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动不安的灵魂--施建梅散文独特的情感内涵_石评梅论文

骚动不安的灵魂--施建梅散文独特的情感内涵_石评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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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无疑是“五四”时期被放逐的女性,与同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闺秀”女作家冰心、陈衡哲、袁昌英、冯沅君等和多些“蛮性”的女作家苏雪林、谢冰莹等相比较而言,石评梅受时代“虐待”最重,灵魂最痛苦,最骚动不安。出于生命苦闷释放需要,她自觉运用散文这种“最率真坦白表现自己”(注:石评梅《再谈〈兰生弟的日记〉》。)的文体,用生命人格和激愤悲凉的文字,将那个时代车轮重压下的倔强女性苦闷、彷徨和进取心史“赤裸裸地整个呈现出来。”(注:石评梅《再谈〈兰生弟的日记〉》。)

一、无家可归的“苦闷”

“苦闷”,这里是指苦恼、烦闷、哀愁、彷徨、颓唐、感伤、迷茫乃至幻灭等诸多相关情绪的总称。“苦闷”的意象充斥在石评梅创作的绝大多数散文里。有人曾作过统计,石评梅散文中的“泪”的使用频率最多:泪水、泪泉、泪海、泪痕、清泪、酸泪、血泪、残泪、落泪、碎心落泪、忍痛含泪、和泪共饮、欲哭无泪……简直用尽了泪的组合。翻开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串起来,满篇是泪(注:刘思谦《娜拉说·石评梅:生命的燃烧》,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石评梅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散洒悲哀,布施痛苦的人”(《惆怅》)。那么,石评梅“苦闷”的根源在哪儿呢?她自己在给焦菊隐的信里就提到抑郁的心境既是天性,也是环境压迫所致。说“天性”是石评梅苦闷的根源,似不大确切。情绪心理学家对早期婴儿的情绪研究成果表明,情绪虽然具有先天性质,但它从婴儿出生起,就同时逐渐具有社会性,所以确切地说,石评梅的天性苦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压抑而成的。我认为石评梅散文里的苦闷根源在于“无家可归”。这里的“家”不只狭指一般意义上的家,还包括生活理想、生命归属等性质上意义上的“家”。可以说,石评梅散文里的苦闷就是在“家”门口彷徨而不得入的苦闷。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重建“天堂般”家而不得的苦闷。家是传统女性生存的空间。大多数女性一生需要两个家:父家和夫家。传统女性在父家由于性别等诸多原因,大多处在压抑状态。父家给予她们的记忆是不愉快的,而她们从父家走向夫家大致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也很难有一个完满的夫家。而在“五四”妇女解放浪潮中唤醒的石评梅,大胆地从父家里逃出来,讲求婚姻自主,去找理想的夫家。但她很不幸,这不幸,不仅仅来自于她择夫家方式异常大胆的举动而引起社会习惯势力压迫所致,更多的是来自她找理想夫家受挫而引发。石评梅初恋挫折,在对待高君宇的爱情上曾一度犹豫。经过持续的相互了解,在高君宇病中,她决断地让君宇的心和自己的心结在一起。就在她们的爱情热烈发展的时候,高君宇被突然而来的急症夺去了生命。失去了高君宇,石评梅在许多散文作品中,如《天辛》、《涛语》、《缄情寄向黄泉》、《狂风暴雨之夜》、《我只会独葬山丘》等等,抒写经受着刻骨铭心的悲痛和怀念煎熬。

(二)新的生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重建天堂的家只是石评梅宏大生活理想的一个极小部分。她追求的目标不止是自我本身的解放,而是妇女乃至全社会解放。石评梅一方面走上社会,干着她所向往的,她的母辈、祖母辈从未干的,本属于男人们干的社会大事,感到新鲜、自慰和自豪。另一方面她看到、感受到最多的是女性悲剧,同时对妇女们甘心于油盐柴米、描鸾绣凤,努力于贤顺贞节的枷锁幽闭感到痛心。因此,她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唤醒“曲蜷在黑暗深邃的幕帷下”的女同胞。《〈妇女周刊〉发刊词》中说道:“至少我们积久的血泪,应该滴在地球上,激起同情;流到人心理,化作忏悔,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提出要努力粉碎偏枯的道德,脱弃礼教的束缚,拯救沉溺的弱者等主张,去创造新生。在《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里号召妇女“为了社会组织的圆满,应该运动!不管政治是混浊,是清明;不管收获是成功,是失败,应该运动!!”但她此时所处的环境是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妇女意识才初步觉醒。可以想见,她所拥有的新的朦胧的生活理想,在此种环境下是很难实现的。尤其是石评梅走出校门,踏上社会时,“五四”高潮已过去,横在她们面前的是坎坷崎岖的人生,

(三)、生命本体孤苦无依的苦闷。“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王权崩溃,圣人死了。当个人主义者把个体立为道德,把个体从共同观念中解脱出来,获得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一种苦闷,一种生命本能层次上的苦闷体验:归属感失去,人成为孤独者。“由于上帝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能发生,因而人是孤寂的,因为在他身内和身外,都不可能找到任何依附的东西。”(注:转引自夏基松《当代西方哲学》第158页。)接受个人主义思想又置身于“五四”落潮时期的石评梅应该强烈体会到这种孤独感。所以在她散文里就一再出现“飘泊”、“孤寂”的意象系列:“疲惫的归燕”、“长空孤鸿”、“半悬空的秋千架”、“飘零的异乡人”等等。这引起“漂泊”、“孤独”的意象与其说是现实处境的描绘,勿宁说更是一种心灵的现实,一种生命本体孤苦无依的体验。

需要指出,尽管石评梅苦闷一生,但她的苦闷是很难产生悲凉感,及自我肯定的崇高感,而是近乎自虐,“自己摧残自己”(《寄天涯一孤鸿》)。与鲁迅式对中国现实社会和历史,对人生深刻体验后的苦闷有着很大不同,后者极富理性精神。而石评梅的苦闷,理性常为感情冲垮,具有自身性、非理性和感伤性。这一方面与女性性别情绪相关;另一方面与石评梅未形成富有理性精神的思想方式分不开。“五四”时期,石评梅接受的“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冶染一些,但缺乏有机统一,因而,有些话好象觉得不错,而有些话却十分糊涂”(注:郭沫若《文艺论集·前记》。)。这种思想状况,而对困顿的人生,情绪自然易流于感伤。

二、生命虚无的抗争

“无家可归”的苦闷是石评梅的一种人生处境,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命运。是她深潜内心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氛围。这一方面使石评梅很容易接受“五四”时期传入的“世纪末”果汁的滋润,如叔本华、“王尔德、尼采、波特莱尔、安特莱夫们”(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思想,使她的苦闷获得哲学基础。石评梅在《花神殿一夜》里苦叹“人生真是万劫不复苦海”。另一方面,石评梅又接受佛道思想影响。在散文《给庐隐》、《灰烬》、《玉薇》里可以看出石评梅较多接受佛的“万象皆空”、宿命和道家“虚无”影响。在《灰烬》里,评梅认为只有“灰烬”才是永恒的。苦闷体验、世纪末情绪和佛道的“虚无”观念深刻影响她对宇宙、人生、社会、生命的看法,使她产生生命本体的虚无感和人生的悲幻感。石评梅散文里的宇宙、社会、生命多用“空寂”、“空无”、“生之轮”、“生之网”、“病之笼”、“骗局”、“满是荆棘的黑洞”来概括表达。人生除了死,都是虚空的。在《墓畔哀歌》里,石评梅说“人生的尽头便是死的故乡”,“人生只是虚幻的梦影”。而我是“死的雕像”(《寄海滨故人》)。生命本体的虚无感和人生悲幻体验使石评梅多少产生厌世心理,感到人间是“冷酷的”(《漱玉》),是“空虚无

但石评梅终究没有象周作人那样意识到路的终点是死的时候,便只是想慢慢地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至于走哪条路倒无所谓,也没有像佛家那样与世隔绝,修炼现世自己,求得来世幸福;也没有像庄周那样逍遥避世;也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完全悲观失望。石评梅一方面沉浸在浓重的虚无空幻中,把心付给空寂;一方面却又身不由己总背着行囊整天整夜地行走,像“过客”般去战斗,勇敢地去和“失恋战,和失学战,和贫困战,到处都是苦战”(《再谈〈兰生弟日记〉》)。石评梅说,“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是在黑暗中摸索光明的人,自然死的影子追随着我们”。“我一生只为别人而生存,只要别人幸福,我只是牺牲了自己,也是乐于帮助旁人得到幸福”(《给庐隐》)。“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象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涧悬崖,终于不勉强去扎挣,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一切生命的铸塑也如手中的泥,朋友!我们怎样把我们自己铸塑呢?只在乎自己。”(《给庐隐》)“悲愁至怜,呻吟求情,岂是我们智识阶级的女子所应为,我们只有焚毁着自己的身体,当后来者光明的火炬!如有一星火花能照耀一块天地时,我们也应该

,创造未来的光明!”“假如我们倒下,还有我们未来的朋友们。”她又写道:“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铁志”。她深情地说,“指示我们罢,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

应该说,石评梅在20年代时代潮流的浪涛和漩涡中,绝非是冷漠的旁观者,她有很高的社会热情和很强的参与意识。但这一切正如《灰烬》里说的“我愿我的希望在灰烬中,然而我的希望依然要变成灰烬;灰烬是时时刻刻有寓在建设里面,但建设也时时刻刻化作灰烬。”可以说,石评梅的积极人生态度是在虚无里的抗争。

三、十字街头的塔

在石评梅的短暂一生里,虚无悲观和积极入世,死的空幻和生的执著两种力量在撕扯着她。无家可归的“苦闷”一直纠缠着她。她的灵魂是如此骚动不安,活得也如此艰难,如此了无生趣。她强烈想摆脱这种人生困境。石评梅说:“希望改换我的环境,忘掉一切,舍弃一切,埋葬一切”(《惆怅》)。如经常给朋友写信,倾吐内心的苦闷。散文里一再出现母亲、“理想的绿洲”、“理想的眠床”等重要意象。这些意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石评梅对孤独、苦闷、骚动不安灵魂的一种慰藉和补偿。

细察石评梅摆脱人生困顿的途径,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在现世的友情、爱情、童心中求取。石评梅在得到庐隐充满热情和同情的信后说:“我每每在静寂冷月寒林下徘徊,虽然我只看见枯枝的枝丫,但是也能看见如含苞的嫩芽,和春来碧意迷茫的天地”(《给庐隐》)。石评梅哭天辛的举动,一方面是评梅对天辛早逝而不得爱的苦痛,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举动看成是一种超越爱情层面的心理寄托。“我不是为了倚坟而空虚,我是为了空寂才倚坟”(《给庐隐》)。第二类是在超世中求得安宁。灵魂痛苦难受的时候,石评梅曾想到用死来摆脱。“原只想在尘海中消磨我的岁月和青春,那料到如今又做了十字街头,电车轮下,幸逃残生的负伤者!生和死一刹那间,我真愿晕厥后,再不醒来,因为我是不计较到何种程度才值得死,希望得到什么泰山鸿毛一类的虚衔。”(《梦问》)第三类是现世和超世中寻求一条可行性通道,憧憬大自然,向往闲适的田园生活或把佛理世俗化,不把追求目标放在来世,而是在现世中顿悟解脱,忘却现实的痛苦,化解内心忧愤。中国人是讲究实用的,超世的寻找安慰对她们来说是渺茫的,而现世的寻找安慰终究是太变幻莫测。自觉接受老庄哲学或佛理,或在大自然中沉醉,或在现实中顿悟以获得痛苦解脱是最好的途径

石评梅营造的“塔”是在十字街头。残酷的生活,丑恶的现实,无聊的人生,到处惊醒捣碎她的理想。她的心没有地方可以躲避,没有东西可以依靠,没有力量可以信赖,她的灵魂注定是孤独、痛苦、不安定和“破碎的”。石评梅说:“象牙塔也会爆裂的,终于满身创伤掷我于十字街头,令我目睹一切而惊心动魄”(《无穷红艳烟尘里》)。石评梅的散文真诚记录了她作为“五四”被放逐时代女性在入世、厌世、玩世、趋世之间矛盾、冲突、徘徊、循环的心态流程和终究寻不着位置的苦痛。石评梅的一生和她的散文,昭示着后人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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