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哲学的三点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点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7）04-0046-04
政治哲学历史悠久，但其在中国学术界还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任重而道远。政治哲学在知识的景观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政治哲学处于一个暧昧的地位上，它一方面要回溯到一种对它的各种前提所作的本体论说明和对它的种种概念的阐释上；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增加方法与问题的多样性而回溯到与所有想要研究人类行动的不同学科的相遇上。”[1] 101政治哲学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律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并且直接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独特理论境域。目前，学术界对政治哲学的内涵及学科定位问题，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的认为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的认为它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的认为它是一个哲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有的认为它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的认为它是一种文化哲学，有的人认为不存在独立的政治哲学学科。笔者认为，这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在短期内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问题，但在政治哲学的主题研讨下，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观点可以确定的。
一、政治哲学论域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分析
中西古代政治哲学都以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为主要特点，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整体主义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围绕着王霸之道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尤以《论语》、《中庸》、《孟子》为典范。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从个人“修身”出发，经“齐家”，终达于“治国”这一伦理目的王国。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人的“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2] 125；中国哲学从抽象发展到非哲学性（黑格尔的偏见）的具体，就是“道德、治国之术”[2] 132。这种社会整体主义思想，经西汉董仲舒的“存理灭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专制大一统思想而至顶点，一直持续到清代。
古希腊罗马时期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围绕着城邦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问题而展开，尤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典范。作为社会整体主义者的柏拉图，他创作《理想国》这部古代西方正义论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3] 133。现代理性批判主义哲学家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首要的准则是国家利益，只要是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善良与公正的，“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4] 209柏拉图正义理论的鲜明特征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价值观上的国家主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重点探讨城邦的政体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说法，《政治学》的论纲是“理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每种政体在各种政体的优劣排序中的位置，以及它有着何种法律与风俗”[5] 318。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神学的政治国家理论，却构建起了另一种宏大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理性千年王国”理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们或从社会原子论出发，从个人出发来论证个人与国家的统一性，如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洛克、卢梭；或从社会整体论出发，从国家整体出发来论证个人与国家的统一性，如孟德斯鸠与黑格尔。正像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霍布斯、斯宾诺莎、许霍·格老秀斯，直至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6] 227-228
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日益转向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理论与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实践的密切结合，转向对社会政治生活微观领域的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这种转向的开端之作，而在福柯、德勒兹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中，也开始了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罗尔斯认为，正义论可分为两部分，即理想部分与非理想部分。理想部分是确立那些在有利的环境下，即在“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中确立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正义原则；非理想部分则面对社会现实的非正义问题；理想的正义要为怎样对待现实的不正义提供指导。这实际上体现着高度的虚拟性、形而上学性与强烈的现实性、具体性的结合。福柯对军队、监狱、医院、学校等边缘化领域的微观权力的分析，德勒兹对欲望政治的分析，都属于典型的微观政治哲学探讨的领域与研究方式。凯尔纳和贝斯特断言，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许多左派的新社会运动开始“拥抱微观政治哲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语言、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7] 30，150引起这一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巨大变迁，时代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现实社会中个人的更多关注的结果。
宏大叙事的政治哲学理论往往是与宏观政治权力紧密相连，并直接为后者作论证。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它描绘成“国家机器”、“哲学帝国主义”。他们对此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我们不喜欢抽象，不喜欢一、整体、理智、主体。”[8] 100因为，“这种思想已经与它从国家机器借来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标和道路，导体，渠道，机构等整个研究方法都是由国家机器界定的。”[9] 306宏大叙事的政治哲学理论具有一种把哲学政治化的倾向。所谓哲学的政治化，是一种把哲学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使哲学附属于政治，完全把哲学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倾向。我国十年“文革”期间的“斗争哲学”便是哲学政治化的极端产物。历史已经证明，哲学的政治化如同欧洲中世纪哲学的宗教化一样，是政治哲学发展的死胡同。“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一旦屈从于权威，就失去了它的本色；它就会蜕变为意识形态，亦即为某一特定的或将要出现的社会秩序所作的辩护词；或者，它就会变为神学或法学。”[10] 93哲学的政治化会使政治走火入魔，革命不断；也会使哲学走火入魔，不断批判。现代政治哲学应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不应是哲学的政治化，它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学术性与政治性相统一的规范性理论，既有为现实政治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辩护、论证的功能，也有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理想政治构建的功能。因此，构建政治哲学的目的，是使哲学真正成为政治的“头脑”。可以说，政治哲学关涉人类生活中政治层面的根本问题，即最深层、最底层的问题，它的最终指归是人的自由、解放与幸福。
二、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的理性分析
政治哲学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理论体系，是人们对社会政治普遍性知识的探求，它在最深层次上为评判和概括政治现象提供价值准则和认识方法，是关于社会政治的元理论，其宗旨在于政治制度的理性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只是某种最高的、终极性的、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作为对社会政治进行理性分析的政治哲学，它要对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一系列政治范畴进行理性分析、逻辑论证，探究政治的真理性。因此，政治哲学不同于其他政治思想、观念，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属于“形而中学”；而政治思想、观念却可以容纳较低抽象程度的概念，属于“形而下学”。政治哲学探讨较高抽象程度的概念和范畴，用说理去探讨政治原则、价值，对政治制度、体制与政策进行对错好坏的评价，为理想的与现实的政治寻找理性，让政治本身产生一种说理的力量。“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1] 11，这句有部分真理性的黑格尔法哲学名言，可以说是政治哲学为政治寻找理性的典范。
西方政治哲学家对理性在政治思考中所应有的位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时期，可以说是古代西方社会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最高峰。他们按照理性、“逻各斯”的精神设计理想的城邦、国家组织和运行原则。这正如非理性主义者尼采所说：“柏拉图的国家是超希腊的和不可能的。作为一种按形而上学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创设者的哲学在此达到了顶点。”[12] 116欧洲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家德尔图良、奥古斯丁、阿奎那等抬高信仰而贬斥理性，宣扬信仰高于理性，理性只在于加强信仰。他们对政治的思考是以“神性”代替理性，为宗教神学和封建统治服务。这一漫长的理性蒙昧时期，可以说是古代西方社会对政治理性思考的最低谷。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盲目的信仰让位于张扬的理性，政治哲学再一次进入到对社会政治进行理性思考的高峰时期。启蒙所阐扬的理性，不仅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社会自由、民主制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决定了整个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运作逻辑和模式，决定了整个西方人的命运和基本生活方式，构建了现代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基本精神。近代启蒙理性在凯歌高奏的进行中跌入到狭窄的科学、技术理性中，误解了理性本身，“技术知识似乎是唯一满足理性主义者选择的确定性标准的那种知识”[13] 12，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困境由此形成。这种理性主义政治的特点是功利政治、完美政治、“书本政治”（政治成了书本上的技术与知识）。
政治哲学中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的政治理性，非上帝式的整全理性，是与非理性相对的。其特点是，要求认识、立论都建立在可质疑、可探究的逻辑思维基础上。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沉湎于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的无谓思考。事实上，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很难严格区分出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属于人的二重性。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就曾在《政治中的人性》中指出，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14] 3-5。故而，政治哲学不能排斥经验，不是纯粹的思辨。它关注各门具体学科的知识，关注社会所追求的特定目标，以及社会如何加以构建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秩序的问题。政治哲学在方法上，不限于经验归纳以寻求因果联系的方法，它还包括直觉、直观、演绎、推理等，它有自己的理论标准，具有与经验科学不同的真理性，但其基本方法主要是逻辑的而非经验的。把对政治原则的逻辑分析同对政治过程的经验性认识完全成功地结合在一起，调整好二者之间的平衡，这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15] 579。
政治哲学的理性是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统一。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中，政治哲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一样属于实践性学科。政治哲学注重政治的目标，它兼有目的论和实践性的品格，政治哲学是一定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所谓实践哲学，就是认为理论不可能超越现实的生活实践，承认理论的有限性的哲学。如果一种哲学理论认为其可以找到一个超越生活世界的绝对视点，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那么它就是一种理论哲学。政治哲学中的理性可以区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政治哲学所要追求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理论外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结合。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哲学，才是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政治哲学。而理论的政治哲学只追求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极有可能走向形而上学之路，其旨在政治哲学理论内部达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无矛盾地运行，达到其自足性。这种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理论哲学，即我们常说的“想的美”、“纸上谈兵”。
三、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的道德、价值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自律性机制——道德失范后的产物。虽说决定人们现实政治行为的因素常常是利益而非道德，但政治行为仍然有其道德、价值层面，首先就表现在每种社会制度都有其赖以存在的伦理道德前提。这表明公共权力的合理性与人类伦理道德原则、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确信，道德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是一种道德论证，其中心目标之一，就是要对那些相互竞争的正义理论进行评判，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二是“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能够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16] 11。这亦就是政治哲学特别关注的、历久弥新的合法性问题。在传统西方政治文化中，它被称之为正义；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则它常常以道、天理、德政、公道等来表现。哈贝马斯说：“在欧洲，如果不是从梭伦开始，那么至迟也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理论就从事于合法化统治兴衰存亡的研究。”[17] 186-187合法性问题关系到政治关系、行为正当性的价值取向、信念，它要研究公共权力的合理性、合法性基准，也即人们服从公共权力的价值依据。法国政治哲学家夸克认为，合法性即是关于对政治的道德研究，“为了回答与合法性的道德范畴相关的批判，首先我们将强调指出，从根本上将道德领域与政治领域分离，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而推演出有关合法性的论断将无法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分析社会现象的特殊性，这就等于搞错了社会现象的自然属性。”[18] 115
历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政治哲学，都可以说是一定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对此问题，施特劳斯的进一步看法是：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道德德性，更服从于理论德性（作为人的目的或人的灵魂之完善），但现代政治哲学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则将德性服从于政治（看成只是政治上有用的德性）[10] 49。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霍布斯企图抛开伦理、道德与价值判断，在其机械唯物主义与无神论园地，以数学的加减运算方式建构贵族与大资产阶级的混合王国。对此，卢梭批评道，霍布斯采用的是“诡辩的方式”，他和格老秀斯一样是“一个心眼很坏的孩子”[19] 703-704；“企图把政治和道德分开来研究的人，结果是这两种东西一样也弄不明白。”[19] 327在康德看来，建立国家的意义，归根结底也应归之于道德。“政治说‘你们要聪明如蛇’；道德（作为限制的条件）又补充说：‘还要老实如鸽’。如果这两者不可能共处于一项诫命之中，那么政治和道德就确实是有争论的；但是如果这两者完全可以结合，那么这一对立的概念就是荒唐的，而如何解决这一争端的问题也就根本不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20] 130康德的政治哲学试图在道德与政治之间确立起某些恰当的联系。康德认为，政治对道德来说必定是工具性的——政治必须旨在为道德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所以在客观上（在理论上），道德与政治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争论。”“因此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尽管政治本身是一种艰难的艺术，然而它与道德的结合却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因为只要双方互相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根据公共权利的先验概念论政治与道德的一致性”[20] 138，139。
政治哲学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特征是价值性，政治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价值目标是正义。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是理性分析政治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关这些的判断和推理，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体系。政治哲学研究，主要是围绕政治价值观问题展开的，政治价值观方面的诸神之争，从古至今未曾歇息。现代独特的政治生活方式决定了政治哲学的研究已经无法立定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视角里。从古典政治哲学的特定视角反思今天的政治生活，只能获得个人价值追问与个人生活趣味的安顿，无法解释大型复杂社会的公共问题。因此，坚持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即批判继承十七八世纪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信念，便成为我们研究当今市场经济社会政治哲学问题的价值基石。这种研究要支持的是与之相关的制度理念，即在一切制度都无法直接提供什么是最美好生活的答案的情形下，为宪政寻求价值支持，这就是现代政治哲学所要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最能够提供追问何谓美好生活的社会政治支持条件。
政治哲学所研究的规范性命题，是一门关于这个世界应当如何，而不是何以如此的规范性学科，其实质是政治价值问题。政治哲学关心的目标和价值观念，是对于人类政治活动的意义和基本价值的评价体系，是关于政治活动的一般准则和导向的理论。政治哲学采用所谓应然性的规范性命题来讨论政治问题，而与实然命题相区别。在考虑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时，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命题有着与政治事实相区别的意义，或者说，政治哲学的真理性同政治现实的事实性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它的真理性在规范范围内具有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哲学的命题又具有社会功能，但此功能的实现具有某种超现实性，它的规范意义与法律、道德的规范意义有所不同，主要体现为范导而不具有强制性。政治哲学在研究政治价值的同时，也关注根本性意义的政治事实，使之区别于政治学。现代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验事实，主要关心的是“是”而不是“应该”的问题。而政治哲学思考人类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建构活动，为政治秩序提供理念支撑。政治哲学诉诸普适的规范性理论，这种规范性理论是把人们整合起来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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