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经验推广
陈 杰，刘佐菁，苏 榕
(广东省科技创新监测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033)
摘要 ：深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的形势，发现湾区人才发展存在人才结构、引才机制、人才流动、平台载体等方面的不协同问题。通过总结凝练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先行经验，构建了基于人才引进协同、人才交流合作、国际猎头培育、平台载体建设、人才流动畅通、人才环境优化六个维度的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机制，以深入开放引领深度合作，畅通粤港澳三地创新资源，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湾区人才协同创新制度优势。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人才协同发展
目前，湾区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全球60%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中山、肇庆、惠州、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城市群，是中国建设世界级湾区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布局。自2008年提出粤港澳湾区的概念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持续受到中央和地方的推动。从最初的探索珠三角区域合作新模式，到提出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战略、珠江-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到当前着眼于深化对外开放提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正不断深入[1]。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这标志着粤港澳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然而，如何全面加速粤港澳一体化融合发展进程，建成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的世界级城市群，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
1研究框架
国内外学者围绕支持区域人才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2-3]，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引入协同理论的相关研究。协同理论是一门复杂的、跨学科的新兴理论，属于系统理论的重要分支，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于1970年提出。协同理论虽然是自然科学的理论，但是已经被有关学者转化借用，并且引入教育界，促生众多研究成果。许应楠等[4]运用协同理论分析职业院校产学研用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机制及实践研究，朱飞[5]运用协同理论分析高校多元协同创业教育，王岩等[6]运用协同理论分析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刘大伟[7]运用协同理论分析德育网络构建等。上述研究为本文研究将协同理论运用由人才培养领域迁移到跨区域人才协同发展领域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协同理论要求其研究对象具有复杂、开放、自组织、协同效应的特点，其子系统内部相互作用、彼此耦合，产生协同效应[8-9]，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系统同样具备这些因素。
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人才协同发展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展开对促进人才发展的政策文本所表述的各类协同创新措施和行动方案的分析，最终将区域人才协同发展的要素划分为人才引进协同、人才培育协同、人才流动协同、人才评价协同、人才激励协同、人才服务保障协同六个方面，各政策维度内涵见表1。
表 1区域人才协同发展的内涵解析
2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形势分析
2.1 人才规模优势明显，地区分布差异较大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拥有一支庞大的研究与开发(R&D)活动人员队伍。近年来，企业已成为人才创新创业的主要载体，工业企业R&D活动人员数反映了地区的创新人才规模。2016年粤港澳地区工业企业R&D人员为55.5万人，占全省工业企业R&D人员的95%，占全国的20%，是广东省乃至全国科技研发的中坚力量。2011—2014年粤港澳大湾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人员总量稳步增长，2012年年增长率高达24%，2013、2014年增速有所减缓，回落至2%，201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随后在2016年增长幅度再次回升。
作为国际贸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钾肥市场长期受到国际企业的关注。目前，约旦、俄罗斯的钾肥出口尚有余力，德钾、欧化的产能也在2017年爆发，国际钾肥市场竞争加剧不可避免。前期进入中国的国际钾肥企业，其市场渠道不断开拓，新进入的企业也在奋起直追。销售渠道的层次化和多元化是近年来国内钾肥市场的关键转变，外企也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与者。
最后，社区治理格局要依据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和社区发展的具体情况谋划。现阶段，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合作治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协同关系便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合作治理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某些情况下，区域化党建工作能以特定的政党管理体制，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组织和动员特定区域内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因此社区治理模式本质上是“党群合作共治”模式。
图 1 2011—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工业企业 R&D人员及增长率
从R&D人员的地区分布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研发人才集中分布在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4市，占据总量的76%。其中，深圳的企业人才队伍最庞大；惠州的企业研发人员2016年增速高达43%，体量已位居全省第六，直逼中山市。
其次，创新意识较差，技术普及水平低。受到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我国大部分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的创新意识都存在严重不足，根本不能在技术创新发展中提供助力。同时，和计算机应用技术接触最多的群体为年轻人，技术普及范围存在限制。一方面年轻人对计算机应用技术的认知了解十分浅薄，另一方面年长者对计算机的应用不够熟悉，这对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创新开发均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图 2粤港澳大湾区分地区 R&D人员及增长率 (2016年 )
2.2 人才投入大幅增长，投入结构有待优化
R&D经费是科技进步的物质基础，是直接推动科技进步的主要动力。2011—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为13.6%，2016年R&D经费支出为2098亿元，同比增长12.7%，占全国R&D经费总支出的13.4%，足见大湾区内政府和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
图 3粤港澳大湾区历年 R&D经费支出及增长率
从大湾区内各市R&D经费支出情况来看，2015—2016两年间各市R&D经费支出均大幅增长。2016年深圳R&D经费支出总量稳居大湾区第一，占大湾区总支出的40%，同比增速15.1%。其次，湾区内R&D支出第二的城市为广州，2016年经费支出458亿元。从R&D经费投入强度(R&D/GDP)来看，以R&D投入强度达到2.5%作为创新能力基本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志，仅深圳、珠海的经费投入强度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其中深圳的R&D经费投入强度高达4.3%，仅次于北京(6.01%)排名全国第二，且高于瑞典(3.4%)、日本(3.3%)、美国(2.8%)等经济体。而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研发投入强度仅为2.3%，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准(2.6%)。
表 2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区 R&D经费支出及投入强度
注: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本表缺失澳门地区数据
2.3 协同创新生态初步建立
人才发展制度建设方面，以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为开端，南粤大地掀起了新一轮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高潮，提出多项人才发展新举措，带动全省形成了一股浓厚的重才、识才、揽才、用才氛围。2017年再次出台了《关于广东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从改进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健全引才用才机制、强化人才评价激励保障机制、完善人才流动机制等五大方面，深化广东省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此外，从2009年开始，广东省先后启动实施“珠江人才计划”“扬帆计划”“广东特支计划”等特色人才工程，在吸引培养高端人才、促进粤港澳人才交流合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制度生态。
粤港澳人才协同政策方面，广东省在促进粤港澳人才交流合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12年12月，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批复同意将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列为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指导制定支持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2016年5月，《关于促进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才发展的意见》从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创业支持、综合服务三方面提出了20条促进自贸区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出入境的签证与居留、创新创业激励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住房保障、子女就学、交通出行便利等内容都是广东自贸区为促进高层次人才和企业创新创业而推出系列亮点政策和举措。
3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与国际一流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特有的“9+2”的城市构成，分属不同关税区，拥有不同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是导致人才发展不协同的重要原因，主要体现为人才结构、平台载体、引才机制、人才流动、发展环境等方面的不协同问题。
2.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心功能变化比较 两组术后二尖瓣反流面积减小(P<0.05)，左室射血分数升高(P<0.05)。与A组比较，B组二尖瓣反流面积减小和左室射血分数升高更明显(P<0.05)。两组患者术后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均有所减小，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1 国际人才结构有待优化
一是人才国际化程度偏低。硅谷等世界知名人才集聚区的国际人才比例都超过了50%，多元文化的国际化人才，造就了硅谷不可复制的人才优势，也是硅谷成功的重要因素。目前，广东省集聚世界优秀人才的力度还不够，距离建设“与国际人才接轨”的制度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以深圳为例，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深圳常住外籍专家(含港澳台专家)为2万多人，仅占常住人口的1‰，而上海常住外籍人口近21万人(占1%)，香港常住外籍人口为70万人(占10%)。二是海外高层次人才相对缺乏。粤港澳拥有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较少，特别是在全国教育、科技、产业领域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大师级人才尤为紧缺。
取样品（批号480095）6份，按供试品制备方法进行处理和检测，计算阿多尼弗林碱平均含量为1.7μg/片，RSD 为 1.6%（n=6），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3.2 引育人才的平台载体不完善
一是税收优惠政策。前海实施“双15%”的税收优惠政策，2013年出台了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办法、个人所得税补贴办法，通过薪酬、职务等市场化方式认定人才，对其缴纳个税超过15%的部分由市财政给予补贴。横琴则实行“港人港税、澳人澳税”政策，在横琴工作的港澳居民可以享受与港澳趋同的个人所得税负，对港澳居民个税内地与港澳的差额给予全额财政补贴。
3.3 引才机制亟需创新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mpe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3.4 国际人才流动与合作机制不畅
一是粤港澳人才流动机制不畅。目前，港澳与广东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尚未完全畅通，制约吸引和聚集外籍人才的政策瓶颈尚未得到彻底解决。2015年，港澳来粤专家为1.13万人次，仅占当年全部来粤专家的8.7%，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未得到充分展现。2016年公安部批复广东创新驱动发展和自贸区建设的16条出入境政策中，6条只适用于自贸区，覆盖面窄，且不少出入境政策标准过高，政策适用性不强。二是执业资格认定有待完善。目前，因人才评价标准、执行资格、人才资质以及人才制度的差异，粤港澳三地人才执业与合作存在障碍。例如，在建筑师资格上，香港的个体建筑师不能在大陆执业，因按大陆规定，建筑师须经相关建筑院注册后，并以单位的名义才能执业。在律师执业上，因香港与大陆的法系不同，香港律师在大陆执业还需要经过国内的律考等。
3.5 人才发展环境与服务保障欠缺
一是激励人才的制度环境有待优化。对人才创新创业过程中迫切需求的科技研发、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创业培训、融资、法律等方面的服务尚未建立完善的供给机制，其中，广东省科技创新激励政策更多是对企业所得税进行减免，未给予境外人才普惠性个税减免，相对于香港15%的个人所得税，内地个人所得税采取累进税率，税负高于香港。二是人才服务保障不到位。广东省针对境外人才的落户居留、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特定生活保障不足。目前，针对境外高层次人才的“人才优粤卡”服务因政策门槛过高，大部分境外人才无法享受。同时，一些外籍人才反映，签证手续还比较繁琐，办理短期来粤工作签证很不方便，目前持有中国永久居留证仅能解决出入境问题，还是无法办理社保、住房公积金、购车、购房等，投资股票无法开设账号，注册公司属外资，仍有诸多不便。
4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先行经验
二是完善通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前海积极推进国际通信专用通道建设，推动深港两地通讯运营商合作发行“前海卡”，实现前海与香港通讯资费同城化，大大降低人才跨境通讯成本。前海还积极引进礼德国际学院、规划建设国际医院，为人才提供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横琴与华发教育合作，创新“公办民管”办学模式，高标准建设横琴小学、幼儿园，让横琴人才子女接受一流的教育。南沙实施高端人才卡服务制度，持卡人员可享受包括政务办理、健康医疗、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12项便捷优质服务，符合条件的高端人才子女可以在区内选择1所公办学校入读。
一是国际化人才引育的市场机制不健全。数据显示，全球70%的高端人才流动是由猎头公司协助完成的，90%以上的跨国公司均使用猎头招聘高级人才，猎头公司凭借成熟的人才渠道、专业化的手段，已成为发达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服务机构。而目前广东省国际化人才很少通过中介市场引进，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和有关熟人介绍，广东省现在的人才市场大都是中低端市场，在引进高端国际化人才方面作用甚微。二是柔性引才支持力度不足。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广东省更加侧重于引进全职和中长期在粤工作的人才，规定来粤工作时间一般较长，但对于珠三角地区二三线城市和大量的制造型企业，受区位条件等方面的制约，刚性引进高层次人才确实比较困难，采用兼职、短期服务、承担项目、技术入股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方式会更“接地气”。
4.1 以重点产业发展集聚人才
三是营造法治环境。前海作为国家批复的唯一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积极营造廉洁从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先后成立了前海合作区法院、深圳国际仲裁院、前海廉政监督局、前海蛇口自贸区检察院、前海蛇口自贸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机构；由最高人民法院授牌成立的中国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中心、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基地等也相继落户前海；以深圳国际仲裁院调解中心为平台，成立粤港澳商事调解联盟，联合粤港澳地区13家主要商事调解机构，有力推动商事争议解决服务的多元化和国际化。
4.2 打造人才工作平台载体
一是推进科技创业平台和重点产学研基地建设。南沙先后建成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等8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占广州全市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总量的18%。二是建设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和院士博士后驿站。前海与深圳市科协联手建立“海外现代服务业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2016年12月，在香港挂牌设立了“前海离岸创新创业人才(香港)联络站”，充分利用国家科协“海智计划”等资源，将创新创业服务延伸至境外。分别与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广东院士联谊会等机构合作，建设“深港博士后交流驿站”“广东院士团队创新创业前海驿站”，支持科技成果在前海转化。三是创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前海打造一批深港合作的特色平台，建设了“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前海深港创新中心”“前海深港基金小镇”和“前海深港文创小镇”等平台载体。其中深港青年梦工场引进了IDG、硅谷国际、厚德创投等12个孵化平台，累计孵化创业团队187家，其中港澳团队86家，融资千万以上的有6家。南沙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依托香港高校联盟，实现香港科技、人才优势与内地资源、土地优势深度对接，促进港澳优秀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内地的实际生产力。
4.3 创新人才执业和流动机制
一是放宽港澳专业人士执业门槛。前海先后制定香港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社工、房屋经理(物业管理师)、调解员、仲裁员等在前海执业的办法措施，通过资格认可、考试互免、合伙联营、港资工程项目试点等特殊机制安排，引进香港各类专业人士。南沙则放开港澳地区的法律、医疗等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在南沙开展业务限制，并积极推进技能人才跨境深度交流合作，职业技能“一试三证”人才培养评价工作已完成引进国际和港澳的三个职业资格培养评价体系，可开展28个工种的培训考核。二是提供人才出入境和居留便利。南沙、前海、横琴积极落实公安部支持广东和自贸区建设16条出入境政策，在申请“中国绿卡”、延长居留期限、办理人才签证、聘雇外籍家政服务人员等方面为人才提供便利。此外，前海对企业和人才赴港商务签注实行按需申请签批，放宽了纳税和创汇条件限制，并协调外事部门，积极为前海企业的中国公民高管办理APEC商务旅行卡，可获得18个国家地区的免签证服务。横琴则打造便捷的人才通关环境，横琴口岸24小时通关，澳门单牌车进出横琴政策已实施。设立出入境横琴派出所受理点，新建自助通道，扩大自助通关人员范围，全面提升出入境便利水平。
PIIE：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表明美国经济指标良好。5月2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文称，鉴于当前通胀率接近目标值和低失业率，美国将暂不调整货币政策，但今明两年很可能将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FOMC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或加快加息进程，并可能在2018年12月份加息。
4.4 以政策激励人才活力
一是一流的教育资源匮乏。世界一流的湾区无不聚集着世界一流的教育资源，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世界百强大学数分别为2、2、3，作为世界湾区之首的纽约湾区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主体的珠三角地区，尚无一所世界百强大学。广东省的国内高水平大学不足5所，与北京、上海、江苏差距较大。惠州、中山、江门、肇庆等地市一级普遍缺乏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是创新驱动缺乏持久有效智力支撑的“痛点”。二是创业载体支撑不足。广东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建设起步晚、数量少，集中在珠三角，且数量与京沪苏浙等发达省市比仍然偏少，孵化器场地面积仅为江苏的1/3，累计毕业企业数也只有江苏的2/3。
一是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前海通过配建、采购等方式多渠道筹集人才住房，目前已推出4 717套前海人才公寓，购置770套商品房作为储备性人才公寓，优先面向境外高端人才配租，并引进香港物业管理模式和服务，为人才提供安居保障。建设了前海YOU+青年创业社区，集工作、居住、交流、展示、培训、融资、服务、休闲八大功能为一体，解决“跨境创业者”的居住难题。南沙采取“竞配建”等多种模式筹建人才公寓3 000多套，并着力打造特色人才社区，规划建设国际人才社区、青年人才社区，满足各类人才的个性化居住需求。
横琴依托高端龙头项目聚集产业人才。围绕横琴重点发展的“休闲旅游、商务服务、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科教研发、中医保健、高新技术”七大产业，通过引进长隆、丽新星艺文创天地、星光中国芯物联网工程等产业龙头项目，为人才创造广阔的事业发展平台，引进各类特殊人才5 200余人。南沙则制定“1+1+10”产业政策体系，促进重点产业企业载体进驻。2016年全区新设立高端制造、金融、航运、贸易等产业企业1.42万家，同比增长87%。印发实施《南沙区总部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大力引进世界500强、央企总部企业，已落户70个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和98家总部型企业，中铁建、中交集团、中远海运等一批总部型企业集聚南沙。
4.5 注重人才服务与保障
二是奖励扶持政策。横琴出台“特殊人才奖励”办法，对符合横琴人才开发目录的人才，以用人主体市场化薪酬为核心评价标准，给予个人所得最高40%奖励，实施2年累计奖励8 066人次，发放奖金超过6.3亿元。前海实施“双聚工程”产业人才扶持政策，推进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和国际高端人才载体集聚，由中央财政和地方配套资金共同出资，设立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扶持资金，采取股权投资、贷款贴息等方式，对每个项目给予最高5 000万元的资助。并发布前海总部企业扶持政策，对总部企业落户、人才引进、办公场地、住房补贴等给予资助。
2012年12月，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批复同意将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规划为“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并列为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指导制定支持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突出“粤港澳人才合作”特色，立足先行先试，着力在制度设计、载体建设、人才流动、政策落地、人才保障等方面取得突破。6年来，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已初步打造出开放程度高、聚集能力强、体制机制活的人才试验区，目前，区内国际化人才协同发展的局面初现，这为推进粤港澳人才协同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10]。
三是完善人才市场化服务体系。前海创新法定机构人才管理体制，前海管理局作为全国首家区域治理型法定机构，借鉴香港、新加坡经验，立法出台了前海合作区条例、前海管理局暂行办法，实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成立“前海人才服务中心”，设立人才服务窗口，为企业和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南沙成立科技创新中心、南沙生产力促进中心、南沙资讯科技园管理服务中心，开展高层次人才培训、企业成果交流转化和项目合作，为港澳及海内外人才前来发展提供政策、科技、人才等方面综合性服务。
5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的核心是跨区域协同机制的构建[11]。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充分借鉴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先行先试经验，构建了基于人才引进协同、人才交流合作、国际猎头培育、平台载体建设、人才流动畅通、人才环境优化六个维度的协同机制。树立人才战略观，充分消除影响要素便利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打破行政地域壁垒，畅通三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并进一步推动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深度开放，更好地培养、吸引和使用港澳国际化人才，逐步扩大“人才特区”试点范围，健全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引育、流动、配置、使用、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湾区人才制度优势。
图 4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机制示意图
5.1 深度实施精准引才与柔性引才
一是对接产业需求实施精准引才。在深入了解广东省各地区产业发展基础及重点产业布局的基础上，围绕产业链需求配置创新链、资金链，集聚人才、大学、创新平台、孵化器等创新创业资源，制定区域人才需求目录，实现引才引智与产业需求、创新驱动发展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以更大力度推进“珠江人才计划”，引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学科带头人、科技领军人才和战略科学家。二是对接人才需求健全柔性引才。逐步按国际惯例，建立柔性引进国际化人才的机制，“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借鉴上海市“候鸟型”引才机制的做法，进一步优化海外专家来粤短期工作资助计划，每年柔性引进一批与广东省产业发展匹配的海外专家短期来粤开展项目合作、科技攻关、交流等活动，加大对海外人才的开发力度。
5.2 深化人才交流合作
一是落实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借鉴美国“128公路”创新通道模式，将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作为推动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引擎。发挥好广州和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创新资源作用，不断优化创新走廊周边创新资源布局，进一步集聚国际人才、高校、创新平台等创新资源，促进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深度融合，使创新走廊成为珠三角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辐射源”。二是深入推进粤港创新合作。继续推进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支持港澳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与广东省企事业单位开展全方位合作，利用香港在高科技设备进口、科技人才及资金流通等方面优势，促进两地产业及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深入推进粤港科技创新合作计划，在科研人才与项目引入、研发资金筹集、成果转化与商业推广等方面，加强区域产业和市场优势紧密结合，促进粤港学者合作交流，建设自主创新品牌。
5.3 培育国际化“猎头”市场
注重发展各类国际化人才服务中介机构，着力培育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猎头”机构，建立链接全球的引才网络。一是探索扶持“政府猎头”。选择广州、深圳等人才集聚度高的城市，探索由政府牵头建立国际猎头机构，并依托广东省驻海外机构和海外社团在全球人才聚集的城市逐步设立办事处或联络站，在全球搜索、关注、接触、挖取高层次人才，并充分发挥政府组织优势，对接市场服务。二是大力培育市场化猎头机构。通过财政支持、购买服务等各种手段，扶持建立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本土猎头机构，尤其要大力扶持广东省重点发展领域以及紧缺领域的专业型猎头机构。例如，对通过猎头机构从海外引进高端人才的用人单位给予“猎头补贴”，引导用人单位和猎头企业积极开展合作。
5.4 打造引才育才的平台载体
一是强化教育资源合作共享。构建三地教育信息交流与合作平台，充分利用香港的教育资源培养优秀人才。首先，必须充分发挥高水平大学合力，三地高水平大学科技合作迫切需要建立高等教育联盟，通过建立协调联络机构，实现资源分享与共建，并共同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培育高水平科研机构和新型智库。其次，大力支持中外名校在粤合办国际学校，率先在全国建立“教育特区”，实行特殊的开放政策和优惠政策，建立若干个国际学校及人才培养基地[12]。二是强化创新资源合作共享。与港澳各类科技园区和孵化器开展全方位合作，共享公共平台、实验室等研发资源，搭建集孵化器全链条、“双创”平台、PE/VC于一体的创新多元服务平台，探索粤港或粤澳政府间联合资助研发项目资金、仪器设备跨境使用方式，联合承接国际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转移，积极承接和孵化港澳科技项目。
5.5 畅通人才流动与合作机制
加快探索推进粤港澳及国际职业资格互认。引进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从业人员的资格互认，推进粤港澳人才自由流动。建议争取国家支持，对人才职业资格互认工作进行自上而下的系统设计，研究制定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对港澳专业人士资格认可清单，以及支持港澳专业人才便利执业的专项措施。支持广东自贸区充分发挥优势，探索开展“一试多证”人才培养评价模式试点，加快推进粤港澳职业资格互认，大力培养评价国际通用的高端技能人才。建立境外专业人才职业资格准入负面清单，对清单外的职业资格，取消执业从业门槛，对清单内的职业资格，通过单方认可、资格互认、考试互免协议、合伙联营、备案等特殊机制安排，逐步降低职业资格准入门槛，吸引境外专业人士前来执业从业。
适度的体育锻炼能够促进糖代谢,提高胰岛素在周围组织中的敏感性,增加组织和肌肉利用葡萄糖,使血糖下降,还可预防冠心病、动脉硬化等并发症的发生。应根据年龄、体力、病情及有无并发症的具体情况,指导糖尿病患者长期坚持有规律的体育锻炼。
5.6 优化国际化人才发展环境
一是打造激发国际化人才创新活力的社会环境。首先，要打造开放性文化兼容环境，创建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从而吸引国际化人才，助推人才国际化战略。其次，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环境，形成开放多元、诚信守法的文化氛围。最后，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完善重实绩重贡献的、规范的、有竞争激励作用的分配机制[13]。二是完善人才保障政策，对海外人才实行便利的准入政策与特殊的优待政策，在人才落户、出入境、长期居留、永久居留、医疗、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社会保险、入住人才公寓等方面予以政策保障，努力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允许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中的外籍和港澳籍人才，在缴纳和提取住房公积金方面享受所在市市民待遇，且可享受贷款购房资格。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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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alent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Based on Experienc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Talent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Chen Jie，Liu Zuojing，Su Rong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Guangzhou 510033，China)
Abstract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alents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Bay Area has revealed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of non-coordination in talent development, talent introduction, talent flow, and platform support in the talent development in the Bay Area. By summarizing the prior experienc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Talents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Talents Collaboration based on the six dimensions of talent introduction coordination, talent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headhunting, platform carrier construction, talent flow, and talent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mechanism is to deepen openness and lead deep cooperation to smoothly innovate resource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o create the advantage of the Bay Area talent synergy innovation system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Talent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talent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18-05-11，
修回日期： 2018-09-05
基金项目 ：广东省软科学重大项目“广东省重大科技人才工程实施支撑机构能力提升建设”(2017A070714001)、“广东省重大人才工程实施支撑与科技人才政策研究”(2018B070713009)；广东省软科学自由申请项目“粤东西北人才工程实施绩效评估——基于广东省‘扬帆计划’的实证研究”(2018A070712026)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04.017
中图分类号 ：C9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2019)04-0114-07
作者简介 ：陈杰(1990—)，男，湖北蕲春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研究、人才政策研究；刘佐菁(1982—)，女，广东陆丰人，硕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与人才战略；苏榕(1991—)，女，广东湛江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与人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