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期的财政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红利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1978-2002年间，每年GDP的增长率是9.1%。这么长时期的高经济增长率是由什么做出的贡献？经济学家通过分解之后发现：其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占28%，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份额占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占24%，劳动力转移贡献份额占21%，其他体制改进因素贡献份额占3%（注：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第6页。）。在这些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物质资本与总体抚养比低带来的高储蓄率有关，劳动力增长得益于农村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也是以社会具有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前提，由此可见，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在人们不留意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人口红利”期的产生
某个国家如果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充分的阶段，经济增长就会获得格外的供给源泉，这就是“人口红利”。
20年前，我国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经过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短短20年，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人口转变之路，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提前进入到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到1998年以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10‰以下。与此同时，人口的年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少年儿童人口比重逐步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重在较大的时间提高并不很快。从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0-14岁（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6.3%下降到22.9%，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由53.3%上升到70.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4.4%上升到7.0%。人口年龄构成的这种变化，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赡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
二、“人口红利”对财政及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人口最年轻化的阶段，此时劳动人口比重高，人口的抚养负担轻，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很强。换言之，就是工作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这些年轻的劳动力都是净储蓄者，都可以带来储蓄；而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赡养老年人口负担又同时减轻，从而，社会总的负担水平下降，这些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增加财政收入；储蓄和财政的增加又决定了投资的增加，更多投资与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准、充分供给的劳动力结合又带来更高的财政收入和更好的储蓄水平；这些潜在的因素形成合力，进一步成为促进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源泉，最终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人口红利”所带来的机会，因为类似的机遇基本上属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纵即逝。例如，东亚的经济腾飞就受益于“人口红利”。上世纪50年代，东亚妇女一般生育6个孩子，而现在一般只生育2个孩子。随着生育率下降，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65年的57%上升到1990年的65%，其增长速度比非劳动人口快了4倍。据一些学者测算，这时期东亚地区人均收入的增长中有1/3得益于“人口红利”。同样的人口形势，而拉美未受益，人均收入在1975年到1995年期间仅保持了年均0.7%的增长速度，与东亚6.8%的增长速度相差甚远。其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政策的作用不力。有学者研究表明，如果该地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平均增长速度将翻番。
根据专家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我国的人口动态将发生以下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大幅度减少；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将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数量将减少。这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及今后15年左右的时间将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所以，“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而要将这较短的而又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必须辅之以及时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调整。
三、调整财政政策的基本思路
（一）解决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选择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7-8%之间，但截至2003年底，我国城镇的登记失业率是4.3%，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其中35岁以下的占70%左右。由此可见，扩大就业机会不能单纯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还要取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1.鼓励创业，增加就业岗位。创业是一种积极就业、是“人口红利”期解决就业问题发展经济的有效方式。因为政府提供一个就业岗位，也只能解决一个人就业，而创业除了创业者本身以外，还可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创业是解决就业的一种积极措施。因此目前政府需要努力改善创业环境，鼓励社会多创业，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在财政政策的取向上，对创业者要给予倾斜，在税收上予以优惠，要为创业者在小额信贷、社保补贴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以降低人们创业的风险。
2.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劳动力充分就业是兑现“人口红利”，发展经济关键所在。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如果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而失业人口不但不能创造价值，而且需要消耗社会财富，不但不能为他们的未来提供储蓄，而且要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这样，政府不得不运用有关财政政策，把用于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资本转移到社会保障中来，以缓解失业人口的生活困难。目前我国适合劳动人口约为8.6亿，十五期间(2001-2005)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人数高达2300万左右，同时在今后10-15年中还有1.5-2亿以上农村劳动力需要向非农行业和城镇转移。如此庞大的就业大军，政府除了制定以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为取向的宏观财政政策以外，还应加大对吸纳劳动力容量大的企业的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做到改革与安排就业和财政扶持力度紧密结合，并通过增加公共投资项目和落实减税政策来扩大就业和控制失业率，支持劳动者自谋职业、弹性就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阶段性就业、自主就业、临时工、小时工、季节工、短期合同工等多种就业方式人员的利益，逐步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险体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3.调整优化财政结构，帮助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再就业是进一步提高“人口红利”利用率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环节。近年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率逐年下降，因此目前除了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2002年9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外，还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压缩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和事业费支出，增大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扶持力度，同时再辅之以对下岗职工能力培训、社会保障、社区平台等政策来保证再就业工程的实施，防止“人口红利”的流失。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和有效转移的财政政策选择
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程度大小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因此目前财政政策的取向首先应考虑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发展农村和农业，要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税负，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进程，逐步减免农业税收，对落后地区考虑全额返还“两税”增量部分，定向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对农用生产资料实行退税等。其次要进一步“开放城市”，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清理和取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不合理收费，制定各种符合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财政政策，实现“人口红利”的大面积丰收。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财政政策选择
“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在享受“人口红利”之后，我们将面临较大的养老压力。中国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共有1.4亿左右，据预测.到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50年则增加到4.4亿左右，其时总人口不到15亿，劳动人口明显减少，人均养老的负担增加了5.6倍。所以“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第一个特点，而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是中国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因此多重压力指向了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由于经济和历史原因，目前在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财政应遵循“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一个社会的养老保障体制通常有两种方式：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前者是指任何时候都由当时的年轻人养活当时的老人，后者则是个人在退休后用退休之前的积累养活自己。从实际养老负担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实行现收现付制度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人口的年龄结构较轻，劳动力人口比重较高。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在财政政策的取向上，我们可将上面二种方式进一步扩展，因此有四种方式可供选择；其一，沿用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度，同时继续将非正规就业人口排斥在外；其二，迅速转向完全积累制，同时继续将非正规就业人口排斥在外；其三，沿用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度，同时将非正规就业人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其四，迅速转向完全积累制，同时将非正规就业人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对比这四种制度，可以发现第四种制度下，未来我国社会的养老负担率将是最低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实行完全积累制可以降低未来需要由社会承受的养老负担，使养老负担率的分子逐步减少；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人口被纳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可以扩大分母，增强社会养老负担能力。因此我们目前的财政对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可考虑选择第四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