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基督教世界的沟通——他的跨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文论文,基督教论文,策略论文,世界论文,跨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通过信息往复的发送与接收，传播可使地方性知识变为普遍性的知识。知识传播是一个涉及多条路径的过程——并非单向的散布，而是对话。这种对话可以在距离遥远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进行，亦可以在当地的发送者或接收者内部进行，因为他们需要确定信息所包含的知识内容是什么。同时，知识内容会受到信息传播媒介的影响。每一种媒介都对信息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约束力，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纸张。它作为知识传播的一种媒介，纸通常要求发送者能够书写、接收者能够阅读。确定信息的知识内容便成为某些人的特权：他们掌握着创造和解释文本的途径、方法和技能的权利[Moore 1989]。
纸张是达尔文通常使用的知识传播媒介。因此，达尔文理论的传播史首先就是一部通过书信、传单、书籍、期刊、杂志及报纸媒介对达尔文的个人研究予以书写、图示、印刷、广告、分发、销售、阅读、评论、翻译和编辑的历史(迄今尚未发现有爱迪生留声机记录过达尔文的声音)。一旦我们理解达尔文时代印刷媒体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背景——从纸张的价格、出版社所有权的结构以及民众识字率的提高——我们将会理解“达尔文主义”这种普遍知识得以传播的物质和历史前提[Moore 1986,1991,2001]。
然而，对于达尔文主义究竟是什么，人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事实上，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对于达尔文文本的内容和含义方面完全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甚至有时候他们对于自己信息的含义都不甚明了)。这种冲突源于达尔文自己：在他所写的很多段落中，他不断反悔、推诿、掩盖以及见风使舵——尤其是在他生前对《物种起源》所做的5次修订中。达尔文在世时，批评家们不断找出他游移不定的和前后矛盾的地方(有些批评家现在仍在做这些事)，这使得达尔文非常懊恼。
私下里，他愿意承认自己是用“扭曲”或“谄媚”来使他的信息被人理解(例如《达尔文书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9卷331页、14卷60页[Darwin 1985-])，然而在《物种起源》公开出版的时候，他总是认为自己：谨慎、诚实、开明、真诚；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总是那么地忠于“事实”。例如，在《物种起源》的导言里，达尔文将自己塑造为一位正直的英国科学绅士的模范——出于谦逊的性格，他希望他的做法“能得到谅解”。
在导言的6页内容里，他意欲让世人知晓他默默承受了20年的压力，此刻的达尔文充满善意：他用第一人称跟读者交流，用“我”(I，me，my)共计63次[Darwin 1859，pp.1-6]。达尔文深知他的理论极易被改造——倘若被别有用心地传播到一个不友善的地域。
二“我的理论”之道德优越性
没有哪个科学家比达尔文更加渴望读者——或说，在达尔文那里，他深知他没有读者。今日声名赫赫的进化生物学在19世纪30年代并未产生；没有进化人类学，也没有关于人类起源的自然科学理论。在英国，只有鲁莽的人或“坏”人——无神论者、革命分子、共和党人、傻子——才赞同物种“变化”的理论，以及它的推论：人类不是别的，他们只是高级的猿猴。那些曾在达尔文事业起步时赞助过他的绅士们、基督教博物学家以及自然哲学家，都对达尔文的这一推断论断表示强烈谴责[Desmond 1989，pp.398-414]。
因此，即便是像达尔文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也只能在私人的笔记里“让推断肆意横行”[Darwin 1987，B 232]，来不顾一切地解决他的先驱们所谓的“神秘中的奥秘”：物种是怎样起源的[Darwin，1859，p.1]。他谋划着他的理论公开发表时将进行自保和推广的策略。
他提醒自己，“切记早期天文学家所受到的迫害”，像伽利略这样的大胆的信奉者鼓吹“为了知识进步而去反对神学家”，势必会遭到教会的围攻[Darwin 1987，C 123，N 19e]。必须阐明“我的理论”与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的“转型”(transformisme)论是“截然不同”的[Darwin 1987，B 214]；而且，“避免谈论我在多大程度上信奉唯物主义”[Darwin 1987，M 57]，不能像法国革命者那样做。不要藐视《圣经》的权威——那样会显出“品位低下”[Darwin 1987，D 37]，且会贬损“我的理论”的美德。达尔文非常看重这些。
因为，倘若进化是真的话，“世界图景将会多么波澜壮阔啊”，这比简单地认为上帝通过神秘干预进行创世显得“更宏伟”。创世的观点认为地球“充斥着种类繁多的各种形态的物种”是因为神的旨意的要求[Darwin 1987，D 36-37]。“我的理论将为各学科带来生机，从化石到形而上学的研究”，他声称道，“我的理论将会促进研究‘变化的原因——以弄清我们来自哪里以及去向何方’[Darwin 1987，B 228]；它甚至可以让我们所谓的‘造物主本身的知识……成为他那最宏大法则的必要组成部分……这将会破除我们认为无法凭自己的能力认识我们周遭事物这样的信条’”[Darwin 1987，M 136]。
简而言之，年轻的达尔文认为“我的理论”是一种科学和宗教的进步，而且他也意在作这样的宣传。这不仅是让“我的理论”赢得读者的策略，而且他确实笃信他的作为，相信他的秘密笔记在伦理方面的重大意义。“人类傲慢地认为他们自己是伟大的造物，且具有神性”，达尔文于1938年草草写道，“我们应该更谦虚，我相信人类由动物而来”[Darwin 1987，C 196-197]。从一开始，伦理、知识论以及神学在达尔文理论中就是合为一体的。
但这并非达尔文的首创。“真理的同一性”是年轻的达尔文那个时代基本的科学意识。基督教博物学家相信上帝不会自相矛盾，上帝不会撒谎。宇宙是一个合乎法则的整体，被一位和善的造物主统治。通过神的安排，自然、历史、人的本性和命运一起组合成一套和谐的道德秩序。
这样的一套体系中的所有缺陷或者不足终将被修正，在这个世界以及未来的世界里，万物皆会达到它的最佳状态。理解由上帝所创造的规则——既是科学的也是宗教的真理——将让人类获得自由[Cannon 1978，pp.1-23]。达尔文自幼被训练成一个“有理性的批驳者”——他信仰一种非英国国教的神体一位论。他也曾在教堂接受过洗礼，并且在学医未成的情况下，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欲成为英国国教牧师。
在剑桥大学这座古老的神学院，“真理的同一性”已融入了年轻的达尔文所呼吸的空气之中，他自然而然地(且浑然不觉地)接受了这个假定。即便在“贝格尔号”航行后，在他记录物种演变的笔记中，他仍坚持这些假设。他信仰一个作为创世者的上帝。他相信自然法(natural laws)真实存在且无处不在。他相信在真实的历史中——时间是线性往前的——历史会依据上帝所设定的法则不断趋向完美。
人类似乎在多个方面都飞快进步，大英帝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年轻的达尔文所处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进步体现在一次道德上的胜利，它也是过去半个世纪斗争所取得的最高成就：1838年8月1日英国废除了奴隶制[Davis 1980；Moore 2010]。
那个夏天，达尔文更加投入地研究他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Darwin 1987，M cover]。此时他正通向后来被称为“自然选择”的构想，他和其他的英国资产阶级一起占据着这场道德改革风暴的制高点。他们都认为这场道德之风将往西刮去，并废除那片英国前殖民地——美利坚合众国的奴隶制。
“反奴隶制”的风气在达尔文求学期间充斥着剑桥——事实上，这也是他自幼便植入心中的信条。他主张各种族皆是兄弟；人类种族是同一的，将人视为财产(指奴隶)是一种“罪行”——这是他的进一步看法，他将这些主张都融入他的理论[Desmond and Moore 2009，pp.1-110]。
当他草草写下“我的理论”传播策略时，达尔文回忆起了令他憎恶的一幕并为之苦恼：在南美洲的东海岸，他亲眼目睹了奴隶制的血腥——奴隶被当做牲畜一样被鞭打。他十分清楚地记得这种对待美洲黑奴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基督徒们对此无动于衷，他们无视甚至宽恕这种暴行。达尔文愤怒了，这些人“声称爱他们的邻居就像爱他们自己一样，他们笃信上帝，并且祈祷神的懿旨能够普降人间！这些暴行使得人血液沸腾，心脏颤抖。想想我们英格兰人和我们的美国后代，极力渴望自由，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现在仍是)如此地罪过”[Darwin 1845，pp.499-500]。
他那正义的怒火最先是在“贝格尔号”上被点燃的，在船上，达尔文主要的良知参照者便是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当然还有英国地理学家查尔斯·赖尔——达尔文在航行期间读了他的《地质学原理》。无论是赖尔还是菲茨罗伊都不是奴隶制的强烈反对者，但作为基督教绅士，他们与达尔文分享并强化了一个重要观念：人类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人种分化是在演化期间产生的。菲茨罗伊认为，这个祖先是否是圣经里的亚当和夏娃是值得争论的，但赖尔则不那么认为；那时的达尔文赞同的是赖尔[Desmond and Moore 2009，pp.87-97]。关键问题是道德上的：在航行期间，达尔文发现世界上各人种都属于一个人类大家庭，一个物种。所有的种族皆是兄弟姐妹，他们的区别并非上帝特意造就的，并非某些种族天生就是奴隶。不同人种的分化是时间造就的，也许历经的是很长的时间。
航行结束后，达尔文开始考虑其他物种的来源，以及各物种的多样性是否也是自然产生的。他沉迷于思考所有种族差别的根源和本质，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他正将物种演化理论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思想的转变(事实上是巨变)来自他那个改变一生的决定，作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正在南美洲航行——比他在加拉帕戈斯(Galápagos)群岛关于达尔文地雀的“尤里卡”(Eureka，意为“我发现了！”)还早3年。
在目睹原始奴隶制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度过了航行期间最困惑的时光——确实，也是他一生中最困惑的时光。1832年圣诞前夕，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南边的火地岛东海岸之大成湾(Good Success Bay)，达尔文首次见到了“野”人，他唤作“野蛮人”，他们是人类中未开化的一个族类[Darwin 1988，pp.122-125，444；Darwin 1985-，1：302]。“有个意念迅速在我头脑中产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的”，他回忆道：于是(非常迅速地)一个23岁的毛头小子突然变得成熟，他皈依了他的使命，也开启了一生的事业之门。那一张张涂着土制油彩的脸，便是人种可塑性和种族差异的证明。达尔文平生首次发誓(正如他后来写道的那样)：“度过人生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为自然科学添砖加瓦。”[Darwin 1871，2：404；Barlow 1958，p.126]①
三 反阿加西的奇迹年
在19世纪40年代，美利坚合众国其实根本不“合”，那个时代的达尔文在写早期关于“我的理论”的笔记，这个理论被称为(那时只是私下地称之为)“自然选择”。通过与那些与“美国佬”朋友的通信和阅读《泰晤士报》，他不断关注美国南北危机，以及那个恐怖的预言：奴隶制支持者们将分裂这个新国家。
事实上，清教徒们的要求与福音派牧师、和平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非常一致(达尔文秘密支持他们中最激进的分子)，这位声名狼藉的“自由主义者”加里森牧师在1854年的一次集会上当众焚毁美国宪法——因宪法支持蓄奴。
达尔文并不会因道德取向而改变他所见到的“真相”——打个比方，倘若有确凿证据表明不同人种身上寄生着不同物种的虱子的话，他也会接受不同人种属于不同物种的可能性。正如他对一位态度诚恳的通信者所谈到的那样，“我本人不认为人种来自同一血统的假定知识可以进入科学推理的过程”[Darwin 1985-，3：38]。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人类各种族是源自神创或是某些未知自然进程是一个可以争论的开放性问题。达尔文深知这点。而且他其实已经拿定主意。
但是“来自同一血统的假定知识”确乎进入了他的推理过程，若非始于孩提时代，或也不完全从剑桥时代开始的话，那么在南美洲的时候他已笃信人类各个种族具有亲缘关系。拥护亚当和夏娃这一“假定知识”不再是一件败坏名声的事。基督教废奴主义者求助于《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以表明他们是人类所有种族的共同祖先，但这一神圣根据正被瓦解。
地质学、人种学和历史批判主义亵渎了《圣经》，埋没了废奴主义者的“人类亲缘关系”的证明。达尔文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更好的依据，也需要关于人类本质的更可靠的科学知识——以替代《圣经》中上帝通过奇迹造人的“假定性”说法。他在一本早期的笔记本中草草写道，尽管听起来“更加卑微，但我相信这是真的”——“人”的所有种族——都由动物而来。由于“我的理论”过多地超前于当时的伦理、知识论和神学，使达尔文在最开始的时总是踌躇不前，不过后来坚决将其出版。他坚信他的理论的变革性力量为基督教世界的废除奴隶制埋下伏笔。
大约自1850年开始，达尔文开始钻研最新的关于人类起源的著作。在19世纪中叶，英语世界人种学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人是否来自于动物，而是人类的种族是否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传统的基督教徒(包括清教徒)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当时正在崛起的一群自由思潮“人类学家”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人类各个种族来自不同的祖先。
单一来源和多来源之争在19世纪50年代持续升温。法律的分歧，恐怖袭击和种族残杀使得美国走向内战。最先的争论是关于家养动物[Desmond and Moore 2009，pp.199-227]。家养各品种的狗和猪是否来自于同一祖先呢，是否如传统的单一来源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抑或如今那么多种类奇特的家养物种在其创生伊始便是不同的呢？故多源论者坚持(并引用古代碑文)种族不变，不同(动物)种族交配的后代是有缺陷的，以此证明种族就是物种。
这些理论的政治风险很大，尽管他们都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有政治色彩：倘若不同的动物种族便是不同的物种，而且它们的后代是有缺陷的杂种，那么人类亦是如此。白人和黑人身上流的血液是不同的，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通婚所产生的后代必将是有缺陷的，这些“骡人”(mule-man)或者“棕色人种”增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危险的。这便是结论，达尔文写道“这些观点……让南部的奴隶主们感到欣慰”[Darwin 1985-，4：353]。
在一封私人信里，达尔文用政治性言论抨击了美国最重要的博物学家、一位年轻有为的哈佛大学教授路易斯·阿加西。阿加西的资助者是新英格兰地区一家由奴隶从事劳动的棉业公司。他正推广一种新的多源人类学理论(不属于任何宗派的创世科学)，他的理论非常适合于这个宪法禁止宗教建制的国度。阿加西的科学所告诉我们的无非是上帝永恒地“规划”着地球上的一切，并将人类置于创世的制高点。阿加西的计划已揭示了，不断进化(由低等到高等)的物种在各个地质年代被神奇地创造出来，最终8个基本的人类种族分别被创造出来——每个种族都生活在某个特定的地区，非洲是黑人居住的，欧洲是高加索人的天下等等[Lurie 1960]。
阿加西的权威极大，且他的名声在19世纪50年代直线飙升。在英格兰，达尔文对此并不赞成，而且感到担忧。他在家从事了8年的藤壶解剖研究，但他此时还很难阻止阿加西的理论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盛行。人类种族是毫无联系的物种，美国的奴隶制仍会继续。对于达尔文来说，最没有预料到的也许正是他的理论最终从伦理上替代了阿加西的观点；正如他所害怕的那样，“我的理论”并不会产生爆炸性影响[Darwin 1985-，5：187]。
事实上，达尔文在1854年的时候并没有具备产生诸如今天这般巨大影响的迹象。他那时候所能做的只有期待，并把他的肩膀靠在历史的车轮上并将之向前推进。他看着自己的笔记，他认为现在开始写作并付诸出版为时尚早。取而代之的是，他将阿加西的创世计划加以详细验证——考察出“生命最大的特点”，他在那年的11月说道：“我一直以来都通过切实存在的事物来了解世界的整体面貌”[Darwin 1985-，5：233]。
1855年是达尔文反奴隶制的重要一年，达尔文开展了3个研究计划[Desmond and Moore 2009，pp.245-266]。首先，他通过展示“共同祖先”理论的简单性来反驳阿加西遍布世界的创世中心和神秘的、包罗万象的物种学说。“我坚信共同祖先”，他草草地写道，这意味着所有的物种都在同时产生于同一个地方，进而它们开始迁徙[Stauffer 1975，p.583]。他那出色的实验证明甚至是屹立不动的植物也可以通过它们的种子散播于各地，无需借助神的干预。
第二，达尔文提出当一个物种抵达某地时，它们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当地的环境，而且不需要阿加西的神法提前做出安排。正如达尔文从单一来源和多来源的辩论中所获知的那样：物种的驯化是关键，他展示了驯养者们如何将野生的物种驯化成今天那般独特的且令人称奇的物种。而且当物种杂交时，产生更为健康和优秀的后代。人类亦是如此：黑白混血儿并不是有缺陷的杂种，相反地，他们具有一定优势。
最后，达尔文积累了足够的证据以表明人类各种族也有着共同的由来；用他的自然机制解释替代了阿加西的8个种族分别被创造出来的理论。人类是唯一能驯养其他物种的“物种”——这个事实指向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真理：一个物种被驯化的时间越长，所产生的差异越大，这就是所谓的种族差异，人类群体的差异也是基于类似原理产生的。动物的种族差异能够出现，人类种族的差异也同样能够出现；驯养者和被驯养者皆是产生差异的原因。
达尔文的独创性来源于他观察到了两者(人与动物)具有相同的机制：性选择。鸽子有着很长的驯化史，它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达尔文从世界各地搜集来各种鸽子的变种，并且与各地的养鸽人保持广泛联系。通过对鸽子的配对交配和研究，他表明可繁育的鸽子总共有11大类，它们的共同祖先是岩鸽(Rock Dove)。经过无数代的选择性繁育造就了各种珍稀品种的鸽子，就如同“性选择”(配偶的竞争选择)导致了“珍稀”人种的形成。无需什么奇迹的作用[Desmond and Moore 2009，pp.251-258，261-262，279-282，289-290]。
四 阿沙·格雷的使命
创世主义并未日落西山，而是在阿加西的影响下风头正盛。放眼大西洋彼岸，达尔文也看到废奴主义者(比如加里森)的思想也同样如日方升，然而在那个国度，并没有“共同祖先理论”来挑战种族多源论者。很简单，因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度(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他们相信《圣经》，而非进化。如何赢得千里以外的读者并“诱导”他们接受他(查尔斯·达尔文)在过去二十年来完全处于隐秘状态的理论呢？怎样将“我的理论”传入一个蓄奴的且战争一触即发的国度呢？
“中立的阿加西”(指达纳)——是一个关键的角色。随着研究的继续，达尔文开始将他的笔记加以分类并开始起草一些段落。在1856年5月，他过去的导师赖尔敦促他在另外一个人之前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他当然已知道是阿尔弗莱德·华莱士)，达尔文开始冒险尝试写作早期的关于人工圈养和鸽子变种的名为“自然选择”的大文章。当他完成了这些章节的时候，他的反阿加西的战略变得明晰起来。他将从内部开始煽动，从哈佛和耶鲁开始入手。在9月份，达尔文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耶鲁大学的地质学家詹姆斯·德怀特·达纳——这位教授负责编辑全美最具权威的科学期刊：《美国科学杂志》。
达纳与达尔文颇为志趣相投，因为他也是一位藤壶专家，而且反对蓄奴。不巧的是，他是阿加西的门生。达尔文打算赌一把——写一封长信给他，达尔文描述了他过去19年的关于“变异和物种起源”的工作，并称这些工作足以葬送阿加西的创世说。在信的末尾，他让达纳无可置疑地认为他关于物种起源的“异端”观念可以和政治结合起来。他希望达纳知道“我是如何渴望让北方得到解放”——从奴隶制的梦魇中解脱出来，而且摆脱可鄙的南部的羁绊[Darwin 1985-，6：235-237]。达尔文说出了加里森最为纯粹的观点：“与蓄奴者决裂”。他宁愿将美国视为分裂的两部分。
但达尔文的道德诱饵作用不大——达纳并没有中计，而且他的亚当神学体系受到了阿加西多元论的羁绊——当然也使他的理论得以苟延残喘。“可怜的家伙，他笃信《创世记》的第一章”，达尔文叹息道，同时他将目光转向别处，去寻找一个拥护者[Darwin 1985-，6：516]。他理想中的代理人来自阿加西的后院，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阿沙·格雷——第二任《美国科学杂志》的编辑(阿加西是第三任)。格雷是一位笃信共同祖先且反对蓄奴的福音派教徒，他是如此地坚信共同祖先以至于拒绝用他的宗教信仰来衡量科学，更别提将二者融合。他称达尔文关于“单次创世说”(single creations)和共同祖先理论是“正统的信仰”，这不仅符合圣经的教诲，而且因为“事实上也是如此”；因此格雷摒弃了“阿加西的异端邪说”，因为它从科学上和宗教上来说都是错误的②。
格雷关于植物分布的研究也为达尔文的手稿提供了支持，而且帮助他反对阿加西的独立创世说。很清楚，格雷是“达尔文其里，美国佬其表”。达尔文“带着最热烈的崇敬”于1857年给格雷写了一份关于自然选择学说的一个纲要，嘱咐他“不要向人提及我的学说”，以免被人抢了风头[Darwin 1985-，6：445-446]。
格雷是第三个知道达尔文秘密理论的人——或说是知道其中一部分。长期以来，达尔文在笔记中将“人类种族”与驯养动物进行类比[Stauffer 1975，p.213；Desmond and Moore 2009，p.290]。而现在该主题却被抛弃了。达尔文关于人种差异、性选择的理论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完成，格雷也没有读到它。或许达尔文并不需要说服格雷去相信人类种族的“正统信仰”，若向这位传统主义者展示进化理论已推进到如此之深的层面，会使他引起警觉。
格雷在哈佛的力量对阿加西起到了牵制作用。达尔文正加紧著成他关于“自然选择”的书，并比华莱士抢先一步出版(1858年)——这个故事人们耳熟能详，无需在此重复。庞大的手稿被删节、压缩并且仓促出版——《物种起源》在18个月内便得以刊行。终于，达尔文的自保和推广策略发挥了作用。
《起源》开头的评语作者是一位具有最高道德象征的人——剑桥大学的教授、同时是广受尊崇的教父威廉·休厄尔，该书以他早年笔记中关于“生命波澜壮阔”的论述结尾。自然选择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它好比造物主——并将造物主的伟大技艺与人类驯养员相提并论。“创造”(creation)一词(以及它的同根词)在书中的使用次数多达百余次，但“进化”(evolution)的同根词(evolved)只用了一次[Darwin 1859，pp.ii，84，490]。《起源》最终要解决“人”的问题，达尔文深知这一点，他希望世界也认同这一点。
但为了避免质疑，他明智地使用迂回策略——将“人种”问题置于副标题，暗示人类的起源和历史问题将得到解释，而且“人种之间的差异”问题已经部分地被解释[Darwin 1859，pp.199，488]。更加令人震惊的论述是关于蚂蚁群落的，它们展示了非凡的且可憎的蓄奴本能[Darwin 1859，p.220]。“可憎”是《起源》的道德谱系的一个线索，倘若基督教世界这么理解它的话。
倘若将达尔文比作弥赛亚的话，格雷的角色就好比施洗者约翰(他预言了弥赛亚的到来——译者)。在奴隶制仍然存在的美国，种族和血缘关系始终是个大问题，战争一触即发。的确，在追捧阿加西创世说的哈佛大学里，格雷非常有必要将达尔文的理论加以传播。为了阐明共同祖先的“正统观念”，格雷公开主张“让黑人和霍屯督人成为我们的亲人吧”。他告诉达尔文：“我正在接受《起源》的洗礼，否则的话我会遭到唾弃，这会让我害怕”[Gray 1963，p.76；Darwin 1985-，10：140]。
格雷的洗礼由一系列的论文构成，这些论文集结成集并于1860年出版。他在《美国科学杂志》对阿加西发起声势浩大的攻击(由于达纳的疏忽，格雷成了该杂志的主编)，这让达尔文感到欣喜，他甚至要以“联合出版”名义刊行美国版的《起源》，书以格雷的评论作为开始——书名唤作《达尔文和格雷的物种起源》[Darwin 1985-，8：54，61-62，75]。但此事并未成功，达尔文转而抓住格雷在美国文学界具有旗舰地位的3种丛书，以及反奴隶制的《大西洋月刊》，该报刊登的神学论文是达尔文所见过的最好的[Darwin 1985-，8：388]。
他出资将这些丛书重印为小册子，并且有一个惹眼的标题《不背离自然神学的自然选择》，其中数百册有选择地分发给博物学家、神学家、评论家以及多个图书馆。1861年版的《物种起源》甚至在这些小册子上做广告：标出了该书的价格和购买地[Peckham 1959，p.57；Darwin 1985-，9：393-404)。
但美国正处于战争，格雷的声音被战火的嘈杂所湮没。尽管他跟达尔文隶属同一阵营，但他们对于自然选择的理解截然不同。对于达尔文来说，选择是“上帝颁布的宇宙之法”的一个偶然性结果，而非“设计者”依自身喜好而为——包括美国北部的政客[Stauffer 1975，p.224]。
达尔文并没有在美国内战中看到上帝之手的干预，就像《起源》中的斗争并不需要上帝干预一样。他与格雷有着相同的道德初衷——奴隶制的结束，不过战争这种方式对于达尔文来说过于血腥了。然而，本质问题并不在于自然选择与上帝设计之间的矛盾。他对格雷解释道，是阿加西的创世说与共同祖先理论的矛盾所致：“遗传可以改变物种……这对于我来说是问题的关键。当然，从个人角度讲，我更加重视自然选择学说；但它的重要性并不能与创世说或改变论(Modification)等量齐观”[Darwin 1985-，11：403]。他早年的笔记中也持有类似观念。
五 解放之后
1865年，北部取得胜利，维护了美国的统一——其代价是一位总统和60万名士兵的死亡。这个数字比阿富汗革命的伤亡还要多——当然，还有400万黑奴获得解放。阿加西尽管继续在哈佛工作，然而他的受欢迎程度大大降低，并于1873年去世；他的学生成为进化论者(尽管是非达尔文式的)。进化走进了大学，这符合达尔文在19世纪50年代的计划。进化的种子虽然撒播了出去，但并没有在普通美国人的心中扎根发芽。达尔文的宣传策略并没有对它自身的潜力作足够的估计。随着美国黑奴制的结束以及多来源人种理论的衰亡，旧的道德得以改观。
旧派废奴主义者不会忘记达尔文。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美国各界人士纷纷跨越大西洋，到达尔文家中拜访：这些人有城里的牧师，哈佛的劣等生，一神论的反叛者，以及自由思想家(达尔文长子与其中一家结了姻亲)，此外还有美国南部的奴隶救助者，以及曾带领过首个黑奴军团的老兵。
加里森的儿子于1879年给达尔文去了一封信。在他父亲临终卧床上，他将达尔文关于在南美目睹“令人发指的暴行”的那段文字念给他父亲听，“这些暴行使得人血液沸腾，心脏颤抖。想想我们英格兰人和我们的美国后代，极力渴望自由，但他们的行为是如此的罪过”。这位年迈的自由主义者为此感到震惊。他的儿子告诉达尔文，这些文字“像慈善家一样，带来道德上新的和友爱的光芒”。因为这“在与国家中自由的敌人作战抗争”，老加里森“从这样的一种神学理论中解放出来了——因这种理论使得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荣光和我们儿孙的福祉遭到破坏”③。
宗教解放，科学反奴隶制——这些都是达尔文核心计划之所在——人类确乎起源于动物，“尽管这更显卑微，但我相信它是真实的”。加里森是一个“永远值得崇敬的人”，达尔文非常热情地回复了他的儿子。“我永远感激尊翁——一个我打心眼里崇敬的人，他听过过并赞同我很多年前为反对奴隶制而写的一些文字”④。
致谢 此文是为2010年8月26—28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传播中的达尔文国际会议”特意写就的。该文借鉴了我的另外一篇文章《达尔文与奴隶制问题》——是我在2010年8月11-13日举行的巴西生物哲学与历史年会上的发言，会议地点是圣保罗大学；此外还借鉴了我的另外一篇《达尔文的神圣事业》("Darwin's Sacred Cause")，该文是我于2009年10月6—8日在巴西萨尔瓦多的巴伊亚大学“科学技术博物馆”会议上的发言。感谢这些会议对我的邀请和资助，当然，我要特意感谢我那位亲切的会议举办者北京大学杨海燕教授；此外，还有玛利亚·爱丽丝·布热津斯基·普雷斯特斯，莉莲·阿尔乔尔·佩雷拉·马丁以及夏贝尔·尼诺·阿尔哈尼，对于他们，我也是感激不尽。
（来稿系英文，作者声明部分内容与已发表的英文论文有重合）
注释：
①30年后，达尔文承认人类起源于动物并不是他“苦思冥想”的结果，甚至“部分地是出于兴之所至，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看到了许多的野蛮人。当我第一次看到火地岛上赤裸着身体并涂着油彩的令人畏惧的未开化人种，我当即宣布我的想法：我们的祖先大抵便是如此，我并不会对这种想法感到排斥，甚至也不会对认为更远的身披毛发的祖先(野兽)这样的想法感到羞耻”[Darwin 1985，10：71]。他笃信这个看法，在他随后寄往家里的信中他强调“极大的兴趣……源于首次亲眼看到野人”[Darwin 1985，1：303]。“这种兴趣无法凭空想象，只有亲身经历才会知道”[Darwin 1985，1：306]，“仅这个兴趣本身便证明这次出门是不虚此行；我向您保证这是一笔好交易”。在这一年里，这次航行给他“对于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热情”[Darwin 1985，1：305]，还有“这是我最喜爱的事业……毕生不渝”。因此在他首次与“野人”会面之后[Darwin 1987，B 33)，达尔文向他家人宣告他将献身于一项新的事业，此前他的家人曾怀疑他航行归来之后是否能过上一个“稳定”的生活[Darwin 1985，1：133]：“我坚信花在这次航行的时间，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意义是重大的，倘若先不论其它方面的话。对于我来说，度过人生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为自然科学添砖加瓦，无论在自然科学的哪个方面所做的追求”[Darwin 1985，1：312)。看着“我们眼前的世界”，达尔文接着说道，“世界是多么宏伟和奇特啊，我们所见到的那些令人惊异的人类部落是何其多啊。-这些无尽的生命物种乃是地质学研究的天赐良机”。“人”也被空前地包括在物种之中。至于达尔文在火地岛遇到的群落的研究，查普曼(chapman)于2006年所做的工作堪称权威。
②阿沙·格雷致约瑟夫·道尔顿·胡克的信—达尔文对此信深表赞许[Darwin 1985-，5：186]，1854年2月21日，阿沙格雷信件，皇家植物园邱园；A.H.Dupree 1959,pp.216-232。
③温德尔·飞利浦·加里森致达尔文的信，1879年10月4日，见达尔文手稿，剑桥大学图书馆(DAR)，165。
④达尔文致温德尔·飞利浦·加里森的信，1879年10月16日，在加里森家里(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有复印件)，老加里森和小加里森，1899年，p.189n。全抄写本和评注见Moore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