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民生与文化民生态势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生论文,态势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年底，中央“十五规划”建议首次使用了“文化产业”和“文化相关产业”概念，标志着发展文化产业正式进入国家议事日程。几年间，“文化产业”逐步由理念转变为实践中的现实。
衡量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效，与其着眼于文化生产的市场活动前端数据——文化产业增加值，不如着眼于文化消费的市场活动后端数据——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考察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所透视出的文化民生效应，不仅可以间接反映出文化生产的实际效果，而且可以直接体现出文化发展的共享成果。同样，衡量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也应当落实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等民生效应之上。在此，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正式公布的统计数据，选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全国人均产值挂钩，人均文化消费与收入、总消费挂钩，以2000年为基础进行图表演算，把几年中文化民生的演变态势置于经济增长的数据背景之下，展开综合分析。
经济增长与民生增进：绝对值增长走势
2000-2007年全国人均产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和文化消费绝对值增长态势见图1。从中可以看出，2000-2007年间，随着全国人均产值的持续增长，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和文化消费各项绝对值也都同时有了明显增高，经济增长无疑带动了民生增进。不过，直观地比较各条曲线所表示出来的绝对值增长走势，细致加以对比分析，便不难发现，经济(产值)增长与民生(收入与消费等)增进的速度并不同步，而且显得差距越拉越大。
图1数据来源：全国历年人均产值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年卷)》；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收入、总消费及文化消费数据系演算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年卷)》中按城镇与农村分别统计的历年居民收入(城镇居民为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为纯收入)、总消费(其中含文化消费)数据，结合历年人口城乡分布数据，求得总量后反推演算出城乡综合人均数值，以保证与随后演算“城乡比”的城镇与农村居民分别统计数据来源渠道相同；城乡居民综合人均积蓄数据为收入数值与总消费数值之差，即总消费之外的当年收入剩余，而不一定是已经存入银行的储蓄。至于全国文化产业增长值总量，则无连年不间断公布的完整统计数据可依，因而2000-2007年人均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走势阙如，实在是一个遗憾。
如果说图示能够展现直观，那么表格可以表现精细。2000-2007年全国人均产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和文化消费绝对值增长幅度见表1。
事实上，2000-2007年间，全国人均产值增长，与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收入增高、总消费增大、积蓄增多、文化消费增长，在幅度走势上存在明显差异。人均产值各年度增幅在9％-17％，大体呈现出逐步提高的加速度趋势；人均收入前六年增幅一直保持在9％-13％，呈现出平稳增长趋势，仅在最后一年提高到18％；人均总消费各年度增幅在7％-15％，呈现出相对平稳的增长趋势；人均积蓄前五年增幅在7％-16％，也呈现出相对平稳的增长趋势，后两年增幅提高，甚至是大幅度提高；人均文化消费各年度增幅起伏较大，最低年份低至2％不到，最高年份高至31％略强，当然多数年份还是相对平稳地保持在8％-15％。
全国人均产值年度增幅呈现加速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及文化消费年度增幅则相对平稳或起伏不定，其间的差异累计便体现为总增长的差距。以2000年数值为指数100来做比较，至2007年，产值总增长指数为240.95，即为2000年的2.41倍，亦即高出2000年基数1.41倍；收入总增长指数为228.33，即为2000年的2.28倍，亦即高出2000年基数1.28倍；总消费总增长指数为217.98，即为2000年的2.18倍，亦即高出2000年基数1.18倍；文化消费总增长指数为222.93，即为2000年的2.23倍，亦即高出2000年基数1.23倍。其间差距十分显著，与产值总增长幅度相比，收入总增长低了12.62个百分点，总消费总增长低了22.97个百分点，文化消费总增长低了18.02个百分点。再由2000-2007年间年均增长来看，七年里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3.39％，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2.52％，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11.78％，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2.13％。这也就是说，与产值年均增长幅度相比，收入年均增长低了0.87个百分点，总消费年均增长低了1.61个百分点，文化消费年均增长低了1.26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人均积蓄增长稍显出例外。同样以2000年数值为指数100来做比较，至2007年，人均积蓄总增长指数为263.90，即为2000年的2.64倍，亦即高出2000年基数1.64倍，总增长和年均增长幅度均高于人均产值增长。这主要是由2006-2007年的积蓄加速度高增长造成的。对照2000-2007年间人均收入、消费、积蓄增长幅度之间的互应关系，前面几年各有细微的高低变化看不出明显趋势，后面两年则都是消费增幅低于收入增幅，而积蓄增幅高于收入增幅，形成十分鲜明的对应。这就意味着，积蓄实在是从压抑消费当中扣出来的，而非单纯由收入增长所致。这两年恰恰遭遇到国内物价指数上涨，广大民众更加不愿花钱，反而紧缩“非必需”消费，加大积蓄，以留做将来紧要之需。这也就是2006-2007两年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增幅下降的根本原因所在。
增长的民生效应波动：比例值升降变动
与上面绝对值的分析相比，比例值的考察也许更加具有显而易见的说服力。2000-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全国人均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总消费的比重值升降变动见图2。
图2的各项比例值依据以上图1相应数据演算得出。分析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关系，可以直接体现出经济增长推进民生的最基本成效；分析人均消费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关系，可以直接体现出民生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力；分析人均积蓄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关系，可以直接体现出民众收入用于消费之外的相对富余程度。另一方面，分析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可以直接体现出一定收入水平下文化消费的情况；分析人均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可以直接体现出一定消费结构下文化消费的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2000-2007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变动，大体上呈现出波动中的降低走势；城乡居民人均积蓄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上下起伏较为明显，但波动幅度很小，最后两年出现升高走势。比例值百分点的增减本身很能够说明问题。2000-2007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减低了2.48个百分点，只能说明这期间经济增长增加民众收入的实际效果不成比例；城乡居民人均总消费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减低了3.49个百分点，只能说明这期间民生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力还在下降；在人均收入和总消费比例值都降低了的情况下，城乡居民人均积蓄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反而增高了1.01个百分点，只能说明这期间广大民众相对压缩了消费。
积蓄相对升高主要源自消费相对降低，而不是源自收入升高，还可用收入、消费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之差即人均积蓄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来检验，几年来这一比例值其实变化很小，而消费却伴随收入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降低而降低。特别是在人均积蓄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连续升高的2006-2007年间，国内物价上涨非但没有带来消费比例值的相对升高，反而致使民众紧缩消费，结果是在收入比例值的切分中，消费比重持续下降，积蓄比重持续提高。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属于“非必需”的“文化民生”精神生活消费。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总消费比重在2002-2003年出现高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以后持续降低，而且连年降低幅度都较大，不同于前面各年度的起伏波动。2000-2007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总消费比重事实上并没有升高，反而是升了又降，2006-2007两年更是连年降低，不仅抵消了2002-2003年的高峰效应，而且占总消费比重几乎降低到2000年的水平，占收入比重甚至降低到低于2000年的水平。这显然是受到其间国内物价上涨的影响。广大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普遍还不高的情况下，食品、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必然马上影响到其他方面的“非必需”开支，精神文化消费自然首当其冲在缩减之列。
就此对照表1便清楚可见，2006-2007两年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增幅连续低于2005年增幅，甚至低于2000-2007年年均增幅，更低于“十五”期间年均增幅。此外，本项研究已经完成的全国各地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十五”分析与“十一五”测算还表明，更应当引起重视的是，2006-2007两年，西部的重庆、四川、云南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绝对值呈现年均微量负增长，同时整个西部这两年年均增幅仅为4％强，而东部年均增幅在11％以上，东北和中部年均增幅也在10％上下，但均低于自身“十五”年均增幅。从文化民生的现实效应看来，落实十七大提出的任务，“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在“十一五”期间取得实际成效，实现赶超“十五”已有成果的目标，全国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西部更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实际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缺陷一直存在，那就是长时期以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集中表现为反过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力不够。内需不足恰恰是一种表征，正好说明了民生不调。中国的高储蓄并不属于普通百姓，高收入者近乎已经找不到可花钱的地方，老百姓却在必要消费之外不敢随便花钱，或者没有多少余钱可花。到了2008年下半年，在刚过去年景国内物价上涨的抑制与正经历年景国际金融危机的振荡双重夹击之下，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已经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就是调剂民生，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进广大城乡居民的民生消费需求。
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当然也包括扩大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近期为拉动农村内需，国家开始对“家电下乡”实行“消费直补”，其中就包括电视机、电脑等文化用品，这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消费直补”。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衡量指标，属于“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增大，无疑能够表明民众收入在保障“必需”的民生消费之外，还有了较多的富余，不必全都变为积蓄留待将来不测，而可供用于充分满足当前的精神生活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文化民生既是整个民生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整个民生的重要衡量指标。
增长的缺陷和折扣：城乡比增减变化
在中国古之“国野之分”和今之“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传统体制下，无论是居民人均收入，还是人均消费，包括人均文化消费，或者是人均积蓄，都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
借用“绿色GDP”的理念来思考“民生GDP”，巨大的城乡差距存在于以上任何一个方面，都必然要对全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及其民生效应打下不容置疑的折扣，或许还可以直接对已经实现的GDP数值加以扣除，以破解顽固存在的“GDP迷信”。
按照惯例，以农村居民人均数值为指数1来衡量城乡差距，2000-2007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和文化消费城乡比增减变化见图3。
图3中人均收入城乡比直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年卷)》公布的历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中“可支配收入”项与“按来源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纯收入”项演算；人均消费城乡比直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年卷)》公布的历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演算；人均积蓄城乡比以历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之差演算；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以历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中“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服务”项与“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项演算。这些也就是前面图1中城乡综合人均收入、消费、积蓄和文化消费数值的演算基础，城乡综合人均数值与城镇、农村人均数值保持来源渠道一致。
有必要说明，现行统计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野之分”或“城乡二元”的社会分层特征。对于城镇与农村的居民消费情况，统计工作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以至于城乡之间具体统计项的名目及其操作也产生了差异。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统计项中减去“教育消费”即可得出；而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统计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统计项未再划分出更加细致的小项分类数据，因而无法进一步区分“教育消费”与“文化消费”。鉴于几年来西部地区在国家支持下率先实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近年其他地区农村也开始普遍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教科书费政策，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里的“教育消费”比重极大降低，不妨主要将其作为“文化消费”来看待。国家统计局也如此处理。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0-2007年间，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和文化消费城乡比基本上一路保持增大走势。对比各项城乡比逐年的指数细微增减变化便一目了然，除了少数年份有些项上城乡比略有减小以外，大多数年份各项城乡比都呈现增大趋势。到头来，居民人均收入城乡比增大了0.5427个“指数点”，人均总消费城乡比增大了0.1085个“指数点”，人均积蓄城乡比增大了1.9356个“指数点”，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增大了0.8456个“指数点”。这也就意味着，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和文化消费的城乡差距仍然在逐年扩大！当然还应当注意到，由于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数据并非纯粹的文化消费，其中包含有文具用品等教育消费，事实上的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城乡差距并不止于图中所演算出的城乡比数值。
业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严重缺陷的城乡差距历来明显存在，各种各样的“城乡比”指数就是对于这一缺陷的明确无误的度量器。本项研究尝试推进“民生GDP”的理念，把各项城乡比变换为折算相应民生效应，并且对经济增长推进民生的实际效果加以扣除的衡量器。其设想思路在于，城乡比的理想值必定是指数1，即城乡之间无差异，城镇与农村各类人均数值呈现为1∶1。以城乡比指数的倒数作为权衡折扣系数，在理想状况下，指数1的倒数仍为1，将其作为任何一个数值的系数，其权衡结果都依然还是原数值本身。然而，一旦城乡比指数大于1，作为其倒数值的系数便小于1，对于相关数值的权衡折扣便发生作用。城乡比高低决定着权衡折扣系数大小，城乡比增大，权衡折扣就随之加大，城乡比减小，权衡折扣就随之缩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只能是需求，其中主要是广大城乡居民的民生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不仅需要扩张生产，而且需要提升需求。没有城乡居民需求的极大增长，生产难以真正得到发展，至多只能是不关民生的无效生产和虚假繁荣。“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在全国城乡普遍建立健全一体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同时，就是要切实提高城镇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均等化水平。
经济增长推进民生：综合效应权衡
倘若用GDP仅仅来衡量经济增长，那么当然是确切无疑的，但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意味着所谓“发展”。经济增长必须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等民生效应的同步增进，才真正是经济社会协调同步的“科学发展”。以此观之，2000-2007年的民生增进，包括文化民生增进，并没有完全跟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七年间的“发展”显然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和文化消费各项民生数值的绝对值虽然逐年增大，但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值却多为减低，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总消费比重值则是升了又降至2000年水平，而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和文化消费的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为了运用数值演算衡量2000-2007年间经济增长推进民生和文化民生的具体效应，此处以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总消费、积蓄和文化消费人均数值作为绝对值权衡指数1，以2000年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产值相比较的比例数值作为比例值权衡指数1，同时以2000年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总消费比重数值分别作为比重值权衡指数1，与此后各年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绝对值和比例值、人均文化消费绝对值和比重值进行比较，从而形成各年度相应的权衡系数，再加上各项城乡比的权衡折扣，尝试性地纵向分析衡量几年来经济增长推进民生和文化民生的实际进展，见图4。
历年相应人均数值的绝对值出入很大，因而可比性较低；比例值相对较为稳定，或许更具有可比性；而城乡比所反映的城乡差距则是无法回避的重大缺憾，必须予以正视，也不得不据此对相应“发展”成效忍痛加以扣除。因此，在综合权衡中，城乡比权衡系数赋权最高，权重占50％，在另外50％中，比例值权衡系数赋权较高，绝对值权衡系数赋权较低，后者为前者的1/2。这样，在收入、消费、积蓄民生效应权衡中，绝对值、比例值和城乡比三者权重分配即为1∶2∶3；在文化消费民生效应权衡中，因涉及两项比重值，绝对值、比重值和城乡比权重分配则为1∶2∶2∶5。依此对历年收入、消费、积蓄效应分别进行权衡分析，并设定这三个方面具有同等权重，即各占1/3，得出综合民生效应权衡结果。同样也对历年文化消费效应进行权衡分析，得出文化民生效应权衡结果。这样的赋权分配当然可以调整，不同权重的加权平均值结果自会有所不同，甚至各年度权衡结果之间的相对比例数值也会有所变化，但其间存在特定的比值关系却是确定无疑的，总是成比例一同加大或一同减小，所以各年之间权衡比较的基本结果不会改变。这也就是抽象的数据分析可以体现数值逻辑上的合理性所带来的益处，能够避免人文学科研究当中“各说各话”而“见仁见智”的“非精密科学”之憾。
图4中各条曲线的走势趋向印证了前面的分析。在经济增长推进民生的各方面效应当中，收入与消费形成很明显的正向互应，“收入效应”与“消费效应”基本上同步增进；积蓄与消费则形成较明显的负向互应，“积蓄效应”与“消费效应”大体上反向增减。特别是能够证实，“积蓄效应”增进并不随收入相对增多呈正比例互进，而主要随消费相对减少呈反比例互动，积蓄的增多主要来自于压缩消费，首先是缩减文化消费。因此，尤其显著的是2005年以来积蓄剧增与文化消费陡减直接相关，在其他年份积蓄与文化消费也明显存在着这样的联系。综合民生效应权衡结果，2000-2007年经济增长推进民生的综合效应稳步提高，不过文化民生效应近两年却持续显著下降，甚至已经降低至2000年水平以下。借用“绿色GDP”的技术设计思路，这样的权衡结果数值甚至可以用来对相应GDP数据打折扣，从而形成一种“民生GDP”折算。
各年度分析权衡结果以综合民生效应为例加以解释：2007年与2000年相比，由于2007年人均收入、总消费和积蓄绝对值增高显著，不仅抵消了各项比例值降低造成的相对折损，而且消解了各项城乡比增大带来的绝对折扣，经济增长推进民生的实际效果显著提高；反过来2000年与2007年相比，在绝对值和比例值权衡系数均为1的情况下，城乡比权衡折扣致使2000年衡量数值仅为69.13％，而2007年衡量数值达到86.62％。诚然，这些权衡演算结果不具有绝对值意义，但具有相互比较的相对值意义。譬如，不妨把2000年综合民生效应权衡结果理解为基础指数100，那么2007年综合民生效应权衡结果也就达到125.30。
显然，这样一种分析权衡设计也可用于同一年度全国各地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可以把各项人均数值的绝对值和比例值全国平均值设定为指数1，全国综合衡量仅仅由城乡比系数发生权衡作用，类似这里的2000年演算，各地衡量结果则由绝对值、比例值和城乡比系数同时发生权衡作用，类似这里的2001-2007年演算。在此情况下，由于各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生活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差异较大，更加能够看出人均数值的绝对值可比性较低。同样，由于各地之间居民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差异更大，分别从人均收入、总消费和积蓄多个方面同时进行分析权衡，所得出的综合民生效应结果也将会更加趋于平衡。本项研究对于各项权衡系数的赋权经过了通盘考虑和反复验算，能够通用于历时性的各年度之间分析和共时性的各地区之间分析。实际上，本项研究已经完成了2007年全国各地经济增长推进民生的综合效应分析权衡，其数据及其演算较为庞杂，将以另文呈现。而全国各地文化消费综合分析可见于本项研究另已完成的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十五”分析与“十一五”测算，在此基础上补充城乡差距权衡即可得出各地文化民生效应衡量结果，也将另文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