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陷阱论文,现实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 —5285（2000）02—0018—05
在1995～1997年期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非凯恩斯的世界。供给一方参数的转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总的来说超过了主流的由需求所建造起来的凯恩斯模式的界限。迟至1997年第四季度，政府还认为只有通胀才是问题，而没有认识到会出现一些由通货紧缩引起的衰退问题。事实上，由1997年底起，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凯恩斯世界的“正常状态”。需求的不足对价格施加了强大的使之下跌的压力，而同一个力量正在促使已经够高的失业率继续上升。1998～1999年连续7次降息、 增发国债这样的凯恩斯刺激需求的药方被开了出来，而且很快被用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界主要的争论涉及到货币政策在支持和强化财政刺激以便在打破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完成经济增长目标所起的作用（另一个较长期的争论问题是：当前的刺激量是否充足）。政策基点诉求在于“不是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效。关于此问题，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宏观指导的不适来分析，本人则试图从凯恩斯陷阱本身的过失来解析这个迷底。
陷阱的提出：凯恩斯世界的重现
面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页。）， 从这次危机中，出现了人所共知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在这次废墟的瓦砾中捡起“有效需求不足”的武器，建构起自己一套就业利息货币理论大厦。该大厦由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三大独立变数来支持。以此为理论基础，凯恩斯提出了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凯恩斯经济学虽因资本主义走走停停而起起伏伏，但其经济思想仍然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手段。
最近两年来中国经济运行受到需求不足、通货紧缩问题的困扰。经济实践和政策导向使理论界对凯恩斯需求的短边均衡模型的研究兴趣盎然。1998、1999年我国宏观调控正是凯恩斯思想的一次具体运用，但是效果并不明显。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部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国债，全国人大又发行1000亿元新增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出的结果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 但是因无法拉动民间投资，使得投资增幅仍成明显下滑趋势。1999年1—3季度基本建设投资完成6834.4亿元，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11.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各月的最低增幅。1999年8月新增600亿国债，投资效果在年终仍未显现。与财政政策相配套，央行1996年5月以来调整准备金率、 降低利息率等一系列货币政策的出台依然无法启动消费、缓解通货紧缩压力。至1999年11月底城乡存款余额高达59185亿元，连创历史新高， 而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1998年仅为55.1%，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37.5%。凯恩斯政策实施的结果是物价的持续零下波动。到1999年11月份，已连续26个月零售商品价格指数（RPI）的负增长、21 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负增长和38个月的生产资料购进价格指数（WPI）的负增长。
缘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难以启动，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中国呈现部分迷失状态。凯恩斯在中国的失验，为供给学派的回潮和各种责难凯恩斯的声音留下吵闹的依据，通过一些零碎的片数，我们捕捉到这样一些声音：（1）凯恩斯主义有效界区是只有当经济处在对内有失业， 对外有顺差时才是有效的，因为对外有顺差表明外部需求已难以扩张，只有通过刺激内需才能实现，并且在采取这种刺激内需的扩张政策时还必须以国民经济不存在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高度一体化为条件（注：华民：《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10月15日。）。（2 ）另一种声音与供给学派有关。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不适体现在：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中国当前搞活市场取向相悖；凯恩斯暗含的制度假设和基本不变的经济效率与体制转轨不相适应（注：张弥：《国内外供给经济学派理论研究的比较》，《财经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第67页。）。
以上这些论点基本上是从外部环境来阐析凯恩斯主义失灵，都没有从凯恩斯缺陷本身来解析其在中国迷失的原因。我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失灵源于其本身陷阱。凯恩斯预期陷阱，使得响应政府引导需求的政策即使不是完全不起作用，也会带来一种有限的不调和的结果；凯恩斯流动陷阱，使得启动内需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传导机制上陷入阻塞和利率刚性的境地。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正是把凯恩斯陷阱作为政策内生变量纳入中国宏观经济的视界，下面分别说明我们的观点。
预期陷阱
凯恩斯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环境中各种投资决策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对行为和决策的需要迫使投资者去寻求一些指导方针。假定现实比真实地剖析过去的经验对未来更具有指导意义迄今已证实，并且“在现实中，人们之间存在着默契，大都按照在实际上说是一种成规来行事。”可是“作为事态的一无所知的群众心理的结果，成规所决定的市场价值易于受突如其来的看法改变的影响……这时市场便会为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所支配；这种浪潮是盲目的，这时，并不存在着用理性进行考虑的现实基础。”（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99年中文版，第157页。）
根据凯恩斯预期理论，一旦与充分就业相一致的某种稳固的成规和某种有效需求水平建立起来，市场将恢复运行，而源于成规打破的二者断裂使得政府干预成为必然，主要政策结局是：政府干预会调节有效需求水平。在这里凯恩斯隐含了一个条件，只有政策有助于挽回信心状态或者维持乐观成规，否则预期便可能与扩大内需政策相悖。西方把这种凯恩斯主义政策效果被“因群意骤变而导致的悲观情绪”所吞没的场景，称为“预期陷阱”（注：安瑞·鲍尔瑟：《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学》，《经济译文》1989年第5期第34～39页。）。 也就是说“政策在街头拐弯处被恐慌吓跑”。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预期陷阱的出现导致对修正系统不稳定的宏观政策的扰动，而一旦扰动超过政策效应峰值，就会导致政策减效或失效。下面，我们详细描述预期扰动的过程：
在一定场合中，对过去趋势的判断是预期变化的主要依据，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预期会体现在今天的资本设备中，如此预期和实现的结果是通过交织和重叠在一起来施加影响的。例如（1）1994—1996 年期间，在预期形成之前的几个月的价格变动成为预期的主要原因。在这些年中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和消费者情绪指数是密切负相关的（R[2]＝－0.76），后者主要是由个人财务、 一般经济前景或价格趋势等预期构成的。因此，在这些年中，消费品价格指数是民众预期的非常好的预报者，当消费品价格指数下降的时候，预期就好转。1996年7 月前的中国经济反映了这一规律，此时物价的每一下跌都使得市场情绪急剧上涨。（2）1996年7月，在两组变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相反的运动，消费品价格指数变化和消费者情绪指数的相关系数下降到－0.34（变化原因是消费者对价格下降已有成规）。在这个时候消费者情绪指数与人民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信任关系比过去价格动态关系更加密切。1996年底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基本完成，软着陆顺利实现，使消费者充满乐观情绪。 然而在1996年上半年也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 由于重复投资的低效率和国家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投资者开始酝酿不乐观情绪，体现在10月份资本设备中，调查显示1996年10月份WPI首次出现负增长。 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97年10月份。（3）缘于1996年10月份开始连续12个月的WPI负增长终于被消费者意识到，1997年10月份零售物价首次出现负增长。此时研究表明预期结构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对政策的不信任上。1997年宏观调控目标是防止通胀反弹，通胀率要求控制在6 %以下，而调控结果全年物价徘徊于零下。从1997年10月开始，消费品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开始呈现正相关变动，消费品价格指数的每次下跌带来的是信心指数的每次下陷。（4）1998年7月份长江洪灾和亚州金融危机的大爆发，成了预期急转的导火线。市场上弥漫悲观情绪，消费品价格指数与消费品信心指数加剧变动（R[2]＝0.53）此时中央决定实行积极财政的政策，并在11月份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然而凯恩斯主义政策实施的效果被反向预期紧紧拖住，调查显示，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997年12月100点降到1998年8月89.4点（注：陈伯庚：《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透析与对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第82页。）。1999年报纸、电台对“买方市场”“通货紧缩”的大量披露又加剧了人民本已脆弱的悲观预期，投资者信心指数伴随消费者信心指数快速下滑。1999年第1季度国家信息中心对5000 家工业企业景气调查中显示：集体工业无投资打算的占66%，其中最主要理由就是资金缺乏，占39%（这表明过去的预期的结果又成了现今预期的开始，预期恶性循环形成）；私营企业无投资打算的高达44%，主要理由是看不准投资方向，占37%（注：胡少维：《投资持续增长困难及其对策》，《经济学家》1999年第4期，第29、30页。 ）（这表明不确定性已使投资者迷茫）。以上表明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恶化大大抵消了凯恩斯政策效果。可以看出，上一期预期的形成更多的是出自本能，而1999年这一期预期恶化与理性预期有关：
第一，居民收入对消费者刚性约束，强化预期悲观倾向。调查显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997年的6.6%降至1998年的5.8%；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从1997年的4.6%降到1998年的4.3%。上一期收入强化这期收入预期。
第二，预期投资边际报酬率下降。可以从表1 上市公司历年盈利指标中得出：
表1 上市公司历年盈利指标
指标/时间
1992
1993
19941995
1996
1997 1998
每股收益/元 0.23
0.35
0.350.24
0.23
0.25 0.20
净资产收益率11.1
14.7
13.1
10.66
9.34
9.82 7.79
(元%)
资料来源：林义相，《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第三，人们对紧缩越来越有经验，紧缩幻影导致持币待购不纯动机。据上海调查显示约有66.1%的人表示要等物价下降再作观望（注：陈伯庚：《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透析与对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82页。）。
第四，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深化，居民支出的不确定大大增加。
正是由于预期的不断深化，使得扩大内需的凯恩斯政策一步步落空，其反作用图示：
（1 ）货币供给增加→利率降低→预期恶化→提高边际储蓄倾向→储蓄难以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长受阻。
（2 ）增发国债→基础投资增加→预期恶化→边际投资率下降→民间投资不愿跟入→经济增长受阻。
流动性陷阱
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利率的变化影响经济。基本过程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引起可贷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利率水平的变化，而利率的变化又带动投资的增加或减少，从而影响产出水平和物价。凯恩斯主义货币传导机制可用图表表示如下：
Ms↑ →R↓→ Bp↑ →
（货币供给）（利率）
（债券需求）
I（C）↑ → Y（E）↑ →P↑
（投资／消费） （产量／就业）
（物价）
凯恩斯货币传导机制暗含的假设是利率是富有弹性的，而事实上利率在一定时点上是具有粘性的，即名义利率的下限接近于零。这时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当利率已降低到某种水平时，流动性偏好几乎变为绝对的，其含义为：几乎每个人都宁可持有现款而不愿持有债券，因为债券所能得到利息率太低。在这一场合，货币当局会失掉它对利息的有效控制。”（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99年中文版，第213页。）这就是被西方通常称作的“凯恩斯流动性陷阱”， 即当名义利率在接近零水平上，由于紧缩预期存在，央行扩大货币供应量，不能再使利率下调，而仅仅是增加公众手持现金的需求，不能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使货币政策失效。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流动性陷阱”的存在使得货币传导机制发生梗塞。即利率无法下调，从而使投资和就业量无法增加，物价也无法回升。下面具体分析“流动性陷阱”如何使凯恩斯货币传导机制一步步脱链：
1、货币数量增加能否使实际利息率下降？
金融机构存款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名义利率（挂牌价），另一个是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或物价上涨率后的余额），后者真正反映利率水平。以一年期存款为例，央行7次降息， 虽然名义利率由1995年10月的10.98%降至目前的3.78%，下降了7.2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名义利率降幅赶不上物价降幅，实际利率自1998年以来却一直稳定在7 %左右（见表2）。实际利率无法下调，加速了通货膨胀压力； 反过来又逼使央行不断下调名义利率，但是利率不断下调的结果，使得降息的空间很有限，和其他国外银行相比，利率已几乎没有下调的可能。正是因为实际利率无法下调，名义利率趋近粘性，使得货币传导机制在第一环上脱链。
表2 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变动表
时间 1996.3
1996.6
1996.9
1996.12
1997.3
1997.6
名义利率 10.98 9.18 7.47 7.47 7.47 7.47
实际利率
3.28 3.28 2.47 3.07 5.77 6.67
时间 1997.9 1997.12 1998.3 1998.6 1998.9 1998.12 1999.3
名义利率
7.47
5.67
5.224.773.983.783.78
实际利率
7.47
6.87
6.427.777.086.486.98
资料来源：刘宪法，《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2、实际利息率下降能否增加投资量和消费量？
凯恩斯认为虽然利息率的减少可能增加投资数量，但是如果资本边际效益曲线的下降比利息率的减少更快，那么，利息率的减少就不能增加投资数量。由于流动性陷阱存在，使得利息率具有粘性特点，相反资本边际效率则是有弹性的。事实表明，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比利息率的下降来得更快。康克实发表的数据证实，深沪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平均利润率由1994年的13%下降到了1997年的9%。 而这一过程在通货紧缩阶段，资本边际效率更在急剧下跌，余永定用回归方程得出投资效率下滑速度超过利率降幅的结论（注：余永定：《如何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第7—8期，第29页。）。所以即使是利息率下调，如果它的变动没有高于资本边际率降幅，也不能增加引致投资，这可用来说明当前投资难以启动的原因，而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与预期恶化有关。同样，预期恶化也强化了居民预防性和积累性储蓄（注：许经勇：《试论利率下调的经济效应》，《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第10～12页。）。 如果居民预见到未来消费的收益高于现期储蓄因利率下调遭受的损失，那么储蓄也不会自动转化为现期消费。
3、投资量增加能否增加就业量？
凯恩斯认为投资量增加如果跟不上消费量下降的幅度，那么投资量增加就不能增加就业。现期由于国家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掩盖了民间投资的不足，使投资总量弥补消费不足的差距，所以就业量（国民收入）在1998年、1999年才有所增加。但凯恩斯早已预料到投资增加的补差作用的两难处境。他说：“这样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使资本投资超过资本负投资的数量大到能够足以补偿。净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成为日益困难的问题……当我们每次通过投资的增加来取得二者的相等时，我们就加重了使二者在明天等同的困难。”（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99年中文版，第110页。）所以途径只有一条， 只有消费增加和投资增加的变动达到均衡时，才能促使就业量的增加，也只有就业增加才可能导致物价上涨。
4、货币数量增加能否使物价上涨？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货币供应的增加超过实际经济增长，必然推动物价上涨。刘宪法分析了M1增长速度与名义GDP，实际GDP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得出货币供给的增长被流通速度大量稀释的结论。他的统计表明，1994年M1增长速度与名义GDP 增长速度为0.75，M1低于GDP的增长，到了1999年3月M1增长速度与GDP 增长速度之比高达2.68。这样一来，进行一笔交易所需货币量大大增加了。货币供给没有推动物价上涨而是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央行扩大货币量的政策效果被流通速度降低所稀释。凯恩斯政策在货币传导机制最后一环也失去效果。
结论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本质上在于凯恩斯陷阱互相渗透作用所致。当前只有打破悲观预期阴云的笼罩，才能增加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使就业量有所增加，进而使物价摆脱“通货紧缩”状态。克鲁格曼为日本提出的15年的5 %的通货膨胀预期其实就是凯恩斯“半通货膨胀”的幻影。中国经济只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才能培育良性预期的循环。
收稿日期：200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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