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识形态与中国当代文化——王晓明教授在汕头大学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汕头大学论文,意识形态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教授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3)02-0019-004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关心的问题与20年前完全不一样，而社会的 变化还在继续往前发展。这种变化会把当代中国社会以及每个人的生活引到什么地方去 ?谁都看不清楚。用以往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河殇》里“黄色文明” 与“蓝色文明”这类二分法的概念来描述这20年的社会变化已经不适合了。另外，所谓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不准确，因为文化上晚清乃至民国初年也很现代；而从1949 年到文革这段时期的中国社会，也应该说不是传统而是现代的。可以说二分法只能说明 一些问题，而不能概括全面的变化。中国的变化应当是从一种现代向另一种现代的转变 。
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当代中国应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严峻 的问题，谁都不能回避。即使你只关心个人的生活，也必须考虑这个问题。这关乎一个 “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这个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 马尔库塞认为，“任何社会都会逐渐形成一套观念，向社会成员解释社会，从整体上理 解社会，并为多数人所接受，这就是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与真实的社会生活之间 的关系往往是有误差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有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即所谓 “官方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它的内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传播方式 是通过各级国家机器、宣传部门、教育机构，并且为多数人所接受。上世纪80年代中晚 期开始，这种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因为意识形态的力量建立在人们 对它相信的基础上，否则就是无效的。所谓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指老的意识形态，在 20年前可以这么说，现在很难说依然存在。绝大部分原来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再继续充当 原来的角色了，也就没有力量来压制新的意识形态。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这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想”的时代，实际上一个社 会的精神生活是不会真空的。当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的基本命 题归结如下：关于人的定义，不再像以往那样认为“人应该活得像雷锋一样”，而认为 人是首先要满足眼前物质利益的生物；关于过去40年的历史，是用虚假的崇高理想来压 抑人的起码物质需求的历史；关于当代社会的认识，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要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通过平等竞争来进行，只要这个基本方向不变，现在 我们担心的问题都会解决。从形式上看，旧的意识形态有集中的表述者，而新的意识形 态分散在无数的形象、文字、图片当中。从传播方式看，新的意识形态充斥在媒体划定 的范围之内，遍布各种商业广告、电视节目乃至学术讨论中，并不完全缺乏解释力。
这样的新意识形态实质已经是当今社会文化的主流，却在一定程度上标榜其异端性。 这也是新意识形态的双重性所在。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部小说《上海宝贝》 ，美国学者认为它代表了中国文学的边缘化，但实际情况是此书被禁之前畅销各地，成 为上海以及沿海类似地区人们的必读书目。所以用官方、前卫、主流、支流这类对立性 的概念，已不能说明现实情形的复杂。
现在我们总是面对一个形象：一位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士，有房、有车、有漂亮的太太 和十岁的儿子，每日忙于签约应酬，周末的时候打高尔夫球和看歌剧……这样的形象几 乎充斥着我们的媒体，成为当代中国年轻人最向往的形象。对比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 ，当时的学生们长大后的理想是各种各样的，不像现在一大半的人都想做总经理。当然 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清楚，成功人士并不是谁都能做的，需要许多特殊的背景、素质才能 实现，于是出现了一种作为补充的生活方式——白领。今天上海的年轻人毕业后都期望 可以有四室一厅的房子，月薪不低于5000元，室内布置装璜高档，最好还有自己的车， 这样的理想成为整个社会主导性的生活构想。虽然实际上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过不上这 种生活，但是那些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充满理想的人都相信自己能实现这种理想。 而且整体的社会环境也都按照这一理想来创造客观条件，包括房产、家具、装璜、商店 橱窗在内的各种生活行业都提供与之相配套的服务，不仅仅是抽象的观念，而是社会的 物质环境都互相配合，使得新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的头脑中飞速膨胀，如入无人之境。当 以上描述的这种生活方式、理想在全社会蔓延之时，就是新的意识形态大获全胜的时候 。
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来：人究竟需求什么?按照哲学的理解，除了精神的 自由外，还有物质的需求，这是毫无疑问的。波兰的经济学家曾经把人生存必须的几个 条件归纳为空气、水、住房、食物、听觉、人与自然和艺术，这些都是人首先必须满足 的需求。作家韩少功以自己的生活模式挑战了所谓“现代”生活的概念，他原来在湖南 长沙，后来迁到海口一段时间，最后又回到湖南乡下过起了田园生活，面对别人的疑问 ，他回答：“什么叫现代?像海口人呼吸的那种空气，喝的那样的水就叫现代了?”原来 我们强调的太单一的理想，将之解释为“传统”。作为一个健全的现代人，对这个定义 应该有不同的看法，有多样的途径去解释，社会才会在比较、选择中向前发展。在西方 的大学校园里，“现代化”是被普遍批判的概念，而在中国却是很正面的形象。因为中 国的“现代化”概念是从19世纪的西方传来的，那时的西方人普遍相信进化论。那么， 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我认为每个社会总会形成不同的主导性观念 ，也许可以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形成某种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新的意识形态出 现时，一旦它成为主导，就应该有对它的怀疑和批判存在。我们不必担心有新的意识形 态出现，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能够让不同的声音发声，并且使之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
因为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各个地方都不同。以上海为例，因为新意识形态对其它地 方的影响比哪里都要大。去中西部的县城看看会发现，它们正在走现代化的路，而沿海 地区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领先，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榜样。另一方面，实质上 所有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都发自城市，真正的农村并没有声音，除了李昌平的上书。现 状是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命运决定于城市人怎样看待农村问题，这是一个 悖论。也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越发展，城市对农村的作用越大。现在的农村人对 城市人的理解是幻觉，如果不打破它，让新的意识形态继续统治着大多数中产阶级城市 人的头脑，就不要指望他们能正视农村问题。所以说，城市人的自我反省是否做得好是 决定中国农村的三农问题能否解决的前提。
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余华、苏童这一代作家的阅读历程开始于20世 纪80年代，正是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的时期，他们接触的大多是20世纪以来的 西方小说。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受到语言的限制，中文太难翻译，只有少数外国 作家非常推崇中国古代作品。我们自己可以比较，像《红楼梦》和唐诗宋词这样的中国 文学绝对可以列入世界文学最好的等级。西方的作协类似工会性质，用来保障作家的基 本权益。最近几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减弱了，作家和批评家可以不 再理会作协，年轻的作家更是根本不入会。中国文学完全没有必要变成和西方一样，而 应该向一切好的文学学习。作协如果妨碍了文学创作，就应该呼吁改变这种状况，如果 没有妨碍的话，就无所谓了。
应该说中国各个地方的文化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化没有断 层的国家，即使在上海这个最繁华的现代都市，人的行为依然有旧的烙印，外来文化与 传统文化的斗争非常艰苦，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家们关注的问题。打碎一切以后， 人的精神信仰倒塌了，“现代”成为人们心中的神，而“现代”本身也发现有问题，不 能再满足我们的信仰，加上过去的信仰也丢失了。该如何重建信仰?不能靠理性去重建 ，而希望在于建立一种好的生活方式，逐渐产生出新的价值观念。不是抽象的观念，而 是要生活本身与之相吻合。这是相当困难的，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为此苦恼，但是当代的 中国比西方有优势，因为我们毕竟有一脉相承的文化资源，他们则没有。
最近50年来人类生活中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现代取代了传统。内部有差异的现代 文化取代了各种不同的传统，人类文化开始趋向单一。意识形态的一致也影响着人的生 活方式，全世界人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还在追求相似。潜伏的问题是人们的头脑也越 来越相似，因此保留文化的差异性事关整个人类的思维、感受能力，联合国保护人类文 化遗产的措施就基于此。中国的文化不是死的文化，不像印度文化早就断裂了，但是几 十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界在保存活的文化传统方面做得太差了，是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 。实际上旧的文化有它一定的价值，完全抛弃和否定是错误的。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知识分子的问题：一个社会产生知识分子阶层，其实只代表 着一种精神、态度，与职业无关。他们带着挑剔的眼光，超越自身的利益来批判社会， 这一群人的工作是对社会做出及时、有力的解释与批判。中国社会的变革如此之大，知 识分子只是在社会大潮后面欢呼现代化，思维过于简单化。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外部 因素同样重要。
现在一方面是农村人渴望富裕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城里人返朴归真的冲动，都是可以 理解的。返观过去的历史，穷得太久了，人的物质欲望压抑太久，一旦放开以后就会像 野马一样，这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看待?面包和自由要哪一样?把两者割 裂开来是错误的，面包和自由都应该要，而且同时要。
要保持一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多样性，文学应当提供多样的想象、经验和认识。这方面 中国文学是值得肯定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作家们仍在不断地想象，提出不同 的思想认识，回应当代生活的重大变化。例如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观察到民工 对生活的期望与城里人的差异；还有王安忆最后一系列的长篇、短篇作品，对上海人的 生活做出特别的解释。其它的作家虽然并不直接讨论社会问题，却在描绘一些奇异的心 理过程，像莫言、张承志的小说。身为读者，能够在这些各种不同的心理感受中经历文 学，体味生命，无疑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