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立约：网络政治文化的规范发展 *
陶育华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 南京 210009)
[摘 要] 作为颠覆性的新兴力量，网络媒介进入了政治生活。开放的网络政治文化不断助推着社会进步与公民意识的觉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网络政治空间的良性互动无疑成为政治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在开放网络政治文化之下也有着信息爆炸与文化焦虑、极化现象与认同偏狭、网络操纵与政治海啸等一系列隐藏危机。没有限度的自由终将招致混乱，因而亟须为网络政治文化立约，以规范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 网络政治文化；开放；立约
悠久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网络媒介的兴起可谓是新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其社会动员力量的酣畅淋漓的抒发与传播正颠覆着这个时代，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姿态占据着我们生活的重要位置。网络成了人类社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无形中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政治文化也成了一股正在崛起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并通过其自身的独特性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必须顺应时代变化，因时制宜地推进政治文化新发展。同时，开放的网络政治文化也促使人们日益重视网络政治与社会实践的相互联系，研究怎样才能使其在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中实现良性互动，从而规范其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事实上，加强网络政治文化建设，这也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的需要。
一、网络政治文化的开放发展
网络在政治中表现出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作为亿万民众的精神栖息地，网络成为崛起的第五种权力。强大的受众与信息传递能力使得网络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网络世界泛起的细小涟漪在现实世界中同样引起跌宕。网络政治文化这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作为政治文化的亚文化，对其定义可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体系》中的描述获取，即在社会与成员的交互影响中，形成的特定价值、理念、信仰。[1]因此认识网络政治文化必须考虑到它的独特性来自人们借助网络空间与计算机技术完成对于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这种独特性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得以顺应时代变化，因时制宜地推动政治文化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文化的新形态得以逐步展现。从另一种角度说，网络政治文化是现实政治通过棱镜折射在网络空间的影像，两个空间的特征得以糅合与构建，最终呈现出其强大的自我特征。[2]网络政治是现实政治的延伸与戏剧化表达之间呈现出一种虚实对应的关系，把握好网络政治文化特性及认识到其带来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激发其潜在的助推价值。
(一)网络政治文化的特性
首先是网络政治的开放性，网络参与门槛的普适度，让大众可以积极参与日常政治生活。在网络空间中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能够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有一个思想上的交流碰撞。开放的网络并不为任何政府或者组织所控制，这正给了普罗大众发声的平台，对于网络上各种信息的透明获取，更得以促进人们的政治意识增强。然后是网络政治的平等性，基于匿名化的网络交往方式，我们并不知道屏幕后面发表言论人的身份。一旦进入网络空间，人们完全可以抛却现实中身份的束缚，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进行观点的切磋。一切现实中可能因为身份而遭遇的歧视都烟消云散，任何民众都可以对政治问题自由表达见解甚至参与网络政治投票等，以平等民主的方式切实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再者是网络政治的互动性，网络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间，如雨后春笋一般飞速崛起，成为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很大程度是建立在网络信息的高度互动性上，各种信息的传播与分享，将人们像一个网络一样交织联系在一起，思维碰撞的同时火花也在迸溅，使网络的信息容量得以扩充丰富。把握公众的实时反馈需求，人们置身网络中互通有无，这一过程本身也是网络影响力日益扩大化的结果。最后是网络政治的去中心化，网络世界并不像现实世界那样等级分明，它更多的像是一个同心圆，人们被宽容的网络社会所接纳，没有传统统一的控制，这些使得公众参与网络政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正是这种自由求新的网络政治文化，不断推动着现实政治文化迎来新发展，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
观测方案对GPS-RTK系统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具有一定的影响，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历元数、坐标系统的选择、观测次数及基准站位置等方面。
(二)开放的网络政治文化助推社会进步
政治生活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谓是最基础又最复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就不断进行着你来我往的试探，每一时期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走向，给当时的政治格局与社会环境带来一定的直接影响。曾经为了改善民众一盘散沙的状况，国家对社会全体加以凝聚整合，强国家弱社会是其鲜明特点，因而社会流动程度低、弹性小。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领域的繁荣，加上市场化的推动，一些固有的界限被不断打破，经过多元博弈，社会对国家逐渐转变为弹性依附关系。物质的繁荣带来思想的解放，人们开始从原来的单位制中脱离出来，拥有了一定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天地，给社会流动注入了活力。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结构进一步优化，但同时依旧存在各种复杂的民众多元利益诉求，社会与国家处于某种均衡的态势。网络政治文化的崛起，促使国家社会关系得以进一步开放，来自网络世界的社会声音越来越得以重视。各种社会组织也在日新月异的网络中汲取成长的力量，接触各种信息使得人们价值观念日趋多元。民众对自身诉求的敢于表达，让社会的各方力量凝聚，国家与社会走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3]
我们再难想象如今社会中有人像梭罗一样，走近瓦尔登湖过上宁静的离群索居的生活。没有网络没有信息没有交流，有的只是静静流淌的瓦尔登湖的湖水，这样的场景离如今信息膨胀时代的人们怕是很遥远了。互联网将各种纷繁浩杂的信息像潮水一样裹挟带入人们视野，很多时候大众早已习惯了被这些无用碎片化的信息覆盖，网络时代信息的丰富与信息的无用就像穆旦所说“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相比信息匮乏时期没有选择余地的无奈，如今这份痛苦更多是来自信息快速增长的焦虑。海量增长的信息，让人见识到自己天地的狭小，仿佛小溪见川海。施拉姆曾提出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最后七分钟”论断，当人类历史的100万年被按比例缩成一天时，在前23个小时人类传播史的发展都微乎其微，但这一天最后的七分钟却呈现一种井喷式的重大发展，这一切有赖于传播媒介的进步。 面对如此庞大信息海洋，在没有坚定方向时，很容易出现只能浅层吸收的一种恐慌，导致人们如同一叶浮舟漫无目的、无所依归地漂荡。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使得喧嚣繁杂的信息浪潮背后留下的是闭塞，人们更加容易陷入编织好的“信息茧房”中去，让异质性的信息被阻塞在画地为牢的小天地外，人为增加了信息互通有无的屏障。真正需要的信息是什么反而逐渐被忽略，宝贵的时间就这样被这些杂乱的信息偷走了，无用的信息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有用的信息隐匿无处可寻。焦虑油然而生，在互联网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碰撞下，日新月异的节奏更加深了这种焦虑。让人从思想上暴露出一种顾及不暇的局促，极易出现一种盲从的状态。《娱乐至死》中波兹曼揭示出人们认识到的思想、人类动机等，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借助语言表现出的形式，语言即隐喻的媒介，它创造出我们的文化内容。网络媒介使得人人成为受众，因而大众文化不可避免的兴起，为了迎合大众趣味 ，深度的观点和思想被包裹起来，人们盲目地用笑声代替了思考。在思想上更是被无数具有权威性的声音俘获，成为大多数被代表的一部分。
网络政治文化在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崛起。民众诉求通过互联网的变革得以轻松实现。一个“我即媒体”的世界迎来了自媒体时代的狂欢，人人可以对各种事件作出独立的言论评判。这些便捷的网络交流方式，使自我表达的通道打破了以往窄门的限制，人们借助网络的力量进入了开阔的天地，不仅见证着政治的发展进步，而且成为创造政治的书写者。新兴网络媒体赋予的话语权，使人得以在公共政治领域自由发声，在尊重他人权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人人拥有了按照自己理解诠释生活与政治的方式。全民表达的盛景，通过网络政治的发展变为可能，人们迎来一个表达自己的年代。曾经作为大多数中的一员，而今终于跳脱出来，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刻。在这些新变化中，民众的自主理念得到空前的增强，民众政治参与不再被束缚在咫尺天地，因而充分强化了公民意识。同时广大民众参与网络政治得到了极大认同感，政治热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唤醒。虚拟网络时空中人们为自己发声培育独立精神的同时，人们对于现实、政治活动的每一次参与、政治话语的每一次发声，都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社会的蓬勃发展。传统的政治文化已经适应不了新时代的呼唤，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网络政治空间中公民的良性互动无疑成为政治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非常规的群体性表达“常态化”的趋势是与互联网文化相伴而生的影响。诉诸源头是网络交流成本的便利化，使得人们通过网络结社找到精神的栖息地，建立稳定的相互关系。冲破时空的界限，跨越现实山川湖海的距离，汇聚于特定的网络社交群体。这种方式弥补了传统结社渠道的不足，共同织就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但同时也造就了一种网络的极端群体性表达。不同的网络群体往往通过自我界定来吸引到有着相似观点的受众，通过一定的约定来凝聚起群体成员的认同感。由于网络空间的绝大多数席位是由普罗大众占据的，草根文化就自然而然的凝结起来，其利用人海战术将一些社会矛盾的痛点放大化宣传，在虚拟空间中勾连起铺天盖地的话语网络，制造出各种舆论事件。虚拟的网络力量被清晰地展示在公众视野之中，群体对于网络媒介的积极使用，让他们的身份从单向接受者一跃变成了双向交互者，并将这些附有情绪的信息溢出网络圈子，给现实社会带来冲击。比起克制的冷静，火力全开的定位攻击目标，制造沸腾的喧闹景观才是他们的第一要义。披着“乌合大众”的外衣，隐藏到群体中嘶吼，正如古斯塔夫·勒庞阐述的群体暴行：“当作为孤立个体时，个人很清楚自己没有焚烧宫殿、洗劫商铺的力量，因而可以轻易抵制诱惑。但当其作为大多数的一员时，人群赋予他的力量就让其屈从诱惑，释放出内心的洪水猛兽，混迹人群中狂暴的摧毁一切。”[4]网络事件正是人们选择以过激、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并最大化的借助情感的渲染，促使事态进入白热化状态的一种表现。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情形下，人们关心的不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情绪的宣泄。人们不再能够以清醒的目光审视原本的事实原貌，而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偏执地为自己的所谓“真相”而癫狂。此外延续在网络群体文化中的一条意义脉络，即标签化的身份认同，也是导致这场群体乱象的核心要素。贴标签作为网络论战的保留项目，是群体惯用的杀伤力武器，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系列符号体系。将有血有肉的人用冰冷的符号覆盖代表，截取其丰富人性中的某一片面来加以声讨，发展成一场符号杀戮符号的混战，让网络世界与现实社会充满着戾气。用一个个标签毫不犹豫划出界限，将自己藏匿于群体，看似是泯灭自我的群体狂热，实则正是自我的投射。
二、开放的网络政治文化隐藏危机
(一)信息爆炸与文化焦虑
PISA项目在国际教育评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思考.PISA的评价理念、评价方法以及评价内容等给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提供新了一种参照.本文分析PISA2012数学测评题和2012年南京市中考题的异同，由此得到一些启示.
(二)极化现象与认同偏狭
产业风险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有效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工作，对有效识别并规避信贷业务风险，合理分配信贷资源，减少银行信贷业务的风险损失，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网络操纵与政治海啸
现今的网络空间如同启蒙时代的咖啡馆一般，让人们在一个公共的开放空间得以播种下自由平等的思想理念，确保失却灵魂庙宇的人们不会无处栖身。然而这理论上最大限度开放的空间，其有序性离不开立约。
三、为网络政治文化立约
近年来政治上的“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从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到英国脱欧公投再至特朗普当选，结果都与人们的想象大相径庭，“黑天鹅”的出现无疑一次次颠覆了大多数人的固有认知。这些让人始料不及的局面背后与互联网技术的助推息息相关，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互联网崛起造就的“信息革命”正在无声影响着21世纪的政治形态。通过这一新兴媒介，人们的生活方式正被前所未有的改变着，没有一个地方能在互联网的攻势下成为孤岛，互联网上泛起的涟漪在全球范围内有着“蝴蝶效应”的影响力。互联网的机密算法似乎比我们更能了解自己，相比于情绪化的人类，它永远能够做到理智准确的分析，使得互联网上的“乌合之众”被轻而易举的操纵继而影响政治形态。互联网是有数据有记忆的，我们在其中的每一个轨迹都能被精准捕捉用以预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我们意识到谁能操纵大数据，谁就能拥有政治话语权。从技术上凭借精密算法帮助政治活动进行目标定位，潜移默化地发酵政治事件，促就一种新兴政治形态即大数据政治的诞生。每个人身处网络万花筒般的世界，必然对于各种信息与观点有着自己的偏好与兴趣，而正是这些选择日复一日的重叠，塑造出了我们的网络身份判定。正是这些细微的行为数据堆砌使得我们日益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在政治游戏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声势浩大掌握话语权的少数派，这种表面的错觉让我们忽视了一个最核心的影响因子，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人们似乎保持着这样的默契那就是大多数人对政治是天然钝性的，“莫谈国事”的沉默更是反映出人们对于政治话语权的弃置。今天政治参与的成本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而史无前例的降低，这种新媒体正逐渐显示出它对政治文化的重塑与解构作用。虚拟网络平台的壮大不断消解着传统权威，它让大众与精英的区别界限被模糊，通过个人话语权的强化与信息的广泛传播，完成了对于人们的政治赋权，给予了普罗大众得以挑战权威的力量。《全球通史》中阐述道：“人们更易于接受能被其简单线性思考方式所容纳的直观理论，新媒体恰逢其时的填补了人们的信息焦虑，又借群体道路的选择与舆论引导更多人做出选择，多米诺骨牌效应由此产生。”[5]当社会底层群众对于现实的失意被有心者肆意挑拨时，威胁社会稳定的政治海啸就席卷而来。
2.1 DEG的筛选 根据q<0.05且|log FC|≥1为标准，筛选出了217条DEG。其中，121条下调基因，96条上调基因，并根据表达情况绘制了热图。见图1。
(一)发挥网络自身独特性
网络作为一种强大的信息工具，它不断打破着原有的边界探寻着这个世界潜在的无限可能性，在带来一日千里变化的同时也切实地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给现实政治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困境。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回到互联网本身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对于互联网工具的正确运用取决于我们怎样发掘它的优良特性。首先就是网络文化的总体稳定性，作为文化的一种，政治文化同样具有着长期历史积累的沉淀，尽管会受到全球化时代各种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某些价值理念、精神信仰等依旧是深植于人们心中，呈现出一些相对稳定的秉性。这种深沉的力量兜住网络文化自由生长的底线，允许网络的枝丫不断试探可能的边界，但同时又有着深深扎根不能被变更的核心价值。在给予自由的同时，同样不放松对于网络空间的持久关注。此外，面对网络信息浪潮过于汹涌的形势，充分发挥网络文化的实用性才是明智之举。互联网之所以拥有如此数量庞大的拥护者，根本还是在于它的实用性牢牢契合了民众的需求，相比于互联网信息充斥所带来的失衡，人们更应该发挥理性的精神来独立判断，而不是被信息洪流裹挟。真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对于错的观点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麦克卢汉曾启示过，如果我们想在自己文化中认清方向，那么保持距离看待技术形式产生的偏颇、压力是首要之选。处处是“真理”的时代，更要警惕“真理”本身，只有保持清醒的旁观视野，选择对我们最实用的信息，才能使得网络政治文化欣欣向荣。网络文化的纾解性更是切实地增加了人们生活的趣味，使得现实中疲惫的心灵可以从中得到抚慰，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人们可以尽情调节自我情绪，得到文化需求的巨大满足。但同时不能沉溺于网络世界的声色犬马，将各种负面情绪一味地通过网络加以宣泄。网络文化阵地需要适时的提供符合时代价值的文化产品给广大民众，让网络空间真正发挥如启蒙时代咖啡馆般的作用。
(二)寻求理性认同
民主时代，人们变得相似，以至于人们害怕变得不相似。网络群体正是基于相似观点的认同感将人们牢牢的黏附在一起，人们惊喜于同质性观点的肯定与强化，而开始恐惧听到异质性观点的质疑。人们有意识的出现一种寻求相似观点支撑的价值选择，被自己构筑的“信息茧房”所包裹，只是说着自己想说的话，而选择忽视周围的声音。这种观点的认同在个人融入群体以后更是被放大到极致，带来一种群体的狂欢，更导致出现网络空间中独有的“沉默的螺旋”现象。相比刻意被忽视的观点，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观点占据了人们的视野，导致越来越多人理性精神受到动摇，不敢站出来支持异质性的观点，害怕这种不相似引来人群的围攻，导致真实的观点沉没到舆论螺旋的深渊。真理被人为地拒绝了，大众都想躲进群体中拥有相似性的庇护。与其说大众是缺乏理性，不如说更多深藏的是一种“理性无知”，当“无知”合乎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去封锁逃避会将这种无知拉回轨道的信息。有意识的选择与理解接收到的信息，实则是一种蒙昧式的自我保护，处于某种精明理性的偏好，无知成了最好的粉饰。因而将个体性独立精神从群体意志中唤醒过来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拥有清醒的判断力与愿意为个人意志捍卫到底的决心，才有底气从群体浪潮中抽身出来，从而真正发挥个人理性精神的价值。对于自我身份与他人身份的认同可以是多元化的，没有必要偏狭的选择只看一个孤立的，认识到自由的展现差异正是我们丰富人性的应有之义，就不会封闭异质性的观点。当我们终于能从“乌合之众”中将自我抢救出来时，才学会了与内心的洪水猛兽和解。只有摆脱网络符号化的定义，抛却标签泛滥制造敌人的艺术，我们才学会理性的辨别“看到”而不是“想看到”。
(三)制度化网络空间
《数字化生存》早就预测过互联网对我们生存的决定性作用，信息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它同样决定着社会形态，我们依靠互联网建立起全新的关系，创造了超越现实的数字化生境。但在这个空间里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言行，而是需要深刻的意识到网络生存已是一种新趋势，作为影响力巨大的人们得以栖息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的制度化绝不能缺席，网络舆论的时、度、效必须追溯到源头。互联网通过技术的革新极大减少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成本，某种程度上更是消解了传统权威，给予了民众自我话语权。促使“沉默的大多数”在这片虚拟空间中开始打破沉默，站出来拿起了自己的话筒。在出现这种良好转变的同时，也使得“网络议政”极易于引发一片沸腾的喧嚣景象，借助网络群体的力量显示出舆论咄咄逼人的气势，造成一种“倒逼决策”的争议现象。因而政府在适应网络生存新趋势之外，只有制度化的稳定才能保证网络政治的自由，要做到进一步助推网络政务的发展，以精简高效作为目标模式，及时了解民情民意以推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互构。为了预防网络“政治海啸”的席卷，政府本身就应该更高频率地与民众展开问题交流，及时疏解困境，防止民众思想被不良舆论扭曲。同时网络监督的主体、力度、渠道也需要进一步加强，让阳光洒向政府权力运行的每一片天地，让“玻璃房”中工作成为一种正向示范。同时政府更要进一步创新工作内容、方法，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有机结合，发挥“乘数效应”，以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的良性互动促进民众的政治效能感的提高。
开放的网络政治文化，推动民众进入一个崭新的发现时代。如何成为网络时代的好公民，引用阿尔文·托夫勒《再造新文明》中的话再适宜不过:“容许犯错，不妄下断言，尊重多样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有所节制，这些是我们展开二十一世纪新旅程的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6]没有限度的自由终将招致混乱，因而必须为网络政治文化立约，规范其健康发展，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政治舆论氛围，使其回归健康有序的良性轨道，成为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罗斯金，科德，梅代罗斯，等.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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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45．
[6]阿尔文·托夫勒.再造新文明[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71(2019)05-0108-04
*[收稿日期] 2019-09-12
[作者简介] 陶育华(1975—)，女，江苏扬州人，江苏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与文化、英美文化。
(责任编辑：小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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