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研究的辉煌*_邓小平理论论文

周恩来研究的辉煌*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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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周恩来的研究引向深入,迎接周恩来百年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这是大家关心的事。我想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想法,与同志们交换意见。

一、加强周恩来历史定位的研究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已经明确。他属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那么,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怎样?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怎样!?这是应当研究的问题。

对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已有一些说法。例如,日本学者竹内实认为中华民族有四大伟人:孔夫子、秦始皇、毛泽东、邓小平,即古代两个,现代两个。中国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有的认为,如果说孔夫子是中国历史上从公有制社会到私有制社会这个转折时代的伟大思想家的话,那么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由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这个转折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也有的认为,中华民族的治国安邦理论,在古代是孔孟之道,在当代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的说,近现代中国革命史的三位伟人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些说法不一定准确和科学,但都是在探讨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史乃至在中华民族史历史上的定位之说。

谁都承认,周恩来是历史伟人。但他是怎样一位历史伟人呢?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应当怎样来定位呢?我认为在纪念他的百年诞辰时应当给一个说法。对周恩来的历史定位,不能完全照搬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定位坐标;应当从周恩来的特点出发,设计一种新的坐标体系。比如说综合他的历史贡献、政治才能、思想风范和道德楷模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既要讲功,又要讲德,从大功大德来综合认定。

中华民族是个既重功又重德的民族。自古以来,选拔人才的标准都是“德才兼备”,强调“德”是第一位的。这也是我们党选拔人才、任用干部的标准。在我们党内,“德才兼备”的英才是不少的。历史伟人们在这方面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周恩来的雄才大略,自不待言。他注重“立德”的佳话说不尽,道不完,许多故事感人至深,刻骨铭心。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目中,他可谓集中华民族的美德于一身,功德无量。要说“完全”、“彻底”为人民,古往今来,周恩来被视为第一人。他逝世后,百万市民哭灵十里长街,天安门广场两度成为花圈海洋。这不仅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极其罕见。这可以说是对周恩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地位的群众性认定,或者说是对其历史地位认定的一种折射。我们应从这个惊天动地的历史现象得到启发,用一种新的坐标系来科学论证他的历史地位。

如果在1998年有这么一篇“定位”性的大作,那将是周恩来研究再上新台阶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周恩来的研究已有10多年的深厚基础,经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分解性研究之后,完全有条件写出这种综合性研究的大文章。

二、加强周恩来的思想理论研究

在《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和一些专题著作集出版之后,对周恩来的思想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人们开始认识到周恩来的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哲理性思维,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周恩来只是实践家而无多少思想理论的偏见。这在1988年召开的纪念周恩来诞辰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但是,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近几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似没有更大的突破性的新进展。从出版物看,对周恩来的回忆性、纪实性、风范性、实践活动性的论著较多,相比之下,有关他的理论性研究论著较少;就理论性论著来看,又多为阐释性研究,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则属凤毛麟角。这种感觉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但多少反映了目前周恩来研究中欠缺些什么。

加强对周恩来的思想理论性研究,首先在导向上要有明显倾斜,把一部分有研究基础和研究条件的力量组织到这方面来,号召加强这种研究。比如,这次述评研讨会就是一个重要的导向。同时也要明确,理论研究要上层次。从研究周恩来的思想理论的“本然”层次上升到研究其“所以然”层次,也即由浅层次进入到深层次,由梳理描述性层次进入到哲理分析性层次。

加强对周恩来思想理论的研究,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下:

一是不要局限于著作研究。毫无疑问,周恩来的思想理论观点大量地体现在周恩来的著作之中。但由于他主要是革命实践家、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许多精彩的思想理论观点不一定都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很有可能还闪烁在他的实践活动中,在与各方面人士的交谈之中。周恩来逝世整整20年了,为什么迄今发表的一些回忆文章,人们还爱看呢?除了有感人肺腑的事迹之外,还有发人深思的哲理。因此,把著作研究、回忆录研究、实践活动研究结合起来,有助于更全面的把握他的思想。

二是不要单纯地从学科角度来研究周恩来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是大学问家,从学科角度容易对毛的各方面思想展开研究。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同,尽管知识面广,博闻强记,但他要总理一切具体事务,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去钻研各种学问。他的许多思想观点会比毛泽东更带有实践性、实证性,因此更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加强研究,揭示其某些思想理论所包括的丰富内涵。

三是不要去构造什么思想理论体系。在没有研究周恩来以前,光凭表面印象以为周恩来没有思想理论,是一种片面性;经过这些年的分析研究,认为周恩来有丰富的思想理论后又容易产生另一种片面性,即要去构造“周恩来思想”或“周恩来理论”这样体系性的东西。这是出于对周恩来高度崇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太合适。因为在我们国家,提出什么思想、理论之类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党的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党的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提出的,而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的大政治问题提出的。周恩来的思想理论毫无疑问有他的独特价值,但在总体上属于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体系之内。周恩来的许多思想都可以被囊括在毛泽东思想之中去说明。从横向说,他的思想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有互补关系,还不能说独立于毛泽东思想之外;从纵向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上还没有构成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就总体而言,在思想理论方面,周恩来上超不过毛泽东,下超不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主要不是由于他的才能的局限,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以及他的历史使命所致。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核心,周恩来是辅佐毛泽东的。邓小平是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代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了新时期所面临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这是历史造就的。另外去构造一个什么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并列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是不合适的。

这里顺便谈谈周恩来是不是哲学家的问题。有篇述评详细地介绍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说毛泽东是哲学家没有任何疑义,因为有《实践论》、《矛盾论》那几本哲学专著在。《周恩来选集》中的文章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内涵,这也不会有多大的歧见。但这些文章本身算不算哲学论著,看法则不尽一致。不同观点并存没有坏处。在我看来,产生不同看法主要有一个认定标准、有一个概念界定问题。比如什么叫哲学论著?闪耀有哲学思想光辉的政治论文算不算哲学论著?什么叫哲学家也如此。是专指哲学理论家?还是包括一切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和运用哲学思想去从事实际工作的,都应当称为哲学家?说周恩来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这都没有什么难以认同的。如果在这样的等级上来认定,再辍上一个大哲学家的称谓,我想,恐怕是不相称的。不加带这个“帽子”,丝毫不否认周恩来有丰富、深刻、博大的哲学思想,也不损害他的形象。

三、加强周恩来的突出贡献研究

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有一个资源优势配置问题。对周恩来的研究也有一个如何发挥周恩来研究的资源优势问题。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各方面的贡献也都是巨大的。但是,任何事都不能没有比较。一是就他个人的各方面的贡献相比,二是就他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领导人的诸多贡献相比,周恩来的那些比较更为突出的贡献,应当成为深化周恩来研究的重点。因为这方面的潜能大,挖掘的空间既深且广。比如说:

——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虽然我们现在实行经济建设的体制和机制与周恩来在世时有很大的不同,但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是不会变的。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但总不能再像“大跃进”那样搞群众运动、头脑发热,搞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搞经济建设,在什么时候都得从实际出发,按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来确定经济发展的速度;既在遵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地运用好。周恩来一生当总理27年,主要工作就是抓经济建设。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很丰富,具有深入研究的资源优势,值得大力挖掘。

——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与实践。在党的领导人中,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得那样广泛、持久、深入、细微,取得那样大的成效,还无超过周恩来者。他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代表。无论关于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革命时期的还是建设时期的,他都有统一战线的丰富的思想和实践。别的不说,关于一国两制、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的大统一问题,周恩来有许多好的思想和做法,值得我们继承和吸取,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关于文化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它首先包括文艺,但不仅限于文艺,还包括科学、教育等。这是周恩来的又一个强项。他熟悉文化人。在文化各界,他都有许多朋友,不仅能谈得来,而且交往很深。因此,他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很具体。他懂行,讲科学,尊重人,不瞎指挥。大家服他,视为良师益友。这是为什么至今广大文化工作者还十分怀念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他领导文化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是个资源“富矿”,还开发得很不够,需要下大力气。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对于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改善党与艺术家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关系,很有借鉴意义。

——关于外交思想与实践。周恩来是大外交家,举世公认。他有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卓越才能,这是外交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丰富,国内的和国外的回忆材料都不少。《周恩来外交文选》也出版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在世界的多极格局中独树一帜,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外交的新局面都将是有意义的。

——关于行政管理的思想与实践。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是新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奠基人,是新中国行政管理事业的“祖师爷”,因而也可以说是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缔造者。“文化大革命”那么乱,国家机器还能运转,社会没有完全瘫痪,这很不容易。从这个非常时期,就可以了解到周恩来的非凡行政管理才能。现在搞市场经济,更需要加强管理,当然不一定采取行政手段。所谓宏观调控,就是要加强管理。周恩来这方面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存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行政管理。要建立新中国行政管理学,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首先就要研究周恩来。这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以上一些方面讲得不全,仅举例而言之。加强周恩来的强项研究,不仅有历史学术价值,更重要的还具有这样那样的现实意义。

四、加强周恩来的党史难点研究

周恩来的历史与党的历史发展是很难分开的。仅就他参与党中央的工作来说,从1927年11月进入党中央以后直到去世,一直参与中央核心决策整整50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很可能是绝后的。毛泽东虽是党的一大代表, 但后来离开中央到地方工作了不短的时间, 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才开始成为党中央的主要决策人。邓小平进入党中央决策圈是在1954年任中央秘书长以后,但“文革”爆发后又中断了数年。因此,从周恩来的经历讲,1927年到1976年半个世纪的周恩来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党的决策史;或者说,党的历史的许多内容可以通过周恩来的历史展现出来。从党史研究的角度讲,把周恩来的历史研究清楚了,也就把党史中的许多问题研究清楚了;“周史”研究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反映民族革命时期历史活动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的出版,对于“周史”、党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反映建国以后历史活动的传、谱的出版,将进一步提供大量的研究资料。通过已看到的传、谱,周恩来的绝大部分历史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也可能由于史料所限,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在党的历史处于曲折发展的某些阶段,或者在党内出现甚为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某些时候,周恩来的一些情况和作用又不完全清楚。这些既是周恩来研究中需要深入研究的,也是党史研究中需要深入研究的,研究问题和发表文章是两回事。有些问题宜内部研究,不宜公开发表。要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大数,这样的党史才能写得客观真实,减少盲目性。

五、加强“周恩来精神”的研究

这些年来,对“周恩来精神”的研究是周恩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包括对品德、人格、风范、精神境界等诸多要素的研究在内。既有从不同方面展开的研究,也有对它的不同概括。这方面的研究,“同”是主要的,“异”是次要的,可以“求同存异”。这里想说明这样两点:

(一)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周恩来精神”这个概念。在拙著《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一书中是这样讲的:“在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各位老一辈革命家都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都以各自的特色对后世发挥影响。其间就毛泽东与周恩来相比较而言,最有影响的可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这么讲,既丝毫不意味着要贬损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作用,也不是说周恩来没‘思想’,毛泽东没‘精神’。”对这样的界定应当完整、准确的理解,不要片面夸大某一方面,无限引伸、甚至衍生出其他枝节来。任何比较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都只是就某个方面突出某个特点的比较。这里比较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因为他俩在这一代老革命家中,共事时间和对党的历史发生影响的时间都很长。毫无疑问,这两位领导人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对来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其精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比其思想理论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姑且以“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来表明他们对后世影响侧重的力度。

(二)要正确把握“周恩来精神”的内涵。在《周恩来的卓越奉献》那本书中,我将“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八个方面:无我、求是、创新、民主、廉洁、严细、守纪、牺牲。当然,这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但也算“一家之言”吧。“周恩来精神”是有明确的理想追求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是“周恩来精神”的真谛。其他是由此派生或为此要求俱生的。因此,“周恩来精神”不是一个单纯的空泛的道德概念,如果那样去理解,是不正确的,不符合提出的初衷。但是也要看到,“周恩来精神”既集中了无产阶级最崇高、最优秀的品质,又集中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所凝聚的最崇高、最优秀的品质。这也是不能否认的。“周恩来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阶级性的道德精华和民族性的道德精华的高度统一。正因为如此,对周恩来的评价,从民族精神方面讲的很多。有的说,他是“古今罕见的师表”;有的说,他是“高德伟人”,甚至“中华完人”,等等。这里,不单纯是一种评价,还表现了一种寄托。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达到“周恩来精神”这样完美境界的人是不多的。

在1993年南京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提出“三合一”的观点,或者说“三位一体”的观点。即是说,要使我们国家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第一,要坚持毛泽东创立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第二,要坚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三,还要坚持周恩来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这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前两条,没有后一条,那个宏伟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加强“周恩来精神”的研究,大力宣传和弘扬“周恩来精神”,是关系到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兴国、富国、强国,使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内容。

最后有一个小建议。目前介绍属于“周恩来精神”这个方面的材料很多,有相当大量的散见于各种纪念文字之中,不便搜集研究。能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或周恩来研究处领衔编一本《周恩来精神大全》,既可作为对周恩来的百年诞辰的献礼,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干部、教育后代的重要精神食粮。出版这本书,必会大受干部群众的欢迎。

注释:

* 这是作者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本刊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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