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外交：“变”在何处，“新”在何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何处论文,外交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响外交的因素在不断增加
外交学院 曲星
外交内涵的拓展。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家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多元，外交的重要性在日益加强，影响外交的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外交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内容。例如，随着国家间往来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政府或非政府部门在国家外交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出现了一系列诸如议会外交、政党外交、军事外交的概念，并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来掌握。这些部门与外交部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在国家总体外交中起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职能怎样划分，他们之间的行动怎样协调，国家的外交资源在这些部门间怎样分配？这些都是针对外交行为主体提出的新课题。
又如，传统外交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政治外交，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经济外交的提法也越来越频繁。经济活动催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织，如欧盟、西方七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已成为当前国际外交活动的重要舞台。经济与外交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互动关系，但经济外交怎样才能开展，其“游戏规则”与政治外交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这些都提出了经济外交所要研究的问题。
再如，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使一些国别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如能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有关的专门国际机构相继出现，研究这些问题的政府间国际会议层出不穷，“能源外交”、“环境外交”，“人权外交”等新的概念相继出现。
高科技改变外交的运作方式。在高科技条件下怎样从事外交工作，显然是又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传统上各国驻外使馆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利用驻在国的报刊及广播电视进行外交调研活动，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领馆所能接触到的媒体资料几乎可以全部从互联网上获得，国内能看到的媒体材料不一定少于驻外使领馆，这样，如果驻外使领馆人员不具有“做人的工作”的能力，那么他们的调研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又如，外交文书的处理曾经是使领馆和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高科技传输技术产生后，外交文件的传输实现了信息化，相关工作人员的数量大大减少。信息技术的发展，还给外交礼宾、外交决策、外交谈判带来了变化。
再如，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各国民众对外交问题的关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外交决策者和执行者来说，怎样利用媒体影响对象国的公众舆论，怎样有效而积极地利用本国的媒体，围绕着这些问题产生了“公众外交”的概念。国外的外交学研究机构对这些问题都开始予以重视并进行研究，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的刚刚起步，有的还仍然是空白。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内外交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从事外交学研究的学者还任重而道远。
中国外交面临新课题
外交部 杨燕怡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外交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拓展，中国外交的思想、风格和实践得到了新的发扬光大，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科学概括和总结，探索其学理和规律。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需要回答的新课题。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的看法和政策主张。近年来我们在不断充实对这两大趋势的看法，但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建设仍不完善。比如，关于多极化，近些年来我们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可以说这是对多极化看法和主张的新诠释和新发展。但是，客观地看，我们对多极的定义、演变轨迹、多极间和与其他力量间的关系、行为规范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为中国外交政策主张提供更多支持。经济全球化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对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性，对它对国际形势、国际政治关系演变及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国内外的认识有很大不同。
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也是重要和宏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国际斗争的焦点，说到底就是秩序之争。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出现了许多新理论，对现有的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形成冲击和挑战，如“人权高于主权”、“新帝国主义论”，等等。另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举行一系列国际问题会议，在政治、经济、贸易、社会、环保、裁军、军控等众多领域重新调整和制定了国际行为规则。
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外交的奋斗目标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做出积极贡献。当然，中国有关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这包括对新旧秩序的对立统一关系、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等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提出中肯的看法。此外，对联合国系统形成的新游戏规则，对前沿性国际关系理论，也要具体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政党：新型外交主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周余云
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普遍存在于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中，在目前180多个民族国家中，不存在或不允许存在政党的国家不足20个，政党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家内政外交的各方面。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政党间的国际交往不断扩大，政党外交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政党的广泛认同，已成为现代外交和国际关系中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政党（包括政党间的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一方面可以表达国际社会中各方面的意愿和要求，影响或牵制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决策，从而间接影响国际政治；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和创造非政府性的对话和信息渠道，使得国家间的交流和沟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解决国家和政府组织不适合、不愿意、不能够、不应该涉及的双边事务和国际问题，满足国内和国际社会的需要。因此，政党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本身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主体，不承担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影响和作用，决定了它们是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并催生了政党外交。政党外交正是政党作为外交参与者的必然结果。
政党无疑是意识形态色彩最强的政治组织，政党间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最初就是在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之间开展的。如何与奉行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交往，在实践中，我们对淡化、超越意识形态合作问题要有全面的认识。(1)“超越”不等于放弃。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超越是以承认这种差异为前提的，只是不让差异成鸿沟，要相互尊重各党对意识形态的自主选择。(2)“淡化”不等于同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和渗透始终是存在的，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但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不扩大争论、不强加于人，既不要求对方改变立场，也不放弃自己的立场。(3)“超越”只是前提，落脚点在“了解和合作”，最终达到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
经济外交与全球化
外交学院 周永生 刘锦明
“全球化”是一个十分时髦、令人振奋的词，乍听起来给人一种世界大同即将来临的感觉。特别是9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迅猛发展，使民族经济之间的界限开始大规模地消融，以往相对独立的民族社会生活被纳入世界大市场和世界大循环体系之中。
全球化给经济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使经济外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经济外交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一方面，它们要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洪流中学会游泳，尽可能保住本国的存在，不被全球化淹没；同时，在此基础上它还要学会搏击风浪，成为一个真正的弄潮儿，使自己的国家不仅要生存，而且还要获得较大的发展，尤其是要赶上发达国家，去规制和引领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潮头。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外交除了直接维护本国的利益外，更多的是把本国的利益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加以考虑，通过引领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潮流，来维护本国在地区和世界上的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的经济外交更具有世界意义，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外交的担子十分繁重，承担着艰巨的历史重任——如何引导全球化向更为公正、合理、具有效益的方向迈进，既要考虑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又要照顾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要，使全人类和谐、健康地发展。
然而，迄今为止，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外交尚不能担此重任。同时，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意识到应该担此重任。它们在规制和引导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过多考虑本国的利益，按照本国的利益、需要制定全世界的游戏规则，一切从本国的私利出发，然后，再找一个正义的外衣，使其他不明真相的国家顺从，或通过本国在国际上强大的行政运作能力使符合本国私利的构想在国际上合法化。如一些发达国家或市场经济较成熟国家的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不了解国际专利规则、专利意识薄弱之机，把发展中国家一些名牌产品抢先在本国或外国进行专利注册。中国就是这种行为的受害国。中国的“青岛”啤酒被美国抢注，“同仁堂”、“凤凰”、“蝴蝶”在印度被抢注。这本来是一种严重的欺诈和盗窃行为，但却得到通行的世界规则（有关专利公约和专利法）的合法保护。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导的游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受害国是不公正的，是应该通过经济外交和国际对话、合作，对这种游戏规则加以改正的。
决策者个性特点对外交的影响
外交学院 张清敏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因此，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他一切影响外交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并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
国外有的学者从领导者对环境的敏感程度这一角度来研究决策者的个性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用这种方法分析，可以看出领导人的不同性格与外交特点。周恩来总理对环境是非常敏感的，他在对外交往中，特别是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常常是设身处地为他国着想，他的许多做法都赢得了很多国家的赞扬。1960年出访柬埔寨前，恰逢当时柬埔寨国王去世。柬方提出，如周恩来总理按原定日期前往，正值柬国丧时期，接待规格可能受到影响；若访问推迟到国葬之后，则接待将按照原有规格进行。周恩来得知后不仅决定仍按原定日期前往访柬，请柬方从简接待，而且他和随访的陈毅外长身着素装，以便亲自吊唁前国王。几十年后，西哈努克亲王谈到此事时感激之情尤存，这成为中柬关系史上的一个亮点。周恩来的做法在这些小国面前树立了中国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构成周恩来外交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少国家正是通过周恩来了解和认识了中国，从而开始了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友好发展。
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外交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最能显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的不同。这是毛泽东与英国前首相希思在1974年的一次谈话：
希：见到你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毛：谢谢，欢迎。
希：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毛：嗯。（面对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的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首相不高兴。
毛：我看还是要有。
周：走时加上。
王海容：不怕得罪威尔逊啊？
毛：不怕！（面向希思）我是投您的票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安排对希思接待时首先考虑的是国际惯例，那就是只有在欢迎来访的现任国家首相和政府首脑时才安排仪仗队，其次是当时英国首相威尔逊可能的反应，担心时任首相的威尔逊不高兴。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即使不符合惯例，但既然他要求了，周恩来还是马上同意打破常规，在希思离开时安排一个仪仗队。毛泽东则刚好相反，他既不考虑惯例，也不考虑现实（英国首相是威尔逊），他心中所考虑的是他是支持希思的。结果在希思离开时安排了一个有仪仗队的欢送仪式。
塑造外交形象的必要
中国人民大学 金正昆
在一般情况，一国外交形象的塑造，既包括其新形象的构建，又包括其旧形象的重建，两者往往不可或缺。各国政府塑造其本国外交形象的迫切性主要体现于如下诸方面。首先，现代信息技术革命敦促各国政府关注自身的外交形象。一方面，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外交都不可能再处于封闭、保密的状态。各国公民与本国外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国的外交形象在各自国家公民心目之中越来越具体。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都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借助于互联网等手段塑造本国的外交形象，各国外交的聚集点已开始了“从实力政治到形象政治的转移”。
其次，外交的跨文化交际本质使其形象在对外沟通之中易于失真变样。就本质而论，外交不仅属于一种对外交往活动，而且也属于一种跨文化交际。外交所具有的此种特征，使其形象在对外沟通中往往会失真变样。由于交际各方文化背景之间所存在的种种差异，相互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障碍必然存在。这些障碍主要在于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多有不同。面对同样一个问题，诸如计划生育或者死刑，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所阐述的见解通常会大相径庭。正因为如此，一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其他国家所获得的反应难免会事与愿违。一国政府的外交形象，在国际社会里往往也会遇到与其主观意图截然相反的曲解。
最后，国际局势的发展要求各国政府对本国的外交形象进行必要的调整。今日的国际局势，在客观上要求各国政府在外交上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要进行必要的互相合作。各国的外交形象均应与此客观要求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