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产业转型：经验与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产业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8-0017-08
萌芽于19世纪末“洋务运动”的中国新式工业，在经历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和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工业发展，形成了一个门类基本齐全的产业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产业基础日趋完善。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需求拉动下的外延扩张、不断增加要素的投入才得以实现的，而真正标志经济发展内在质量特征的产业转型进展十分缓慢，总体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进程。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产业结构偏差进一步加深的趋势，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与尖锐化。加快产业转型，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对中国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和长远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产业转型的内涵及其相关理论综述
关于产业转型的概念，理论界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比较权威和统一的定义。徐振斌(2004)认为：“产业转型就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际和国内环境，通过特定的产业或财政金融政策，对其现有产业结构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整。就中国当前来讲，产业转型即指从旧的产业结构布局转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新格局，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1]
产业转型可以定义为在一国或地区的国民经济主要构成中，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产业组织、产业技术装备等发生显著变动的状态或过程。由此可见，产业转型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了产业在结构、组织及技术等多方面的转型。一般来说，产业转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转型。本文研究的产业转型主要指产业结构转型。
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理论和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对产业转型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克拉克通过其开创性研究发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就向第三产业转移。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仅论证了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还发现了经济增长后人均产值的增加对结构变动趋势的反作用规律。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工业发展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在劳动力供给价格与边际劳动生产率差额中获得巨额利润。托达罗则认为刘易斯理论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很大的阻力，实际上二元经济理论也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单纯依据该理论调整中国产业结构，消除二元经济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二元结构理论仍不失其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产业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的动态发展过程。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实现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有效结合对中国产业转型来说最为关键。新古典增长理论家索洛(Solow)、丹尼森(Denison)等人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证明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他们认为，在没有外力推动时，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只要当经济中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或外生的人口增长时，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国内诸多学者也认为产业结构即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取决于产业之间的生产技术结构水平。技术进步提高了产业要素的素质，使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从而推动了产业转型。
随着工业化发展，环境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大量涌现，环境资源短缺现象日益凸现，环境因素越来越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罗伯特·弗劳什和高乐普乐斯(Frosch,Gallopoulos,1989)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产业生态学”概念，为产业转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随着我国产业转型的进一步推进，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产业生态学研究。樊海林、程远(2004)从两个层次对产业生态的概念进行界定：[2]一个层次是广义的产业生态，主要是指理念与原则层次上的产业生态，这一层次的产业生态理念基本可以用“优化资源生产率”来加以概括，其概念适用于所有的企业。另一个层次是狭义的产业生态，主要是指模仿自然生态的产业生态系统，通过产业生态系统中不同产业流程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共生，以及不同企业或工艺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及资源共享，使能量和物质的消费得以优化，废弃物的产出被最小化。产业生态化是21世纪国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是人类构筑经济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模式，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产业生态理论为产业转型进一步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二、20世纪中国产业转型的历程概述
纵观中国产业转型的历史，20世纪中国产业转型历程，主要包括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和发展时期（1895-1927年）、近代中国工业自主发展时期（1928-1936年）、抗战及战后恢复和内战时期（1937-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产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及改革开放以来产业转型时期。
1.近代中国工业初步建立和发展时期（1895-1927年）。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促使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经过30多年的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批新式工业，西方工业文明的因子开始植入中国衰老的封建机体之中。1895-1911年的17年中，中国共创办了10万元以上资本的工厂490多家，资本额1113万元。1911年辛亥革命后，当时政府制订了一系列鼓励私营工业的政策，私人资本的投资环境得到了初步改善，市场有了进一步的扩大，银行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对工业开始发挥杠杆作用，这些都从根本上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1911-1927年的17年间，中国工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由于北洋政府采取自由主义的工业经济政策，国家干预很少，政府资本极少投向工业，原有的一些工业企业也相继变为私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私营工业资本显出了异常的活力，其投资额也迅速增长。除了极少数军工、制币等工厂仍由政府主持，其他轻工行业几乎全部由私人经营，在重工业方面政府资本的比重也在降低。整个工业界呈现出自由竞争、全面发展的局面。
2.近代中国工业自主发展时期（1928-1936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工业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如1929年末实行关税自主，1931年裁撤厘金、统一税收，1933年废两改元与统一货币，1935年实行货币政策等等。同时发展金融业，增修铁路和公路，开辟航空线路，开始重视基础工业的建设。这些政策与措施使中国工业缓解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解除了1934年由于美国政府大量收购白银，国内金银紧缩给工业带来的萧条和困厄；特别是关税自主使民族工业有了保护伞，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但这一阶段中国工业的发展既不稳定也不平衡，时而兴旺时而衰落，此兴彼衰。这段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工业发展中的弱点，暴露出落后国家发展工业经济在资本、人才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协调性和投机性，如工业资本集结于沿海城市；产业结构中轻工业重、重工业轻；工商资本中商业比重大、企业资本平均值低；股票市场对工业经济的支持和协调没有得到发挥，外资比重高；民族企业中可变资本低而造成剩余价值高等。
3.抗战及战后恢复和内战时期（1937-1949年）。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占区的扩大，到1938年底，中国原有工业的90%以上落入敌手。因此，中国民族工业被分成两块，一是国民党统治区，二是敌伪统治区。因为日本占领区民族工业处于日本的疯狂掠夺之中，不但没有发展，反而严重萎缩。华北地区是日本殖民经济的重灾区，这里的民族工业资本在10年间减少了21.9%；华中和华南地区只增长了8.8%。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的重点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国统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后方工业。国统区的工业资本在10年间增加了12.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9.1%。侵华的日本工业资本在战争早期有急剧增长。到战争结束时，日资与伪政府工业资本总值达164.93亿日元（1936年币值，包括东北和台湾）。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接收了为本国资本3倍之多的日资工矿企业，中国民族工矿业资本从原来的28.6亿元猛增到99.3亿元（1936年法币币值），但接收下来的工矿多经战火洗劫，设备残缺不齐，所以复工十分困难。1947年以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财政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工矿业减产和倒闭的情况亦越来越严重。1947年国统区的工业生产量大致比1936年降低了10%，到1949年，轻工业生产量大约比战前减少了30%，其中棉纺织业减少25%以上；重工业生产量减少了70%，其中煤减少50%以上，铁和钢减少80%以上。
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产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及改革开放以来产业转型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发展形成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但产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产业结构运行效率较低。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此中国产业发展基本进入一个产业结构纠偏的时期。至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全面展开，中国经济理论与指导思想、经济形态与经济体制进入转轨时期。从1979年至1984年，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我国农村和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工农业比例不协调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985年至1992年是中国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阶段，第二产业GDP和就业比重变化不大，第三产业 GDP和就业比重上升较快。但这一阶段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带有补偿性发展不足、调整比例关系的特征。
1993年至今是我国重化工业主导阶段，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建设加强。这一阶段，产业转型带有明显的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但是能耗高，污染大，呈现出一定的缺乏效率的虚高度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热发展，引起钢铁、建材机械、化工行业的高速跟进，最终带来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的供应紧张，导致我国能源与原料对外依存度的增加。据统计，2005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42.9%，进口铁矿石2.6亿吨，对外依存度达53%。国内对重化工业类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加，这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
三、20世纪中国产业转型的问题与不足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20世纪产业转型历程，是一个不断解决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产业转型进程的推进，但中国产业转型过程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与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技术水平不高、资源利用率低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1.产业结构不合理。
随着中国产业转型进程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一般趋势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尚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产业结构升级的非对称性。国外发达国家产业转型经验表明，一般来说劳动力就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要快于产业高度化的速度。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主要表现就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如表1所示，劳动力结构的演进严重滞后于产业的演进，就业结构畸形。由于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工业化初期大量需要劳动力的阶段。过多的劳动力滞留于农业，导致农业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使农产品需求不足，从而使农业发展缓慢；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城市工业品在农村市场相对萎缩，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和失业增加。工业从业人数下降，又进一步排挤农民工，这样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阻碍了产业转型的推进，从而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就业结构。
表1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平均GDP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一 第二 第三
国别年份 （美元）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1978251
28.1 48.2 23.7 70.5 17.3 12.2
1985290
28.4 43.1 28.5 62.4 20.8 16.8
1990340
27.1 41.6 31.3 60.1 21.4 18.5
中 1995579
20.5 48.8 30.7 52.2 23.0 24.8
国* 1997730
18.7 49.2 32.1 49.9 23.7 26.4
2000
1102
15.9 50.9 33.2 50.0 22.5 27.5
2004
1885
15.2 52.9 31.9 46.9 22.5 30.6
1 7048.4 20.6 31.0 80.5
9.6
9.9
库兹 2 150
36.8 26.3 36.9 63.3 17.0 19.7
涅茨 3 300
26.4 33.0 40.6 46.1 26.8 27.1
趋势 4 500
18.7 40.9 40.4 31.4 36.0 32.8
51000
11.7 48.4 39.9 17.0 45.6 37.4
注：中国的产业与就业结构和库兹涅茨趋势（*以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基准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的产业与就业结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库兹涅茨趋势”数据来自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
第二，工业发展滞后，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部分企业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工艺装备，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但从中国工业整体上看，中国主要经济技术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工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普遍不高，缺乏世界名牌和核心技术，依靠资源和要素投入推动的生产扩张，与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低附加值制成品的出口扩张对世界市场也构成一定冲击，导致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冲突。产业集中度低和产业布局不合理的情况普遍存在。
第三，存在产业断层危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结构也出现新的变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逐渐下降，对档次较高的消费品的需求明显增加，而生产结构却难以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缓慢，而传统产业却发展过剩。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增加值仅为13%左右，产业升级迟缓，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产业空洞化问题。但由于中国工业化升级的动力仍然强劲，传统工业进行结构调整仍有很大余地，依靠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进行产业升级完全可能。因此，虽然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市场疲软、产品销售不旺的问题，但从整体上讲，只是一定时期中的供需矛盾，尚不属于产业交替的断层问题。
第四，产业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全国生产力空间布局不合理。由于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各地受各自利益驱动，竞相发展自身的工业体系，造成各地区工业结构严重趋同，地区之间产业互补性不强。沿海发达地区对内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有限和产业梯度转移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发展进入了高速推进和非均衡战略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迅速，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日趋扩大，区域均衡推进格局不复存在。尽管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为缓解区域差距采取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以及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但“向东倾斜”仍然是主导性区域政策。到目前为止，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未见明显改善。[3]
2.产业技术水平低，创新能力不足。
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产业技术的带动作用并不显著。在新经济条件下，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也不明显。例如我国装备工业的实力严重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仅为美国的1/6，日本的1/5，而且装备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也较低，仅为28%（如表2所示）。另外，重大技术成套装备严重满足不了国民经济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基础装备技术发展滞后，这些都与装备工业的战略地位极不相称。
表2 各国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比重比较
中国(2001) 美国(1995) 日本(1995) 德国(1995)
制造业占GDP比重(%) 37 24.5 27 26.8
装备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 28 37.538.8 40.9
装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亿美元）920 63804915 3646
装备制造业排序 41
23
中国工业生产工艺和装备落后，其经济技术指标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例如，目前中国钢铁企业的装备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二手设备，行业内低档次的设备占很大比例，亟待淘汰的生产工艺装备数量众多，只有少数几个钢铁企业如宝钢、上钢三厂拥有国际一流装备。中国平均连铸比1996年仅达53%，而世界已近80%。中国吨钢综合能耗1995年为1.44吨标煤，而日本已降到0.65吨标煤。在技术结构方面，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推动技术进步的有效机制。
我国产业发展中存着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过于依赖国外技术和装备的严重问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有限。据有关测算，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则在5%以下。技术过于依赖国外，特别是核心技术过于依赖国外，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将长期被固化在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层次。并且中国企业从国外引入的产业与国内产业的关联不够紧密。20世纪80年代，我国从国外引进了大批生产线，如彩电生产线114条，还有汽车、冰箱生产线等，由于对引进的技术消化吸收不够，而国内的技术水平较低，无法生产与这些生产线相配套的零部件，因此，这些产业的后向关联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实际上变成了国外产业在中国的延伸，成为他们的组装加工厂。同时，这类移植产业也并未改变中国的产品供给与需求相脱节的状况。纺织、钢铁、机械制造等产业的产品一方面供给过剩，另一方面质量高、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又供不应求，要依赖进口。
3.资源利用及环境保护问题严峻。
随着中国产业转型的推进，资源利用及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已引起各界高度关注。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工业生产的规模与比重日益上升，能耗过大问题日益严重， 自然环境惨遭破坏。生产者忽视了经济结构内部各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共生关系，忽视了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间的物质、能源和信息的传递、迁移、循环等规律，通过把不断投入的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弃物，采取粗放式方式生产，致使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珠三角每创造1美元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工业七国的国家平均水平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
生态环境既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产条件和对象，又是生产和生活的废物的排放场所和自然净化场所。因此生态环境是产业发展赖以存在的基础。随着工业化发展，环境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不断出现，表3是一组中国与七国集团关于城市环境的比较数据，中国的指标明显偏高，环境因素越来越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表3 中国与七国集团关于城市环境的比较数据
比较项目(mg/m[3]) 比值（中国：G-7）
总悬浮颗粒物
64：9
二氧化硫
82：19
氮氧化物
11：7
资料来源：张建峰、牛文元《大珠三角组团城市群的整合与前瞻》，《中国信息报》2005年2月16日。
4.体制制约问题仍然存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运行态势，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因为总需求不足和市场的相对过剩，主要表现为一种结构性过剩，特别是工业品的相对过剩比较突出，而很多服务业的供给仍然相对短缺，导致工业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和服务项目价格的较大幅度的上升。这种市场运行态势有利于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较快调整，即市场力量有利于促进工业过高比重的逐步下降，同时促进服务业偏低比重的较快上升。但由于体制性原因，三次产业结构偏差这个突出的历史性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于第三产业的很多领域还没有向非国有经济开放，非国有经济进入这些领域存在很多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快速增长的非国有资本只能继续集中于工业部门，而不能向市场需求旺盛和发展前景看好的服务业部门转移，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继续相对滞后。而另一方面，工业领域的开放程度较高，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竞争相当激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较强，产业生产率的提高较快，因而在相对过剩和价格持续下滑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较快增长速度。这是近年来工业与服务业结构偏差有所加深的原因。同时，产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体制性分离，也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较快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加快。
四、当代产业转型模式选择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新的产业不断产生和发展。由于各国的现实条件不同，各国在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和高度化过程中，采取了不同形态。我们将之概括为“一转四化”产业转型模式，即产业梯度性转移、产业集聚化、产业园区化、产业融合化、产业生态化。
1.产业梯度性转移。
产业梯度转移是指处于城市密集带内的中心城市或者经济高度发展的区域由于其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都较强，这些高梯度地区由于其主导专业化部门常常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前期，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等创新活动常常来源于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延伸和生命周期循环阶段的变化，衰退的部门、产品、技术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这种转移主要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具体来说，就是一些有条件的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将这些先进技术按梯度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传递，这样会花费少而获利多。“让先进的更先进”，“用先进带动后进”。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过传递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4](P374)
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梯度转移论，但中国在产业转型实践中却带有明显的梯度论痕迹。“七五”期间，我国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这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经济技术梯度进行的梯位划分，三个经济地带具有明显的经济技术差别。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例，东、中、西（其中陕西计入中部）三个地带的技术水平呈递减趋势，其平均技术水平分别为1.46、1.02、0.71，城市技术水平分别为1.60、1.31、 0.87。1987年东、中、西三个地带人均国民收入依次为1130元、747元、583元人民币。[5]
就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济建设实践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就是遵循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顺序展开经济布局的梯度转移战略；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体现了这种产业梯度性转移的特点。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推进，产业技术按照由高到低或者就近梯度性转移或者跳跃式梯度性转移或者跨越式梯度转移。以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为例，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信息技术刚刚起步，技术水平很低，但是改革开放到现在20多年的发展，中国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直接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经历的原始阶段，信息技术直接与国外的技术接轨，从而较快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梯度性转移。
2.产业集聚化。
简而言之，产业集聚化是产业呈现区域集中发展的态势，是指在某个特定产业中相互关联的、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若干企业和机构的集合。
产业一旦在某个区域内形成集聚，这个区域内将会汇聚大量的经济资源，这对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将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中国学者（刘琦岩，2001）将产业集聚效应归结为五个方面。[6]第一，聚集效应。产业在某一区域内集聚会在该区域内汇集大量的经济资源，为该区域产业转型和升级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共生效应。产业簇群可以是单一的领域，但并非单一的产业，围绕专门的技术或产品，一些互补的产业产生了共生效应，这可以使簇群内企业获得规模的经济性和范围的经济性。第三，协同效应。由于簇群内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整合，使大量的同类企业几乎在同一时期、以同一标准、向世界市场推出同样的产品，这是激光的协同放大原理在产业领域的再现。日本的家电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第四，区位效应。一个崛起的簇群会向人们展示一种影响力，会提升区域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第五，结构效应。簇群内的结构有自组织、自适应、自增强的能力，既能使簇群适应市场和周边环境，保证簇群的升级，又能使簇群整体的功能可与其它簇群进行互补、互动。
3.产业园区化。
从功能和技术层次而言，产业结构转型呈现簇群式的集约；从产业的空间布局来看，产业结构转型呈现了园区化的集约特点。产业的集聚必然伴随产业空间上的集约。各种园区就是产业集聚的空间结果。产业结构能否成功转型必须将产业集聚在生产要素集中、生产成本低的地方。而产业园区化的发展模式，同时可以通过产业园区的核心作用，利用其辐射、带动、示范功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4.产业融合化。
产业融合是发生于产业之间的技术、业务和市场的融合。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内在原因和前提，业务融合是产业融合发生的过程和必要准备，市场融合是产业融合的最终结果。[7]由于电子信息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扩散，许多企业在不同产业间实现了技术、产品、业务和市场等多个层次的融合。产业融合化成为当今国际产业转型又一趋势。
产业结构实质上是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经济技术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其实就是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经济技术关系的优化。众所周知，高新技术的发展、技术创新，往往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又能反过来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这说明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是密不可分的。[8]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到资本密集型为主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演进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产业结构转型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创新能力。产业融合作为新型产业创新形式，必将以极大的扩散渗透效应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但是产业融合程度取决于产业关联的强弱，某一产业核心技术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越强，这一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程度就会越强，反之，这一产业就越容易衰退或被替代。
我国要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高度化，我们应在产业的高度分化中推进产业的高度融合，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推进新的产业分工，以带动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做到产业融合，必须实现技术融合、业务与产品融合、市场融合的三融合。三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技术融合是前提基础，业务与产品融合是关键，市场融合是最终的结果和检验。[8]
5.产业生态化。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忽视了经济结构内部各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共生关系，忽视了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间的物质、能源和信息的传递、迁移、循环等规律，通过把不断投入的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弃物，致使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频发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使人类意识到生态恢复、环境净化和资源保护才能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人类应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这些观念使人类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导向向追求社会、经济和环境综合效益为导向的模式转变，人工产业系统也由此开始了其反生态特征向生态特征的回归。一方面，人工产业系统应具备循环利用自然资源和开发再生能源的能力；另一方面，人工产业系统中具备能够恢复和再造自然生态系统的能力。[9]总之，产业生态化是21世纪国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是人类构筑经济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模式，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
产业转型的“一转四化”既是产业转型与发展的主要模式，也是产业转型的特征，五者之间彼此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簇群化是产业在空间上呈现聚集状态的组织形式，这种聚集对产业融合和渗透发展有着促进作用，而在一定区域内高密度的产业融合和渗透则可能产生新的产业簇群，产业生态型发展中资源持续循环的特征将贯穿未来的产业簇群和产业融合的发展之中，产业簇群和产业融合也因生态型发展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梯度性转移则揭示了产业转型是以技术为载体的发展规律，产业园区化则揭示了产业在空间上的一种有效布局的集约形式。产业“一转四化”发展特征为产业转型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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