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1]2013年在《翻译的修辞学研究》文中提出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与解构主义多元化范式之后,出现泛文化现象,远离了文本和语言。泛文化潮流为翻译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但也让翻译研究淹没于其中。我们认为,因为翻译学与修辞学都是研究言语交际行为的综合性学科,具有许多共性和交叉点,所以翻译研究和实践可以借鉴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从而弥补结构主义译学范式的只关注文本内部的误区和解构主义只关注文本外部的误区,使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在理论方面,胡塞尔、伽达默尔、巴赫金、哈贝马斯、福柯、伯克、布斯等哲学家、思想家、修辞学家、文学评论家的重要学说对人文、社会科学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因此,它们不仅被当代修辞学吸收为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巨大的指导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了新修辞学运动。哲学家们发现,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修辞的过程；修辞与思想共生,知识是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建构的。修辞现象无所不在——修辞不仅蕴藏在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中,而且组织和规范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所以,修辞绝不局限于修饰技巧,修辞是人类固有的行为,人是修辞动物。修辞哲学家肯尼思·伯克对西方修辞学的复兴的贡献巨大,他的主要修辞思想有：(1)人要生存就必须调节与他人的关系,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修辞的基本功能是用话语诱发同一、达到合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修辞活动的本质就是“认同”、即“同一”。(2)各种话语形式的背后皆有其动机。一切话语都带有“说服动机”,亦即都具有修辞性。语言是象征行动,语言本质上是修辞性的、劝说性的。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了现实。(3)伯克修辞理论的核心是“戏剧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伯克认为,整个人类行为是戏剧。现实世界的人都是演员,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象征意义。他用“戏剧主义”来论述人类动机。戏剧的五个基本元素是“表演／行动”(act)、“场景/情势”(scene)、“演员／行动者”(agent)、“道具／手段”(agency)、“目的”(purpose),它们的互动构建了话语的不同动机、观点、态度、价值观等。由此可见,修辞实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它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修辞活动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行动者(修辞表达者和接受者)、修辞目的、修辞方式、修辞情境及修辞效果。如果我们从修辞学的视角看翻译活动,可以得出：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修辞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言语交际行为,涉及到很多因素：译者既是原文的修辞接受者,又是译文的修辞表达者；译者必须考虑“为何译”(翻译目的,即修辞动机)、“译什么”(原文文本,即修辞文本)、“如何译”(翻译策略,即修辞方式)、向谁译(译文读者,即受众)、语境(原文和译文的修辞情境),翻译效果(译文话语的修辞效果)。因为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和文化语境,叁个交际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翻译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我们认为,西方修辞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从理论上说,有助于我们把握翻译过程的实质,深化对翻译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活动的认识；从实践上来说,有助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作出综合的考量和调整,也有助于翻译批评者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翻译批评。除了西方修辞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实质,当代汉语修辞学同样对翻译研究极有价值。当代汉语修辞学正在进行着从狭义修辞学向广义修辞学的转型。广义修辞学是语言学、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的结合部,包括3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从广义修辞学视域看,文学文本的本身交织着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叁重话语,所以蕴涵了语言层面与文化层面两方面。因此,译者如果能够运用广义修辞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即从话语建构开始,逐层向文本建构和主体精神建构延伸,就能拓展阐释深度,更深入地理解原作的内容和语言形式；然后选择准确的翻译策略和贴切的译语修辞表达方式。同时,广义的修辞分析方法能为翻译批评家提供一种新的评价译文方法,并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多年来,关于翻译与修辞的比较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就研究成果而言,论文多而论着少,具体语言层面的比较多而理论思辨层面的探讨少。本论文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第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从修辞学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理论探索。论文借鉴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进行跨学科的吸融性研究；在阐述翻译学与修辞学的共性与特性的过程中,注意语言层而与文化层而相结合和微观的具体文本研究与宏观的文化研究相结合。因此,本论文从修辞学视角研究翻译,深化了翻译活动的实质,使翻译研究做到语言层而和文化层而相结合,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
宋志平[2]2007年在《选择与顺应》文中研究表明耶夫·维索尔伦语用综观顺应论从认知、社会、文化的整体视角解释语言的使用,提出使用语言即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为适应交际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相对于英美传统语用学的“语用分相说”,语用综观论试图为语用学研究提供一个连贯统一的理论框架。本文从语用综观论视角出发,依据综观视角下的语用顺应理论,对翻译过程及相关焦点问题进行了研究,旨在通过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做出的各种选择顺应活动,描写并解释翻译过程中译者与语境选择顺应的关系,从新的视角认识各种翻译现象,并试图建立以语用综观顺应论为基础的翻译选择顺应模式。第一章综述了翻译研究所呈现出的明显发展趋势,即从规定性研究逐渐向描写性和解释性研究转向,从跨学科向多学科与多视角转向。本文认为维索尔伦所提出的语用综观理论框架对重新审视翻译过程及其翻译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为有益的视角,对于建构更有描写力和解释力的翻译研究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二章回顾了近二叁十年来“分相论”语用学的发展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指导与应用,指出这种对语用与翻译关系的探讨,多是从某一语用因素出发研究其对翻译的影响,难以构成一个连贯统一的翻译理论模式。翻译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必须探求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使诸多翻译问题在这个框架内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语用综观论的视角对翻译研究有望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第叁章首先指出翻译过程研究关乎到如何认识翻译的本质问题,然后分析了以往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模式及其局限,并根据语用综观顺应论,提出翻译就是译者在不同意识程度作用下不断做出的跨语言转换活动的动态选择过程。它包括四个方面:翻译过程语境相关成分的选择与顺应,翻译过程语言结构成分的选择与顺应,翻译过程选择与顺应的动态特性,以及翻译过程选择与顺应的意识突显度。第四章探讨译者语篇语境对选择顺应的制约。如果把翻译过程看作由原语语篇向译语语篇的转换过程,翻译过程的选择所要顺应的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境,而是译者语篇语境,这一新概念将语篇语境和翻译语境有机结合起来,并植入了译者语境视野,以选择顺应为主线,构成了应用综观顺应论研究翻译过程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不仅重新组合了各种语境因素,而且揭示了翻译的双重语境化过程中翻译与语篇的互动关系,也为描写解释与翻译选择过程相关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思路。第五章借鉴心理学研究的方法,尝试引入了“有声思维数据分析法”和“选择网络分析法”,首次从选择顺应的角度探讨了这两种方法应用于本研究中的可行性,并提出翻译选择过程具有非线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等特征。第六章讨论了翻译选择顺应论所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1)指出译者选择哪一种翻译策略和原则,受到译者和译文读者的语境视野制约,因而译者通常在认知、社交、物理世界叁方面做出顺应。同时认为由于语境的动态生成特性,翻译策略和原则的选择呈现动态顺应性。(2)鉴于译者意识突显程度不同,优化的翻译策略原则只能是相对的,而正确理解最小最大原则才会提高选择顺应理论的解释能力。(3)“翻译常态”是描写译学的核心概念,被认为是决定翻译选择的最主要因素。通过与顺应论中的“社会心智”相比较,指出可以将这一概念合理地纳入翻译选择顺应框架中。(4)借助综观论的语境视野概念,首次阐明了译者的焦点地位,并以此为依据解释了译者选择过程中的顺应性叛逆现象。(5)讨论了翻译选择顺应模式对翻译教学的启示:以过程为导向,强化翻译语篇语境意识,提高学习者以选择为特征的翻译能力。第七章余论部分再次阐述了引入综观视角对于建立连贯统一的翻译研究框架的特殊价值,并明确指出不可将翻译选择理想化,译者必须正视选择过程所伴随的潜在风险或不完备性,每一项选择都有可协商性,这是完整理解翻译选择顺应模式的重要前提。此外,论文尝试提出了翻译选择顺应模式所引发的一些相关课题思考,并展望了这一翻译研究模式的发展前景。本文的贡献体现在:其一,首次在语用综观顺应论框架内系统论证了翻译活动的选择顺应过程。其二,尝试移植了研究译者选择行为的两种实证方法,明确阐述了翻译选择的性质。其叁,对语用综观论的语境概念加以扩展,构建了以译者为视野焦点的翻译语篇语境框架。其四,在翻译选择顺应理论模式指导下,探讨了这一模式对革新翻译教学理念及方法的指导意义。
杨元刚[3]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徐剑[4]2007年在《翻译行为合理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合理性”是二十世纪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降，哲学研究一直围绕着人类的理性问题展开，笛卡尔之后，科学理性逐渐成了理性的全部内容和代名词。然而，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人们并没有间断对它的怀疑与批判。二十世纪人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随着人们对“理性”的颠覆，“合理性”概念逐渐取代了“理性”，成为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本文首次将二十世纪哲学、社会学研究的反思性概念“合理性”引入到翻译(行为)研究中，拟在“合理性”概念的引导下，对翻译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当代翻译研究进行反思性研究。本文主要讨论翻译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并由对翻译行为合理性的考察推及到翻译研究的维度、翻译行为合理性解释方式、翻译行为合理性的标准与翻译批评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引论，介绍、说明当代翻译研究是如何在范式转换中逐渐将研究的焦点会聚到翻译行为的研究之上，并指出随着人们对翻译行为研究的深入，翻译行为的理性／合理性问题也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本章还对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以及主要内容和结构作简要介绍。第二章介绍“合理性”的概念范畴及其性质，介绍该概念对翻译行为研究的意义；指出翻译研究中隐含着“合理性”的问题，对“合理性”与翻译的本体论、认识论、评价论、实践论、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关系作介绍。论文指出翻译行为的合理性前提同时存在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叁个不同的考察维度之上，翻译行为的考察存在由外向内、由内向外的两个考察方向。论文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哲学基础，通过对翻译行为与“不同世界”的关系的探讨，明确了翻译作为一种以语言为介质的交往行为，它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发生联系。这样对于翻译行为的考察就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世界的维度之中，不能局限在一种行为类型的限制之内。论文基于这种理论认识，指出翻译行为的考察必须同时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入手，它们分别对翻译行为提出了不同的有效性标准。客观世界提出了“真实性”的要求，社会世界提出了“正当性”的要求，主观世界提出了“真诚性”的要求。同时，翻译作为一种搭载于语言之上的交往行为，语言的公共性是翻译行为取效的前提，所有的翻译行为合理性的有效性要求都必须通过语言体现出来，这样语言还必须具备可理解性。因此，我们提出了翻译行为的叁个考察维度和“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以及“语言的可理解性”的合理性标准。其中，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将为翻译评价论的建立提供一个理论支撑。第叁章首先论证当代翻译研究业已存在于翻译行为合理性的叁个维度之上，进一步说明翻译研究范式之争的实质乃研究维度之争；然后通过梳理叁个维度的翻译行为观，以例证的方法说明当代翻译研究的叁个维度及各自的特点。论文利用“合理性”概念的反思性特点，对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翻译行为观进行了梳理分析，从而划分出当代翻译研究的叁个不同研究维度；论文同时指出二十世纪的翻译研究范式转换实质上是翻译研究维度的转换，翻译理论间的论争往往是研究维度之争，从翻译行为合理性存在的维度出发，二十世纪翻译理论的竞争不应当是取消、替代的关系，而应当是并存共生的关系。这种认识为翻译理论的整合创备了一定的理论条件。第四章首先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入手探讨翻译行为是否是理性的这一问题，从新的角度论证翻译行为是非传统理性的，是合理性的；然后梳理、介绍当代翻译研究中对翻译行为的心理过程的描写、解释方法。本章突出了以Bell为代表的翻译行为心理过程的解释途径，并以英语结构被动句的汉译为例，对Bell的研究进行了验证。论文指出该类研究代表一类由内向外的翻译心理过程的解释途径，同时还指出在制约翻译过程的宏观背景因素研究和微观语言操作过程之间存在一个研究空白，从而为建构翻译行为合理性解释模式做准备。第五章首先介绍心理学、认知科学对理性行为的认识，介绍心理学领域的理性行为、计划行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控制翻译行为的可能的参数，建构了一个中观的翻译行为合理性解释模式。论文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翻译活动决断都是或者都需要一个复杂的逻辑运算。翻译行为的理性还包含许多不以数学结构为基础的活动形式，翻译行为的理性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包括逻辑运算，还包含逻辑运算之外的自动、缺省活动和半自动活动。本研究对比分析了有代表性的翻译心理过程解释方式，并提出了一个介于宏观背景性解释模式和微观语言转换解释模式之间的翻译行为合理性解释模式。该模式提出了控制翻译行为的一系列可能的行为参数组：目的参数、规范参数、行为信念参数、控制信念参数、背景参数等等，从而将对翻译行为的解释建立在对交往行为的解释之上，建立在对叁个世界的翻译行为解释维度之上，将宏观的背景性因素与具体的行为实施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翻译行为的宏观背景解释模式和微观语言转换解释模式之间的中观解释的空白。第六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明确翻译行为合理性的有效性前提与考察标准，说明翻译行为合理性标准与翻译批评(译本批评与译事批评)的关系，提出合理性视野下的译本批评、译事批评的原则。论文指出在翻译批评中应当区分译本批评和译事批评。在译本批评中，评价者可以依据具体翻译行为的交往模式、译本的主题内容、言语行为类型、语言功能、文本类型等因素，在“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语言的可理解性”等方面对译文做出评价；在译事评价中，译事评价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对翻译活动的推演、解释以及对翻译活动的价值判断。前者是描述解释行为，需要运用一定的翻译行为解释模式，后者是评价行为，可以分为技术性评价和道义评价。在翻译活动评价中，道义评价为第一评价原则。第七章为结论，总结本研究讨论的主要问题，概括本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贡献，指出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并对课题的后续研究进行展望。
龚龙生[5]2008年在《顺应理论在口译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的经济文化呈现全球发展的态势,随着国际性学术交流的蓬勃发展,口译作为各领域内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和桥梁,在当前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口译研究和教学也方兴未艾,并有蓬勃发展之势。口译研究和语用学、心理学,社会学、翻译学、认知学等各学科广泛结合,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在口译过程中,译员作为交际双方的中介,必需根据发言人与受话者的话意在理解的基础上选择合适双方的语言表达习惯,使译语再现原语的所有意义,达到双方顺畅无阻的交际目的。本研究从语用学的角度去研究口译。根据比利时国际语用学秘书长Jef.Verschueren在其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书中提到了的顺应性理论(Theory of Adaptation),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人类语言是可以选择的,口译的语言要选择才能合适地表达原语意义。协商性则要求口译的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转译原语,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下做出的选择,使译语合适现场语境、双方的可接受性等。译语要顺应语境因素,顺应原语的语言结构成分,顺应口译的动态过程,而且这一顺应选择是有意识的认知过程。本研究根据顺应理论所提出的语言的叁大特征,从语言环境、非语言环境两大类来探讨理解如何实现口译中语境关系的顺应,更好地提高语言使用的质量以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本研究从顺应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口译过程中语境的适应。1)顺应语言环境。在口译活动中,译员只有把握住语言环境,选择合适得体的词,符合语言环境在语音、语义、语法上的要求,才能准确传达讲话人的意图和话语信息。2)顺应非语言环境。其中主要是顺应文化环境、心理环境和物理环境(情景环境)。在文化交流性很强的口译活动中,口译译员需要深厚的中外文化知识,口译进程中应选择得体的策略来实现文化语境的适应,达到双方交际的目的。同时,口译又是个场合性很强的工作,而且涉及内容范围广,所以口译译员要根据不同的口译场合,顺应情景环境。本研究尝试证实顺应理论与翻译及口译的密切关系及语言的选择和语言的顺应是分不开的。翻译正如顺应论所指出的是连续不断选取的过程。口译的语言只有选择才能适合原语意义,只有顺应译语才能得体。本研究以问卷调查、访谈与现场口译有声资料为案例,根据顺应论的概念、原则对口译中的语境适应进行了探讨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对具体案例进行了剖析并发现被调查者均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在口译活动中应用了顺用理论的原则、策略,并注意到外语水平越高的译员、学生,其应用顺应论的频率越频繁。总之,本研究尝试从语用学及跨学科的角度探讨了顺应理论在口译活动中的应用与价值,对其概念、原则等进行了系统梳理,为翻译,尤其是口译的理论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视角,所列的实际例证,对口译研究与教学实践有一定参考借鉴的价值。
张良林[6]2012年在《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查尔斯·威廉·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1901-1979)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二十世纪着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而本文《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论证莫里斯对现代符号学发展的贡献。本文从对话视角出发,主要采取文献检索法、内省法、理论归纳与历史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看作是一种对话性建构话语。对话视角有助于我们看清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跨学科性。研究发现,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首先,莫里斯的符号学及其组成部分牢固地建立在其科学经验主义哲学基础上；其次,莫里斯符号学的叁个组成部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分别受益于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奥格登和瑞恰兹的经验主义语义学,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符号学；再次,莫里斯借用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理论框架将这叁个分支学科整合成一门符号学。由此看来,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是在不同思想之间对话与融合的结果。与理论来源一样,莫里斯的符号学建构方法也是多元的,折中的,体现出对话性。莫里斯的符号学不仅在符号学叁个组成分支之间实现了有机统一,而且是连接各门学科的桥梁。莫里斯关于符号的表述实现了符号与行为之间的对话,其符号类型学和话语类型学都呈现出多元而动态的特点。在莫里斯看来,呈现价值是符号使用的目的,因此莫里斯又在符号学与价值学之间实现了全面的对话关系。在莫里斯与索绪尔之间建立假想的对话关系,比较二人符号学观点之间的异同点,有助于凸显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的相对优越性,而以莫里斯与西比奥克之间的真实对话性联系为基础的分析则表明了莫里斯符号学在现代符号学发展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开拓性作用和历史贡献。莫里斯奠定了现代符号学的跨学科性质,用符号学理论作为基本框架建构美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正体现了符号学的跨学科对话精神。莫里斯的美学符号学构想把文艺作品主要看作是呈现价值的类象符号,强调了文艺作品研究中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并重的重要性,体现了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统一起来的符号学精神。这一学术趋势同样表现在语言学理论中,关于格语法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分析证明了莫里斯符号学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和符号学整体性研究观念。莫里斯符号学思想对于当代学术研究的启迪意义是跨学科的、多元的。
胡洁[7]2010年在《建构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外宣传是主权国家对外交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展现国家形象、传播国家立场和政治主张,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对外宣传已经成为增进国家相互了解、维系世界和平的主要纽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力日益增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增多,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与我国丰富的对外宣传手段比较而言,外宣翻译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不相匹配。本研究试图弥补国内外宣翻译理论研究的不足,将以政府为(潜在)主体的外宣翻译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外宣翻译的理论构建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联系起来,探讨中国的外宣翻译对于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指导原则。本研究从社会建构主义角度出发,认可话语对现实的影响和建构能力,将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塑造联系起来。在理论构建上以吕俊教授基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建构翻译范式为研究的宏观理论框架,将外宣翻译行为视为我国与他国之间社会交往层面主体间的建构性理解,以达到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主体世界有效沟通为目标,遵从语言构成规则和语言使用规则,在满足“知识的客观性”“解释的合理性和普遍有效性”以及“原文定向性”的前提下,寻求外宣译文的指导原则。在原文的语篇分析策略上,笔者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理论,尤其是其“语境”论,结合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叁大原则和系统功能语法的语篇基本功能理论探索译本的处理策略,以期兼顾译文语篇的语言意义与社会意义。最后本研究借用西方主要修辞论断和语用研究成果,探讨外宣译文如何顺应西方读者思维模式和社会文化规范,提高译文的话语感染力和交际效果。本研究共分七部分。导论笔者对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以及基本理论构架进行了概述。第一章：我国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现状综述本章对本文涉及的核心术语进行了概述和厘定,以奠定论文的研究基调和出发点,明确了外宣翻译研究对象以及本文的研究范围：以政府为(潜在)主体的外宣行为,同时指出了我国目前外宣翻译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二章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塑造与翻译策略本章首先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定义国家形象,其内涵和外延,以及其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继而从形象传播的角度分析国家形象的塑造,我国国家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传播过程以及在此背景下对外宣传所需采取的话语策略和翻译策略。第叁章外宣翻译研究理论借鉴本章在分析了国内已有翻译研究范式之后详细阐述了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指出建构翻译观是对已有翻译研究范式的理性推倒和重建,是语用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观,有其独特的翻译研究标准和原则,其文本观与功能学派文本观有相仿之处,对外宣文本分类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仅靠建构文本分类的方法不能推导出更为细致的语篇分析策略,因而笔者引入了系统功能语法语篇分析工具,以对建构翻译范式的宏观框架提供语篇分析层面的辅助和支撑。在本章节,笔者指出,外宣翻译的交际特定性决定了其译、写、编兼有的“变译”特点,从而将“变译”理论融入到外宣翻译研究的总体理论框架里。第四章外宣翻译的语篇探讨和翻译策略本章是对第叁章系统功能语法语篇分析策略的展开和详述,基于其语类与语域研究理论,将以政府为(潜在)主体的外宣文本分为政府公文、新闻报道和公示语叁大类别,分别进行了语境和语类分析,并在建构翻译研究叁原则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外宣文本的翻译策略。第五章外宣翻译语用修辞观本章对语用修辞学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述,将西方基本修辞论断和主要语用理论与外宣翻译策略结合起来,指出合理运用西方的语用修辞资源可有效增强外宣译文的感染力和交际效果。结语在本部分,笔者主要探讨了本研究的不足和有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并对国内外宣翻译的将来趋势做出了简单预测。
曾文雄[8]2010年在《翻译的文化参与》文中研究说明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多种研究途径,但它们普遍强调翻译的文化层面及翻译语境在其中的作用,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将翻译研究这两个普遍层面结合起来,基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翻译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翻译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和合文化思想及中西翻译的文化资本与文化融合策略,进而开展文化翻译理论的建构。论文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对翻译的文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继而,对本文议题的核心概念“翻译认知语境”及“互文顺应视角”进行了解释,综述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途径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应将翻译的文化层面和语境层面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落实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建构了互文顺应与选择的文化翻译模式。这个模式由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层组成,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功能。文化翻译正是交际者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顺应性翻译选择的结果。同时,论文综合语言、文化和语境等层面,辩证重构翻译认知语境视角的维度,旨在从多元的互文间性与“和合”文化观的综合视角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包括翻译的文化、语言、策略及素材等层面上的翻译选择。在互文顺应的文化翻译模式中,翻译言内认知语境的视角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语篇层面上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篇外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对语篇的意义、意图及意识形态等元素进行阐释,并实施互文顺应性的建构,继而探索从词义再到句子以至语篇层面的文化现象及其互文顺应再现的一些规律；最后探究文本间的文化认知距离与翻译视角转换与选择的关系。以上研究均基于实例分析与描写。结果发现,翻译语篇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语篇的互文顺应性构建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有助于把握翻译背后的文化本质及其运作的一些规律,以及翻译交际者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翻译言外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析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选择关系,并以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多维动态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从文化语境出发,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考察译者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探索翻译素材与文化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机。从心理语境出发,分析交际者尤其是译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构的互文性,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分析翻译素材、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等翻译选择的动因。从社交语境出发,通过译例从交际、心理及文化等多维层面分析社交文化的翻译。同时,分析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改造,提出以和合文化原则处理翻译的文化融合。结果表明,翻译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因子,而且要注重其社会文化性；互文顺应视角促使文化翻译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走向和谐的基础与保证。研究者大力呼吁关注翻译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异质、文化资本运作以及文化间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论文以中西翻译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资本的操作为出发点,首先探索从中国佛经翻译到近现代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资本及其操作形式,解释这些翻译操作的动机及影响,进而在这些层面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掘具有特色的文化翻译观以及处理翻译“它者”存在的出路。接着,论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的哲学理论及翻译中的“和合”思想,提出以“和合”文化观作为和合文化翻译学构建的哲学基础。论文指出,互文顺应视角是实现“和合”文化翻译及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键途径,可以升华至和合文化翻译学框架的建构,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论文指出,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文性与社会性；基于这个视角而建立的和合文化翻译学能够指导翻译这个媒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实施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结语部分概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赵会军[9]2011年在《双关语语用翻译量化研究》文中指出无论是英语双关语还是汉语双关语都是利用词语的谐义和谐音的特点形成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意思或利用音义的岐解等产生有趣的幽默效果。大多数双关语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译的，很多研究人员从双关语翻译技巧、双关语翻译功能目的论、双关语语用学翻译等方面探讨了双关语的可译性，使双关语由不可译到可译成为可能。有效和准确地测量翻译质量需要从数理、逻辑和语言学等方面来考虑。双关语语言学模型和翻译量化研究的发展为双关语翻译量化模型处理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双关语叁个意义点（双关语的两层意思和语用含义）的划分使我们认识了双关语含义的实质因素，双关语翻译的目标语言与源语言的重迭度是衡量双关语翻译质量的量化尺度：重迭度达到1/2为合格，重迭度越高，目标语越接近于源语言的语用表达目的。重迭度由0到1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翻译优化过程，这种动态性使得我们不仅可以衡量双关语翻译结果处于什么水平，是合格还是不合格，而且还可以利用其动态的变动提高双关语翻译重迭度，以使双关语翻译达到比较理想的结果。我们可以利用汉语的单字（词）多义、同音多字（词）等的特点及其丰富的重组变化特性，在提高翻译重迭度的过程中使用目标语语用搜寻等方法。依托双关语语用翻译量化模型，运用目标语语用搜寻等方法，针对不同类型双关语的翻译，我们采用关联意义延伸、目标语词语前后搭配、将谐义双关转译成谐音双关、同音关联搜寻、通过原文和译文的结构对比与词语精确含义等的对比使译文与源语言含义尽量接近、采用拓展原文部分意思、转移双关位置进行谐音词语重迭等方法实现双关语译文的理想化。在双关语语用翻译量化模型的动态引导下不仅可以得到更精简和更满意的翻译结果，有些出人意料的翻译结果甚至超出了常规翻译所能达到的极限范围，让人耳目一新：在与原双关语意义基本匹配的基础上，却可以产生多个意义不同的目标语表达法，使翻译结果更加耐人寻味。
王艳敏, 蒋慧, 张树筠[10]2012年在《“语用翻译学”建构浅论——翻译学中引入语用学理论的必要性》文中研究指明文章试图发掘"语用翻译学"的起源,对这一概念做出初步的解释与探析,总结研究现状,论证语用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的必要性以及"语用翻译学"的建构,以期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注重语用理论的作用,从而对"语用翻译学"的建构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1]. 翻译的修辞学研究[D]. 张瑜.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2]. 选择与顺应[D]. 宋志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3].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D]. 杨元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4]. 翻译行为合理性研究[D]. 徐剑.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5]. 顺应理论在口译中的应用研究[D]. 龚龙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
[6]. 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研究[D]. 张良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7]. 建构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胡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8]. 翻译的文化参与[D]. 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双关语语用翻译量化研究[D]. 赵会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10]. “语用翻译学”建构浅论——翻译学中引入语用学理论的必要性[J]. 王艳敏, 蒋慧, 张树筠.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标签：中国语言文字论文; 符号学论文; 双关语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语用学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语言学论文; 口译论文; 修辞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