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型与转型后民主：南美洲四个国家的比较研究_巴西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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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检讨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民主化浪潮，将数十个威权主义国家带进了民主政治的轨道，然而30年后再来审视这些新兴民主国家时不难发现，脱胎于同一波民主化浪潮的新兴民主国家在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方面存在重要的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异呢?

       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有着密切关系，民主政治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民主政治的状况就越好，而如果经济发展陷入困境，那么民主政治很可能走向崩溃。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李曼基(Przeworski and Limongi)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确实同民主巩固有着正向联系，良好的经济表现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民主政体维系下去的一个关键因素。①海哥德(Stephan Haggard)和考夫曼(Robert Kaufman)的研究则从反面支持了普沃斯基和李曼基的结论，他们认为民主政治虽然对经济困难具有免疫力，但是长期的经济困境将破坏人们对民主体制的支持。②

       宪政设计反映了特定政治力量的偏好，会对政治行动者的策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林茨(Juan Linz)认为，总统制因其双重合法性导致的冲突、固定任期产生的体制性僵硬、选举结果的零和性质、责任不清等问题而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巩固。③门瓦林(Scott Mainwaring)则指出，议会制相对于总统制而言有着体制的灵活性、统一的合法性、选举结果的共赢性、明确的责任，因此有利于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和发展。④

       不同的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方式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将威权主义国家走向民主的方式归纳为变革、移转、置换、干预四类，不同的转型方式反映了特定国家支持民主的势力与反对民主的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转型方式设定了政治力量之间的战略互动得以发生的背景，因此它对民主是否能够出现以及何种民主将实现制度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⑤亨廷顿就认为，一种认同性的、较少暴力的转型为民主的巩固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具体而言，通过谈判的移转方式将最有利于民主的巩固，旧政权的温和派主导的变革方式对民主巩固的效应居于中间位置，而带有浓烈暴力色彩的置换方式和干预方式为民主巩固提供的基础最少。⑥

       民主政体作为得到公民普遍支持的制度形式，其巩固与发展自然同公民社会有着重要联系。托克维尔最早将公民社会同民主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公民的结社传统和社团动员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的能力是支持美国民主政治长期稳定的关键性因素。⑦怀特(Gordon White)立足于新兴民主国家的经验，发现公民社会是民主巩固的重要条件，因为公民社会能够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武断决策，提高立法和行政过程的有效性、透明性，团结、教育、组织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培育政治宽容，减少政治暴力和族群冲突。⑧

       林茨和斯泰潘(Alfred Stephan)试图在既有的解释路径之外进行新的尝试，他们认为初始政体类型对民主巩固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初始的非民主政体所具有的特征对可行的转型道路、对不同国家开始努力建立巩固的民主政体时所面临的任务具有深远意义。在他们看来，相对于全能主义政体、苏丹式政体而言，后全能主义政体、威权主义政体可能更有利于民主的巩固，但是军事威权主义政体虽然潜在地有利于民主转型，却由于有能力对民主转型施加限制性的条件，故而不利于民主的巩固。⑨

       民主其实是实现各种政治势力利益均衡的制度形式，因此民主的巩固就是各派政治势力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于无奈都通过民主体制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状态，特别是旧政权的核心利益方和遭受旧政权压制的政治势力能够在民主体制下共存。由此可见，民主的巩固是新旧政治力量反复博弈以致利益相对均衡的动态过程，这就意味着民主的巩固不是一个结果，而是始于威权主义政体转型之初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界已有对民主巩固的影响要素的研究都没有直接切中民主巩固的实质内容。当然，学界对于影响民主巩固和质量的因素的探求，还是提供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特别是林茨和斯泰潘对于初始政体的关注，为本文的研究打开了分析的思路。

       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纷纷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军事威权政体，在80年代又普遍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转而成为新兴民主国家，时至今日，这些国家在民主巩固和质量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选择在南美地区长期以来就有着重要影响、得到了学术界重点关注、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有着较大差距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作为案例，试图阐释威权政体的类型是决定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状况差异的关键性因素。威权政体的类型可以从三个方面透视，即组织化程度、核心利益方团结的程度、对公民社会中的民主势力进行分化和压制的程度。威权政体的类型直接决定了新旧政治势力围绕民主体制的建立、运转进行博弈的状态，我们可以将新旧政治势力围绕民主体制进行的博弈的状态称为政治社会，而民主的巩固和质量只不过是政治社会的反映。简要言之，在实现民主转型之后，不同的威权政体在实现民主转型之后之所以在民主巩固和质量方面出现差异，关键在于这些新兴民主国家有着不同类型的初始威权政体，从而构造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

       二、理论与假设

       林茨和斯泰潘在解释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初始政治类型对于民主巩固有着深刻的意义，因为不同类型的初始政体有着不同的制度结构与领导精英，进而导致了不同的转型道路和政治任务。林茨和斯泰潘将威权政体的领导精英分为高级军官、中下级军官、文官和苏丹，在他们看来，高级军官领导的威权政体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民主转型的过程。一方面，由高级军官领导的军事集团将自己视为国家机构的永恒组成部分，有着超越当前政府利益的长远利益，而直接介入政府管理则有损军队的根本利益，因此此种威权政体潜在地有利于民主转型；另一方面，由高级军官领导的威权政体更有能力将“保留条款”(reservation clause)强加给新选举产生的政府，从而给民主巩固制造了障碍。

       林茨和斯泰潘的上述论断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思路，尽管它也存在过于简化的问题。首先，林茨和斯泰潘使用的区分初始威权政体类型的要素有些单一，仅仅关注领导威权政体的精英不足以理解完整的转型过程；其次，林茨和斯泰潘诉诸转型方式、强加给民主政体的限制性条款来解释民主巩固，忽视了支持民主的政治势力在民主巩固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威权政体的类型是决定民主巩固和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威权政体的类型直接决定了转型之后的政治社会的状况，而特定国家的民主巩固和质量只不过是这个国家政治社会状况的反映。民主政体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主要的政治势力通过行动对民主的核心制度进行肯定性评价，社会通过这些制度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构造，选择了民主政体并对其实施监督。⑩政治社会是政治制度与政治行动者互动状态的总和，换言之，政治社会是指一个国家主要的政治力量以组织化的方式(政党、利益集团、政党联盟)围绕政治体制(主要是选举制度、立法制度)而进行的博弈状态，也就是政治组织围绕如何对公共权力和国家机器实施合法控制而进行的竞争所导致的状态。由此可见，探求威权政体与民主巩固和质量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理解(转型之前)威权政体是如何影响民主体制设计和各方政治力量对比的。

       威权政体的类型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透视，即组织化程度、威权政体的核心利益方达成团结的程度、公民社会中的民主力量在遭受分化和压制后实现团结和联合的程度。所谓组织化程度是指统治集团掌握国家权力的方式，具体来说，通过特定的政治组织(政党、军队)以等级控制的方式掌握国家权力是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威权政体，通过少数政治精英以协商的方式掌握国家权力是组织化程度中等的威权政体，而通过领袖个人掌握国家权力是组织化程度低的威权政体。所谓核心利益方的团结程度是指统治集团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的状态，具体而言，就是指军方同支持军方的政治势力之间形成的合作状态，组织化程度高的威权政体能够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组织化程度中等的威权政体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而组织化程度低的威权政体可以形成不稳定的合作。所谓公民社会中的民主力量实现团结和联合的程度，是指在遭受威权政体的控制、分化、压制的情况下，政党和利益集团为了抵抗旧政治势力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特别是曾经为敌的左右两翼是否能够在中间立场上达成妥协。

       威权政体的类型对民主巩固和质量所发挥的关键性影响，是通过组织化程度、核心利益方团结的程度、压制和分化民主势力的效果对政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完成的。根据上述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威权政体组织化程度决定了统治集团控制民主转型的能力，也即决定了统治集团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操纵政治体制的设计。组织化程度越高，威权政体越是有能力控制民主转型的进程，从而越不利于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的提高，除非威权政体在民主转型之前就遭受了巨大失败，从而严重地损害了自身的控制能力。

       假设2：核心利益方团结的程度影响到旧的政治势力在民主转型和巩固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行博弈的能力，旧政治势力越是能够形成长期稳定的团结，就越是具有政治博弈的能力，也就越是不利于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的提高。

       假设3：公民社会中组织化的民主力量(即政党、利益集团)越是能够形成联合，就越是有利于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的提高，而威权政体对政党、利益集团的分化和压制越是激烈，就越是不利于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的提高。

       本文立足于南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的经验来验证上述假设。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都是军队发动政变之后建立起由军人执掌权力的威权政体，在威权统治时期，统治精英都对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中的反对派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在转型启动之后，新的政治体制都受到了军方的严重威胁。尽管存在很多共同的特征，但是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在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方面呈现出重大的差异，本文认为，导致差异的关键性原因是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在转型之前有着不同类型的威权政体，后者在组织化程度、核心利益方团结的程度、公民社会中的民主力量被分化和压制的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别，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社会。

       三、案例比较

       民主转型之前的巴西是军队组织等级控制的威权政体，其组织化程度很高。1974年3月，盖泽尔将军就职巴西总统，并开始在公民社会中寻求同盟者，直到1990年3月，科洛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任民选总统，巴西民主转型历时16年终告完成。

       巴西民主转型期间，公民社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是巴西的政党体系却很薄弱，没有同公民社会形成有效的支持关系，因而民主力量难以对威权政体的核心利益方形成制约，而统治集团反而能够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为自身的统治服务。高度组织化的执政精英有效地控制了一切。1981年11月，当军方高层认定如果不改变选举规则他们将蒙受重大损失时，菲格雷多总统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规则，而在政令发布后最关键的五天中，巴西全国未出现任何抗议示威。1984年，巴西出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政治运动，但是军方却坚持要求间接选举。1985年，间接选举产生的首届文职总统内维斯虽然深孚众望，却尚未就职就去世了。副总统萨利作为妥协的结果接替了总统职务，但是在其任期内文职政府只是与军方分享统治权，而且其内阁中有6位军人担任部长。1990年3月，得到军方支持的科洛在直接选举中胜出，但是支持他的政党却仅在议会中控制了5％的席位。

       在1990年的直接选举之前，巴西的各方政治势力围绕宪法条款展开角逐，但实际上还是军方对制宪会议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制宪会议成员支持议会制政府的宪政设计，在他们起草并通过的77个条款中均传递出议会制政府的意图，第78条则明确说明未来巴西的政治体制是议会制。但是制宪会议的设计将削弱军队的自主权，因此军方苦心经营、恩威并施，成功否决了制宪会议的制度设计，而军方与在任总统一起筹划的半总统制的政治体制则取得了最终的胜利。(11)

       旧政权的核心利益方对民主转型的有效控制以及支持民主体制的政党体系的薄弱导致了巴西在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提升方面障碍重重。由表1可知，时至2012年，巴西的民主指数仍然低于8.00，这就意味着巴西还不是民主巩固的国家，从2006年到2012年，巴西的民主指数不升反降。由表2可知，巴西的廉政指数从2001年至2011年徘徊在3.0—4.0之间，政府腐败的程度很高。

      

       与巴西不同，转型之前的阿根廷是由高级军官联合执掌权力的威权政体，中等的组织化程度使其难以在旧政治势力中间达成长期稳定的团结。1982年6月，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失败，军方对英国的投降行为使其威信扫地，不仅公民社会中的各方政治力量不再视军方为可能的盟友，甚至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很多军官因为军队内部的武装冲突和军队组织的分化而对威权统治丧失了信心。

       就在阿根廷军方宣布投降的当天，时任全军总司令加尔铁里将军迫于压力卸任，继任的全军总司令尼古拉德斯将军在没有得到军政府联盟中海军和空军同意的情况下，任命已退休的陆军将军比尼奥内为临时总统，后者的权威很快遭到军方质疑。军方内部的冲突引发了军队高层对军队走向分裂的深深担忧，他们意识到有步骤的交出政权是紧迫的任务，于是军方宣布最迟于1983年末举行选举。

       军方试图与政治社会中的主要政党达成协议，先后三次提交协商议案均遭政党拒绝。在威权统治时期，阿根廷军方对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中的反对派进行了残酷镇压。在威权恐怖时期，阿根廷“失踪”人数的比例比乌拉圭高32倍，比巴西高300倍。在阿根廷转型之前，支持民主的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并不强大，但是遭受重创、内部分裂的军方也没有能力强制民主力量服从自己的意志。

       军方试图举行间接选举，但是阿根廷的政党并不妥协，也不接受主要的候选人被排除在外的方案，总统直接选举最终于1983年10月举行，阿方辛赢得选举并于12月就职。但是，政治社会中民主力量的分化和军队不断的叛乱严重削弱了阿方辛总统的执政能力，他不仅没有赢得国会两院中多数的支持，而且面临着庇隆党发起的13次大罢工、中下级军官屡次叛乱等挑战，最终不得不提前离职。新上任的梅内姆总统虽然稳定了局势，但也丝毫未能推动阿根廷的民主巩固和质量，他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诉诸非制度化的手段扩张自身的权力，从而将阿根廷带入了“委托式民主”的轨道。(12)

       阿根廷的政治社会中出现了各方政治力量弱弱相对的局面，脆弱的政治社会形成了难以巩固的、质量低下的民主政治。由表3可知，时至2012年，阿根廷的民主指数低于7.00，远低于民主巩固所需的8.00的下限。由表4可知，阿根廷的廉政指数基本上低于3.0，属于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

      

       在民主转型之前，智利是领袖个人独裁的威权政体，其组织化程度最低，核心利益方达成团结的能力不稳定。在威权统治时期，领袖个人基本上能够实现军方的团结，但是民主转型启动时旧政治势力之间的团结出现了松动，与此同时，民主力量在抵制军方时则保持团结一致，这就为形成稳定的政治社会提供了关键性条件。

       1980年，皮诺切特将军及其追随者制定了一部威权主义宪法并提交全民公决，在宪法草案公布到正式表决的一个月时间里，智利的保守势力团结起来为宪法的通过摇旗呐喊，而民主反对派的主要成员(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由于政党冲突的历史、阶级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力动员民众阻止宪法的通过。1988年，独裁统治如日中天的皮诺切特再次发起宪法公投，如果皮诺切特能够获得多数支持，将继续统治10年。皮诺切特在公投期间一再警告，如果反对党获胜，智利将会陷入社会冲突、秩序崩溃的境地。然而，反对派联合起来利用了此契机，皮诺切特仅获得43％的选票，低于宪法规定的50.1％。

       在压力之下，皮诺切特被迫放弃权力，承诺1989年举行总统大选，1990年3月实现权力交接。皮诺切特依靠军方的强制权力迫使民主政府同意依据1980年宪法实行统治，同时保留皮诺切特等四位高级将领的军队首领职位直到1998年，四位将领在八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享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另外军方享有在人事任命、军费等事项上的自主权。皮诺切特在移交权力之前积极巩固军方在司法机关的权力，一方面是为了限制民主政府的修宪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军方人员免遭审判。皮诺切特的作为使智利的民主转型呈现出特殊性，即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相互纠缠，也就是说，如果拿掉宪法中的“保留条款”，军方就难以阻碍民主转型的进程，智利的政治体制就将转变成为民主体制。对于智利来说，民主巩固的中心任务就是取消宪法中的“保留条款”，待“保留条款”取消时，民主转型也就完成了，阻碍民主体制的旧势力也就被清理出去，因此，民主转型完成之日也就是民主巩固之时。(13)

       尽管皮诺切特志在必得，但是民主政府的执政联盟表现出了共同合作和奉行一致政策的能力，在政府组织形式、政治改革议题、军方人权罪行清算等一系列涉及民主体制存亡的重要问题上均能采取一致行动。1998年，旧政权的核心人物退出占据已久的权力职位，同年，西班牙法庭对皮诺切特发出国际逮捕令，后者随后被捕于伦敦并软禁于就医的诊所内。至此，民主转型最终在智利趋向巩固。由表5可知，智利的民主指数徘徊在7.00—8.00之间，接近巩固的民主水平。由表6可知，智利的廉政指数保持在7.0左右，属于比较清廉的国家。

      

       在民主转型之前，乌拉圭也是高级军官领导的军队组织通过等级控制方式统治的威权政体，其组织化程度很高，军方具有很强的控制民主转型进程的能力。但是，军方为延续统治而进行的宪法公投动摇了军方继续统治的决心，并为乌拉圭民主势力的迅速壮大和联合提供了机会。

       1977年，军方宣布将制定一部加强民主的宪法，新宪法将于1980年提交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公民大多数支持，由两个传统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将于1981年展开角逐。军方虽然建立了高度组织化的政体，但是军方在公民社会中缺乏盟友，也没有对政党等民主势力进行严厉的压制，传统政党在威权统治时期的合法地位使其在宪法公投期间发挥了重大影响，乌拉圭的两大政党白党和红党在政治纲领、意识形态、阶级成分等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异，而且它们在历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之和从未低于80％，尽管两党存在竞争，但是也有权力分享的经历，甚至还曾联合行动。因此，两党在公投期间一致呼吁公民投反对票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在利益集团方面，没有一个商业集团及其代表支持军方，甚至连最保守的农民协会的主席也驳斥了乌拉圭需要军方来拟定宪法的观点。民主反对派和保守势力在公投期间的公开行动，无疑是给军方统治的巨大打击。

       宪法公投以民主反对派的胜利而结束，自此也拉开了乌拉圭民主转型的序幕。军方试图以压制转型的方式换取民主势力在权力让渡方面的让步，政党和军方达成的《海军俱乐部协议》规定，白党的魅力型领袖威尔逊·赫雷拉(Wilson Herrera)不得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也规定了军方在一系列领域中的自主权。尽管如此，白党还是推荐了另外的候选人参选，左翼联盟也参加了选举，在政党的共同压力下，军方不得不同意在民主体制建立的第一年末终止其特权。

       1986年12月，部分军官接到出庭接受审判的传票，这遭到了军方的强烈抵制，民主政府面临着军事政变的威胁。民主联盟以牺牲政府威望作为代价，发布了一项特赦法，以化解民主体制的危机，在征集到25％的选民签名之后，1989年4月，政府将特赦法提交公民复决，最终57％的选民投票同意暂时保留特赦。危机中的民主联盟所采取的公民复决及其结果，不仅化解了因为审判问题导致的危机，也使民主体制获得了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军方也不再能够对民主体制构成威胁或进行支配。由表7可知，乌拉圭是本文所举案例中唯一获得民主巩固的国家，由表8可知，乌拉圭的政府比较清廉，且总体上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两组数据都说明，乌拉圭的民主质量在不断提高。

      

       如果就四个国家的民主巩固和质量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乌拉圭要好于其他三国(见表9)，智利次之，而巴西和阿根廷的民主巩固及民主质量状况则令人担忧。乌拉圭和智利是比较清廉的国家，而巴西和阿根廷的政府则比较腐败，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两国的廉政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长年未有改进。根据《经济学家》发布的民主指数不难发现，南美四国的民主状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主巩固或接近巩固的乌拉圭和智利，另一类是民主尚未巩固的巴西和阿根廷。同样，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乌拉圭和智利的政府比较清廉，而巴西和阿根廷的政府则比较腐败。

      

       四、发现与讨论

       转型之前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都是军人执掌国家权力的威权政体，但是在比较分析了四国的转型过程、民主巩固和质量方面的指数之后，我们发现四国的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状况存在重大差异。乌拉圭已经是民主巩固的国家，而且民主质量逐年提升；智利的表现不如乌拉圭，但优于巴西和阿根廷，属于接近民主巩固的国家；巴西和阿根廷的民主巩固则潜藏着很多变数，时至2012年，两个国家的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状况都不容乐观。

       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方面的差异同转型前威权政体的类型有关，也就是同威权政体的组织化程度、核心利益方实现团结的能力、公民社会中的民主势力在遭受分化和压制之后实现联合的程度等因素有关。

       在组织化程度方面，转型前的巴西和乌拉圭是高度组织化的威权政体，阿根廷的组织化程度中等，而智利的组织化程度最低。本文的假设1认为，威权政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就越是能够影响转型之后的政治体制的设计，并借此来控制民主转型的进程。如果根据假设1的内容，那么巴西和乌拉圭对民主转型的控制能力最强，阿根廷次之，智利最弱，但是事实上，智利对民主转型的控制能力并不弱于巴西和乌拉圭。智利是皮诺切特个人独裁的威权政体，其低度组织化难以为其控制民主转型提供手段，智利成为例外的关键性原因在于皮诺切特拥有为期两年的“战略性独裁”，1988年皮诺切特在公投中失败，但是他真正离开总统职位是1990年，在两年的时间里，皮诺切特利用其独裁权力建立了有利于军方的宪法法庭，攫取了高级军官的任免权和军费自主权，从而形成了一个保护旧势力的庇护网络。

       民主转型与巩固是一个旧政治势力逐渐让步而新政治势力逐渐成长的长期过程，这就是说，旧政治势力借助政治体制设计来控制政治转型的效果是有限的，它只是构成了新旧政治势力博弈的初始条件，政治力量的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围绕政治体制进行博弈的各方政治势力将会出现分化组合，因此旧政治势力的团结能力、新政治势力在遭受压制和分化之后达成联合的程度，同样是影响，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的重要因素。

       高度组织化的巴西威权政体能够实现旧政治势力长期稳定的团结，这不仅表现在军方有计划地从政治中心撤退，而且表现在军方有目的地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来强化自身的等级控制。在威权压制时期，巴西的最高情报机关与军队的情报机关都具有极大的权力，但是到了1974年，安全机关所拥有的权力让军方感受到威胁，因此自由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公民社会获取资源和开展运动，以压制情报机关所恣意享有的“法律例外”的空间，从而保证军方自身完整的组织化控制。(14)

       自由化政策催生了巴西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但是没有形成民主派的有力联合，基本原因可以归咎于巴西缺乏有力的政党。1965年，军方认可了反对党的存在，但是国会屡遭解散，政党的影响力被不断削弱。1970年，经官方批准的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联盟不仅在左派内部得不到尊重，而且也不被视为真正代表了公民社会中的反对意见。巴西脆弱的政党既不能同公民社会形成支持联盟，也不能通过政党联盟达成民主势力的联合，因此，习惯了威权统治压制的政治家在民主转型之后对于威权回归的警惕性比较低，也更能够接受军方对政治的干涉，巴西的民主巩固和质量难以让人乐观。(15)

       阿根廷的威权政体本身就存在军方和由军方任命的军政府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军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失败更是激化了军方同军队任命的总统之间、军方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在民主转型期间，高级将领甚至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地控制中下级军官。阿根廷军方难以有效影响民主体制的设计，也无力实现旧政治势力的团结，但是阿根廷的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在四个案例中却表现得最为糟糕，这是因为作为塑造政治社会另一极的民主势力也不能实现联合。

       阿根廷有着两个传统的有影响力的政党，即激进公民联盟和庇隆党，但是两党形同水火，阿根廷之所以军事政变不断同两党的斗争直接相关，激进公民联盟只要在选举中输给了庇隆党，就会支持军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主政府。对于理性的政治家来说，阿根廷的选举实际上是一场不可能依照规则进行的政治博弈，政治家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就会致力于积累和使用非民主的资源、非制度性的手段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梅内姆总统在1989年至1993年利用宪法规定的紧急权力发布了244条政令，尽管只有4％得到了国会的追认，但并不影响绝大多数政令的有效性。1993年10月，梅内姆甚至同阿方辛达成了修改宪法实现总统连任的协议，并于1995年再次赢得大选。理性行动的结果则是总统及其办公人员成为了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国会和司法机关被视为不必要的障碍，总统强调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从而使国家政治行走在法律和制度的边缘。转型之后的阿根廷处在一种不可能走向巩固的“委托式民主”状态。

       智利的旧政治势力实现的团结是不稳定的。在威权统治的前期，旧政治势力高度团结在皮诺切特周围，因为对阶级结构进行重新排序的可能性在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真实，以致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多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的政策安排，其中关税一律降为10％对民族资产阶级打击尤甚。然而，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趋于缓和，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实现的高度团结局面出现松动，以空军司令古斯塔夫·雷为代表的部分军官开始同皮诺切特分道扬镳。1988年的宪法公投终于为各方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民主势力的初步联合提供了机会。

       皮诺切特试图通过特权地位来控制民主的进程，但是他不再能够分化和压制民主势力，相反，民主势力实现了高度的团结和联合。智利的反对党从民主崩溃中吸取了教训，虽然党派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纷争，但是也存在着普遍的共识。1988年2月，16个政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反对派联盟，挫败了皮诺切特连任的企图，在商讨新的政治体制时，尽管很多反对党认为议会制才是适合智利的制度选择，但是为了应对旧的政治势力的挑战，各党派不仅接受了总统制，而且决定将政治改革的议程延后，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民主政体的执政联盟的团结。民主势力虽然受到宪法上的限制，但是它们控制着政府，在众议院中拥有多数，在参议院中也掌握着相对多数。(16)联合起来的民主势力对体制本身赋予的权力的有效使用，有利于扭转政治社会中新旧势力的力量对比，推动智利的民主趋向巩固。

       乌拉圭的军方维持着稳定的团结。1980年的公投结果虽然严重打击了军方继续统治的信心，但是军方依然能够迫使主要的政党同军方达成协议，从而实现对个别候选人的排斥以及新政府对军方统治期间的侵犯人权罪行的豁免。1986年12月，乌拉圭出现了因为军官接到出庭通知书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军方坚决抵制新政府的举动，虽然危机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得到解决，但是军方企图再次发动政变的意图是明显的。

       尽管存在军方的威胁，但是乌拉圭的民主势力达成了前所未有的联合和团结，不仅传统政党联合了起来，而且左翼政党也进入联盟，政党同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运动也建立了有力的支持联盟。1980年的宪法公投激活了各方政治力量，特别是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1982年，全体工人工会联盟成立并于次年劳动节发起声势浩大的罢工，此次罢工将全体工人工会联盟推到了社会运动领导者的位置。1984年2月，全体工人工会联盟领导了改变政治力量对比的全国总罢工。总罢工之后，流亡海外的左翼领导人得以回国，红党领袖对于本党反对罢工的立场进行了道歉和反省，并提议建立协调包括左翼在内的民主反对派行动的组织。虽然各党派围绕总统职务发生竞争，但是各党派都忠诚于民主体制，获胜的政党更多将自己视为协调各派政治势力联合治理乌拉圭的领导者。

       假设2认为，旧政权的核心利益方实现团结的程度越强，就越是不利于民主巩固和质量的提高。依据这一假设，应当是巴西和乌拉圭的民主质量较差，阿根廷和智利的民主质量较好，然而事实则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民主质量较差，乌拉圭和智利的民主质量较好，其基本原因是阿根廷严重对立的新旧势力无法塑造稳定的政治社会，而智利和乌拉圭因为有着有力的政党的支持，故而塑造了稳定的政治社会，特别是乌拉圭因为有着民主反对派的广泛联合和团结，因而为民主体制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四个案例在对照假设2时出现的偏差正好印证了假设3的内容，即公民社会中民主力量在经历了威权统治的压制与分化之后能够实现团结的程度越高，就越是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和民主质量的提高。

       五、总结

       民主巩固与民主质量是政治社会状况的反映，而政治社会的状况则取决于威权政体的组织化程度、旧的政治势力实现团结的程度、公民社会中的民主势力在遭受压制和分化之后实现团结的程度。本文所采用的南美四国案例中，巴西是完全符合三个假设的案例，阿根廷不符合假设1和假设2，智利和乌拉圭不符合假设1。案例与假设之间存在的偏差说明，影响政治社会的三个因素有着不同的力量，其中假设3所涉及的民主力量实现团结和联合的程度在解释偏差方面应该得到特别的注意。很多学者强调指出，政党以及政党之间的关系是解释拉丁美洲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关键因素。本文则认为，政党和政党联盟以及政党在公民社会中的根基，是解释乌拉圭和智利在遭受旧政治势力限制的条件下能够推进民主巩固的关键因素，而主要政党之间的冲突则是导致阿根廷的民主巩固令人担忧的关键因素，缺乏有力的政党同样是巴西民主巩固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南美四国案例完全符合假设3。假设3的成立反过来印证了假设2的内容，即旧政治势力的团结会影响到民主的巩固和质量，但是其影响力的大小受到民主势力实现团结和联合的能力的制约。

       注释：

       ①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Modernization:Theories and Facts",World Politics,1997,Vol.49,No.2,pp.155-183.

       ②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Comparative Politics,1997,Vol.29,pp.263-284.

       ③Juan Linz,"Presidential or Parlimentary Democracy: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n Juan 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Baltimore:The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p.3-87.

       ④Scott Mainwaring,"Presidentialism,Multipartism and Democracy:the Difficult Combinat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93,Vol.26,pp.198-228.

       ⑤Terry Karl,"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Comparative Politics,1990,Vol.23,p.8.

       ⑥[美]亨廷顿：《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0页。

       ⑦[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3—221页。

       ⑧Gordon White,"Civil Society,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Democratization,1994,Vol.1,pp.379-383.

       ⑨(11)(13)(16)[英]林茨、[美]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70、175、223、219页。

       ⑩Paolo Farneti,"Social Conflict,Parliamentary Fragmentation,Institutional Shift and the Rise of Facism:Italy",in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eds,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p.3-33.

       (12)Guillermo O'Donnell,"Delegative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1994,Vol.5,pp.55-69.

       (14)[美]斯泰潘：《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的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的力量》，载[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主编：《找回国家》，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60页。

       (15)Scott Mainwaring,Guillermo O'Donnell and J.Samuel Valenzuela,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2,pp.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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