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体地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最重要内容，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方针。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理性思考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对基本情况要有正确估计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复杂的中国社会，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经过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这种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自觉地凝聚在执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制度之中；它作为主体意识形态左右着人们的政治言论和行动，成为评判执政党工作和社会发展是非得失最主要的政治标准；与此同时，作为国家的精神支柱，它还发挥着凝聚人心的社会作用，内化为衡量我国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随着开放的全方位扩大，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也乘机而入，并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相结合，对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侵蚀了一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为此，江泽民要求执政党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设防”，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如果任凭错误的腐朽的东西污染社会，侵蚀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思想，那就违背了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和要求。胡锦涛从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任务的需要出发，更是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回顾历史，今天我们讨论和研究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应当有客观和全面的态度，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惊惶失措，须要确认两个基本的前提：
其一，如果将中国的改革与苏东发生的剧变相比较，可以有信心地说，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意识才得以落实，确保了党的坚定性与先进性；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正确的政治方向才得以保证，使得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有了普遍的价值认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大体得到反映和实现，比较好地协调和整合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各族人民才可能被组织和吸引到共同的事业目标之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关系到事业的兴衰。
其二，在开放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经受着一系列新的考验，对此应当有深重的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全方位开放使我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在各种思想文化交错和激荡的大格局中，西方文化居于“霸权”地位。西方一些国家总是企图通过实施“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更是将国家力量大举介入意识形态领域，利用苏东剧变的历史契机，极力地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构成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其间充满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实践开拓的艰辛。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的社会转型，造成特定的社会心理环境，一方面思想空前活跃，同时也会在某些人群中产生失落、苦闷、迷茫、焦虑和痛苦。一些人原先可能执着于一种狭隘的或教条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一旦这种观念同现实变化发生矛盾，在经历了实践上的曲折和理性上的痛苦之后，往往不能正确认识，难以理解，就会发生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或者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前途”，或者认为现在搞的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甚至主张现代化就是要“全盘西化”。这既可表现为“左”的思潮，也可表现为右的思潮，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两种思潮往往是相通和互补的。(3)改革开放使得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如何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相结合，虽然破了题，但是离真正解决问题还有相当距离。市场经济造就了社会主体多元化，导致人们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务实化和功利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被市场经济激发出的“经济人”品格，使得社会世俗化加快，消费主义盛行(包括文化和教育在内)，产生了对信仰与道德“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怀疑，一定程度上诱发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在社会转型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相对落后于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时代性、针对性、主动性都不够，常常在复杂的现实问题和各种社会矛盾面前处于“被动”、甚至“失语”的状态。
从以上实际和问题出发，需要确立的基本观点是：(1)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淡化”，更不能“终结”，需要不断科学地加以巩固和加强。否则就不可能保证我国社会转型的健康实现，甚至会产生动乱。(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观念……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 (p.291)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的最大实际是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对人们思想的震撼和冲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信仰问题。(3)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在建设和理论创新。其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出发，有说服力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有针对性地拨开人们的思想疑团，廓清思想迷雾，用新经验、新认识、新成果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二、高度重视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
1988年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明确提出“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政府体制来讲”，在战胜了“共产主义这些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以后，将会可能构成“人类形态进化的终点”，以及“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并由此成为“历史的终结”。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在影响广泛的《纽约客》上发表文章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的时间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此后，福山进一步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状态。这种理论其实一直左右着美国政界人物，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认为，20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将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也宣扬，“在根据历史可以预见时期内”，“共产主义将寿终正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发生，似乎这种观点得到了“验证”。它极大地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实践，应当予以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可以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
开放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题是解决“主义真”的问题，帮助人们——特别是共产党员——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然而现在确实存在一种倾向，弱化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化”和“中立化”，如德里达所指出的那样，即企图“彻底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参照非政治化”。[2] (p.45)这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在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性要求。离开社会主义这一价值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应当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一种世界历史眼光将“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科学地有说服力地论证以下三个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为此，要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讲清楚几个关系：(1)“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本性要求从当下现实指向未来，它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理想主义的。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是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的困境，是不可能走出精神家园失落的危机的。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2)“理想”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所谓“应然”，指的就是合于社会规律之必然。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不能盲目崇拜“历史偶然性”，将“历史必然性”当作调侃对象，要学会将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着力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3)“理想”与“历史曲折性”的关系。社会主义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社会形态，但是它不会一帆风顺地实现和巩固，走的是一条曲折的征途，需要人们自觉地、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
苏东解体是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世界性大事。如何正确看待这一事件？它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人类历史的终结？某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曾以此大做文章，引起思想混乱。国内一些人也产生疑问与困惑，对社会主义的命运表现出沮丧与动摇。主要表现为：否定或贬低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否定或贬低十月革命开辟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理性；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对人类的积极贡献。而所有这些又是与不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分析和总结苏东剧变紧密相关。这是我们在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其一，列宁主义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国际上有两股思潮值得注意：其一是所谓“重新评价”列宁与伯恩施坦。早在1977年9月就由德国的艾尔伯特基金会发起，召开了“伯恩施坦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的国际讨论会，认为现在进入了“伯恩施坦思想复兴时期”，“伯恩施坦已在全线取得了胜利”，他的理论“具有永恒的价值”。伯恩施坦被尊为社会民主党的“教父”，他的理论成为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基础。其二是所谓列宁“逆转”了马克思思想。据称这种“逆转”不仅表现在哲学上，更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马克思主张“人道的社会主义”，列宁搞的是“专政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只能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列宁实行的是在落后国家的“一国胜利”；马克思主张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列宁则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在上述两种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易名。也有人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邓小平拒绝这样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列宁主义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糊涂，就会导致否认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直接导致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贬低，归根到底也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
其二，十月革命开辟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当年伯恩施坦、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都曾以“俄国经济文化落后”为由，反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今在经历苏东剧变之后，更是有一股思潮认为，苏联的解体“证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犯有“原罪”，违背了马克思思想的真精神。这些所谓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列宁思想和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俄国已是欧洲革命的先进队伍了。”马克思专门对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研究，预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3] (p.438)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辩证法所使然，它的意义就在于开辟了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现在国际上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其要害是否定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鼓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扫清障碍。十月革命与苏联解体虽然存在时间上的前后关系，但决不构成因果关系。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辩证法所使然，而苏联解体则主要是由没有解决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所导致。
其三，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是否对人类社会作出过积极贡献？西方某些政客极力诋毁社会主义，甚至将其等同于残暴的法西斯主义。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劳动人民得以当家作主，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的落后面貌。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了世界和平，特别是在二战中对于战胜法西斯主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才得以促使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走的注定是一条不平坦的摸索前进之路，其中就会有挫折、失误、曲折、痛楚，确实有许多教训值得深刻反思和记取。正确的做法是：既反对虚无历史，又要防止遗忘历史；既反对全盘否定，也不能搞全盘肯定。这一领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三)学会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问题
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需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问题。这既是无产阶级立场的体现，也是辩证思维方法的要求。为此，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具有说服力地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社会主义的重振雄风要求积极正确地吸取苏联兴亡的教训。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宏观上分析，苏联解体是多方面原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其一是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和错误。斯大林长期的教条主义造成思想僵化；而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都没有能创造性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又失去警惕。其二是体制过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走向僵化，这种体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成长的需要，不能容纳新科学技术革命的需要，不能符合世界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需要。其三是经济结构失调。备战型、争霸型、粗放型的经济结构，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束缚，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极大地限制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其四是改革操作过程严重失误。在国情认识上，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位过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应当放弃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在党的建设上，不应当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放任特权和腐败蔓延；在改革总布局上，没有抓好经济改革这一重要环节，错误推行“休克疗法”的“私有化”路线。
用历史总趋势的观点看待苏联兴亡，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第一，“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4] (p.250)历史证明：列宁晚期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而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因此，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社会主义的某种模式；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第二，长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产生思想僵化，导致体制僵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因此，不改革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改革就是冲破旧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找到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第三，无论是苏联的兴亡，还是中国的曲折发展都说明，关键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改革必须创造性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防止和反对一切“左”的或右的倾向。
其二，社会主义在21世纪会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这种趋势已经明显表露出来。这主要是以下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逆境中前进，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和平发展震撼了整个世界。只要我们开拓进取、艰苦努力，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得到更大提高。第二，苏联解体给人民带来的并不都是“福音”，更多的是痛楚。从1992年到2004年，这12年俄罗斯可以说是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告别，基本上实现了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结果如何呢？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贫困阶层约占人口的33％左右，其收入不及最低生活标准，主要包括一些传统工业部门的工人、部分农民、退休人员、物业人员及多子女家庭等；穷人阶层大约占人口的40％，一般能够维持日常生活，包括一般的专业工人、技术人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员；中等阶层约占25％左右，一般能够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包括个体从业者、企业家、管理干部、科技或文艺界知识分子；富有阶层约占1％-2％，其中新贵阶层约占0.2％左右，他们主要是由新旧当权者、“新俄罗斯人”、某些国企和中型企业负责人，以及黑手党头领等构成。事实说明，从俄罗斯天翻地覆变化中受益的只是极少数人，并未给广大群众带来什么实惠。苏联解体后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俄罗斯已经基本失败。鉴于此，当世纪之交普京总统接掌俄罗斯政权之后，就开始努力另找出路。第三，发达资本主义虽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资本的全球化造成全球范围内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与科技的结合造成生态的严重破坏和精神家园的失落。为此，西方学者德里达在所著《马克思的幽灵》中，批判“福山们”所歌颂的资本主义所谓的“胜利凯旋”，是自欺欺人，是掩耳盗铃，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的现实。德里达列举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当代世界产生的“十大溃疡”，指出“这个世界出毛病了，它已经破败不堪”，“这是一个乱了套的年代”，“这个世界病得很厉害，一天不如一天”。[2] (p.113)目前在西方有见识的学者和左翼政治家中，一股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的思潮正在广泛形成，并逐渐重新深入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它将会引导21世纪西方历史的发展。
三、紧紧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题
在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抓准、抓紧主题不放，围绕它开展全方位的工作。这个主题就是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在历史新时期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这“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基本的利益”，[4] (p.162、163)“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5] (p.259)“社会主义现代化”存在着“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两个方面。对于它所反映的历史辩证法，以及对现时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揭示，人们的理解往往还停留于感性层面，由此在实践中不时产生认识上的模糊或动摇。为此需要：
(一)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
将“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定为主题，这是因为，它一方面肯定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选择；另一方面又要求扬弃资本主义道路，坚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这矛盾着的两方面的辩证结合，实质是要开启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道路。贫穷落后的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才能发展、繁荣。虽然迄今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的，但是中国所处特殊境遇决定了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特征是排他性：西方大国的现代化是以侵略和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剥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能为前提的。这就要求“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去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6] (p.777)即首先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下去实现现代化。
在这个辩证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要排除两方面的干扰：
其一，不能放弃现代化的目标。我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的、追赶型的现代化，面对两种情况：一是某些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进行反思和批判，有人会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要搞现代化吗？二是我国现代化的艰巨性变得更加突出，许多对革命有利的因素，反过来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不利因素，有人怀疑，我们能实现现代化吗？在历史新时期，人们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特别是“左”的思想影响，一事当前，往往不是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而是先问姓“资”姓“社”，表现为在许多方面划不清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将许多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和拒绝，使得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
其二，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国家是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以及我国现代化的艰巨性，而动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所谓“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的论调，一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邓小平明确指出：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5] (P.204)
“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肯定我国现在的根本社会制度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又实事求是地确认，由于这种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实现现代化，因而还是“不够格的”。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揭示了中国社会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现实矛盾。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实现现代化，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从“不够格”到“够格”，从而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确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确的现实坐标
今天我们研究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就是要继续搞清楚邓小平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这就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我们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是，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这就意味着在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确立一个正确的现实坐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事业的指导，如果发生动摇，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这是十分危险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至今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前对社会主义遇到的问题都有完备的答案，更不能要求他们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现成的锦囊妙计，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加以解决。因此，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现实坐标，就需要定在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面。这在当今中国，就是邓小平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坚持并向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更好地处理以下三方面的关系：(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内在的“一脉相承”。决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5] (p.369)因此，把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坐标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决不意味着要抛弃或贬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导作用，而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2)全面、准确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容。邓小平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将“国情”与“世情”相结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的各个基本观点、基本原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对于这些论述，我们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全面地正确地把握，不能搞实用主义，不能搞形而上学。(3)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就要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
(三)正确对待国际上的各种流行思潮
当代全球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吸纳的复杂关系。正确对待国际上的各种思潮，意味着“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7] (p.192)从实际影响来看，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国际思潮主要是三个：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一样强调个人自由，认为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是个人自主权和在市场上追求物质利益的自由。它坚持以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推崇企业私有化。有别于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完善的制度，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特别强调全球化是自由市场制度的不可避免的自发产物。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又被简要地概括为“华盛顿共识”，并被极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主要内容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约翰·威廉姆森作为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给“华盛顿共识”的定义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美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由此它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工具。其后果是扩大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等，强化了对世界上贫穷国家的剥削，加剧了全球的环境灾难和经济动荡。新自由主义因此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企图把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普泛化，其本质是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在拉美和苏联推行的结果是不成功的。我国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积极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渗透和干扰。
保守主义盛行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其代表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革命”，它属于自由主义进程中的一次变革。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采取凯恩斯主义，大胆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突破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模式，通过国家加强干预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化解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危机。二战以后，西方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沿用这种做法。保守主义的兴起，某种程度则是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它集中批评凯恩斯的福利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精英政治”，鼓吹美国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保守主义并不是完全回到早期的自由放任主义，其形式上的“保守”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增添活力。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两种互补的西方意识形态，其实质都是维护和坚持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二战以后主要流行于西欧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模式，曾经有20多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打出这一旗子，先后执政和参政。民主社会主义标榜“多元主义”，不赞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指导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把自由、正义、团结的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主张抽象的人道主义，倡导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摒弃一切形式的阶级专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国家人性化”，可以成为人民的“权利共同体”；企图“避开两种祸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真正的意图是通过改良，充当“资本主义病榻前的医生”。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一些国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在国际舞台上则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思想工具。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公开赞扬：“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的办法。”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中，曾经提出改革要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纲领，这一“易旗”的结果，是把苏联的改革引入了歧途。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总之，开放条件下巩固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将国门紧锁，各种国际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在国内有所反映。我们既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就简单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也不能因为反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就不努力推进我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要善于批判吸取各种思潮中的一些合理因素，搞好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
四、服务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巩固，不仅仅依靠信仰和信念，它的生命力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证明。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从这个目标出发，胡锦涛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① 可以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巩固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契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巩固和加强，取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能否搞好。
(一)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才能成为自觉的历史活动。这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1)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牢共同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否则就难以有效整合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难以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意志，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2)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和谐舆论。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日益多样的情况下，要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主旋律，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生动和谐的主流舆论。(3)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正确地把握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社会创造力。(4)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文明道德风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除了政治功能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道德教化功能。尤其是对干部来说，这种道德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5)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文化条件。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园。随着社会的进步，群众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呈现出多样性、多层次的特点，只有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引导好、满足好这种需求。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突出三个重要观念
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必须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否则就会落后于实际。从更好地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任务出发，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突出以下三个重要观念：
一是和谐的观念。《共产党宣言》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谐思想给予肯定，明确指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1] (p.304)同时又深刻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社会主义的和谐主要看作是对劳动异化的克服。因此，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的体现。这种和谐的基础是对劳动异化的积极防止和克服。主要表现为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自然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和谐。
二是以人为本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主旨是什么？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主旨是无产阶级革命，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理解有其历史背景和实践需要，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没有明确革命与建设、阶级斗争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夸大阶级斗争曾经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普遍性的历史错误。第二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另一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种理解适应了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轨的需要。但是这种认识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深化，主要是需要正确处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或简称是“人的解放的科学”。因为无论是革命或建设都不是目的，都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或手段。但是这种理解的内涵还不够精当。“解放”一词常与“革命”相联系，习惯上容易造成误解，以为革命胜利就是人的解放。事实上，社会主义的建立，虽然实现了解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功能，却远远没有完成“人的全面发展”的任务。历史告诉我们，对社会主义主旨认知上的局限或偏差，实践中必然影响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影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现在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这既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主旨的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只有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了解人、依靠人、凝聚人、发展人，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得到巩固和加强。不能将“以人为本”中的“人”，简单归结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中的“经济人”。“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这对执政党来说，就是要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三是平等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这些国家社会两极急剧分化。然而，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代表着公平的观点，却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共识和追求。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这种情况，特别是那些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左派执政的国家。虽说社会主义在全球没有统一的定义，却都把公平当作基本的特征。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美国的弗里德里克·詹姆斯教授就认为：“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保护：彻底的保障体系，它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8] (p.30)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可行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代表阿历克·诺夫指出：“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这里大多数公民对其生活和工作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富有者不能享有过分的权力。”[9] (p.87)社会平等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邓小平在历史新时期多次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5] (p.123、142)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格外重视公正、平等、正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包括双重任务，既提高经济效率，又保证社会公平。关键是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市场追求效率，执政党和政府应当更加重视公平和正义。要把发展思路由“先富”转向“共富”，切实解决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两极分化，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政府工作的重点、政策支持的重点、财力保障的重点要更多地向社会事业发展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困难群体生活倾斜。要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努力保证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消除特权)和结果的相对平等。当然在重视平等的时候，要防止平均主义。
(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针对性、包容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社会环境、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的趋势下，是否还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居主导地位，从而以一定的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的行动，协调人们的行为，保持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在社会价值多元纷呈的社会，更需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才能做到这些多元价值的“和而不同”，在它们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使其不发生彼此对立和冲突。因此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指导地位，才能确保全社会具有共同的理想与信念，才能为改革开放的深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则要有针对性，增强可接受性。要关心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千方百计满足并引导好这种需要。要在协调多元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促进形成能够全面表达、有效平衡、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机制。要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起到积极的作用，形成“和”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不发生冲突，保证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能各得其所，各尽其能。要关注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群体复杂的社会心理，以其为意识形态研究的原材料，针对不同的实际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定要防止简单的“一刀切”。要改变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式，变“灌输”式为“启发”式。只有增强社会主义教育的针对性，才能收到这种教育的实效性。
要重视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包容性。这里要注意两方面：(1)充分发挥爱国主义的作用。邓小平指出，爱国主义“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以及“自豪感”，从而使全体人民都“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5] (p.3)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是爱国主义的最高产物，爱国主义又有着比社会主义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性。应当做到二者的相得益彰。要发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以增强公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感、归宿感。与此同时，要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2)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开放和社会转型条件下，宗教在我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升温”现象。对此既不能放任，也不能压制。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需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充分认识宗教的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弘扬宗教教义中崇尚和睦的价值观，正确发挥宗教的伦理道德、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功能。防止社会信仰和经济过分地流向宗教领域，尽力化解宗教可能产生的消极社会功能。
注释：
①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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