。1955年的体制，为日本连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证。
二、“五五年体制”与日本的经济衰退
80年代中期，日本出现了“泡沫景气”，即过剩的流动资金导致股票和土地价格的上扬。90年代，“泡沫”破灭了，日本经济出现战后最大的景气衰退危机，其标志为库存积压增加、设备投资过剩、股票和地价下降，学术界称之为“复合衰退”。这次景气衰退主要表现为：①股市不振，企业筹不到资金，企业活动萎缩；②地价暴落，金融机关的企业贷放活动萎缩；③个人消费停滞状况也很明显。
这次景气衰退导致人们对现行体制、制度进行反思。“五五年体制”在充分显示其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方面之外，其负面影响也被逐渐地检讨出来。
1.从政治体制来看，日本大企业对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以期政府制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其理由是保护日本不受共产主义所控制。但是这种“金权政治”不断暴出丑闻，使自由民主党在1993年大选中败北，“五五年体制”从而崩溃了。
2.从经济体制来看，第一，法人相互持股造成股票价格不断上涨。日本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50%以上是由法人持有，这部分股东称为稳定股东。稳定股东不管市场上股票价格怎么上涨，也不会把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卖出，从而提高了市场上不流通的股票的比重。70年代以后，法人相互持股，主要是为了提高股票价格（因为按现价发行股票，股票流通价格越高，越能筹到更多的资金），从而造成股票价格不断上涨、股息率降低的泡沫现象。“泡沫经济”的实质是虚拟资产价格高于实际资产价格，因此，一旦“泡沫”消失，经济必然陷入不景气。第二，由于景气衰退，日本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被西方人羡慕的“终身雇佣制”受到了冲击。从原来的“定年退休”逐步转变为“选择退休”，即不是采取直接解雇的方式而是提倡志愿退休。“永不裁员”的神话破灭了。其次，从“年功”时代走向“能力”时代。进入90年代，日本许多大公司开始改革工资制，从体现“年功”宗旨的注重经验和资历转变为注重体现实力和创造精神，建立和增大能力工资的比例，完善考核制度，根据工作实绩提薪或减薪。再次，管理干部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日本许多企业对管理干部采取削减职位、延期提薪、50岁以上的管理人员在家待聘等措施，以此控制工资总额的上升。日本有人称之为“管理干部受难的时代”。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三神器”开始“失灵”了。第三，企业组织形态面临着挑战。20世纪可以说是大企业、大股份公司的时代，支配这个时代的原理是大批量的生产、大批量的销售方式，与此相适应的形态是巨大的企业。根据“规模经济效益”原理，生产规模大，成本曲线呈下降趋势。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超过限度进一步扩大，成本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会提高。因此并不是说企业越大越好。组织过于庞大，有些机构不易发挥机能，出现官僚化情况，这是一种大企业病症。日本的股份公司也是规模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患了大企业病。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一些大企业已开始实行以销定产，小批量、多样化的经营方针。此外，日本中小企业工资低、成本低，可以被大企业加以利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待遇不好，新毕业的年轻人不愿到那里就业，系列集团中的中小企业难以维持下去。而大批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则是支持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3.从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了。一方面，与冷战格局相应的日本国内的政治格局，即自由民主党和社会党长期对峙的格局打破了。日本政坛出现了多党纷争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为摆脱石油危机，以强行出血的出口为代价，集中豪雨般地扩大出口（低利在海外销售、营业利润率只为美国的一半），被国际上指责为“倾销”，因此，日本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贸易摩擦日见加剧。1991年以前，美国人感受到日本的经济力量的威胁比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还要大。因此，美国国内有人提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美国扶植起来的。现在冷战结束了，日本经济这棵温室的花朵应该自己到风雨中去经受考验了。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又想做政治大国的日本则对美国的颐指气使颇为不满，于是日本国内有人提出，日本应该对美国说“不”。很显然，冷战的结束，发达国家共同的对手不复存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将会逐步明朗化。
4.经济增长是靠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实际的物品和劳务产出的增加，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时出现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的变化。日本的经济增长，由于依靠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从“重厚长大”型不断向“轻薄短小”型转换；产品结构从耗能高、低附加值向耗能少、高附加值转换，从而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造就了一个富裕的社会，获得了经济发展。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日本的经济增长除了受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刺激作用外，是以牺牲劳动者代价推进出口实现的，尽管以名目汇率换算（美元）日本的人均收入是世界第一，但日本的国民对此却并无实际感受。早在60年代，日本国民就开始咒骂“该死的国民生产总值”，希求一种生活节奏放慢一点的稳定的生活。由于贸易摩擦而遭受抗议的日本劳动者感到身心都不富裕，只是一味地劳动，全无“经济大国”的生活素质感觉。
以上分析表明，日本1955年确立的体制，从70年代开始已显露出不能全面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状况，但直到80年代中期这个体制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从“泡沫经济”开始，日本的许多大企业陷入困境，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复合衰退。日本朝野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不仅是对经济制度，甚至对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潮流都要求给予深刻而广泛的反思。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本的“五五年体制”开始崩溃，而这个体制赖以确立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冷战结束，世界经济不仅处于停滞状态，经济结构也明显地在起变化。因此，把日本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体制因素的变化放在世界经济变化的格局中考察就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三、变革“五五年体制”所引发的几点思考
1.在“五五年体制”下，日本劳动者实际上处于被剥削、被榨取的地位。1.2亿国民中的大部分属于中等阶层，长时期劳动， 报酬却很低。他们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实际工资的提高低于名义工资的提高，劳动强度的增大，因此，他们要求变革的呼声最强烈，这应该看作是1993年自由民主党在大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第一，“五五年体制”是历史逐渐发展的产物，是在明治以来的改革和战后的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具有特殊的历史条件、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的日本形成的。日本谋求建立一个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新建体制决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第二，综合日本朝野关于改革的构想，桥本内阁于1997年3月提出推进“六大改革”的三大指导思想。 “六大改革”是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财政结构改革和教育改革。三大指导思想为“对付危机”、“选择自由”和“共生”，其特点是把致力于处理危机放在首位。桥本内阁还提出行政改革的指导方针，即五项任务：①迅速而确实地处理危机；②充分调动民间企业的积极性；③提高透明度，明确责任；④妥善处理诸多范围的课题；⑤有效处理国际问题等。从这个改革构想来看，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对“五五年体制”不会有实质性的触动，再加上日本政坛经过几年动荡之后，政权又回归自民党，那么，与这个体制共生的自民党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造这个体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可以想见，日本国民所期待的新体制将是遥远的事情。另一个问题在于，在“五五年体制”框架下的改革构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奏效，能够使日本摆脱危机，这是值得重视研究的课题。
2.日美同盟将进一步加强。第一，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冷战的思维并没有停止。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都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亚洲崛起，尤其不愿看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亚洲崛起。从这点来说，日美同盟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因此，近年来有些日美研究机构鼓吹巩固两国同盟联手对付中国，决非空穴来风。第二，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大国，要想充当亚洲的盟主，离开了美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而美国为确保其在远东的利益仍然需要利用日本这个伙伴。因此，从政治着眼，巩固日美同盟对双方都有利。所以，尽管日美贸易摩擦加剧，但是许多经济问题，往往会最终根据政治需要加以解决。 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 50年代的日美同盟对我国造成了军事、经济的封锁，世纪之交的日美同盟，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什么态势，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3.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将对我国经济建设构成新的挑战。日本的大多数企业明确地提出了“亚洲战略”，试图以亚洲为重点开展经营活动。而且他们认为，日本的国际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基础，是在以日美关系为核心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日本企业的对美直接投资和对东亚的直接投资是这一基础的核心。他们认为，东亚地区与日本国内的生产基础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在21世纪将成为全世界的尖端技术产品的生产基地。为此，日本的对策是提高日本的尖端技术的开发力量；加紧进行高技术的转移以及培养与此有关的开发部门的人才，并以此构筑日本经济在全球的基础。日本的“亚洲战略”使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一，日本为了转嫁其国内的经济危机，必然要扩大在国外的投资，他们把东亚作为投资的重点，那么我国便首当其冲。这样我国就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成为日本的产品加工基地，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和某些原材料帮助日本企业走出困境，摆脱危机；或者我们制定恰当的外资政策，把日本的来华投资拿来为我所用，建立起我国独立自主的具有高新技术的工业体系。前一个选择，我国将难以实现下个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后一个选择将会缩小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二，日美贸易摩擦也会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日美两国的大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角逐已日趋明朗，这种贸易战，既关系到我国民族工业的生存，又涉及到我国的主权。因此，我们对外资的管理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要在维护民族权益的前提下，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经济的扩张和渗透掩盖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斗争，这是当今时代国际竞争的新特点。第三，日本企业纷纷寻求适应21世纪竞争的新的组织形态。特别是面临困境的大企业，纷纷从经营管理制度、企业组织形态的改革入手来谋求出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切记不要从日、美等国曾经成功的经验中去寻找依据，而应从他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重新探索的成败得失中寻找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