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经济学：一个新兴的研究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经济学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长期以来，有关组织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人类学的研究途径，他们倾向于忽视组织和管理—雇佣关系的基本经济特征。因此，绝大多数组织和管理理论偏离了经济考虑。例如，组织理论建构了一整套理论和技术用于最大化员工满意度，但是，员工满意度并不是直接相关于工作激励。近年来经济学研究途径在组织领域日渐受到重视，不少经济学家对组织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对“组织是什么、组织为什么存在、影响组织运行的因素有哪些？”等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economic－based的研究视角不仅给组织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野，其应用性和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组织内的激励问题，以及在价格机制之外如何配置资源。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 Economics）逐渐兴起，并日益成为当今管理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主流。
组织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为组织，包括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等，其研究方法以博弈论和合同理论为主。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组织中的决策与资源分配、组织合约与激励、组织结构、风险与不确定性、所有权与组织边界、组织文化与领导力、内部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与控制等等。并已经在公司控制权配置、工资绩效、组织决策模式以及合约激励等理论和应用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组织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结合信息、不确定性、交易成本与合约等要素，对组织现象和组织行为做出新的、比较系统的解释，使组织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成为新的经济学科。它包括了在组织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代理理论、合约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司财务、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等。因此，组织经济学是许多学科在组织领域中的交叉、综合和融合，是一个崭新的更加系统化的经济学科，它解释了许多经济理论，也回答了许多现实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组织经济学已经突破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公理化，在管理学与经济学之间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二、理论综述
近年来，从经济学视角对企业组织进行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1986年，巴尼和大内在《Organizational Economics: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Studying and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1] 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组织经济学的概念，用来说明经济学对组织理论的贡献。这些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二是詹森和麦克林的代理理论；三是Grossman、Hart以及Moore等人提出的合约理论。这些学科其根源都在经济学，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拓展了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将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活动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组织经济学更大程度上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本源，例如，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机制设计、合约理论在考虑交易费用和风险及不确定性存在条件下对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改进等，重新将自由主义传统回归到对外部性领域的分析之中，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架构的一种修正。本文因此基于组织经济学的视角对这些理论进行综述，希冀对组织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进行界定和阐释，并对经济学方法在组织管理中的应用做出探索。
（一）交易费用经济学
交易费用经济学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元，着重研究经济组织节约交易成本的问题。罗纳德·科斯的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Coase,1937）[2] 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黑箱”的樊篱，打开了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视为内部组织的“大门”。他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相互替代的手段，二者的不同在于：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通过非人格化的价格机制来实现，企业内的资源配置则通过权威关系来完成。对企业和市场的选择依赖于对市场交易的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运营成本的权衡。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威廉姆森（1985）[3] 进一步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他沿用阿罗的交易费用定义，即“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并把交易成本进一步细分为事先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两种。通过用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刻画交易成本并建立了一种对市场混合形式和科层官僚组织分立的结构选择分析法，将交易成本作为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合约安排的量化尺度，对资源配置进行经济学分析，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日渐成为一门可以检验的实证科学，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组织的理解。
（二）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是随着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经济理论，它运用契约来描述代理关系，基于自利人、信息不对称与风险规避假设集中解决代理关系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和风险分担问题，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组织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之中。
组织经济学分析中考虑的代理问题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4] 及詹森和麦克林（1976）[5] 所提出的代理成本问题。认为由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金支出以及剩余损失所构成的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侧重于分析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间的代理关系，研究每个当事人面临的激励以及均衡性的契约形式。另一类是委托—代理问题，基本上以正规的数学模型来表达，其推演中包含严谨的假设、可以推论的逻辑及应用证明等较为抽象及模型化的过程，以普通的委托代理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解决因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所引起的信号传递、信息甄别、隐藏知识和隐藏行动等问题。目前组织经济学家对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解决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使得代理人在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即所谓的激励相容问题。
（三）合约理论
合约理论是组织经济学主要的研究方法，它是伴随着信息理论、博弈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视野的。合约理论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和信息充分的假定，就其内容来看，合约理论沿袭了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但组织经济学分析则更多地强调利用信息假定和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两种视角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不完全合约的基础及其导致的合约功能的不同认识，完全合约和不完全合约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了扩展。由于完全合约理论假定缔约双方能够完全预见合约期内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并自觉遵守双方签订的合约条款，这种完全无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存在性的局限性假设，使得目前对合约理论的前沿研究均集中在不完全合约方面。
不完全合约理论主要基于个体的有限理性、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外界因素的存在前提，认为合约双方不可能详尽准确地将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及相应情况下的职责和权利写进合约。签订完全合约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真实世界的合约在绝对意义上都是不完全的。当合约中没有规定的情况发生时，对权力配置的要求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Grossman and Hart,1986）[6]。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这种情况下产权的作用非常重要，只有资产的所有者才拥有资产的支配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合约方可以通过设计相应的机制来揭示不确定性事件、非对称信息等（Hart and Moore,1990）[7]。如果事后双方能达到信息披露的纳什均衡解，则合约是事后有效的。关键在于通过这种动态规划的思想以促使事前对合约关系的“投资”。
三、实证研究综述
近年来，组织经济学家们开始将理论应用于对经济组织现象的实证分析，例如组织决策与企业绩效、联盟网络与社会资本、治理结构与纵向一体化、组织镶嵌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等等，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Guedj和Scharfstein（2004）[8] 比较了大型成熟的生物制药企业与小型新创制药企业的临床实验战略与组织绩效（这些规模较小的制药公司尚未研制成功任何药物）。作者研究了1990年至2002年间235种进入临床实验的新药，发现小型新创企业更有可能将其研制的新药投入临床试验阶段，但是却很难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这说明，在单一业务组织中，处于药品开发早期阶段的企业即使临床实验已经证明前景并不美妙，但仍然不愿意放弃其药品申请计划。相比之下，大型制药企业的经理更愿意减少不利的候选药物投入实验，作者的研究结论与Stein（1997）对公司内部资本市场的实证结果相吻合[9]。
政治寻租通常归咎于制度弊病，尤其是在欠发达经济体。基于巴基斯坦1996年至2002年间信贷数据库中超过9万个的企业数据，Khwaja和Mian（2005）[10] 调查了与银行建立关系网络的企业寻租行为以及寻租成本，他们发现政治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般都高达80％以上，而提供信贷的无一例外均是由政府控股或参股的银行。Khwaja和Mian的研究提出了选择性偏好的政治解释逻辑，比如社会成本激励制度下的政府银行信贷行为。作者还研究了巴基斯坦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在贷款和还款拖欠率上的数据，结果发现政企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贷款，而经济寻租成本估计占GDP的0.3％至1.9％。
Benabou和Tirole（2005）[11] 建立了一个集合个体利他主义与自利的社会声誉模型来研究亲社会（prosocial）行为。他们在内生偏好框架下分析了不同社群对“公正世界”的理解，并解释了它们对意识形态、再分配水平、劳动力供给和税率等经济要素的影响。研究者们在广泛吸收有关亲社会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种较为全面、深刻的亲社会行为动机理论，揭示出亲社会行为发生发展的心理机制。
Fehr,Klein和Schmidt（2004）[12] 从重复博弈的稳定性角度研究了进化的合作与竞争过程中公平规则和观念的形成诱因。他们发现在道德风险情境下，公平感知可能会对实际的最优选择合约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当任意代理商都可获得平均收益时，明确的激励合同将失去应有作用。这些结果与近来所提出的公平理论相一致，也对合约选择、公平和激励的互动研究提供了有趣的洞见。
Klein（2004）[13] 在其关于费雪配件公司与通用汽车垂直一体化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合同既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又是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垂直整合，通用汽车公司拥有了在不同制造商中改变专用产品需求的剩余控制权，而费雪配件公司则承担了剩余成本，这一成本就是专项投资的损失收益。这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成本的分离，使通用汽车和费雪公司建立短期合同的基础丧失了。因此，这两家公司之间必须建立长期合同，合同中必须明确期限和交易价格比率。显然，相互联系的剩余控制和剩余收益的垂直联合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难题。
一些最近的研究指出，广泛应用的IT技术已经对传统的组织运营方式和员工技能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团队生产和双元组织结构的出现。然而，很多现有的研究是基于对数据进行汇总，公司层次的研究则不太常见，而且分析往往是基于跨产业调查，这使得分析结果在特定的产业环境下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Bartel,Ichniowski和Shaw（2004）[14] 对阀门制造产业的纵向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利用专用性IT投资、生产率和员工技能的纵向数据，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实证检验，探讨专有投资和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影响产业的运营过程。
Hart和Moore（2004）[15] 对层级组织的合作与专业化问题的研究发现：组织中的决策制定权利是由科层决定的。在任何一种所有权结构下，都存在关系专用性投资不足，如果一组参与人都对一项资产是关键的，那么资产的控制权应该由在他们之间进行投票的简单多数决定。作者发展了一个所有权结构模型，认为当明晰所有权的成本过高而使得契约不完备时，产权及其结构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最优的一体化应该是能够将控制权让渡给那些其行为相对于其它参与方而言更为重要的主体。
大量的文献研究发现组织间的网络可以促进学习与适应机制的形成，但是这种嵌入式的关系型组织却并不普遍。一些学者试图从内部组织动力学的视角来界定这种组织镶嵌现象。Azoulay（2005）[16] 采用田野研究调查了6个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公司间的外包交易有时采取嵌入式的网络关系，但有时却采取看似低效的现货合约。研究表明，组织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结构限制了组织间嵌入式网络关系的形成。
毫无疑问，组织经济学的兴起意味着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一场重大变革。主流经济理论把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假设逻辑的数学抽象化以及复杂的形式实证主义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理论体系对于经济组织分析无疑是非常有用的，但它却对引入宏观应用层面的微观基础问题的研究设置了无形的障碍。
组织经济学可以为经济研究人员提供更加贴近现实的、多状态的、更为深刻的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多元环境；并通过观察、分析微观个体的行为，为修正由传统经济学的假定、状态和着眼点构成的视角以及参照系，完善组织理论的实证研究提供科学手段，进而为改进、丰富已有理论，发现新的、未知的理论提供支持。
四、局限性以及研究建议
Donaldson于1990年指出[17]，组织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具有对管理理论做出建设性贡献的潜力。但是，当在应用其有限的模型解释人的动机及行为方面、以及其基于个人偏见的方法论方面还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具体包括：（1）对于动机和利益研究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对团队进行有效协调的结构方面的系统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进行有效的融合。（2）组织经济学所提供的对个体行为的简单解释和组织行为理论中对个体行为动机的多样化认识之间的关系。（3）管理领域中的组织经济学应当主要专注于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可以对组织变革提出建议，适应了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管理者将承受诸如偷懒者之类的恶名，实证研究虽消除了这些恶名，但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学。这些问题给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综合提出了挑战。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因此，新范式的出现对整个研究领域带来了特定的挑战（库恩，2003）[18]。对各种新组织问题的概括和解析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不仅需要对不同的概念与实践做出解释，而且要阐释交易的性质及双方或多方交易关系的发展。因此，研究成果应该是来自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在研究方法上，结合使用跨案例研究、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等实证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组织经济学领域内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如研究企业的生产与购买决策、企业的垂直和水平整合、商业中的转包和合同形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策略和服务策略、企业内部过程和团队组织的再设计等。又如，经济代理人间的非合同关系的分析，这种关系通常被视为简单的市场交易，但其交易关系、社会规范和观念却是稳定的、共同认可的。信任、责任和声誉等在这种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联盟形式，对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有着重要意义（周立群、李清泉，1998）[19]。
组织经济学给管理学理论和管理学者如何处理原有的理论、管理理论之间怎样融合以及其现实性、过度简化、有效性和评价色彩的关系带来了种种问题。但尽管如此，在面对成长中的理论范式时人们仍应给予适度的关注和支持。作为一个大有可为的新研究范式，我们期待着组织经济学早日迎来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