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09)02-0005-0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理论层面言，这个变化直接得益于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间接得益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主要载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运用。这里谈谈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以纪念改革开放30年。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近90年的历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两大理论成果。前者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无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一般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地说，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其基本理由有这么三点：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维源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各有其哲学思想，但都师承毛泽东哲学思想，并在根本的哲学理论体系上(不是讲哲学的运用，也不是讲个别的哲学观点)没有超越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与毛泽东可谓直接的师生关系，无论从其成为“邓、毛、谢、古”后的革命经历看，还是就其“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言，邓小平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所以，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P382)这就是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源，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其基础的。既然如此，后邓小平理论为其衍生理论的情况就自不待言了。邓小平之后的中央领导实际上都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讲话、发表文章，凡涉及哲学思想方面，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话语多来自毛泽东；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其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方面，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框架。因此，就基本的哲学理论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
第二，这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创造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来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总结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如邓小平本人所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2](P300)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来讲，现在已经远远超出当初讲这个问题时的情况；但是，若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际状况言，它却仍然适用，不仅现在适用，可能在相当长时间(至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会适用。
第三，哲学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管用”的时间更长。哲学理论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政治理论不存在对应关系，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丝毫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都是政治理论，既然是政治理论，它的许多具体结论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才不断增加，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否则，就不会有目前这么多的指导思想理论。而哲学作为研究世界根本规律的科学会比较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很大的普适性，其根本理论自然比较稳定。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载体，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毛泽东哲学内有偏颇的某些观点，但在总体上不失为科学的哲学理论)，是根据中国革命经验对最基本的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高度的阐发，其“管用”的历史跨度时间会长些，比毛泽东的许多政治理论要稳定得多，不会在短时间丧失其真理性。政治理论与哲学理论是两回事，无须有对应关系。那种要求“对称”、“匹配”的认识，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们决不能因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增加，去生硬地“制造”出与之相对应的哲学理论体系。
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应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应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获得巨大发展。这其中既有直接的推进应用，也有反思的超越应用。它使抽象的哲学思想成功地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政治理论，以及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理论根源，也是应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应用发展，并且对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哲学思想，可以归纳为这样12个方面：
(一)实践标准观与改革开放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也是《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本人在1963年11月修改《九评》的一篇文章时还亲笔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这说明它不应该成为有争议的问题。但谁能想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个哲学常识居然要正本清源、重新启蒙。又有谁能想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一是为我们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中国进行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第二次伟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为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理论前提和舆论动力，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发动和不断展开准备了丰富的干部资源。三是为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和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折掀开了序幕。四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异常广阔的空间，使之能够形成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因此，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逻辑起点。它所引发的思想解放，对于我们党今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还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实事求是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一国两制”论。
“实事求是”，本来是毛泽东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后为我们党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它得到重新确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衍生出许多政治理论之果，成为改革开放3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之源。
首先，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言，其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一是提升了“实事求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它被视为整个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法宝。二是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相连一起，使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更具动态性。三是实事求是还同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联为一体，被视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成为重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撑，更加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独具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
其次，运用实事求是思想，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建国以后，我们党犯“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没有正确地把握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经过拨乱反正，党中央清醒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两个方面，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强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再次，运用实事求是思想，创立“一国两制”论。尽管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有“一国两制”思想，但将其明确提出，并成功实践，则在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时。邓小平明确地将“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归功于实事求是。他说：如果这个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1](P101)
(三)主要矛盾观与经济建设中心论。
主要矛盾的思想是《矛盾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对主要矛盾的阐发也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他说：研究任何过程，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个方法，结果如堕烟海。这段话是他炉火纯青地运用之思想结晶，其得意超然之情跃然纸上。他的成功，从哲学上说，与正确地运用这个思想有密切关系。他晚年犯严重的“左”的错误，一个重要方面也在于没能正确地运用这个思想，对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作了错误判断。拨乱反正，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还是运用毛泽东的主要矛盾观，对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明确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正是对主要矛盾有这样坚定明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十七大也明确指出：尽管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这一主要矛盾没有变。因此，仍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3](P14-15)毛泽东的主要矛盾观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四)矛盾主导方面观与社会主义主体论。
毛泽东阐发矛盾论的又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这个方面所规定。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岁月，他运用这个思想是很成功的，正确地处理了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关系、社会主义因素与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关系。但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却没能完全坚持这个思想，逐渐形成“社会主义纯粹论”倾向，尽管在作天马行空式的哲学谈话时认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认识的深化，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形成了事实上的“社会主义主体论”。不仅“一国两制”构想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文化政策等都体现了“社会主义主体论”。与此相联系，我国的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可以说是“共产党主体论”。实行这样的制度，同样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的。“两党制”既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社会主义主体论”思想。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可以通过探索其他形式的分权体制和机制来解决。
(五)矛盾的普遍特殊关系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在我看来，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伟大的政治经济理论成果，其理论价值不亚于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论；其实践价值，我国这些年的快速、持续发展所取得的震惊世界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认为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形态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似乎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没什么关系。实则不然，它正是成功运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分解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然后又嫁接给社会主义的杰作。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夸奖邓小平会按照辩证法办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思想，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方法和发展生产的手段，谁都可以利用它，上升到哲学上说，即是属于矛盾的普遍性；“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用哲学语言说，则是矛盾的特殊性；按《矛盾论》讲，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姓“资”，不是采用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机制本身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起的决定性作用。经过这样解析之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并被“剥离”出来，让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改姓“社”，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六)社会基本矛盾观与社会主义本质论。
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尽管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160年来，共产党人都将它作为理想在追求，但从未这样提出过问题，我们熟读的包括老祖宗在内的无数“本本”也没有定义过这个问题。人们只是习惯地认为，讲社会主义就应当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等。这些要素长期被朦胧地看作社会主义本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通过对“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P225)的反思，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这就否定了长期以来的习惯性认识。
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根据是什么？仍然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讲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既然如此，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应当以这个基本矛盾为依据。过去习惯性认识的那些要素，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撇开了生产力，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要求。邓小平讲的“不够格”，理论上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它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上述新论，纠正了这个理论失误，突出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第一要务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七)生产力决定作用观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论。
“生产力标准”概念是十三大明确提出的。它源于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讲的：判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束缚还是解放及其作用之大小，只有“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4](P1079)据此，十三大指出：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样，“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5](P58)1992年“南方谈话”，讲改革是否正确时又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这一提法扩大了“生产力标准”的外延，深化了其内涵，进一步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根本利益标准统一起来。
(八)政党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同其他政治理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一样，既可以从认识论方面分析，也可以从辩证法角度解读，还可以从唯物史观阐释。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综合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其对应关系不是单一的。
运用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政党观来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到底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说明党的先进性，以加强党的建设。从党的二大到十五大，我们党根据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讲党的先进性。关于这一点，尽管历届党章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即是说，讲了75年，是“一个代表”思想。进入新的千年后，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增加党的先进性内涵。从现实需要看，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同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有利于提高我们党的素质，促进我们党不断与时俱进。从思想资源看，在毛泽东著作和邓小平著作中，有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丰富内容。“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思想言，就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九)人民观和人权观与“以人为本”论。
“以人为本”，从实质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抽象地讲“人”，曾经长期被视为“异端”。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直接来源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间接地渊源于毛泽东的人民观和人权观。
作为学术问题，如何理解“以人为本”，可以见仁见智。我以为，“以人为本”包括的两方面内容，都可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现阶段的应用发展。“以人为本”论的第一义，无疑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的“人”与执政为民的“民”是同值的，即“人”是群体的“人”。但仅此，还不是“以人为本”论的全部涵义。否则，它就没有出“新”，而只是变换了说法。“以人为本”之所以获得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和高度评价，是因为还有第二义——维护个人的权益，保障人权，即公民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这里的“人”，又是个体的“人”。它也包括在“以人为本”的内涵之中。我不赞同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那种认为这里的“人”只代表群体不代表个体，是说不通的。中央所以选用“以人为本”，而没有使用“以民为本”，就在于“民”突出的是群体，“人”则兼顾群体和个体两个方面。
“以人为本”论的第一义，根植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人民观自不待言。至于它的第二义，了解中共党史就知道，我们党在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曾经都是高擎人权大旗的。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有保障人权的条款。在延安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规定了人权保障政策。这两个文件都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后者还是他修改定稿的。这就是说，“以人为本”内涵的两个方面，间接地渊源于毛泽东的人民观和人权观。
(十)矛盾关系的全面、协调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可以多层面地进行分析：一是“矛盾论”是它们的哲学理论依据；二是“统筹兼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是它们的政治理论依据；三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反映的哲学指导思想的失衡，是它们提出的历史教训依据。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应用发展角度讲，科学发展观主要强调矛盾关系的全面、协调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6](P443)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四大要素的论述，体现了这个思想。温家宝在讲述科学发展观时，已追溯到体现这个思想的《论十大关系》，实际上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理论渊源。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究竟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呢？在我看来，它是相对于“以社会为本”提出的。所谓“以社会为本”，即以社会的发展为根本。社会的发展，主要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它的对立面是强调人的发展。所谓人的发展，即指人的知识、能力、素质等的发展。“以社会为本”不完全是“以物为本”，也包括“人”，但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强调社会的发展利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人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人的发展比社会的发展更具根本意义。因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发展状况。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看，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来实现的。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最为明显。即便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也是以社会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应当指出，我们曾经片面强调以社会为本，忽略而没有兼顾以人为本，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进入科技飞快发展的时代，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才的作用和知识的力量的空前提高，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尊重和维护公民个人权益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这样，党和国家的发展观实现由以社会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是与时俱进的正确决策。这个转变，从哲学上说，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重大成果。
(十一)矛盾的同一、斗争观与和谐社会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哲学基础，就其直接性讲，是毛泽东的矛盾理论；再具体言之，是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运用。《矛盾论》对这两者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人们熟悉毛泽东的名言：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个论断对不对呢？就他讲“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以及就“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和“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而言，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论断对两者关系的表述又是不完全的，毛泽东本人在1939年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已对它作了补充，也可说修正。他批注道：“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7](P374)有了这个补充或修正，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理解就完整了，也辩证到底了。这也才能说得通两者的相反相成关系。否则，讲两者关系总是到这里“卡壳”。过去在实践运用中将“斗争哲学”绝对化，与对两者关系的不完全的解读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来对矛盾理论认识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修正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认识，不再那么将“斗争性”绝对化了。邓小平的许多政治理论和方针政策都是基于此点建立和制定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也是基于此点建立的。当然，这是有政治前提的，即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从过去造反的革命党变成了治国安邦的执政党，而且从受到封锁半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变成了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因此，由强调“斗争性”转变成强调“同一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理所当然。强调“同一性”，不是不讲“斗争性”，只是将两者的主导地位作了改变。十七大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述和对社会建设要求的阐释也说明了这一点。
(十二)对立统一观与党的30年基本经验论。
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说过：“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6](P291)辩证法在中国发展的伟大理论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体系是无法割裂。从邓小平理论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言，毛泽东思想仍列入其中。说明毛泽东思想有生命活力，仍然“管用”。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事实上，它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而具体的运用。
党的十七大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3](P10)这“十个结合”把握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彰显了党中央对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的辩证考量，也是对十三大以来一直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思想的具体展开和最新说明。
改革开放30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产生了许多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上述12个方面的理论突破和创新，足以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发展。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上述理论转化为实践的结果，也足以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践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引下将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迄今为止，我们党的历史大体以30年左右为一个大的阶段。第一个近30年，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是闹革命，探索出成功的革命道路。第二个近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搞建设，尽管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没有探索出正确的建设道路。第三个30年，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终于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使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如果以30年为一个计算单元的话，今后30年将是什么状况呢？邓小平生前为我们国家已经规划了宏伟蓝图和发展战略。
首先，明确了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是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要实现民主。“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政策，就国内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2](P322、P116)
其次，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上个世纪80年代翻一番，达到500美元，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早已实现。第二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800～1000美元，即小康水平。这个目标也超过他的预想实现了。第三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1世纪中叶，即用30年至50年时间再翻两番，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邓小平认为如果达到这一步，中国就对人类真正作出了贡献，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闯出了一条社会发展之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1](P256)党的十五大，又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具体化，将其分解为新的“三步走”战略，提出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2010年)、第二个10年(建党100年)和至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到2020年即建党100年之际，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到那时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到建国100周年之际，基本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再次，提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很长历史阶段的任务。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了两点：一是再有三十年时间，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将更加定型化，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经验会更加丰富。二是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规划的社会主义宏伟蓝图和发展战略，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建设，一是改革。从30年的实践看，尽管这两大任务都很艰巨，但相比较而言，如何搞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已经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许多指标都提前实现。按照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均增长7.5％计算，至2020年的经济总量将达7.2万亿美元，人均约为5000美元。届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邓小平讲的到21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这一指标，将提前30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超额实现。
改革任务比建设任务更为艰巨，而改革又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已经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相分离，又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为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还要复杂和艰巨得多。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它的每一步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应当承认，30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有不少改革，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要看到，现在已进入深层次的改革层面，如何使高度集中的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监督和制衡，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全方位的民主权利有真正保障，即制衡权力和公平利益这两个问题，还在艰苦的探索之中。
解决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最为要害的问题，就哲学指导而言，还是要靠毛泽东哲学思想。具体来说，要像邓小平那样，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实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二是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直至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创造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不可逾越的制衡权力、公平利益的体制和机制。邓小平成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也能实行市场经济的“天大难题”，我们应当学习邓小平的大智大勇，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以剥离，区分出哪些是属于资本主义特质属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文明成果。对于前者予以扬弃，对于后者学会批判吸收，让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经过若干年努力，必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制衡权力、公平利益的体制和机制，解决我们国家发展的另一个“天大难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党只要循序渐进地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不动摇，经过3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艰苦努力，神州大地定能像邓小平所期望的那样：建设成在经济上赶上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出比它们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从而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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