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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多处记述禹画九州，说禹平水土之后，将天下划为九州，区别土田优劣和物产所出，征收贡赋。秦汉以降，因之不疑。目前史学界对此说存在着两种基本意见，一种意见多为史地学家所持，否认禹画九州其事，认为这是战国时人用大一统观念捏造的伪史；另一种意见多见于各种大学教材、辞书、年表和普及读物，认为禹画九州是行政区划，说禹将天下划为九个行政区，派九牧去统治，并据此认为禹画九州是夏朝国家建立的重要标志。我认为上述两种意见都欠妥当。正确的结论应该是：禹画九州确有其事；但九州不是行政区划，而是地域概念。今试言其详。
一、禹画九州说的来历
禹画九州之说，先秦文献记述颇多。春秋时代齐灵公时（公元前581年～公元前554年）的《叔夷钟铭》有云：“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是较早的将禹与九州联系一起的记载。《左传·襄公四年》引述辛甲《虞人之箴》云：“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是说禹所到的广大地区，被划分为九个州。记禹画九州最详细的是《尚书·禹贡》。《禹贡》被考证为成书于战国时期，该篇记载禹平水土，行山表木，依山川形势，将天下划分九州，区别土田优劣和物产所出，任土作质。《禹贡》所记九州之名和分野是：
冀州：两河之间，即黄河中下游"U"字型河道之间，相当于今冀晋两省和豫省北部；
兖州：河济之间，古黄河下游河道与济水之间，今冀、豫、鲁三省交界处；
青州：济水之南，泰山之北，今山东中部和东部；
徐州：泰山之南，淮水之北，今鲁南和苏北；
扬州：淮水之南，南逾长江，西过大别山，东至大海，今苏皖南部，江浙一部；
荆州：汉水之南，南逾长江，今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地区；
豫州：黄河之南，汉水之北，东接徐州，西抵潼关，今河南大部和湖北 北部；
雍州：黄河以西，秦岭以北，西抵河西走廊，今陕西省，及宁夏、甘肃东部和内蒙南部；
梁州：东临巫峡，与荆豫二州为界，北抵秦岭，与雍州为邻，略有今四川省及陕甘两省秦岭以南地。
《周礼·职方》记九州名与《禹贡》小异，有幽并二州而无徐、梁，并州在山西，幽州在晋冀两省北部及辽宁南部，是《禹贡》之冀州的扩大。《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幽州而无梁州。另外，成书更晚的《尔雅·释地》有幽州、营州而无青州、梁州，此营州地即青州地。
与禹画九州相应的，还有九牧和九鼎的记述，说夏朝设有九州长，并铸九鼎象征拥有九州。《左传·宣公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尚书·周官》也提到“各率其属，以倡九牧。”《墨子·耕柱》说：“昔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秦汉以后，诸家史书对禹画九州竖信不疑，并作了更详细的描述。太史公写《史记·夏本纪》，基本照录了《禹贡》的内容。班固《汉书·地理志》把画野分州上推到黄帝，并说尧为十二州，禹合为九州，云：“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唐朝杜佑《通典·州郡一》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昔黄帝方制天下，立为万国。……及少皞氏之衰，其后制度无闻矣。若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创造九州，统领万国（雍、荆、豫、徐、梁、冀、青、兖、扬），故《虞书》之肇有十二州也。夏氏革命又为九州……殷汤受命……亦为九州分统天下，载祀六百，及乎周初有千八百国而分天下为九畿。”从《汉书》到《通典》的发挥，使九州之画分愈来愈早、愈来愈具体详细，但都缺乏可靠的根据。这正应了疑古学派所指出的，层累地制造历史的规律，使九州之说的附会成份越来越多。
二、史学界对禹画九州的意见
目前，史学界对禹画九州的基本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禹画九州是战国人用大一统观念借禹之名捏造的伪史；一种意见认为禹画九州是九个行政区域。
三十年代，顾颉刚、钱玄同等人提倡疑古和辨伪，发现了一个层累地制造的虚假的古史体系。据此，许多古史记载被否定。一些史地学家也对禹画九州进行了否定。
史念海教授在1979年第3期《陕西师大学报》发表文章《论〈禹贡〉著作年代》，指出《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因此，《禹贡》中所述九州实为战国人的地理观念。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史地学家的赞同。陈昌远、王育民等人皆持此说。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1]第十三章云：“古人尊禹为神，相信宇宙为禹所平定，用‘禹迹’来作为天下的代称，便假托禹曾划分天下为九区。《尚书·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它所提出来的九州之说，事实上只是一个空泛的地域概念。这一概念所以产生于战国时代，这是因为当时各大国兼并土地的结果。随着华夏族活动范围的日渐扩大，逐渐形成了统一国家的倾向。人们的地理观念随之改变，九州也就被当作一种理想化的地方制度，反映了人们所向往的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思想。”这段论述集中表达了疑古派的意见。
否定禹画九州，主要是一些史地学家的研究性意见。这种意见并未被各种大学教科书以及通俗读物作为定论而采纳，相反，近年来出版的众多大学教材却纷纷下了这样结论：即禹把天下划分九个行政区，派九牧去统治。
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在讲述夏朝建立时这样说：“恩格斯指出形成国家的两个特征，一个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一个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两方面夏代都已初具规模。据古史记载，‘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就是说，夏朝曾把居民按居地分成九个区域进行统治。”
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简明中国古代史》，这是由东北师大、河南师大、广西师院、内蒙古师院、华东师大、安徽大学、辽宁大学、曲阜师院八所大专院校历史系合编的教材，该书也提出这种说法。
1986年求实出版社出版的罗宏曾编著的《简明中国古代史》，进一步提出：“他（禹）把控制的地方分为九州，并派州牧去进行治理，封他们为诸侯，这就是《左传·襄公四年》中提到的‘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的说法。又说他还铸造九鼎，象征着对九州的统治权。”
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魏宏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明教程》也说夏朝“把全国划分为九个行政区，称为‘九州’”。
我们许昌师专近几年相继使用的三套教材，即王文明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史》[2]、王应琪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史》[3]和黎正邦主编的《中国古代史》[4]也都持上述说法。
在工具书和普及读物中也有这种说法。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张习孔、田钰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5]第一卷《夏朝·帝禹》条云：
禹定九州。传说禹平水土定九州……是时或已有行政区划。前些年流行颇广的台湾作家柏杨著《中国人史纲》[6]也说九州是行政区域的划分。河南省博物馆古代史陈列馆内赫然悬挂一幅“夏朝建立的标志”图表，其中一栏为“行政区划——‘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大学教材、工具书和普及读物载述的内容应该是史学界基本上公认的。由此看来，认为禹画九州为行政区划的意见在史学界具有最广泛的影响。
三、禹画九州应有其事
尽管《禹贡》等书写成于战国时期，尽管这些文献记载存在许多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禹画九州的基本事实。说战国人用大一统观念捏造九州之说，以表达要求统一的原望，这也只是主观臆测。在同一时期，墨家的非攻和儒家的王道思想，并不赞成武力兼并，老庄道家还主张小国寡民。可见大一统虽是时势所趋，但并非当时人的普遍要求。禹即使被神化，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与禹有关的历史。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禹画九州是普遍共识，九州、禹迹被当作了天下的代称。《左传·襄公四年》之“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和《叔夷钟铭》之“咸者九州，处禹之堵”就是这一观念的反映。战国时齐人邹衍提出大九州说，认为天下有九个大九州，每个大九州有九个小九州，时人所谓九州只是一个小九州，叫赤县神州。这里邹衍也把九州代指天下之战国七雄。
东周时人纷纷提到禹画九州，并把九州作为天下之代称，说明九州之说并非某些人的捏造，而是有其所本。它的依据一是历史相传的口碑，一是当时保存的夏商典籍。
许多民族的历史是用口头传诵保留下来的，尽管许多历史在代代传诵中有失真部分，但其基本的真实内核还可以找到。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殷人关于祖先的传说，剔去其神话色彩，可以看到殷人祖先以玄鸟为图腾以及存在过知母不知父情况的真实内核。禹画九州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只是在传说过程中有失真部分，不然在东周时代为什么会流传那么广泛呢？由于在各地流传中产生了差异，因而各书对九州名称也记载不一。
先秦学者从口碑中寻找历史根据是有例可查的。孔子为了了解夏代历史，曾亲自到夏人后裔的封国杞国去调查访问。《礼记·礼运》引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
众所周知，东周各国皆有史书，如鲁《春秋》，晋《晋乘》，楚《梼杌》，魏《竹书纪年》等。西周王室有太史，记国史。商代也有国史档案，周公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墟甲骨文即是商朝档案之一种。夏代也有史书。现在虽然还未见到夏代的成熟文字，但是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8]。因此，夏代出现记事文字是无疑问的。战国人经常引用一些夏代文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载，近代学者推算是公元前2165年或公元前1948年[9]。孔子删订《尚书》，选取虞夏时期文献编成《虞夏书》。《周礼·夏小正》保存了夏代历书《夏时》的许多内容。《汉书·艺文志》记有《夏龟》二十六卷，很可能是夏代占卜之书。这充分说明夏代确有典册文献，许多内容战国时人还能见到，甚至《夏龟》在东汉还能见到。战国时人纷纷提到禹画九州，极有可能是来源于当时所见的夏代典册。夏代典籍历经三代，保存于周王室，数遭变故，如商汤革命，武王伐纣，幽王之乱，平王东迁，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又携带一批图籍逃奔楚国，守藏史老子因此去职。这样，许多典籍散失残缺，而能读到它的人又凤毛鳞角，转相抄写传习，故而出现许多差错。甚至有些作者以当时的观念附会古籍，以至于出现象《禹贡》那样许多不真实的内容。
夏禹时的地理视野也能达到九州的范围。
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即父系氏族社会时期，黄河中下游的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和山东等地分布的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江浙地区的良诸文化，黄河上游甘肃和青海东部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的关系，表明各地众多民族部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10]。上述文化遗址的布分已差不多达到了九州范围。
文献记载，黄帝和炎帝兴起于渭水，这里属雍州，后来迁到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属冀州和豫州，在这里与三苗人首领蚩尤战于涿鹿之阿（河北涿鹿），把他们驱赶回江汉地区，这里属荆州。《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谓嫘祖”，西陵国在今四川，这里属梁州，这说明黄帝的履历已达九州之雍、豫、冀、荆、梁等州。《五帝本纪》还说黄帝征讨不从，披山通道，“东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注释：山名，在陇右），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则黄帝除扬州外，已涉足其他八州。
禹在黄帝及尧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活动范围和地理视野。大禹治水用疏导方法，必然顺水流而达很远地区。《吕氏春秋·贵因》说“禹之裸国，裸入，衣出”，说明禹为治水到过蛮荒殊俗之地。禹在治水的口号下，大举进行征服和掠夺战争，征有苗，服东夷，后来“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1]，涂山，在今安徽怀远县，这是涡水入淮处。许多史书还记载禹娶涂山之女，可见禹一度将淮河中下游作为活动中心。诸家史书还记载禹到过会稽。《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墨子·节葬下》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会稽山，诸家注史者多认为在浙江绍兴。
以是观之，考古资料表明原始社会后期九州大部分地区先民已存在密切联系；文献记载从黄帝到大禹的活动也几乎遍及九州。当然有些边远的州，如梁州、荆州、扬州、幽州和并州，炎黄部族或许并未深入其地，但无疑与这些地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九州肯定在夏禹时人的视野之内。
州，《说文解学》云：“水中可居曰州。”禹划九州主要是在平水土后依河道走势，这也说明禹划九州的真实性。
禹将所历所知的地域依山川形势画野分州，符合人们认识地理的规律。知其地而然后命其名。正象后世称西域，称南洋，称夷州，称西洋，皆是地域概念，而不是行政区划。亦如人类现今之有亚非欧美各洲，是地域概念而非政区划分。九州概念，当与此同。
四、夏朝对地方的统治形式
夏王朝并未将九州作行政区划，也未设九州牧统治九州。夏王朝对地方的统治是方国制。
夏王朝是夏部族统治下的松散的方国联盟。方国，是自成体系的氏族或部落。五帝时代，中原地区氏族公社已经解体，但氏族组织依然长期存在，只是它的性质已不再是公社机关，而是由氏族权贵世代把持的利用宗法关系统治本氏族民众的权力机关。在部落联盟机构转变为王朝之前，联盟下面的氏族和部落早已蜕皮变为世袭小王朝了。各个小王朝依然用氏族组织形式统治其部民。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实质上是各小王朝对联盟最高权力的争夺，争夺者都企图将部落联盟变为更大的王朝，统治更多的其他部族。禹在担任联盟最高职位“帝”时，已经破坏了联盟内各方国的平等关系，开始确立自己的专制王权。禹会诸侯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之。禹召集众方国举行徐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这表明，以夏部族为统治者的方国联盟已具雏型。在此基础上，启杀死合法帝位继承人伯益，自立为帝，并征服不服的有扈氏，将早已名存实亡的禅让制一脚踢开。接着启在都城举行钧台之享，各方国首领前来入会朝贺，接受启的领导，这标志着部落联盟转变为世袭王朝。
夏朝的统治区分为畿内和畿外两个部分。夏部族居住的地区，是夏王的直接统治区，在今豫西北和晋西南，叫王畿。夏部落内，姒姓家族及其亲近家族居住在国都及其附近，一方面世代担任王朝的重要职务，另一方面也建立自己的封国。王畿内分布着许多夏部族的氏族组织，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村落“邑”为中心建立小封国，其氏族酋长世为封君，并担任王室职务。夏朝王室也拥有直接经营的土地，后世叫做“藉田”。因此可见，夏王朝对王畿的统治也是利用宗族和氏族组织来维持的。所以《史记·夏本纪》云：
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卒氏、冥氏、斟戈氏。
王畿之外地区叫畿外，是众多被征服的方国。这些方国由过去部落联盟下的部落氏族发展而来。可考的畿外方国有伯明氏、有穷氏、有鬲氏、豢龙氏、御龙氏、无怀氏、葛天氏、有虞氏、昆吾、许国、商人、周人等等。他们在夏王室武力威慑下，表示臣服，向王室象征性纳贡、朝拜。他们都是自成体系的政治实体，在本国内，具有与夏王室相似的统治机构，独立性很大。他们与王室的关系好坏，视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王室强大，则方国谨守臣职；王室衰微，他们就废贡不朝，甚至反叛。如太康荒淫失政，有穷氏首领后羿就攻破夏都，因夏民而代夏政。夏桀无道，东夷有缗氏等纷纷反叛，商人乘机推翻夏朝。
夏王朝从畿内到畿外，以国都为中心，将所有方国与王室的隶属关系，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五个级别。《史记·夏本纪》云：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据《集解》孔安国注，甸服，“为天子之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内。”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绥服，“绥，安也。服王者政教。”要服，“要束以文教也。”（集解）马融注，荒服，“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由此可见，甸服与王室关系最密切，义务最重。侯服以外，距离愈远，与王室关系愈疏，义务也愈轻，至于荒服，则“礼简怠慢，来不拒，去不禁”[12]。
因此，夏朝对畿外地方的统治，是对方国的象征性领导。夏朝是夏部族领导下的松散的方国联盟。不管是畿内还是畿外，夏王朝对地方的统治机构是方国，也就是氏族组织形式。夏朝还没有象后世按地域划分由上级任官的地方统治机构。
商代的地方制度也和夏朝一样，只是对方国实行班爵，控制有所加强。西周的分封制，正是夏商方国制和班爵制的发展。但西周的分封制也是利用宗法关系在姬姓家族内进行的，还保存了氏族组织的躯壳。
打破氏族组织，按地域划分国民，由上级任官治民，是春秋时代才出现的。管仲相齐，叁其国而伍其鄙，把国人分二十一乡，野人分五属。国中，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十里为连，十连为乡；野中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各级组织皆设官长。与此同时，各国先后建立郡县。
以上考察了禹画九州说的来历，批评诸家意见，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即禹画九州是地域概念，而不是行政区划，夏朝的对地方的统治机构不是州，而是具有氏族组织形式的方国。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国家的形成时说：“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地方，第一点就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13]。关于“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在夏朝还没有可靠的证据。九州更不是行政区划。所以，一些权威历史学家对此采取慎重态度，没有引用恩格斯这句话。郭沫若《中国史稿》、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权威通史著作，对此问题皆避而未谈。这表明他们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可是，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教材硬要为恩格斯这句话在夏朝找出注脚，硬说禹曾把天下划为九个行政区，派九牧去统治，并说这是夏朝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以论带史的教条主义学风。
注释：
[1]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版。
[2]王文明《中国古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王应琪《中国古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黎正邦《中国古代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
[5]张习孔，田钰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1版。
[6]柏杨《中国人史纲》，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7页。
[8]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辨证发展》，1973年版。
[9]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第561页。
[10]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上册第2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
[11]《左传·衰公七年》。
[12]《史记·夏本纪》“三百里蛮”注。
[13]《马恩选集》第4卷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