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变迁、包容性增长与收入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经济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6)01-0078-10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始终是各国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能否保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与收入分配公平正义是衡量各国经济制度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大量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渐进式制度变革显著提高了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本积累总量，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源泉。[1]但同时，制度变迁也使得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日益不公。据统计，2009年我国10%的顶级收入群体拥有的财富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已达30%，2014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0.469)已远超国际警戒线。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已步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如何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和保障收入分配的公正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既要分别研究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也需要将二者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制度变迁的整体效应，为下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思路。 目前，学界主要聚焦于测度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绩效，包括以下3个方面：(1)市场化改革。有学者以经济自由化为经济制度代理变量，认为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度越趋于自由化，也越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2](2)产权制度改革。合理的产权制度能够有效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攫取，强化私人投资预期，从而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长期增长。[3](3)贸易自由化程度。贸易开放通过外资流入、产品进出口、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全球化等途径显著提升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4]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可以发现，大多研究主要从单一视角来测度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这一研究范式既无法把握制度变迁的整体性，其测度的经济增长绩效也有可能是有偏的。 收入分配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方面，也有研究测度了经济制度变迁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但研究结论莫衷一是。市场化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有研究认为，市场化改革使得收入差距迅速拉大；[6]也有研究认为收入分配是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和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复杂后果，市场化改革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7]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开放被认为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8]但也有观点认为贸易扩大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9]还有观点认为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会因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而存在差异。[10]另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微观层面研究了税制改革、医疗、养老保险等具体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11]但均未形成共识，因此，经济制度变迁的收入分配绩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测度制度变迁局部效应者多与整体效应者寡的问题。 二、经济制度变迁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 基于张宇等和刘元春的观点，[12][13]本文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主要包括三层次内涵：一是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打破以往的计划经济，建立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三是通过全面改革外贸体制以及其他相应的制度措施，用外向型发展模式代替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模式，也即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这3个方面经济制度的变迁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收入分配的包容性。 (一)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基本经济制度变迁主要体现为在保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存在能够建立起一种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资源在不同行业、地区的优化配置和有机结合，从而提升经济系统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14]从收入分配效应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资料的公有使得由劳动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劳动者享有，因而收入分配差距较小。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其收入分配正效应会更加凸显。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变迁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 市场经济体系的变迁主要体现为在经济系统中政府与市场力量的相对变化。一般而言，市场自由化程度越高，资本、劳动、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性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不能保证分配公平和社会公平。当市场失灵时，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改善私人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税收和教育、医疗、就业及社会保障支出等途径可以调节过高收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和扶贫项目，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三)对外开放战略变迁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 对外开放战略的变迁主要体现为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变动。毫无疑问，贸易自由化会从规模经济、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15]从收入分配效应来看，按照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S-S定理)：在长期内，本国出口产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报酬会提高，而进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报酬会降低。即：如果一国的高技术劳动力相对丰裕，则贸易开放会提高该国高技术劳动的收入水平，从而扩大收入差距，反之则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是世界制造工厂，低技术劳动力雇佣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国际贸易能够提高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三、经济制度变迁与包容性增长的计量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增长既有正效应，也存在负效应。因此，有必要将包容性增长与经济制度变迁的时间序列联系起来进行更加严谨的实证检验，以弄清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包容性增长效应以及今后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 (一)包容性增长指数的测度 目前，国内外关于包容性增长状况测度方法的文献相对较少但不乏创见。本文借鉴魏婕、任保平的做法，[16]使用基于隶属度的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中国1980-2012年的包容性增长指数并进行测度。 1.指标确定与数据来源。包容性增长指数由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收入分配的包容性两部分构成。本文共选取了13个指标来综合衡量中国历年的包容性增长指数，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2.测度结果。数据经过无量纲化处理之后，使用基于隶属度函数的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隶属函数及隶属度。然后基于客观赋权法的因子分析法，计算出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各项指标权重，由此可得中国1980-2012年经济增长可持续和收入分配可包容的分项指数以及中国经济整体的包容性增长指数。为检验本文包容性增长指数测度结果的合理性，将本文测算结果与魏婕、任保平测度出的包容性增长指数(以下简称“魏氏指数”)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测度的2000-2012年地区与民生发展指数(DLI)②进行对比，如图1所示。
图1 1980-2012年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动态变动趋势 从魏氏指数测度结果来看，1980-2009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状况总体变化不大，只呈现一定波动性，其中，2008年、2009年包容性增长状况又出现“翘尾”现象，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事实。因为2008年、2009年为后经济危机时期，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相对减速，而且无重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出台。从DLI指数测度结果来看，一是测度时间相对较短，二是该指数无波动趋势，是一条单调递增曲线，因而也不符合发展事实。从本文测度结果看，改革开放之初(1980-1992年)，起点较低、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引致明显的效率提升效应，劳动力与国外资本加速涌进经济系统，因而包容性增长指数大幅上扬；而1993-2012年，虽然一系列改革使市场化指数不断提高，但上一阶段技术引进的“边际溢出效应”逐渐递减，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发展过程中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病逐渐显现，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包容性增长指数故而呈现缓慢震荡上升趋势。因此，本文测度结果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历程基本相符，相比魏氏指数和DLI指数更加科学合理。 (二)经济制度变迁影响包容性增长的模型设定 1.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在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产出一般指经济增加值或国民总收入，产出水平由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供给决定。但实际上，经济制度的变革也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20]更进一步地，本文使用扩展的产出概念，认为在制度变革下，不仅产出了经济增加值，也产出了“环境变动”“收入分配变动”以及“居民幸福感”等诸多后果。鉴于此，本文将包容性增长状况视为“产出”，将制度因素引入C-D生产函数，聚焦于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方程如下：
其中，Y表示包容性增长指数，K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L为就业人数，I表示制度矩阵，时间t随K、L、I进入生产函数，为随机干扰项。上式两边对t求导，可得：
式(2)两边同时除以Y，整理可得：
其中，dlnY、dlnK、dlnL和dlnI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劳动和制度矩阵的增长率，e为三者的产出弹性，ε为随机扰动项。由于本文三种经济制度变迁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存在当期影响，所以采用SVAR模型。根据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四变量SVAR模型。模型如下：
其中，ΔlnBrfp、ΔlnJbzd、ΔlnScts和ΔlnDwkf分别表示包容性增长指数(还包括经济增长指数和收入分配指数)、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系和对外开放战略这4个内生变量，
为白噪声。 依据上文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如下：(1)基本经济制度变迁以国有化水平(Jbzd)表示，即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以工业总产值中的国有经济增加值表示；(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变迁以市场化程度(Sctx)表示，本文以投资的市场化指数，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征；(3)对外开放战略以贸易自由化程度(Dwkf)衡量，用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2.SVAR模型的识别与估计。要对SVAR模型进行识别，首先就要对模型中的变量施加约束条件，而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增长指数的影响是长期的，所以本文对SVAR施加长期约束条件。在选定滞后一阶后，③模型使用的Cholesky分解次序为L.lnBrfp—L.lnSctx—L.lnJbzd—L.lnDwkf。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经济制度变迁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包容性增长、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但不同类型制度变迁的作用存在时差。市场经济体系与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滞后性较强，滞后两期才开始发挥作用，而对外开放战略变迁滞后一期的经济绩效最明显，之后逐渐减弱。 (三)经济制度变迁的脉冲响应分析和贡献率比较 1.包容性增长对三种经济制度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整体而言，对外开放战略的冲击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最大，呈先升后降态势，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0.018225。这说明对外开放战略确实能够引致明显的效率提升效应，且对包容性增长具有持续性正向影响，是一项能使“国富民强”的长远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冲击的影响呈现逐渐递减至零的情形，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变迁在不断释放“制度红利”，但是“制度红利”会逐渐减弱，这就需要不断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冲击的影响则由负转正，当期最大负效应为-0.02502。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变动在短期内会扰乱原有的资源配置流向。但随着经济系统对更加流畅的、交易费用更低的资源配置方式适应，市场体系变迁发挥的作用逐渐为正，且影响相对长远。总体来看，目前支撑中国经济系统运行的三种经济制度均能够显著提升我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若形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则能够尽早体现“中国模式”的制度优越性。 2.经济增长对三种经济制度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对外开放战略的冲击在短期内会影响国内企业的盈利状况，但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流入会明显增加国内企业的R&D投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尤其要注重发挥对外开放的经济提振效应。基本经济制度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一期就达到最大值0.019789。这表明经济系统对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反应很“灵敏”，也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要共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值此“国企混改”之际，我们应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现代化，从而消除行业壁垒、释放发展活力。
图2 包容性增长指数对三种经济制度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3 经济增长指数对三种经济制度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4 收入分配指数对三种经济制度冲击的脉冲响应 3.收入分配对三种经济制度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从图4可知，对外开放冲击对收入分配的冲击效果呈现“先减后增”的情形，但整体冲击效应一直为负。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使得中国发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提升技能劳动报酬；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得国内出口产品供给增加，导致价格相对下降，出口品生产密集的非技能劳动要素报酬自然降低，“一提一降”导致扩大收入差距。[21]图4显示基本经济制度冲击在短期内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但随后扩大效应逐渐减弱，这意味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方向并非不正确，而是过去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未能较好发挥收入再分配作用，反而因垄断获得高额劳动报酬。在改革之初，腐败与权力寻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与理论分析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够缩小收入差距，原因在于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同时，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措施切实发挥了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也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科学性。因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样才能双管齐下，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和谐统一。 4.经济制度冲击的相对贡献率比较。为了从整体同时观测多种制度对同一被冲击变量冲击效应的贡献结构，并把握各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本文将使用乔利斯基(Cholesky)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法来观测三种制度冲击分别对包容性增长、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所做的贡献。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三类指数的乔利斯基(Cholesky)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单位：%) 由图5的贡献度分解结果可知，除三者自身的贡献外，对外开放战略冲击对三者的作用是最大的。对外开放冲击对收入分配的作用甚至在滞后3期以后超过收入分配自身滞后期的作用，其稳定状态的贡献度平均达到51.75%。综上可知，对外开放战略在提升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和经济增长水平方面均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对外开放也具有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应当引起重视。相比调控收入分配而言，市场经济体系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最高解释度达到10.74%。今后，我们应进一步发挥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双重作用，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 本文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进行了“塑造”，并基于1980-2012年的时间序列窗口数据，构建并测算了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指数”“经济增长指数”和“收入分配指数”，同时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检验了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1.“中国模式”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虽然当前我国经济整体包容性增长水平有待提高，但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以及对外开放战略这三种经济制度变迁均能够显著提升我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冲击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最大，且作用相对持久，是一项能使“国富民强”的长远政策，必须长期坚持。 2.在经济增长方面，对外开放战略会显著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因此，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尤其要进一步注重发挥对外开放的经济提振效应。基本经济制度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长期为正，意味着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应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现代化，着重提升国有企业内部的经营效率；消除行业壁垒，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3.在收入分配方面，对外开放对收入分配的整体冲击效应一直为负，我们应充分重视这一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今后，我国可尝试在保持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通过调整产品进出口结构来尽可能地减弱其收入差距扩大效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非扩大而是缩小收入差距，这主要得益于“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的双重调控。另外，国有企业应当进一步提高其利润上缴范围和比例，并将上缴利润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充分发挥基本经济制度的内生优势。 ①限于篇幅，文中未对指标选取、评价标准及测度过程进行详细说明，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②发展与民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和公众评价(公众评价暂未开展)六大方面，共42项指标，因而也可以近似看作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指数。 ③在滞后阶数确定前，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滞后阶数以Stata12的varsoc命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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