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来稿
中国人口发展：现状、趋势与思考
陈友华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 中国正处在超低生育率早已形成、人口增长接近尾声、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迁移流动更加活跃、城市化快速发展、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回落与婚姻挤压效果加速显现时期，中国未来人口发展将进入持续超低生育率、人口即将负增长、劳动力短缺将愈演愈烈、社保基金亏空将迅速扩大、城市扩张与城市收缩并存、人口对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减轻与计生机构迅速弱化乃至消失的新阶段。转变人口发展理念、调整生育政策、变革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低生育率；老龄化；人口负增长；生育政策
一、引言
人口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人口变迁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实施计划生育以来已近半个世纪，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相比，当前中国的人口形势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在1991年就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进入21世纪后，更是下降至超低水平，并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1]。
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已经由人口增长过快等人口数量问题转变到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有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这对遏制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增强人口可持续发展潜力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单独两孩”与“全面两孩”政策相继实施后的生育率经过短暂回升后又很快回落，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因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担忧。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出的新形势、新趋势和新问题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超低生育率、过快老龄化等问题的担忧[2]。在此情况下，科学研判当前人口形势与未来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认清中国人口正在或即将经历的重大转折，认识到长期超低生育率所蕴含的巨大风险，而且有利于及时调整人口发展战略，继续优化人口及相关政策，尽早做好应对即将到来的严峻人口问题挑战的各种准备[2]。
二、中国人口发展现状
(一)超低生育率早已形成
2013年末“单独两孩”与2015年末“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但出生人数大大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除了“单独两孩”与“全面两孩”新政实施当年的出生人数较新政实施前一年略有回升外，从新政实施第二年开始又转而呈下降之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出生人数竟然比2017年整整少了200万人，激发了整个社会对生育问题的密切关注,详见表1。
表 1中国 1999— 2018年出生人数 万人
续表 1
数据来源： 1999—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有学者估计，受生育政策调整而导致的政策性补偿生育因素的影响，仅生育新政实施当年的生育率回升至1.7左右，随后又回落至1.5以下的超低水平[2]，并重新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这充分表明：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超低生育率在中国早已形成。但时至今日，仍有个别部门与个别人在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的理解与认识上出现严重的系统性偏差，以至于中国妇女生育率长期被高估，不仅影响政府决策，而且对社会形成误导。
(二)人口增长接近尾声
在不考虑迁移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持续低生育率与未来人口负增长紧密相连。中国妇女生育率自1991年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进入21世纪后更是下降至1.5以下的超低水平。综合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家机构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中国人口增长行将结束，预计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顶峰，随后将呈加速减少之势。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并维持在低水平，出生人口逐年减少，这意味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育龄人群基数将持续减少；二是中国已经送走了想多生孩子的祖辈，当下活跃的是想少生孩子的父辈与我辈，未来迎来的是更想少生孩子的子辈与孙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子辈与孙辈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比现在的父辈与我辈更低，生育人数更少。育龄人群基数减少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下降同方向叠加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出生人数将呈持续减少之势。与此同时，老龄化与高龄化意味着死亡人数将逐年增加。出生人数减少与死亡人数增加两者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中国未来人口一旦停止增长，加速负增长将不可避免。表2呈现的是1990—2018年中国人口变动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的年增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个别年份偶有回升。
2.3 PTEN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乳酸的产生 收集3组细胞上清液和沉淀物，测定细胞培养上清及细胞内LD的浓度。结果表明，过表达PTEN后，培养上清(图3A)和细胞内(图3B)中LD浓度均明显下降。
表 2 1990— 2018年中国人口变动情况 万人
数据来源：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持续低生育率、死亡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由于中国的生育率与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与低水平均超出预期，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详见表3)，对此中国不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必须做好充足的物质准备。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中国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近20年，我们也一直高喊要为人口老龄化提前做好必要的物质与精神准备，但准备更多体现在口头上，落实在行动上的却不多。
表 3 1990— 2018年中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
续表 3
数据来源：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人口迁移流动更加活跃
自由迁徙权的长期缺失，不仅导致民众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而且出现了概念与认识上的严重偏差。在中国，流动人口早已失去了原本的含义，被特指为人户分离人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在2014年到达顶峰，从2015年开始转呈缓慢减少之势(详见表4)，并据此认为未来流动人口规模将会持续走低。
表 4 2010— 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情况 亿人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笔者认为上述判断是有问题的，是概念的误用所导致的。实际上，中国公布的流动人口属于非制度性迁移人口范畴。伴随着近年来人口增长趋缓、人口红利消减与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变化，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出现松动，越来越多的地区从过去对流动人口的排斥转变为今日对流动人口的吸纳，部分城市间甚至演变成为“抢人大战”，使得以往以“流动人口”身份出现的人口部分因为在流入地得以“落户”而从现有流动人口中退出，进而表现为“流动人口”的减少。实际上，伴随着社会变迁与制度变革，人口迁移流动将更趋活跃。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迁移人口规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增长。所不同的是：乡城迁移流动人口可能会减少，但由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流动的城城迁移流动人口将会不断增加。
采用上述的讲解步骤，由于借用了已经理解的概念 (输入序列表示成单位抽样序列的移位相加)，学生理解两个序列的线性卷积的运算概念就会更加顺畅。
(五)城市化快速发展
在不考虑人口迁移情况下，持续低生育率与未来人口负增长因果相连。在中国，从1991年生育率下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到2025年前后人口停止增长，转而进入人口负增长大约需要35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在发展水平、计划生育强度、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进入低生育率的时间与所达到的水平以及人口迁移流动情况也因地而异，故而人口负增长将由点到面、由局部向全国各地逐渐蔓延开来。例如，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县江苏省如东县1997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至今已持续20多年时间，只是该地知名度小，因而未引起外界的足够关注。又如，自1993年开始上海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持续至今，也曾一度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与2016年相比，2017年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六个省/直辖市的常住人口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将会有更多的省份步入人口负增长行列，全国层面上的人口负增长也将在2025年前后到来，中国人口一旦转入负增长，将会出现加速减少之势，人们臆想的“缓慢人口负增长”只可能是“一厢情愿”。
表 5 1990— 2018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 %
数据来源：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六)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回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不仅超出了正常的波动范围，而且出现了持续攀升的趋势，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才逐渐在高位上稳定下来，近十年来更是出现了从高位回落的趋势(详见表6)，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的状况至今仍然没有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正常仍需要时间。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伴随着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歧视性性别偏好逐渐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那些诱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因素不是被消除就是被弱化，从而为出生人口性别比从高位的回落创造了条件[3]。
表 6 1980— 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说明： 数据由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新教授提供
(七)婚姻挤压效果加速显现
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与传统的“男大女小”婚配模式两者同方向叠加，必然导致男性婚姻挤压，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偏高，致使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更为严重。由于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与所导致的婚姻后果呈现之间至少有20年的时间差，因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开始出现失衡时我们就曾发出“狼来了”的预警，进入21世纪后逐渐变成了事实。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梯度婚配迁移，使得中国边远贫困地区的底层男性普遍陷入择偶难的窘境，数以千万计的适婚男青年暂时甚至永远找不到女性配偶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由此导致的社会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长期的一贯的“鸵鸟心态”式的刻意回避不仅没有出路，而且还会延误问题应对与问题消解的时机。
三、中国人口发展趋势
(一)超低生育率仍将持续
低生育率一旦形成，将持续较长时间。生育率一旦下降至超低水平，会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对此，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给我们很多启示。2013年与2015年生育政策的连续调整，以往积存的政策性补偿生育潜能也仅仅使生育新政实施当年的生育率回升了0.2左右，新政实施的第二年又逐渐回落至以往的水平。由此，足见中国民众的生育热情之低，中国的生育率早已失去弹性，政策松动对生育率的影响是短暂的“昙花一现”，那些总认为中国人喜欢多生孩子的固有观念早已过时，无论未来中国采取何种鼓励措施，超低生育率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二)人口负增长即将来临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市场经济实施与户籍管理制度松动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促使中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轨道，2018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60%(详见表5)。但必须注意的是：2018年中国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43.37%，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之间相差16.21个百分点。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现有制度中仍存在比较明显的抑制城市化发展的因素，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具有较大吸引力的超大城市的“落户”还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不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某些不利的影响，而且民众的自由迁徙权也未得到更好的保护。
(三)劳动力短缺将愈演愈烈
生育率下降使得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在中国早已出现，而教育扩张推延了新增劳动力进入市场的时间，并引起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导致劳动力数量转而呈减少之势。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人口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自此，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呈持续减少之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劳动参与率下降两者导致劳动力呈加速减少之势。与西方国家类似，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老化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且愈演愈烈，并将对中国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4.2 春季降水量只表现为异常偏多，刚察1967年和1985年出现，天峻1964年和1994年出现，海晏1997年和2000年出现，共和出现在1964年1967年，茶卡出现在1967年和1986年。
微波介质材料的研究主要采用谐振法和网络参数法测量被测物品的介电常数.常见易燃有机液体与水的介电常数差异较大，如表1所示.
与此同时，出生人数的持续减少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扩张，促使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低素质人口”最早开始出现短缺，并愈演愈烈。例如，2004年初，东南沿海一带首次出现了招工难，并逐渐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已经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的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市场形势变化密切相关。
2013年3月，国家撤销“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3月，撤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自1981年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不仅首次没有出现“计划生育”字样，甚至连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内部司局中也没有出现“计划生育”字样，严格意义上讲“计划生育”已经从政府部门序列中完全消失，学者的预言被印验[7]。2018年6月以来，多个省份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如辽宁省率先提出奖励生育，陕西省建议适时全面放开生育。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与政府机构改革的进行，一度非常强大的计生机关迅速消失。与计划生育密切相关的事业单位、群团组织与科研机构也面临急剧的弱化与转型。原先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与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均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也出现了急剧的转型。在此背景下，现存的计划生育机构弱化甚至部分消失在所难免。尽管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内设有“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但主要职责是“承担人口监测预警工作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生育政策并组织实施，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 。由此可见，计划生育业务部门被大大缩减，其主要责任也已经演变成处理计划生育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继续为育龄群众提供生殖健康与避孕节育服务。因此，尽管现在仍实行限制性生育政策，但实际上多处在无人监管状态。
(四)社保基金亏空将迅速扩大
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得养老负担加重，而且最终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并倒逼社会劳动力成本上升，反过来不仅加剧社会保险筹资压力，而且使得经济增长逐渐失去动力和活力。养老与医疗保险支出大幅增长在所难免，进而对社保基金支付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社保基金亏空不仅在所难免，而且会迅速扩大，代际矛盾与冲突也因此将不断增多。负担绝不会消失，而只可能转移。因此，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或扩大社保基金统筹面与覆盖面，只能缓解社保基金告罄地区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这将加剧社保基金盈余地区的消耗速度，其结果必然是由原来全国各地社保基金先后破产转变为同时破产。不仅如此，社保基金统筹层级的提高，必然会影响地方征缴社保基金的积极性，加快全国社保基金的破产。由此可见，上述做法都属于临时性的应急举措，而非长久之策。
她们一走，黄石就去找石匠老莫。第二天上午，老莫就在黄家的坟地里砌了墓屋；梨花的墓就砌在母亲张彩凤墓的右侧，左侧是她姐夫方竹的墓。下午，黄石在侄子黄羊和黄鹿的陪同下，去麦村把梨花的骨灰接了回来。墓地上空是成群结队的蜻蜓，低低的，贴着地面飞行；黄羊边赶边纳闷道：“哪有这么多蜻蜓？”黄鹿说：“要下雨了。”黄石扭头望着满天的红蜻蜓、白蜻蜓……沉默不语。
(五)大城市化与城市收缩并存
大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中后期必然出现的现象[5]，尽管欧美日本的乡城人口迁移早已告一段落，但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跃过，具体表现为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向大城市的迁移。于是便出现了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净流入与中小城市人口的停滞甚至是净流出，城市扩张与城市收缩现象并存。
当然，生育原本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长期对公民生育权进行限制显然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公民权利保护视角考量，尽快取消限制性生育政策，还权于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家庭的生育需求”，因而没有取消生育数量限制的必要，这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生育数量是否限制与究竟生育几个孩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至于生育限制政策取消后，公众究竟想生几个孩子与实际生几个孩子则完全是个人与家庭的私事。与此同时，现行生育政策环境下，我们鼓励民众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又对生育多孩者给予处罚，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悖论，也使得基层计划生育者处于尴尬的境地。
(六)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持续减轻
一国或一地人口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不仅取决于人口的数量、质量与结构，而且与人口的空间分布密不可分，更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利用程度与利用效率紧密相连。尽管中国人口数量仍在缓慢增加，但数年后将停止增长并转而下降，同时因为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的广泛利用，从空间分布上看，中国人口逐渐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大城市所面临的人口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可能仍将持续增加，但中小城市因人口停滞甚至缩减，所面临的人口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将不再增加，而广袤的农村由于大量人口流出，农村人口密度大大减小，农村人口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将持续减轻。由于环境污染防治的规模效应，人口集聚本身更有利于环境问题的化解。因此，从总体上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对资源与环境的整体压力是逐年减轻的。那种认为“尽管人口增长率在持续下降，但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却与日俱增”的观念实际上是不能完全站住脚的。
由于果树的枝条较为繁茂，合理的对果树的树枝、树冠进行修剪，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果树吸收光的面积。此外，合理的修剪果树，不但有效的提高了果树的光合效率，而且还不会对树叶面积以及总生产造成任何影响。保证果树繁多的叶子能够更好的吸收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将其获得较多的养分传输给果树的根系，进而进一步促进果树的快速成长。
(七)计生机构迅速消失
长期以来，总有人以中国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为依据，认为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4]。实际上，劳动力规模与劳动力短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劳动力规模大小更多是一个人口学概念，而劳动力过剩或短缺更多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相对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而言是过多或过少。劳动力短缺绝非人口小国的专利，同样，劳动力过剩也绝非人口大国的专利。劳动力过剩或短缺更多受到经济发展形势与经济周期的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期更多表现为劳动力不足，而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有更多人失业而表现为劳动力过剩。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不可避免，由于失业人口规模与劳动力规模紧密相连，因而我们不能以失业人口规模来判断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劳动力过剩。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即便实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就业，其绝对失业人口也可能是比较庞大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中国失业人口规模庞大就断定中国存在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
四、应对战略
(一)人口发展理念转变
伴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逐渐推迟退休年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中国现行退休年龄规定是1978年制定的，距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有了很大提高，40年前制定的退休年龄规定已经严重不合时宜。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应然问题，而不是一个民主问题，似无必要征询百姓意见，更不需要公民投票表决。鉴于人的自利本性，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必然会遭致一部分民众的反对，欧洲许多国家已经遭遇此境遇，不足为怪。中国目前最应该做的是严格退休年龄，女性退休年龄逐渐向男性退休年龄靠拢，并严格限制早退现象，同时要加强宣传，逐渐转变人们在退休年龄上的一些固有想法。
“灵考核”是该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保障，灵活的考核方式可以很好地保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强化自己专业根据，加强专业的实际运用能力。
孔德认为“人口就是国家的命运”，年轻人口更是一国生存与发展的战略资源。2017年以来全国各省份“抢人大战”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因此，面对新形势，要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生育政策由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转变。
还有人工智能之无人彩妆店、无人汽车4s店、无人环卫车等。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将更加深入地渗透于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人”的人工智慧城市会越来越完善，城市服务，即将成为智慧的“无人之境”！
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改变，即从工业化中期的主要依靠资本驱动，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要素驱动转变。据此，本文对青岛市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二)生育政策调整
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是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中国自1991年以来生育率就下降至更替水平之下，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下降至超低水平，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长期以往，必将对中国的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民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观念早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再也不能墨守成规、抱守残缺，而是应该尽快取消限制性生育政策，并转而实施鼓励性生育政策，促使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附近。
人们早已习惯于人口增长，习惯于扩张型人口与城乡规划。实际上，伴随着中国人口增长接近尾声，并在数年后转入人口加速负增长时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与地区已经或不久将陷入“人口负增长陷阱”。有研究显示：2018年中国660多座城市中已经有部分城市出现人口停滞甚至减少现象，收缩型城市开始出现并逐渐蔓延开来。因人口缩减而出现的“城市废墟”甚至“新城废墟”与被遗弃的村庄已经开始涌现，且在未来将不断增多，缩减型人口与区域规划将成为未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区域不得不面临的必然选择[6]。
(三)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谁获益，谁担责”是社会政策制定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传统社会，生育外部性不甚明显，孩子是准私人产品，家庭是生育的主要获益者，同时也是生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现代社会，生育具有外部性，孩子演变成为准公共产品。宏观上的国家与微观上的家庭是生育的主要获益者，因而生育与养育的责任主要应由微观上的家庭与宏观上的国家来承担。
全面两孩政策调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与缺少生育的社会支持密不可分。因此，要尽快建立完善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适度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促进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为此，应明确生育收益主体的责任定位与责任边界，国家、家庭和个人合理分担各自在妇女生育与养育中的责任，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别是国家应该给生育的家庭与妇女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托幼服务、女性就业促进等政策措施，具体包括直接或间接对新生儿家庭进行经济补贴，完善育儿产假制度，充实和完善社会保育设施等。
(四)社会保障制度变革
1.逐步延长退休年龄
人的健康长寿不应仅仅理解为享受的时间更长，而且意味着要更长久地工作，否则，依靠他人与社会赡养的时间也就越长，社会负担也就越重。人的工作年限与退休年龄必须与平均预期寿命相匹配。伴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退休年龄也应该相应地提高。
其中：b1=6 m，L=57.5 m，H=26 m，B=160 m，i1=1∶2，i3=1∶1.75，经过初步计算i暂按8%考虑。
中国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是新老马尔萨斯主义。新老马尔萨斯主义存在的价值更多在于警示作用，正是因为新老马尔萨斯主义的广泛影响，新老马尔萨斯主义所担心的事情才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新中国成立以后，本该实施计划生育而未实施计划生育，错过了很多很好的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机会，但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实属“情有可原”。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晚稀少”的生育政策，现在看来合情合理，因而得到民众的欢迎与拥护。但始于198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并损害了其利益而遭到民众的广泛抵制，不得不从1982年开始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即“开小口堵大口”，生育政策要求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但此时的生育政策仍较为严格。2013年与2015年中国先后两次对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但由于少生从提倡到逐渐成为惯习，使得生育率早已失去弹性，响应者寥寥，出现了严重的“遇冷”[8]。过去计划生育被视为利国利民的基本国策，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评价可能也会与今日不同。
提高退休年龄，主要有如下两大功效：一是增加养老保险收入，相应减少养老保险支出，增强社保基金的持续支付能力；二是缓解劳动力不足。
2.适度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过度与不足在中国长期并存。例如，企业社保缴费很高，但保障水平不高，农村社保缴费很低，保障水平也很低，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名义上社保缴费很高，实际上多不缴费，但保障水平相对很高。碎片化与不同人群退休待遇差异巨大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最突出问题。鉴于福利刚性，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缓慢增加甚至冻结社会保障过度者的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提高社会保障不足者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而逐步缩小不同群体间社会保障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3.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养老保障不仅包括经济保障，也包括服务保障。我们不仅要为老年人编制好经济安全网，同时也要为其编织好养老服务安全网。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以家庭养老服务为基础、社会养老服务为补充、政府养老服务为兜底的养老服务体系。
五、几点思考
(一)人口数量的重要性
人口数量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基础，也是国家或地区综合国力的核心构成要素，人口的结构、素质与分布均建立在人口数量的基础之上，没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讨论人口的结构、素质与分布等意义不大。在中国，我们越来越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实际上，人口才是人才的基础，人口的“质”建立在人口的“量”的基础之上，人才数量与人口数量两者间高度正相关。以往我们对人口与人才及其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认识存在严重偏差，必须尽快加以纠正。
(二)人口政策预见性的重要性
人口是一个惰性十足的慢变量，短期的人口变动(出生、死亡与迁移)对人口自身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常常很小，以至于人类很难观察或感受到，但长期的日积月累，其影响则是基础性与决定性的，具有“温水煮青蛙”之功效。隐蔽性、渐进性、累积性、周期性、广泛性、流动性与长期性是人口问题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显著特点。人口问题一旦出现，特别是其后果一旦显现，消解是十分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是人口问题出现前的预防与人口问题出现后的应对。由此可见，人口政策的制订与完善主要不是化解今天的人口问题，而是避免未来出现严重的人口问题。正因为如此，人口政策的预见性十分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社会至今基本上没有做到。
(三)福利与生育
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仅仅考虑其对生育的正向激励效用，而没有考虑到对生育的负向替代效用，甚至可能给百姓以“夫妇生与国家养”的错觉，把养育责任更多地转嫁给国家。生育的直接受益者是微观上的家庭与宏观上的国家，因而家庭与国家理应承担各自应尽的责任。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多，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为建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建筑企业要重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做好建筑工程的结构设计，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增加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力。结构设计属于建筑工程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严重影响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因此需以结构安全性、稳定性出发进行合理设计，并科学评估建筑工程的结构设计，以保障建筑工程的使用安全性与使用寿命。
生育福利增加，从微观上看，可以减轻家庭生育与养育负担，因而具有促进生育的效果(激励效应)。而包括家庭与养老等在内的其他福利的增加，对家庭与子女的养老功能形成“替代效应”，进而弱化了妇女生育的内在动力。从宏观上看，包括生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社会福利负担过重，会影响劳动者财富创造的热情，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并动摇社会福利存续的物质基础，在此我们将此称之为“挤出效应”。福利究竟是促进生育还是阻碍生育，取决于激励效应、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三者之间的相对大小(见图1)。负担不会减轻，只可能会转移。因此，总体上而言，福利与生育之间更多呈现出倒“U”型曲线形态(见图2)。
图 1福利与生育之间的关系
图 2库兹涅茨( Kuznets)福利与生育曲线
(四)失衡的天平与失序的乡村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与80年代以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长期失衡，导致进入21世纪后中国婚姻市场的男性婚姻挤压程度日趋严重，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实行，梯度婚姻迁移逐渐增多，在有效消解城市与发达地区男性婚姻挤压的同时，边远贫困地区的适婚男子面临更大的男性婚姻挤压压力，数以千万计的边远贫困地区的适婚男子暂时或永久找不到女性配偶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婚姻与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制度，当正常组织家庭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不可能，青壮年男性的正常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以往宁静而贫穷的乡村可能再也难以安宁，乡村的失序也就在情理之中。这是生育率下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例长期失衡的必然结果，也是今日乡村振兴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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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now in a period of ultra-low fertility, near the end of population growth, deepening aging, more activ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rapid urbanization, declining sex ratio at birth and accelerating effect of marriage squeeze. China's futur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will enter a new stage of sustained ultra-low fertility, imminent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tensified labor shortage. Social security fund deficit will expand rapidly, urban expansion and urban contraction coexist, population pressure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will continue to ease and family planning institutions will rapidly weaken or even disappear.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o change the concept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djust the fertility policy, reform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build a fertility-friendly society.
Key words ：low fertility rate; aging;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fertility policy
[中图分类号] C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963(2019)04-0003-15
DOI ：10.14132/j.2095-7963.2019.04.001
[收稿日期] 2019-06-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17ZDA120)
[作者简介] 陈友华(1962—)，男，江苏如东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
[责任编辑： 刘 云]
标签：低生育率论文; 老龄化论文; 人口负增长论文; 生育政策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