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说”体与先秦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先秦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3)10－0009－08
一、《墨子》之“说”与“小说”概念
在论及论辩方法和技巧时，《墨子》提出了“说”的概念。《经上》篇说：“说，所以明也。”《小取》篇又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说”，是用来解释事物原委、说明意义的故事。如《贵义》篇说：“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昔者，汤将往见伊尹……”则“汤之说”，就是汤往见伊尹的故事。又《明鬼下》在讲述杜伯杀周宣王的故事后说：“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其中的“若书之说”，指书中那些鬼神赏贤罚暴的故事。《墨子》的“说”，是指用来证成自己学说、宣扬墨家主张的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故事性强，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既是立论的材料，也是论辩的方式。
《墨子》把论辩用的故事称为“说”，在战国其他诸子那里得到认可沿用。《庄子·天道》篇桓公说：“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就讲了自己斫轮的故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就讲述了自己与那个“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东家女的故事。《韩非子·内储说上》云：“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其说在……”式的表述在韩非《储说》各篇中较多，“说”是指文中用以解释经文的故事。其中的《说林》、《储说》，是“说”的汇集，“所谓‘储说’，即将许许多多的‘说’储聚在一起，藉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所谓‘先经后说’，一般上都是‘经是事理，说是故事’”[1]285－286。所以，“说”是诸子论辩文中最具故事性、戏剧性、可读性的文字。
“说”，还成就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体概念，“小说”一词就是由“说”而来。《庄子·外物》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本指那些“辁才讽说之徒”的“说”[2]。在庄子眼里，其他诸子都是见识浅陋的“辁才讽说之徒”，他们的“说”，与任公子钓大鱼的境界有天壤之别，故称“小说”。“小说”表面上是庄子对“辁才讽说之徒”们“说”的贬称，引申意义指那些不同于道家思想、不能达于至道的其他诸子的学说。汉人把这一概念作为虚构性叙事文体的专称，也是深得庄子“小说”之三昧。《汉书·艺文志》谓小说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刍荛狂夫之议”，与庄子“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表述的意思基本一致，所以，庄子“小说”一词，是后世虚构性叙事文体“小说”概念的创始。《汉书·艺文志》所录古代的小说家中就有五部以“说”为名，充分显示出“说”与“小说”的渊源关系。汉代刘向所编的《说苑》、《新序》也是这种“说”的汇编，一则一则的故事，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是“带有一定古代小说集性质的书”[3]2－4。再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实在是一以贯之的一条线，这种叫做‘说’或‘小说’的文体，显然是产生于先秦，且一直影响并延续到后代的”[4]。所以，《庄子》是“小说”文体概念的创始，而“小说”一词又源自《墨子》的“说”，也毋庸置疑。
诸子讲道理、明观点的“说”，包括历史故事、逸闻琐语、神话传说、小说寓言等。后世没有一个能涵盖这些内容的概念，既然战国诸子名其曰“说”，我们也就索性称其为“说”体(有学者已经在使用这个概念①)，“说”体可以概括诸子用来论辩的所有叙事性材料。《墨子》“说”体是指墨家用来宣扬思想、学说的所有叙事性材料。直接论证自己的观点，未必能达到目的，而援引其他故事，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墨子》“说”体故事与先秦小说关系密切，本文主要从先秦志怪、名人轶事等题材小说为例，尝试论之。
二、《墨子》“说”体与先秦志怪小说
《墨子·非命中》的“三表法”，其中“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墨子》论辩故事中有许多来自“天鬼之志”，这是《墨子》“说”体中最能体现墨家本色，“异端”色彩最为浓厚的地方。
《墨子·明鬼下》集中叙述杜伯射周宣王、燕简公杀庄子仪、袜子杖毙观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赐郑穆公十九年这五则鬼神的故事，前四则《墨子》说分别来自周、燕、宋、齐之《春秋》。据说墨子见过百国《春秋》[5]1197，但这百国《春秋》亡佚，后人无从知晓其面目，但就这几则故事来看，《墨子》所说周、燕、宋、齐之《春秋》，与正统史书大相径庭，倒很像志怪野史之类。如杜伯之事：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杜伯射周宣王事，《国语·周语上》内史过也有一句提及：“周之兴也，
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部。是皆明神之志者也。”这里的“明神之志”，就是关于鬼神的记载，应同墨子的“天鬼之志”一样，皆是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书籍。内史过说杜伯之事在“明神之志”，《墨子》说“著在周之《春秋》”，则这“周之《春秋》”即“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专门宣扬鬼神赏善罚暴的志怪野史。
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细节描写引人入胜，散发着神秘、恐怖的气氛。周宣王之死乃历史大事，《尚书》却未有一字提及。《左传》也记载了内史过论神这件事，却无“杜伯射王于鄗”这句话。司马迁《周本纪》写周宣王之死，也只有非常简单的交代：“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6]145这些正史对《墨子》所说的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未予采信，大概皆因其过于荒诞不经。
《墨子》句芒赐郑穆公十九年阳寿的故事，孙诒让以为其中的郑穆公“实当‘秦穆公’之讹”[7]227，此说正确。王充《论衡·无形》篇云：“传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十九年。”秦穆公是《左传》着重记载的人物，句芒赐年十九的故事不见于《左传》，大概也是出于“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书籍。燕简公于周敬王十六年即位，是春秋晚期人，其被庄子仪杖毙之事《左传》、《国语》皆未载。王充《论衡·书虚》篇说：“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赵简子杀其臣庄子仪，其后杜伯射宣王，庄子仪害简子，事理似然，犹为虚言。”正史的作者，皆以其为不雅驯之“虚言”而不予采信。墨子说出于齐《春秋》的王里国、中里徼诉讼之事，更是带着浓厚的巫术、神判色彩，显得原始而诡异。让二人面对社神读自己的起誓辞，认为在神的示意下，羊会攻击那个有罪的人，中里徼的誓词未读完，就被羊当场顶死，这是巫术盛行时代曾采用过的断狱方法。《左传》记载了好几桩讼狱之事，都要求双方摆证据、辨是非，没有采用神判的荒唐做法。《墨子》中里徼的故事，不会出自官方正史。
所以，《明鬼下》所述出于周、燕、宋、齐之《春秋》的几则故事，实皆出于古代的“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志怪野史。先秦人把志怪野史也称作《春秋》，如“古今纪异之祖”[8]377的《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9]7，《汲冢琐语》遗文有记周、鲁、齐、宋等国传说的，“看来还会有《周春秋》、《鲁春秋》、《齐春秋》等”[10]103。这些故事，内容迂诞，情节离奇，视其为历史，则失之荒诞，如果当小说来读，倒很引人入胜，能充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应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早期作品。周内史过、墨子皆如数家珍，说明志怪在春秋战国广为流传。《庄子·逍遥游》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庄子也见过齐谐的志怪，志怪在先秦的创作与流传，规模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
先秦诸子“说”体中，大量援引志怪的，墨家最为突出。墨家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视其为信史。尽管显得荒诞不经，但古代早期的志怪小说，正是通过《墨子》“说”体保存下来一些片段，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先秦志怪的特点。
第一，先秦志怪多出自史官之手。墨子把记载杜伯射周宣王、燕简公杀庄子仪、袜子杖毙观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赐郑穆公十九年这些怪异故事的“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称为《春秋》，说明在墨家眼里，这些书籍同儒家经典中的《春秋》、《左氏春秋》一样，都是信史，都出自史官之手，可以当做可靠的历史典故援引。
《国语》的记载也可以印证这点。《国语》中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也多出自史官。《国语·周语上》内史过论神降于虢，“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丹朱是传说中尧的儿子，房后是周昭王的王后，几千年前的丹朱的神灵竟然附于房后而生下周穆王，现在又降于虢，真乃咄咄怪事！无怪乎柳宗元批评说：“妄取时日，莽浪无状，而寓之丹朱，则又以房后之恶德与丹朱协，而凭以生穆王，而降于虢……其为书也，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11]1272－1273《郑语》中周史伯讲述褒姒的身世，也是“迂诞”非常：
《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史伯所引《训语》中褒之二君化龙的故事，是很早以前流传的一则志怪。褒姒的出生，竟然是这则志怪的延伸和演绎：二龙之漦在周厉王时化为玄鼋，使一女童无夫而孕，于周宣王时生下女婴，丢弃路上，一对卖檿弧的夫妇收留她并带到褒国，后由褒君献给周幽王，此即褒姒。史伯用这个故事说明天命亡周，不可逆转。《国语》因为记载了这些怪诞之事，受到柳宗元的贬斥，可这些故事皆出自周王室史官。内史过的“神明之志”，史伯所引的《训语》，皆是春秋以前史官们的作品，内史过和史伯也成为演绎新志怪的生力军。可见，先秦志怪许多出自史官之手之口，刘知几谓“史氏之别流”[9]253，应是比较客观的说法。
第二，先秦志怪不是出于娱乐的需要，而是从鬼神、宗教的角度再现历史、解释历史，具有明显的神道设教的意图。为了增加可信度，先秦志怪一般都附着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历史与鬼神杂糅，真实与虚构参半，似真似幻，迷离恍惚。
比如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历史，《尚书》有记载，《左传》、《国语》所载春秋大夫也多有论及，但这些记录皆没有《墨子·非攻下》的怪异：“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为了表现三苗之罪，用日妖、雨血、龙生、犬哭等怪异灾变来渲染夸张，说明禹伐三苗乃顺天之意，得天之助。这样神秘诡异的文字，多出现于后代盛传的谶纬书中。又说夏桀时“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渲染着诡秘恐怖的气氛。武王伐纣，《尚书》的《泰誓》、《牧誓》、《武成》等篇及《逸周书·克殷解》皆有记载，但在《墨子》中，却是另外一番恐怖怪异之象：“遝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自纵也。亦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一场场改朝换代被写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这样的文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后世《封神传》中的情节和写法。
先秦早期的志怪依附于历史，与历史事件、人物纠结在一起，是当时许多人眼中的信史。《竹书纪年》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三家分晋后述至魏安釐王二十年，其中就充斥着许多神怪的信息，如三苗将亡天雨血，青龙生于庙，胤甲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宣王时马化为狐等怪异之事，情景与《墨子》“说”体所述志怪一脉相承，《竹书纪年》的编者也把这些怪异之事当做信史来看待。
志怪版的历史，正如鲁迅所说：“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12]29但其故事离奇，情节生动，比正统史书更有吸引力，颇能满足世俗之人的好奇心，“怪力乱神，俗流喜道”，“好者弥多，传者日众”。[8]374在中下层民众中拥有相当的信众，他们对志怪的兴趣要远远超过正统史书，志怪野史是他们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墨子》“说”体中的志怪情节完整，故事生动，颇注意细节与环境的描写。这样的故事，“列于《搜神记》、《幽明录》甚至《聊斋志异》中也毫不逊色”[13]。借历史事件演绎鬼神故事，宣扬宗教思想，运用虚幻的小说手法，是中国唐前志怪的共同特点。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虽繁荣，但也没有脱离神道设教的意图，在这点上，与先秦志怪没什么本质的不同。
第三，先秦志怪是后世志怪小说的源头活水，后世有些志怪小说就取材于先秦。杜伯射周宣王故事在后世的发展演绎，也正体现了《墨子》“说”体对后世志怪小说的影响。
这个故事比较完整的情节，最早见于《墨子·明鬼下》，后来在《说苑·立节》篇又多了左儒这个人物，说左儒是杜伯之友，知道杜伯无罪，力谏宣王，宣王不听，杀死杜伯、左儒。宣王为何杀杜伯，《墨子》和《说苑》都没有交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在颜之推的《冤魂志》中就非常完整，开头说：“杜伯之名曰恒，入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鸠，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鸠诉之于宣王曰：‘窃与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与司空錡杀杜伯。”[14]颜之推给加上一个女鸠以情色诬陷的开头，交代杜伯之所以被周宣王所杀的缘由。《冤魂志》在《墨子·明鬼下》所述梗概之上，杂糅进《说苑·立节》中左儒这一人物，又增加了宣王妾女鸠、司空錡、祝、皇甫等人物，故事前因后果便很清楚、完整，情节更曲折，人物更繁杂。从《墨子》到《冤魂志》，这则故事的发展演绎之迹颇为清晰。《墨子》“说”体中的志怪片段对后世志怪小说的影响，可见一斑。
人类在鬼神崇拜中爬过一段漫长的历史，“明神之志”、“天鬼之志”一类的记载产生得非常早，也非常多，所以志怪类应该是古代小说最早、最为普遍的题材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理性思想的胜出，“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孔子继承历代有识之士的理性态度，“不语乱、力、怪、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在儒家眼里，这些“明神之志”、“天鬼之志”是“异端”，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儒家对鬼神的理性态度，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却极大地挤压着志怪野史小说的传播空间。鲁迅说：“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12]12－13许多志怪小说因儒家的鄙弃而永远湮没了。
墨家门徒多来自社会下层，正是先秦志怪的读者和信徒，在宣扬墨家鬼神思想时自然会资以为说，所以，《墨子》“说”体中的先秦志怪片段，在研究古代志怪小说方面，显得弥足珍贵。可惜后来研究古代小说史的学者，大多未能注意到《墨子》在这方面的价值。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于先秦只提到《山海经》、《穆天子传》及《楚辞·天问》，对《墨子》“说”体中的志怪小说片段只字未提。李剑国先生把《汲冢琐语》定为先秦第一部志怪小说[10]96，也是没有考察《墨子》“说”体中的各国《春秋》的实质，也忽略了其中志怪故事片段的小说本质。
三、《墨子》“说”体与先秦轶事小说
《墨子》“说”体中涉及许多名人轶事，其中关于伊尹、晏子及孔子等历史人物的故事最为著名，是先秦轶事小说的雏形。《墨子》“说”体在古代轶事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开启之功。
伊尹是商汤之相，商初举足轻重的人物。战国时代，盛传伊尹负鼎以滋味要汤的故事，《墨子·尚贤》、《庄子·庚桑楚》、《韩非子·说难》、《吕氏春秋·本味》，以及《说苑》的《尊贤》、《杂言》等，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墨子·尚贤上》说：“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尚贤下》又说：“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贵义》篇还有一则汤亲自往见伊尹的故事，称伊尹为“天下之贱人”。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的记载，在现存先秦典籍中，《墨子》是最早的，应是此故事的始作俑者。
墨子出身下层，极力称颂德才兼备的“贱人”，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伊尹的故事寄托着墨子的人生理想，也有以伊尹自比之意。孟子对这个故事很不屑，时人盛传“伊尹以割烹要汤”，弟子万章就此请教孟子，孟子断然否定。他认为伊尹本为一处士，耕于有莘之野，深谙尧舜至道，汤使人三次迎聘，伊尹才答应出仕。孟子说伊尹是“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他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皆因能洁身自好，以庖厨要汤乃“辱己”，必非伊尹所为(《孟子·万章上》)。孟子的道德评价同等级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墨家尚贤体现了下层人士干政的诉求，伊尹举于庖厨的故事给儒家提倡的传统礼制以很大的冲击，孟子当然要坚决否定。儒墨两家关于伊尹的出身争持不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也不知何去何从，只好两说并存，但他更偏向庖厨说，墨家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说家类有《伊尹说》二十七篇，皆散佚不可考。鲁迅以为《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之事，就是小说《伊尹说》的片段，“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12]15。《伊尹说》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这是没问题的，但具体的时代不详。李剑国先生以为“其中罗列天下至味，不厌其详，涉及许多山川动植，显然也属于战国流行的地理博物传说”[10]142，视《伊尹说》为战国中晚期的作品，应是有道理的。《伊尹说》成于《墨子》之后，应与墨家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墨家的尚贤思想在战国深入人心，“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的故事也广为传播，小说家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一番生动的演绎，最后完成《伊尹说》二十七篇，与墨家相呼应。《墨子》“说”体中的伊尹故事，与《伊尹说》互相影响，互相促成，二者的关系直接而密切。
《墨子》中的晏子，更是经过了加工改造的形象，是墨家的传声筒。
晏子大孔子二十几岁，是孔子崇敬的人物，孔子曾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左传》载晏子言行甚多，是一个崇礼、尚德、具有民本意识的贵族。
墨子对晏子也推崇备至，《晏子春秋》保存着两则墨子对晏子的赞语，如《问上》说：“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道在为人，而失在为己。为人者重，自为者轻。景公自为，而百姓不与，为人，而诸侯为役，则道在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墨家后学身处儒墨相排相斥最为激烈的时代，他们就借晏子之口诋毁孔子。如《墨子·非儒下》借晏子之口诬陷孔子同犯上作乱、不仁不义的白公胜有勾结，为人与白公胜相同。此事之不实显而易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楚事在哀公六年，而白公胜与石乞为乱在哀公十六年，时孔子已故。白公胜之乱，在齐景公卒后十二年发生，而晏子之卒更在齐景公之前，晏子生前哪里会预知楚国白公胜之乱，故孙诒让引苏时学说：“此诬罔之辞，殊不足辨。”[7]298
《非儒下》还说孔子见齐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批评说：“夫儒，浩眉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晏子批评儒家靡财好乐、久丧循哀、弦歌鼓舞、礼仪烦琐，与《墨子·公孟》篇对儒家的批评如出一辙，所以，《墨子》中的晏子与历史上晏子本人并不相符，俨然是墨子的化身。《左传·襄公十七年》记载晏子为父治丧，“晏婴粗锿斩，苴经、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晏子所行子丧父之礼，与《仪礼》中《士丧礼》及《丧服》所述，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杨伯峻说：“三年之丧，周代果有此事。然春秋已不实行，故晏婴行之。”[15]1034晏子谨守三年之丧，躬行崇丧循哀，他并非如墨家所塑造的非乐、薄葬、反礼之人。所以，《墨子》“说”体中的晏子，乃是经过墨家后学乔装打扮、改造虚构的人物。
晏子是春秋末期齐国著名的贤相，他勤政爱民，廉洁机智，深得时人的爱戴。晏子去世后，有关他的传闻故事还广为传诵，墨家在这些传闻轶事中发现符合墨家主张的因素，就加以推扬演绎，甚至按照自己的需要，改编虚构晏子的言行事迹，专门来非儒毁孔。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后来也收在《晏子春秋》一书中。《晏子春秋》中表现晏子衣食弊薄、蔽车驽马等故事，多出墨家之手。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说：“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其言不若是。”[11]114此诚卓识。清人张纯一说：“综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16]1在晏子传闻的基础上虚构一些故事，作为论辩之资，墨家的创作，使得《晏子春秋》一书更接近于轶事小说的汇编。
墨家后学不仅抬出晏子来打压孔子，也给孔子编排了许多故事进行污蔑。
除了说孔子与白公胜有勾结外，《非儒下》还说孔子一手导演了齐国田氏之乱：孔子未封于齐，迁怒于齐景公和晏子，就让鸱夷子皮(即范蠡)为卧底，搅得天下大乱，齐、越失国，伏尸无数，种种罪过，皆出于孔子之谋。孙诒让引苏时学说：“据《史记》，范蠡之吴后，乃变易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然之吴之岁乃孔子卒后六年，景公卒后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适齐而树之田氏之门乎？此与庄周所言孔子见盗跖无异，真齐东野人之语也。”[7]301《庄子》虚构孔子见盗跖，虽是对孔子的嘲讽，也不乏幽默的因素，其寓言性不言而明，但墨家编造的这些故事，却有居心叵测的人身攻击之嫌。
当然，墨家对孔子的编排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充分利用孔子的经历进行改编虚构。如《非儒下》说：
孔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沽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汝：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孔子平时衣食颇为考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生活节俭、衣食朴素的墨家，自然对孔子的这种做派反感之极，故意用其厄于陈蔡时的狼狈来说事，让孔子骂自己“苟生”、“苟义”，讽刺儒家“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的虚伪。这样的故事，人物真实，孔子厄于陈蔡也真有其事，“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之类的细节的确来自孔子，但总体的情节和对话皆是虚构，虽非有意为小说，现在来看，小说意味十足。
墨家首先拉开非儒毁孔的序幕，之后道家、法家等纷纷效仿，以此作为宣传自己的手段，孔子与儒家受到空前的批判与否定，而孟子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捍卫儒家学说，维护孔子的至尊地位，孟子责无旁贷，所以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力辟杨、墨，对墨家所杜撰的这些诋毁孔子的故事，也予以驳斥。如《墨子·非儒下》说：
孔某与其门弟子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耶？何为舍亓家室而托寓也？”这段文字虚构孔子与其弟子妄议舜与周公。孟子弟子咸丘蒙就曾以此事向孟子求教，孟子说：“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孟子·万章上》)孟子的辟墨，首先要对墨家虚构的这些故事进行驳斥、证伪，他把这些故事一概斥为“齐东野人之语”，很不屑地揭示出它们道听途说的小说本质。
尽管孟子辟墨不遗余力，但墨家编排的故事，还是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比如《吕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应训》就有孔子与白公胜的问答，孔子与弟子妄议舜与周公的故事，就被《韩非子》拿来大做文章，其《忠孝》篇说：“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法家对这些故事也深信不疑，还作为批判孔子的口实，足见墨家非儒毁孔的影响之大。
先秦的名人轶事小说，围绕某个历史人物杜撰一些故事，数量可观，篇幅短小，情节引人入胜，手法夸张，具有娱乐和教育意义，因多与史不符，被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孔门弟子子夏称其为“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它直接当做孔子的话，用来评价小说家。儒家肯定小说的辨智，其奇足以动人听闻，其巧则有一时之近效，但因其终非六籍正典之善道，故主张与之保持距离。墨家不仅在这些传闻中寻求证据，资以为说，而且还参与到名人故事的改编创作当中。小说《伊尹说》、《晏子春秋》的创作与流传，都与墨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一程度来说，儒墨之争最具火药味的地方，正体现在对“说”体故事的真伪论辩之上。
墨家把名人轶事作为论辩的武器，还加工、改编或虚构一些名人的故事，本出于壮大门派、打压别人的目的，但在文学上却引发了战国诸子轶事小说的创作高潮，之后的《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不约而同效仿墨家，或采旧说，或创新作，对先秦轶事小说的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的风气，实始于墨家。
四、结语
《墨子》“说”体故事中所引诸国《春秋》，与儒家经典中的《春秋》及《左氏春秋》大相径庭，它们是古代“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的志怪野史，是先秦志怪小说的早期作品。以儒家正统眼光来看，显得颇有“异端”的色彩，但先秦志怪小说的一些片段，却有赖《墨子》的“说”体而保存下来，后人可以借此管窥先秦志怪小说的内容和风格。
对志怪与名人轶事的援引，颇能体现墨家的本色和对先秦小说的贡献，这些内容被孟子斥为“齐东野人之语”(《孟子·万章上》)，被荀子定为“浅者之传，陋者之说”(《荀子·正论》)，但在墨家手里变成论辩的武器。《墨子》开启了“饰小说以干县令”的风气。《墨子》借重名人打压孔子，用捕风捉影的故事诋毁孔子，这种做法为《庄子》、《韩非子》等发扬光大，成为各家非儒毁孔的常用手段。墨家拉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也开启了杂家小说创作的精彩纷呈。墨家本身尚质，不追求文辞的华美动人，但《墨子》对先秦小说的贡献，却正体现在其“说”体故事上。
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杂家小说的繁荣。《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这只揭示了一部分小说的创作情况，也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是应诸子论辩的需要而创作的，明人胡应麟的“小说，子书者流”[8]374的说法从某种程度揭示了诸子同小说家的依存关系。班固对此认识不足，所以他又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也是低估了战国时代小说家的作用和影响，忽略了小说作为诸子论辩的利器的这一事实。从《墨子》说”体与先秦小说的关系可知，战国诸子同小说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诸子论辩争鸣的背后，从来没有离开小说家的身影。
［收稿日期］2013－07－04
注释：
①廖群先生在《“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先秦曾存在一种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被时人称为“说”、“传”、“语”，鉴于与小说的关系，故统称为“说体”。廖群先生把诸子“说”的来源记载称为“说”体，而本文之“说”体是指诸子“说”中所有的叙事性材料，本文与廖群先生“说”体所指对象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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