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政治论文,青年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7-10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广东、山东、辽宁等10省（市）范围就“中国青年发展状况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调查城市青年6300多名，农村青年3600多名。本文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对城市青年的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特点做一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青年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的基本特点
1、1994年中国青年的政治心态与社会心态与社会参与在总体上呈健康、协调的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
①改革承受力增强，对改革持积极支持态度，对改革的前景预期也比较乐观
1994年中国青年政治心态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青年对于改革的心理承受力较强，面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没有产生抱怨、不满和失望，而是仍然对改革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热情（当然，相对于改革初期和1992年而言，这种热情无疑是大大下降了）和较为乐观的前景预期。绝大多数青年(82.83%)表示“青年应积极投身改革”这一说法与自己的想法“完全符合”(40.28%)和“基本符合”(42.55%)，而明确表示“很不符合”(1.09%)和“不太符合”(4.16%)的比例之和才占5.25%；相当多的青年(67.27%)认为改革前景“大有希望”(24.03%)和“比较乐观”(43.24%)，而明确表示“不太乐观”(6.24%)和“很不乐观”(1.26%)的只占7.5%。此外，还有25.23%的青年表示“说不清”。
②渴求社会与政治稳定，对动乱十分反感
94’青年在政治心态上的特点之二是渴求社会与政治的稳定。这一特点在青年所做的最不喜欢的国家选择中有所反映。在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中，越南、南非、伊拉克、俄罗斯分别位居第二至第五位。而上述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恰恰就是社会与政局的不稳。青年政治心态上的这种特点在另一有关的回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您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选两项）在青年对该题的回答中，选择“社会安定”的占42.3%，位居第二，比位居第一项（“经济实力强”）选择的百分比(51%)仅低8.7个百分点。
③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张扬，民族自豪感有所上升
如前所述，在回答您最喜爱哪个国家时，相当多的城市青年(42.2%)选择了中国，排名第一，相当于排名第二的新加坡(12.1%)的三倍多。高达41.11%的城市青年对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23.8%感到有点自豪，感到有点自卑或很自卑的加起来不过8.03%。这些结果表明：爱国主义感情在青年中占居主导地位，青年的民族自豪感有所上升。
④对西方国家的向往与盲目崇拜倾向得到扭转，开始对西方霸权产生了抗拒心理。
94’年调查显示，在青年崇拜的政治领袖人物排名表上，西方政治领导人中排名最高的是美国的克林顿总统，排名第六，得票率仅为1.9%。而纳尔逊·曼德拉则排名第四，得票率是克林顿总统的两倍多(4.5%)。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因为中国青年对克林顿总统的比例如此之低，甚至低到远不如纳尔逊·曼德拉的程度，并不是因为中国青年对克林顿总统的不知晓。事实上，中国青年对克林顿总统的知晓率(90.45%)相当的高，并远远高于青年对纳尔逊·曼德拉的知晓率(72.59%)。
在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排名表上，美国位居第一（31.3%，1923人），日本位居第二。在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排名表上，还是美国位居第一（56.3%，3499人），日本第二。这反映出94’中国青年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态度的的确确地是发生了变化。
不仅如此，中国青年还对西方霸权产生了明显的抗拒心理。如前所述，在青年最崇拜的政治领袖人物排名表上，中国青年对于敢于反抗西方霸权的政治领导人的评价远远高于1988年（特别是在得票率方面竟翻了10倍）。纳尔逊·曼德拉排名第四（得票率为4.5%），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已故领袖金日成排名第九（得票率1.3%），伊拉克领导人萨拉姆·侯赛因排名第十一（得票1.2%）。
⑤政治评价取向趋于务实，政治态度“冷静”而不“冷漠”
94’青年在评价政治事实与政治现象时，所依据的标准主要是物质与功利方面因素，如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等。在回答“您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选两项）”一题时，青年中选择“经济实力强”（占51%，位居第一）和“人民生活水平高”（占36%，位居第三）这两项的比例高达87%，而选择“有普遍的共同信仰”的仅占1.8%。
青年政治态度的“冷静”具体表现为：青年中对电视报刊中有关政治领袖人物的知晓率平均高达85.15%。
⑥经济参与过程中的“躁动”心态明显减弱，社会参与日趋势协调、健康
与1993年和1992年相比，“炒股热”、“跳槽热”、“下海热”等明显降温。一部分已经“下海”的青年开始“上岸”，一部分已经“跳槽”或曾想过“跳槽”的青年开始静下来“积累能量”（进修、深造）。与此同时，在团中央“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引导下，相当多的青年(60.49%)参加了“青年志愿者活动”。青年精神文明参与与经济参与之间的严重不协调状况得到了基本扭转。
总的看来，1994年中国青年的政治心态是积极、成熟、健康的，青年的社会参与是基本协调的。而青年的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之所以能够在总体上呈现出上述健康、协调的发展势头，主要是因为：
——十五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十五年来，尽管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就总体而言，成绩是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青年对十五年改革的评价总体上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1994年国民经济运行基本上保持了稳定持续增长的势头。改革十五年的经验表明：每当国民经济运行处于高速发展（尤其是“经济过热”）状态时，青年在经济参与方面容易“躁动”；每当国民经济运行处于“滑坡”时，青年在政治参与方面容易“躁动”（或“冷漠”）。而1994年国民经济的运行基本上保持了稳定持续增长的势头，这为青年在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方面的健康、协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
——改革的力度比较合适，宏观调控比较得力。当物价出现上涨幅度太大接近超过公众的心理与实际承受力时，政府迅速地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平抑了物价。
——宣传舆论的导向健康、积极。1994年社会宣传舆论对青年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的导向是健康、积极的。尤其是大学生电视辩论赛等活动的开展，提高了青年对改革与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同时，也提高了青年的社会参与程度。
——团中央实施了“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与“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团中央上述两项工程的实施，推动了中国青年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参与，从而，促使青年与在总体上呈现出健康、协调的势头。
——国际上存在着对中国青年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健康发展的有利环境。近几年来，东欧与前苏联解体之后，不仅没有出现象不少中国青年原来所预期的那种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反而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对不少亲美的中国知识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触动。另外，美国近几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国际警察”角色，也越来越引起众多中国青年的不满与反感。结果，青年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2、与此同时，1994年中国青年的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①青年对改革的满意度有所降低，近三分之一的青年对改革的前景持悲观和模糊态度
与改革初期和1992年相比，中国青年对改革的满意度有所降低，在青年对1994年新出台的11项改革措施的满意度评价中，没有一项的满意度均值达到4分（比较满意）的水平。甚至连满意（包括“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百分比超过一半的项目都没有。与此相一致的是，有近三分之一(32.73%)的青年对改革的前景持悲观和模糊态度，认为中国的改革前景“很不乐观”(1.26%)、“不太乐观”(6.24%)和“说不清”(25.23%)。
②青年对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成效评价不高，满意度较低
在评价政府反贪污腐败工作的成效时，相当多(53.72%)的青年表示“很不满意”(20.68%)和“不太满意”(33.04%)，而表示“很满意”(2.92%)和“比较满意”(11.73%)的只占14.65%。还有31.62%的青年回答“说不清”。这表明青年对反腐败工作的评价不高，满意度较低（均值为2.43分，趋于“不太满意”）。
③青年对腐败的厌恶态度与在自我行为取向上的认同态度并存，在相当多的青年中存在着潜在的腐败（行贿）倾向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青年对腐败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情绪，但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青年在自己的行为取向上，表现出对“贪污腐败”的相当宽容与接纳。相当多的青年(53.61%)表示如果行贿能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自己肯定会(18.82%)和可能会(34.79%)行贿。而明确表示自己“肯定不会”(12.59%)和“不会”(12.20%)行贿的仅占(24.79%)。此外，还有21.60的青年对此持模糊态度，回答“说不清”。
更为严重的是，党团员中存在的行贿倾向与一般青年并无显著差异。在回答上述问题（是否会行贿）时，党团员回答“肯定会”(17.6%)和“依情况而定”(36.1%)的占53.7%，只比一般青年回答“肯定会”(19.2%)和“依情况而定”(34%)的低0.5个百分点。再从回答“肯定不会”和“不会”的比例看，党团员为12.9%和11.7%，而一般青年为12.0%和12.6%。而当我们将青年按其是否想入党入团分为青年积极分子（想入党入团）、青年落后分子（不想入党入团）与中间青年（说不清）三个层次时，我们发现：党团员中具有行贿倾向的比例(53.7%)虽然低于落后分子(69.1%)，但却高于青年积极分子(48.3%)，而与中间青年(54.4%)差不多。
④党团组织对青年的凝聚力不高，党群之间、团青之间的心理距离较大
如前所述：当青年有苦恼时，最愿意对党政领导和团干部说的分别只占3.43%和1.08%；当青年有欢乐时，最愿意对党政领导和团干部说的分别只占2.27%和1.45%；当有困难时，青年最愿意对党政领导和团干部说的分别只占11.11%和2.09%；当有风险时，青年最愿意对党政领导和团干部说的分别只占10.32%和2.28%。这一事实表明，党团组织在青年心中的地位不高，党群之间、团青之间的心理距离较大，党团组织对青年的凝聚力还有待于提高。
⑤青年中的“怀旧情绪”有所增长
本次调查显示：在当代青年中，毛泽东的地位大大提高，反映出青年与社会其他成员一样，怀旧情绪有所抬头。在青年最崇拜的政治领袖人物排名表上，毛泽东排名第一(40.1%)，得票率提高到1988年(10.7%)的3.7倍。如果再加上周恩来的得票率(26.58%)，两位已故领导人的得票率高达66.68%。
⑥青年社会参与中经济参与与政治参与和精神文明参与之间的不协调，低层次社会参与与高层次社会参与之间的不协调矛盾仍然存在
与青年的经济参与意识和行为相比，青年的政治参与和精神文明参与意识与行为水平仍然较低。此外，青年的低层次社会参与与高层次社会参与之间的不协调矛盾也相当明显地存在。对“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有不同程度地了解的占73.33%。但参与“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只占60.49%；对单位／社区的工作情况关心，留心的占70.97%，但给单位／社区的工作提过意见和建议的则只占44.57%。
上述倾向和问题之所以存在，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
——1994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如1992年高，青年的挣钱机会比1992年少。在物价大幅度上涨和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的情况下，青年对改革的满意度有所下降是不难理解的。
——转型社会中出现的不良价值取向与国民生活心态对青年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的负向影响。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无序化使原有的价值系统受到严重的冲击。上述倾向必然对青年的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发生不良影响，致使一部分青年对政治参与和精神文明参与不积极，以及在自己的行为取向上对腐败（如行贿等）持相当宽容与认同的态度。
——社会腐败、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以及道德滑坡等问题比较严重。上述问题的存在，必然大大降低青年心目中的党的形象，并较为严重地影响青年对改革的满意度与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二、1995：青年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的变动趋势
根据1994年中国青年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的变动特点，以及它与社会各方面（尤其是与经济方面）运行状况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对1995年中国青年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的变动趋势预测于下：
1、青年的政治评价取向将更趋“务实化”与“功利化”
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利益导向原则的驱使下，青年在评价政治现象、政治事实，尤其是在评价改革时，将越来越务实与功利。对改革是否满意，以及满意的程度如何，将主要取决于青年在深化改革进程中自身所获实际利益的大小。
2、青年对改革的评价及其满意度将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
随着1995年深化改革过程中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与不断调整，尤其是随着上述所指出的青年政治评价取向上的更加“务实化”与“功利化”，1995年中国青年对改革的态度将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的格局。即那些在改革中能够获得更多利益的青年，对改革的评价与满意将进一步提高；而那些在改革中不能获利（下岗、待岗、暂时失业的青年），或者是虽能获利，但与社会其他阶层青年相比受益很少，具有“相对剥夺感”的青年，对改革的评价与满意度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3、青年对社会问题的不满仍将集中表现在社会腐败方面，但青年对轻度腐败的实际接纳度与认同度将进一步提高。
95’青年对腐败所真正不能容忍的将是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即所谓的“大案要案”。我们可以进一步预见的是，在1995年之后的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如果社会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根治，那么，中国青年对社会腐败在态度上的不满与行为取向（尤其是自身行为取向）上的实际认同将同时并存。
4、部分青年的怀旧情绪将进一步增长
伴随改革过程中社会各阶层青年在利益上的进一步分化，在一部分得到很少或根本不能得利的青年中，以及在虽然能够在经济上获得大量利益，但在精神上承受了改革中实际存在的竞争与心理压力的青年中，出于对社会现实程度不同的不满，以及对过去那种“贫富分化极小”、“竞争压力几乎不存在”的生活方式的怀念，青年中对毛泽东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念之情有可能进一步增强。
5、反霸权情绪有可能进一步发展
如果美国继续在国际问题上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如果俄罗斯的改革没有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就（如在西方各国的经济支持下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如果美国在一系列与中国利益有关的国际问题上对中国不友好。那么，中国青年心目中业已存在的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的抗拒心理将进一步与日递增。与之相应，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将得到不断地深化。
6、青年社会参与将进一步呈健康、协调的发展势头，经济参与上的躁动心态在没有经济过热出现的情况下将不会出现。
但受青年政治评价务实化与功利化的影响，青年的政治参与精神文明参与有可能出现内在动力不足或严重不足的情形。青年参与方面经济参与与政治参与和精神文明参与的不协调矛盾，以及低层次参与与高层次参与之间的不协调矛盾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