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制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企业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资本对于家族企业创业阶段的积极作用，近年来颇受研究者关注，已有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面世。与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制约作用上来，根据社会资本的特性详细分析家族企业在成长扩张过程中容易受到的制约及影响。
一、社会资本及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回顾
(一)关于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资本，目前争论很多，根据安尼鲁德·克瑞奇纳(Anirudh Krishna)和诺曼·厄普赫夫(Norman Uphoff)观点，可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两种。前者是指通过规则、程序和先例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确定的社会角色，促进分享信息、采取集体行动和制定政策；后者是指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信任、态度和信仰，它是一个更主观、更难以触摸的概念。
社会资本的两类形式相辅相成，影响着人们的预期、关系和相互作用。通过形成由各种规则、程序和先例来补充的不同角色和社会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互惠性集体行动；认知型社会资本所包括的共同遵守的标准、价值观、态度和信仰，使人们更倾向于采取互惠的共同行动。
(二)研究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影响的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对此问题展开研究的是社会学界的学者李路路(1995)。他认为，私营企业家和他的亲戚、朋友的关系，特别是这些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和权力地位，对于他们进入私营经济领域、获得资源以及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戴建中的调查数据表明，私营企业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借贷时，有13％需要动用社会网络中的各级干部资源；在日常采购和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租赁或购买场地、保证水电供应等方面，65％需要社会网络成员中的各级干部的关照。“网络成员占据权力资源的层次高低，也决定着私营企业主所能取得的影响力的大小”。(戴建中，2001)
石秀印(1998)提出了“企业家成功的社会网络基础论”，重点考察了企业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作用，认为其社会关系媒介可分为血缘的、姻缘的、地缘的和事缘的。其主要假设是：那些与资源拥有者具有更亲密的私人社会关系的人，更可能成为私营企业家。他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假设：存活与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企业家要么与拥有所需资源的单位的关键人物(干部)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要么与拥有物质、技术、信息、管理、经营等资源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户手艺人、个体户等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
曹祥涛等(2003)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我国家族企业的迅速崛起，因为家族企业创业时既缺少物质资本，又缺少人力资本，也没有技术支持，甚至连存在的合法性都成问题。那么，是什么催生了我国的家族企业呢？是社会资本。家族企业之所以能在夹缝中突起，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其积累的社会资本。同时，家族企业的发展有赖于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环境的改善。
储小平等认为家族企业的成长是一个与社会资本融合的过程。他们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并分别给出了家族企业融合各个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成长路径，指出在家族企业融合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和信任结构是核心问题。(储小平 李怀祖，2003)
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创业和成长的积极作用，但对其负面影响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笔者试图从社会资本特性的角度，探讨其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
二、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
(一)家族企业的三维成长机制
家族企业是指家族成员对企业享有绝对控制权的企业。任何一个家族企业的成长，都必然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作用。这三个维度的动态均衡保证了家族企业的成长，如果其中任何一维不能与其他两维保持均衡，则会成为制约家族企业成长的短边。
利用三维成长机制不仅可以解释家族企业的创立，也可以解释家族企业的成长和衰落。任何一个家族企业的创立者都拥有一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存量，只有当这个存量与其所创立的家族企业相匹配时，创业才会成功，否则，企业便会夭折。其中，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占主导地位；而物质资本除了创业者拥有的存量以外，创业者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与其能利用的物质资本成正相关的关系。
已往的研究往往强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制约。如果我们以规模来衡量家族企业是否成长的话，家族企业规模增大的直接制约往往表现为资金匮乏、管理人才不足，等等。但是，当把社会资本这一维考虑进去时，我们会发现家族企业的难以成长(规模的扩大)，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受到社会资本不足的制约，而非我们表面所看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制约。
家族企业选拔任用人才往往局限在家族范围内进行，而局限于家族交往圈子的社会资本以及所能利用的物质资本都是有限的。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如果不进行相应的社会资本的扩张，家族企业的成长必然受到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短缺形式表现出来的制约。
家族企业的成长，既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增长与之匹配，也需要社会资本的扩张与之相匹配。然而，仅仅依赖家族关系本身的扩张来扩张社会资本，其速度显然是很慢的，这也就是家族企业中社会资本这一维度的增长长期以来严重滞后，进而制约其成长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家族企业仅仅关注显性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短缺，而看不到深层次的社会资本短缺对于自身成长的制约，就难以从社会资本维度着手，去弱化和解决制约其成长的瓶颈。
(二)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分析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正是这些特性使得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区别开来，并且在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
1.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特性对家族企业发展的制约。结构型社会资本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二是强关系网络成员和网络内信息的同质性。相应地，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发展的制约主要有两个方面：
(1)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及稳定性所导致的两难选择和扩张中的高成本问题。
科尔曼认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程度与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稳定性高度相关(Coleman,1988)。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保证了相互信任的维持，而稳定性则有利于积极的预期。人员的高流动频率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
由此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到家族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双刃剑性质。一方面，要使家族的社会资本能够发挥最大作用，保证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稳定性是十分重要的；而另一方面，家族企业生存的大环境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存在大量的交流、交换、重组和新生，因此，企业规模的扩大也要求相应的社会资本与之相匹配。这就导致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稳定性与现代经济生活的开放性、流动性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如何对接？社会关系网络是继续封闭和稳定还是会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扩张？这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我们知道，社会资本之所以被看作“资本”，是由于社会资本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其形成和积累也要耗费资源，并且同样能够产生收益。作为结构型社会资本，人际关系的建构和社会网络的形成，意味着可以利用一定的资源和带来相应的收益。因此，在利益驱动下，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也就成为工具理性的合理选择。但是，这种扩张毫无疑问会破坏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从而削弱社会资本在原有网络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网络成员预期的改变会导致一系列行为的变化，包括减少互惠行为、搭便车、合作意愿降低，等等。所以家族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导致了一个悖论：为了增进所属网络的福利进行扩张，结果却很有可能削弱原有的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此外，利益驱动的网络扩张会导致扩张行为的高成本。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稳定性的积极效应，具体表现为网络内成员的稳定预期和较少的交易成本。网络内的成员获得资源的成本很低，而对网络外的成员而言则代价不菲。要获取不属于本网络的资源，首先要扩展网络，而这种扩展不仅将产生进入成本，而且还会遭到主动扩展和被扩展的两方网络中部分成员的本能抵触，进一步增大扩张成本。一旦扩张不成功，企业不仅徒耗了资源，而且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也难以逾越。
显而易见，主动扩展的一方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属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提供的资源获取能力已经不能满足本企业发展所需，所以才会主动扩展。这是一种受预期利益驱动的有目的的行为，因此对要扩展的对象的信息是比较充分的。而作为扩展目标的一方虽然处于被动地位，对主动扩展方的信息较少，但是对方的主动扩展行为却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自己有对方所急需的资源。基于这样的认识，接受扩展的一方很容易寻租，导致对方扩张行为的高成本。
由此看出，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有的网络资源，并对网络成员的行为形成低成本的有力约束，从而提高行为绩效；而另一方面，基于增加网络成员福利的网络扩张行为不仅要冒损失原有绩效的风险，而且扩张成本可能很高。
(2)强关系网络成员和信息的同质性对家族企业发展的制约。
强关系网络就是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弱关系网络则是松散的、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家族关系毫无疑问是一种强关系网络。由于强关系网络强调相同的文化背景和行为规范，网络是封闭的，成员是稳定的，因此，强关系网络的成员同质性高，信息的同质性也高；弱关系网络则由于成员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是一种松散的、开放性的网络，因此，成员和信息的异质性很明显。
格兰诺维特认为弱关系网络中信息的异质性会带来超越强关系网络的力量(赵延东，1998)，而林南基于这个弱关系力量假设进一步提出社会资源理论，认为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Lin Nan,1982)，前面所分析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行为正是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悖论：家族企业之所以被定义为家族企业，就是因为他有以家族为纽带的强关系网络，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强关系网络在开放经济中，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该网络的同质性决定其边际产出迅速递减，要维护家族企业的利益，就需要引进弱关系网络的异质性资源；而弱关系网络的引进，会弱化原有的强关系网络，这又违背了家族企业的初衷。因此，在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对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的合理运用和搭配成为家族企业能否顺利成长的关键。
2.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家族共享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降低家族企业的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根据强关系网络的假定，家族共享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和稳定性。而家族企业是在开放经济中运行的，家族企业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换的过程。家族企业内部的同质性很高，而开放的经济异质性很强，是一个多元的经济。这就产生了一元与多元、封闭与开放的冲突。
冲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产生的冲突。许多家族企业的创始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封闭与开放、一元与多元的冲突，希望通过自己可控制的网络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改变和发展来消除这种冲突。这样的选择毫无疑问是符合成本原则的。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在家族关系中具有较高的权威，他对所属网络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是明显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致力于这种改变的努力都遭到了来自家族企业元老的强烈反对和破坏，这就导致对企业组织管理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努力的艰难推进。为什么来自权威的致力于提高网络成员福利的改革会受到阻挠和破坏？其原因就在于：新的制度(行为规范)与网络原有的行为规范是不一致的，尤其是体现在行为与利益的联系(对应)方式上。家族原有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告诉成员：对家族的忠心程度与获得资源的多少相联系；而现在的制度则让成员们形成这样的认知：对企业的贡献是获取资源的尺度。这无疑是允许非家族成员来分享甚至“掠夺”网络内部资源。因此，遭到元老们的强烈反对甚至破坏就不足为怪了。
二是外部引入的冲突。在家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借用外力是必然的选择。由于非家族成员的进入，不同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就会发生冲突。考虑到来自家族内的权威主导的变革都常常以失败告终，由于非家族成员进入而导致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冲突，更是以非家族成员的彻底退出而告终。事实上，我国一些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后却最终分道扬镳，就是对此的最好说明。
三、扩张的社会资本——家族化、泛家族化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的扩张模式：家族化和泛家族化
家族企业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往往是以资金短缺、高级管理人才缺乏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前两者的约束也可以归结为家族原有的社会资本所能提供的资源已到极限，需要通过扩展网络来获取更多的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
因此，社会资本是制约家族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适应家族企业成长的需要，社会资本的扩展是必要的。但由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转换在家族企业中的困难很大。于是，通过对非家族成员的家族化和泛家族化进行社会资本扩张也就成为现实中的一种选择，试图以此减轻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
家族化和泛家族化是我国家族企业中社会资本扩张的两种模式。
家族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联姻的方式，将非家族成员转化为具有姻亲关系的家族成员；二是以认养的方式(如认义子女)，使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家族非核心成员或者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非家族成员成为家族的核心成员。成功的非家族成员家族化，会给家族企业带来新的发展。
泛家族化是指借助一定的形式，实现像对待家族成员一样对待非家族成员。通过结拜实现泛家族化是其典型形式，如我国历史上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就是泛家族化的典型。更为松散的泛家族化则主要是通过一些家族形式的活动，使非家族成员感觉自己成为“圈内人”来实现。泛家族化使非家族成员与本家族形成感情纽带，可以增强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一体感。泛家族化的真正内涵是通过家族理念的扩展和延伸，将家族企业内的非家族成员“家族化”，最终提高非家族成员对企业利益和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预期，以尽量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
对非家族成员的泛家族化，非常深刻地表明了社会资本的利益取向形成机制。当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从家族内部选择高级管理人才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家族企业对非家族成员进行了泛家族化，扩大了家族企业的选材范围，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成功的泛家族化，会使非家族成员与企业家族成员之间亲如一家。
家族化与泛家族化相比，后者成本低，尤其是非家族成员退出导致的预期损失比较低，所以，除非特别优秀，而且被家族核心成员认为绝对值得信赖的非家族成员成为家族化的对象以外，对非家族成员的泛家族化是最为普遍的选择。
成功的家族化和泛家族化，不仅可以获得家族企业发展急需的人力资源，而且可以通过关系网络的扩展获得企业必需的物质资源，还可以通过网络成员异质性带来的观念的冲击推动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更新和发展，以推动家族企业管理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进程。
但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二)家族化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制约
钱德勒(1987)指出美国的家族企业向经理式企业演变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可以预见，在家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这一过程可能会更长。家族企业对非家族成员的家族化和泛家族化是引进异质型资源的第一步，是从家族企业向经理式企业演变的初始。在我国，由于家族企业拥有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特殊性，这种转变非常缓慢。
家族化如果失败，对家族企业产生的影响将是严重的，即使是成功的家族化，对家族企业的成长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一方面，成功的家族化会强化家族固有的社会资本，难免形成对非家族成员的排斥，从而不利于家族企业的社会化发展壮大，制约家族企业向经理式企业的转变；另一方面，还可能导致以后企业的分拆，从而削弱企业原有的竞争力，有违家族化的初衷。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首先在我国出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的分家制度大大减小了专业化和商品交换的可能性(吴申元 童丽，2003)。分家会降低家族企业向经理式企业转化的可能性，从而陷入一种家族企业的简单循环中。对于我国的家族企业的家族化而言，还有一个特别的现实约束就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家庭成员，从而减少了通过联姻实现家族化的机会。
(三)泛家族化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制约
与家族化相比，泛家族化是一种松散的“约束”，成功的几率降低。泛家族化的失败对家族企业成长的负面作用往往更大，会导致企业的精英阶层集体流失，大伤企业元气，甚至使企业从此一蹶不振。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泛家族化失败的根源在于预期与现实的多次偏离。认知型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在于从认知这个层面上保证成员预期的一致性，为了使这个一致性的预期与现实吻合，就会形成相应的行为规范，表现为一定的行为确定地与一定的结果相对应。而这样的行为规范，一般不可能完全适用于非家族成员，哪怕他已经被泛家族化了。
这种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的方面：一个是与严厉的处罚相对应的行为，如果发生在非家族成员身上，难以得到来自家族成员的合理的矫正；另一个是与应有奖赏相对应的行为，如果发生在非家族成员身上，也容易受到来自家族成员的干扰。这样的情形如果多次出现，就会改变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的相互预期，使得双方缺乏信任，导致合作成本增加、最终合作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