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正国[1]2001年在《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略论》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的日益觉醒，她们开始以清晰的性别身份书写世界、人生和历史。这种书写既有着对女性生命经验和身体欲望等感性内容的描述，又有着对历史或现实中女人生存困境的思考与剖析，同时向社会展示了女性生存的真实世界，让人们了解了另外一种历史。“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似乎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的共同使命：放弃对社会理想和时代公共主题的盲目认同，追求真实的私人性生存体验。在这种使命无声的召唤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写作蔚为大观，既有王安忆、铁凝等成名于80年代或更早的“老生代”作家的沉稳深邃，又有以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生代”作家的孤傲飘逸，还有“新新人类”的卫慧、棉棉等的率真激烈。 本文以上述为依据试图阐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的特征——疏离宏大叙事，颠覆男性文化中心，拓宽文学叙事维度，建构女性话语空间。这既是欧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指向，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践的表征。 从破除男性历史叙事神话，到显露为男性历史叙述所遮蔽的女性生存和历史景观，标识了女性写作的性别自觉和历史意识的觉醒。同时，女性作家也已意识到了面临话语性征的质疑和性别本质主义的挑战。这一方面使女性性别意识觉醒时的乐观情绪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使她们发现用来“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的盾的“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但另一方面，也使女性作家能获得更宽广的理论视域和更深入的内省经验，在不断创建中又不断质疑不断反省的写作之路中做出抗争。在突围与陷落、希望与绝望的缝隙中，90年代绝大部分女性写作向着纵深、向着成熟不断推进，女性文化空间正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魅力发展和完善着自己，也必将随着女性写作的更加成熟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李小红[2]2017年在《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是中国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写作视域和表现手法愈显宽广和多样,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新世纪以来颇具影响力的西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对现有研究成果归纳总结、分析整理的基础上,从历史祛魅、乡土怀旧和诗性建构叁个角度入手,梳理并探究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在创作资源、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精神气质和美感神韵等方面具有的表现形态与发展趋向,这些方面共同建构着西部独有的文学图景。在对西部长篇小说创作给予整体观照的过程中,尝试归纳和揭示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书写所体现出的文学史意义和美学价值,以及由此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绪论部分首先对论文中涉及的一系列概念进行说明和厘定,然后梳理总结现有研究工作,最后交待本文选题的缘由和意义,以及论文的整体写作思路。“西部小说: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勾勒西部长篇小说的演变轨迹,探讨西部长篇小说在新世纪发生的转型,阐释小说中蕴含的西部精神。西部长篇小说演变轨迹的勾勒,聚焦于1949年至1999年间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将其归纳为新生成长、复苏发展以及繁荣发展叁个阶段,并对每一发展阶段的特征给予分析。进入新世纪后社会整体的转型孕育了西部小说自身的转型,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转型的论述,注重对转型内外成因的分析,以及“西部经验”内涵的考究。对于西部长篇小说中“西部精神”的探究,开始于对“西部精神”概念的厘定,籍此阐释转型期“西部精神”具有的新特质和新内涵。“西部历史本相的多元与多维透视”,从“历史祛魅”这一关键词入手,透视西部作家在长篇小说中构建的多元化、多维度的西部历史。就多元化而言,分析西部历史小说对个人史、家族史、区域史、英雄传奇史、宗教信仰史,以及“文革”史和“饥饿”史等不同样态历史的呈现。就多维度而言,探究西部作家针对不同样态历史采取的立体透视、现代重构、寓言呈现、见证书写等不同叙述方式。对西部历史的多元化、多维度透视,有助于穿越历史迷雾,勘探历史真相。“西部乡土小说的怀旧书写”,从“乡土怀旧”这一关键词入手,聚焦西部长篇乡土小说中隐含的怀旧特质。进入新世纪以来,西部乡土逐渐沦丧的社会现实,触发了西部作家的乡土情结,小说创作因此体现出浓厚的“怀旧”情怀。从“即将消逝的‘村庄’”、“民俗人生与风物追忆”、“远去的‘最后一个’”叁个方面,论述西部小说中怀旧书写的具体表现形态,并探究怀旧书写的文学意义。由于现代性入侵带给西部作家的焦虑,上述西部乡土的怀旧书写,无不反映出作家对西部乡村自我身份的认知和确立,这体现为在全球化浪潮中西部作家维系历史记忆、瞻望未来走向的文学表述。“西部长篇小说的诗性建构”,从“诗性建构”这一关键词入手,分析新世纪西部小说在本体和文体方面具有的特征。首先,将西部作家对自然景物、动物的神性书写,以及对自然与人关系的重新定位,都看作是他们对“诗意栖居”的一种回应;其次,认为“诗性”是对人生本源性和谐境界的向往,以及对现实人生的自觉提升和转化,并使之趋向于人生理想化状态,表现为西部小说中一系列理想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共同反映了西部小说本体层面的诗性特征;最后,从文体层面的诗性特征来看,西部小说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追求上有着独特的建构,其借鉴民间文化资源和传统文学形式,并将方言和古语融入其中。“西部长篇小说的文学价值与创作困境”,着眼于西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现状,揭示其文学价值并探究其面临的困境。认为在众声喧嚣的新世纪文坛,西部作家创作折射出的理性精神、人文关怀及西部本土意识,都是西部长篇小说的独特文学价值之所在。同时也指出了西部长篇小说在叙事资源、艺术表现形式、价值理念重建等方面的困境,并就如何走出困境探索可能的途径。结语部分对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创作特征及其文化意蕴进行归纳总结,并进一步阐明西部长篇小说在新世纪文坛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展望西部长篇小说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与趋势。
陈丽军[3]2016年在《新变与困境：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研究》文中提出回到“90年代”,即意味着如何将过去的“90年代”重新“问题化”这不仅仅是关系到我们对“90年代”的认知,更关系到如何理解当下正在进行中的文学批评。概括而言,本论文回避使用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回到历史现场,主要处理两个问题：其一是1990年代文学批评与权力场、经济场之间的关系,其二是批评家主体的思维局限问题,也就是从内、外两个方面重新描述1990年代文学批评的新变,特别是新变中隐含的危机和困境。这其中既有对批评学术化乃至体制化的反省与批评,也有对市场中文学批评诸要素流变的分析等等,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为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第一章主要讨论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的批评形态、特征、产生的语境以及之相伴随的国家学术体制与批评自身的制度化问题。文学批评的学院转向是在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一个是在实践意义上批评的学术化,二是“学院派批评”这个概念本身的话语生产,二者存在互动关系,或者说互为表征。学院批评家往往与制度、规范联系在一起。国家以一种项目合作的方式将批评家纳入到日益规范化的体制之中,这种看似平等的合作关系,背后可能隐藏着意识形态诉求；此外“学院派批评”对学术规范和封闭的话语追求也可能成为自制的牢笼。第二章主要讨论困扰1990年代文学批评家的观念症结——即“边缘”与“中心”,不仅涉及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边缘意识、遭遇“身份危机”的边缘意识,还包括自由写作意义上的边缘意识。这种纠缠于“边缘”与“中心”的观念,几乎像一个魔咒般笼罩于这个时代。当然,这组概念的最初提出,确实是出于批评家对自身在社会空间所处位置的描述。但这种认知被广泛的传播,乃至在很多批评家那里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事实和真理,从而影响到个体的心态,限制批评家们对自身处境和出路的想象。第叁章主要讨论1990年代批评家对“道德”和“精神”绝对化的想象。如果说1980年代是知识分子解放的时期,那么1990年代才是真正的社会解放,大众对物质和情感的需求空前的高涨,然而在文人知识分子中却兴起一种将“道德”和“精神”绝对化的思潮。从“人文精神讨论”到“沸沸扬扬的《废都》批判”再到“二张”的“道德理想主义”,无不如此, “道德”重新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本章主要在这种思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其局限性进行批判性的反思。第四章主要探讨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如何受制于实用的逻辑,成为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市场”使批评场域的所有事物——批评家、期刊、批评方式、读者等都产生了变化,并使其作出一定的应对和调整。批评家不再单单追求自我表达,他们成了市场上提供批评产品的职业人,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成为明星批评家；媒体已经不再单纯是发表见解的公共空间,它们渴望占有声望与市场份额,于是组稿成了“策划”；而文学批评方式越来越依靠概念、命名、对话等来证明其“力量”和“有效性”。
崔明[4]2016年在《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我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民族”又有叁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统一体”,“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民族,即现在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第叁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内部还有各具自身特点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1我国的西北民族走廊汇聚了藏族、回族、东乡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处于走廊腹地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重要聚居地。本文的研究对象“唐汪人”正是生活在其中的多民族地域性群体。从元代开始唐姓、汪姓、张姓、马姓、赵姓等移民逐渐进入当地。之后,唐汪人的族群身份经历了叁次重要变革与建构。第一次是元代到民国时期,一部分唐汪人从汉族移民转变为穆斯林群体,唐汪人中开始出现族群文化差异。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政策使唐汪人内部各群体的民族身份加速分化。唐汪人成为一个由汉族、回族、东乡族组成的多民族群体。第叁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大潮中,唐汪人开始了地域性超民族群体建构和地方事务的多民族共建。伴随着族群身份的变异,唐汪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家族,多个民族”的群体形态。从汉族家族结构角度看,唐汪人处于“分而未离”的状态。唐汪的穆斯林“宗亲”是在历史变故、政策落实、宗教传播、族际通婚过程中逐渐远离了自己的“家伍”。从回族、东乡族族属角度看,唐汪穆斯林是“融而未合”的特殊群体,处于从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过渡阶段”。在唐汪以外的东乡族眼中,唐汪东乡族是本民族内部具有自身特点的那种“人”。他们不会东乡语,有着“与众不同”的祖源记忆,资源环境和文化传统也与自己大相近庭。这些状态造成了唐汪人在族群认同与文化传承的方面的两难选择。唐汪人内部各族群间不得不频繁地“越界交融”,出现“重家族,轻民族”现象,并逐渐形成了“复合型”族群认同及文化传统。这种情况使唐汪人在生活实践与身份定性上面临更加严峻的双重困境。其实,唐汪人处于西北民族走廊和族群边界地带,其族群分化现象体现了多元文化空间中群体归属的多样化选择。但以往的族群研究更多地关注内部认同构建与外部边界划定,较少关注类似唐汪人这样的族群身份“越界”现象,这就形成了传统理论研究的中间地带。面对唐汪人内部模糊的族群边界与频繁的越界行为,我们如何清晰界定各个民族?其民族身份何以成立?民族学人类学应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族群?这些都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掌握唐汪人如何解释其群体状况的正当性及解释话语的创制逻辑,我们需要回到其族群建构的的“历史”原点。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式,尝试使用历史民族志形式,在不同时间的“历史现场”观察唐汪人的生存空间、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民俗生活等内容。在唐汪人的身份重构进程中,历史记忆具有情感联系、身份识别、认同建构、关系调节等诸多功能,其本身也成为了族群重构作用下不断被改写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有时成为促进族群融合的“黏合剂”,有时又成为阻碍族群融合的“分离剂”。唐汪人通过操作祖源记忆与交往记忆等多种集体记忆来应对各种身份问题。祖源记忆成为了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成为了族群区分的基础依据,交往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时的公共文化资源,创伤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的解释依据。历史记忆的“特殊性”也被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推动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唐汪人通过家谱、仪式、建筑、传说等记忆表征体现着族群分化与文化冲突的社会本相。他们通过模仿、改造、神圣化、结构化忘记等书写技术探索着对族群变迁的合理解释模式,采用“英雄祖先”、“兄弟祖先”的文本结构隐喻各个族群间竞争与共享社会资源的关系,从自身历史出发的“移民心性”也成为历史再造的逻辑。他们对于自己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饱含了解释复杂认同和骑墙身份的民间智慧。这种民族历史地方写本启示我们反思西北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史的书写模式,反思文化与地理的时空边界视角对中心史观的转换意义。通过分析唐汪人元明两代的移民记忆,清季民国的变迁记忆,建国后家族、宗教、教育的发展事件和记忆资本化的实践,我们看到,唐汪人的身份变迁反映着以东乡族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身份转变的宏大叙事。从发展史角度看,东乡族就是由唐汪人这样的不同群体不断融入和重构后产生的民族。在新中国民族识别之后,它同回族、保安族等其他族群一样经历了更具政治意义的重构过程。他们都面对着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此时,历史记忆成为了民族认同建构的解释性工具,成为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参考。记忆的历史心性也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多元认同条件下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思路。
王谦[5]2014年在《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文中提出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严歌苓个人经历的考察并结合作品研读，来深刻透视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层层焦虑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份构建意识。透过文本以及作家经历来挖掘背后深层次的焦虑情绪和创作心态，再进一步研读作家在异质文化下的边缘书写以及在双重视野下产生的对故国的回望与反思，从而探寻作家在多元文化形态下的身份建构意识。以文本研读和作家经历并行探析的方式，并结合国内外有关有关身份／认同、离散等文学理论以及华文文学、女性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论文研究写作。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作家的写作意识和心态入手进行分析，凸显他者文化语境以及文化差异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异乡的漂泊经历使得严歌苓对于生命、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感悟，她在小说中对移民生活状态进行了全方位的体察感知，特别是围绕身份焦虑引起的生存境遇、生命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学叙述。女性作家身份使得严歌苓关注的目光首先聚焦到了海外女性移民身上，严歌苓在小说中用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无一不体现出作家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深入思考和观照，而作家通过对女性多层面书写构建的女性情感空间，揭示了女性的生命体验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彰显了独特的女性情感价值观念，具有很深的意蕴。除此之外，严歌苓还注意到与女性同样沦为弱势地位的海外华人男性群体，描绘了男性移民在异域面临的身份危机和精神压抑。第二章主要以作家小说文本分析细读为主，从底层移民生活困境、情感中的痛苦与迷失以及移民在生存空间中的孤独焦虑等几方面对边缘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困境进行深入揭示和表现。从家园故土来到陌生国度，移民们要去适应完全不熟悉的生存环境，这对他们来说充满着各种挑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无论是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都不高的老一代移民，还是有较高文化知识渴望更好发展的留学生群体，他们都面临着生活的压力，体验着艰难和辛酸。然而，生存上的困苦或许还能忍受，但心灵上的痛苦却让移民陷入了迷失状态，这其中既有情爱的纠葛、亲情的畸变，更有人情的冷漠疏离，甚至连异域的空间当中都充满着陌生和压抑，极度缺乏归属感的海外移民在流动的、不稳定的异域空间中承受着命运的辗转浮沉。第叁章主要以严歌苓在多元视域下创作的国内题材小说为对象，从作家多元文化视域的生成、历史透视中的家园批判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作为移民作家，严歌苓在国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在异域深刻的个体体验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文学素材，文化身份的转变则使作家具有了开阔的视野和相当的深度，她整合了中西方文化，以跨文化的视域对故国历史进行追寻和思考。家庭的文化氛围、自身的文学修养和勤奋努力以及丰富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其文学创作的成就，再加上变化的文化身份和生命体验，使得严歌苓形成了多元文化的视域。通过文革叙事对故国历史进行透视，对家园进行批判，是严歌苓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另外，严歌苓对于故国普通人生存境遇和真实人性也进行了深度观照。在异国的土地上，严歌苓一方面感受着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深深植根于她的内心，她渴望在西方社会获得更多尊重和自由的同时，也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第四章从作家创作中双语并行的语言追求、多元文化冲击下叙事策略的转换来探讨作家在多元文化形态下的身份建构过程。严歌苓通过跨文化视域对故国进行回望与反思，肯定了母国文化的精华，批判了糟粕，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思索多元文化形态下的身份建构，并不断进行新的努力和尝试。用中文写小说，用英语为好莱坞电影写剧本，严歌苓在作品中交替使用两种语言、两套话语体系，作者的声音通过这两种语言穿越时空与文化，既有母体文化的根基，又有异域的质素，有助于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异域全新的文化以及个人生活经历的改变使得严歌苓审视自我与世界的眼光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在她小说叙事策略的转换上。国内时期的创作已显示出作家对于叙事形式独具匠心的设计，在美国进行了系统化的学习之后，严歌苓越来越多地将一些叙事技巧和形式实验运用到创作当中，而作家的目的并不在于叙事策略的创新和试验，她写作的最终诉求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拓宽自己的文化视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作出努力尝试，进而显示出更为成熟的文化观念。
杨萍[6]2013年在《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叙事研究》文中指出70后女作家群的小说创作是二十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的一个独特的文学镜像。她们以颇受争议的写作姿态和文学实绩向中国当代文学史呈现出了一个完整的生成状态、发展变化和可以预见的未来走向。自70后女作家登上文坛以来,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就从未停止过对其的追踪与研究。反观学界的研究成果,在文化研究、文学史界定、文本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拓展和深入,但在叙事学研究方面仍存在着可以继续的空间。本论文主要以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基础,以叙事学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从叙事轨迹、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事形态的转变方面对其作叙事研究,并考察她们的叙事转变对新世纪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70后女作家群的成长与叙事轨迹。即通过对70后女作家群作研究对象的界定、成长轨迹的梳理,明确新世纪70后女作家进行叙事转变的原因和背景。70后女作家在世纪之前以群体姿态登场是文学与市场共谋共享下的狂欢,带有揠苗助长,主题先行的意味。媒体批评在对其发挥着聚拢功能的同时也对其文学创作风格行炒作遮蔽之实,致使70后女作家在世纪末面临了叙事的困境。新世纪后,出于作家群内部的自省、外界文化的压力以及学院批评善意的匡正等各种原因,70后女作家的叙事有了转变的契机。第二部分,主要内容为70后女作家新世纪之后的叙事转变。即以叙事学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从叙事客体、叙事主体、叙事形态等角度,对70后女作家新世纪后在叙事上的特点与转变作出逐一的梳理及总结。首先在叙事客体的呈现上,退去了“另类”与“先锋”这些标签,走出了女性世界的拘囿,将关注的目光投注到了女性以外的世界,例如对都市文明的反思,对乡土的诗意表达,对两性关系的新思考。其次,在叙事主体上表现出了崭新的叙事主体风貌。逐渐退去了世纪前那种张扬、膨胀到近乎颓废的主体展示姿态,转而凝聚了一种积极自觉的主体道德力量,找到了本应属于小说家的责任。在这种力量的指引下她们开始介入了对于周围日常生活的审视与言说之中,不时地根据叙事上的需要退去叙事主体形象的性别标识,并对叙事主体的功能构成进行着灵活的配置。随着叙事主、客体的变化,也必然带来了叙事文体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叙事视点、叙事结构以及叙事功能的转变等方面。第叁部分,主要阐述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叙事转变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及启示。小说家对于叙事客体、叙事主体、叙事形态有意识的选择和运用都是为了指向一定的意义。尽管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叙事转向在多元的评判标准的检测下存在着诸多具有争议的得失之处。但本文认为单从女性文学视域对其审视更为合理。由此,文章进一步指出70后女作家群的叙事转变虽不完美,但为新世纪重建女性文学的价值标准,重展女性文学“飞翔”的叙事姿态提供了一定的风向意义。
王华[7]2011年在《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题为《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是以2000年至2009年间发表出版的乡村生活小说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学批评的社会学分析法与作品细读的方法,参照比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乡村小说主题,着重归纳和梳理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几种主要的主题指向变化,并探讨它有何变化以及发生变化的原因等问题,旨在通过与八九十年代乡村小说主题的比较,指出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的新变。论文共分五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论题的研究现状,界定了“乡村小说”与“主题”的概念,并阐述了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变化的历史语境以及本文思路框架。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乡村的解读,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界定了“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新乡土小说”、“乡村小说”等概念。本文在对各个概念进行对比后,选择采用“乡村小说”这一涵盖性较强的概念来涵括它们。“乡村小说”这一批评概念的内涵界定为“乡土和农村”,可以清楚的看到“乡村小说”与“新乡土小说”概念相比,除同样具有与传统的继承性,还具有与传统的断裂性。对“主题”概念的辨析首先介绍西方传统的主题概念演变,其次是主题概念在中国的流变史。由此来界定文学作品的主题不仅包括文学话语的谈论对象,也包括文学话语本身所显示的核心意味。参照八九十年代乡村小说主题,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具有哪些新的元素?相同主题下有什么不同意蕴和内涵?笔者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来确立论文的思路框架。本文拟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叁大主题的变化：以八九十年代乡村小说为参照对象,结合相关的文学作品,对乡村现状的观照、传统文化的反思、家园意识叁大主题在新世纪有何变化进行详细论述,同时还比较新世纪作家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上述叁个主题构成论文的叁章。第一章集中论述新世纪乡村小说对乡村现代化现状的观照。首先比较新世纪乡村小说对八九十年代乡村现状的批判与反思这一主题继承与拓展。新世纪作家在继承八九十年代的乡村权力批判基础上,批判权力之恶,对权力的批判从官员道德批判延伸到体制批判与官本位文化的批判。其次新世纪作家在反思八九十年代“国民性批判”主题基础上,从宏观政治批判转向微观政治批判,从抽象的国民性批判转向塑造国民性的乡村日常生活批判,拓展了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内涵；新世纪作家对国民性的批判集中在人际关系、亲密关系批判上：作家在反思贫穷、富裕、道德与欲望问题的同时,思考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再次新世纪作家除继承八九十年代城乡主题中城乡对立主题外,开始转向城乡互补、城乡融合的主题创作上第二章集中讨论新世纪作家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反思。新世纪作家在继承了八十年代乡村小说的文化危机、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的文化冲突创作主题基础上,创作重点转向思考现代民族文化建构这一文化主题上。新世纪乡村小说建构现代民族文化的思路主要有：一是批判现代文化、哀悼乡村传统文化的没落；二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叁是乡村文化的重建。作为新世纪出现的热点生态文化主题,本论文主要探讨作家对现代生态文化的批判和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发掘和继承。第叁章集中讨论新世纪乡村小说重建家园的主题。新世纪作家在贴近城乡现实的基础上,思考如何重建城乡家园。在乡村家园重建问题上,作家主要关注乡村现代主体生成、现状、处境、前景等问题。在城市家园重建问题上,作家主要反思城市批判、提倡在乡村城镇化、城市乡村化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结语部分简要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变化的原因以及其文学意义。
朱彩梅[8]2014年在《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文中指出1976年以来的云南汉语新诗是以区域划分的一个诗歌群体,其成员在诗歌精神与探索意向上的多维实践,对汉语诗歌写作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意义和诗学启示,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诗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本文力图通过历史还原、文本细读、诗学追问、文化访谈、人类学考察等方法,来厘清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诗歌发展的进程,分析、阐释其艺术成就,使云南汉语诗歌从被遮蔽的状态中凸显出来。论文绪论部分包含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正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简要梳理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的发展进程。概述了20世纪80年代云南诗歌从“民族与边地”浪漫书写直接进入后现AI写作作,90年代形成与全国诗人对话的格局,21世纪初诗坛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态势变化。第二章论述全球化语境下云南汉语新诗的“本土性”特征及其写作意义。主要从云南地域文化中深入挖掘汉语新诗原生性、神秘性、包容性等元素生发的文化土壤,结合诗歌潮流、诗人群体及饶阶巴桑、哥布等具体诗人的文本特性,对始终贯穿于云南汉语新诗发展脉络中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之诗意表达进行分析、评述。第叁章紧扣诗歌的“当代性”,结合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李森的“形而中”、“纯粹写作”等诗学,对云南诗人所具有的“当代意识”,其对“当代生活”的诗性表达,以及探索当代话语方式的语言自觉,进行宏观与微观阐释。第四章综合“本土性”与“当代性”特征,着重分析四位重要诗人的诗学理念、写作特色及其对中国当代新诗写作的价值与意义：于坚通过拒绝隐喻来复活隐喻,在写作中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使汉语回到有活力的“雅”；海男对云南地方史的个体性书写,打开了抒情诗又一个新的维度；雷平阳基于故乡大地“云南”、“昭通”的现代经验书写,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地域写作提供了别样的方法与路径；李森在“语言的隐喻和对隐喻的消解”中打通“形而上”与“形而下”,寻求“在”与“思”同时映照的“形而中”之路,在汉语中触摸诗性的大地,打开了当代诗歌书写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第五章针对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中普遍存在的囿于地域、自发写作倾向及技艺锤炼不足的现象,从接通地气与超越地域、写作的自发与自觉、诗意与诗艺叁个方面对此进行批判,进而指出诗人应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难度,提高自我的语言意识,在持续性写作中锤炼技艺,激活现代汉语感受世界、表达人类普遍精神的能力。总之,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作为中国当代诗歌重要的一部分,于坚、海男、李森等诗人拒绝向单一的符号系统妥协,不断突破当代诗歌语言和想象方式的变革,拓展了诗歌语言和表现领域,其文本具有根植于云南大地、山川、河流与文化的异质性,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给当代诗人提供了前行的经验和动力。他们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及基于实践提出的诗学命题,充实、丰富着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探索,对当代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启示意义。
赵涛[9]2015年在《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研究（1984-2014）》文中研究说明“西部”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包孕了一种值得玩味的“想像”与“重构”,西部的荒蛮与神秘、质朴与瑰丽、亲和力和冲击力同时构成了西部民族文化影像记忆的一道复沓而重迭的风景。审美文化视野中的西部电影嬗变研究以其电影标本和电影文化发展史的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力图展现中国西部电影历经叁十余年时代风云诡谲,不同历史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而还原到历史文化现场,考量基于时间链条中西部电影理论空间话语建构的特征和要素,凸显电影文本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学意义,从而开掘出富有活力的学术领地,并提出未来中国西部电影发展的诸多前瞻性问题。本课题的研究侧重于对文化形态“微观层次”的考察,着重对花样纷呈、支离破碎的具体文化表象的体验,从而在对文化具像的“深描”(thick discription)中揭示出研究题材本身的宏大性。换言之,本课题不是单纯对于中国西部电影史的梳理和建构,而是对西部电影叁十余年作品的文本进行细致的读解,并勾连起纷繁而芜杂的文化表象,以及一切由电影艺术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如电影插曲、主题歌、配乐、歌谣、流行音乐、服装、人物、空间造型、道具等都将被纳入研究的宏阔视野之中。本研究广泛借用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美学、语义学、史学等研究手段,寻怿叁十余年来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的嬗变轨迹,概括其审美文化流向,建立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演变的宏观理论框架,考察叁阶段的分期依据、创作规律、嬗变动因及特征等。第一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嬗变的经典阶段(1984—1989)。该时期经历了理论上的命名、创作上的实践、美学本体的探索、类型化的尝试,形成了中国西部电影为世人瞩目的艺术品牌和美学风格,极大地影响了90年代后中国西部电影的类型建构和话语体系。在审美文化发展上总体表现为：农耕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原则、新影像叙事的美学追求。经典时期的西部电影在美术造型、音乐和音响、摄影美学等方面突出地表现出了电影本体意识的自觉,催生出了一系列深具艺术魅力和美学深度的电影作品。这一时期的电影导演、摄影师、美术师、编剧、造型师身处一个激情火热的年代,喷薄而出的艺术才情在时代的巨浪中逶迤而去,并创造出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电影和艺术,在电影艺术本体的探索中摸索前行,奠定了中国电影艺术与美学的整体格局与走向。第二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的转折时期(1990—1999)。该时期的中国西部电影导演纷纷北上,寻找电影革新的出路。9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受到市场经济和政治话语的挤压,伴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解和启蒙理性的坍塌,创作者们开始自觉追随时代的步伐,或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或急流勇退、走向世俗,社会文化的裂变促使电影人开始重新思索电影的出路。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创作开始逐步向类型化方向拓展：出现了西部主旋律、西部人文电影、西部武侠片、西部魔幻片、西部少数民族电影等类型。中国电影也出现症候性的电影创作倾向：主旋律和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热潮,娱乐电影作为一种电影意识而被自觉的重视,电影的类型意识开始深化。整个9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创作经历了启蒙精神的离散、现实主义精神的放逐、多元价值的混乱与骚动等思想的震颤,在审美文化发展上主要体现为：文化之困境和突围之挣扎,审美形态的不断探索,类型化电影的初步尝试。第叁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的发展时期(2000—2014)。随着技术理性的膨胀,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伴生着消费的拜物教,工具理性一跃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新宠。在商品为主宰的社会中,艺术生产面临着全面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趋势,文化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影视产品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走在文化消费的最前端并引领着社会消费和时尚风潮,推动了消费主义在全社会的兴盛与蔓延。在消费浪潮的席卷下,中国电影面临着艺术与商业的共生与分离、本土与外来的共赢与博弈,中国西部电影也面临着一次更为深刻的转型和分化。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创作从审美文化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审美叙事风格的多样化、类型探索的各种可能性、泛喜剧和商业元素的放大、多元语境下影像语言的嬗变等。面对复杂多变的电影创作生态环境,中国西部电影如何才能创造出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中国电影如何与我们所遭遇的这个时代相称,讲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故事,以及在世界之中的中国故事?除了需要对西部影视文化进行全面资源整合,进一步健全西部电影的产业链,拓宽市场渠道和发行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等方式占领文化高地,更重要的是要重估中国经典西部电影的价值,传承和坚守其一以贯之的“西部精神”根只和“现实主义”关怀,在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的语境之下,在当前“一路一带”的时代大潮中,重新开启一种中国西部电影与文化的叙事动力,以及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对话的能力与可能。
蔡小容[10]2011年在《论严歌苓：文学的舞者》文中研究表明严歌苓是一位独特而卓有成就的作家。她的作品自由地驾驭复杂多元的题材,深刻地探讨人性,并拥有自成一格的语言体系。近十年来,对作家严歌苓的研究逐步升温,形成热潮,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在她作品的人性深度、女性形象、文化身份等方面,人们取得了种种共识,大量的成果也累迭于此。目前严歌苓研究亟待新鲜的角度切入,这也正是本论文构思的重心所在。众所周知,严歌苓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曾是多年的舞蹈演员。舞蹈是一种优美的艺术,由人体语言构成,它与文学语言具有相通性。严歌苓从舞蹈转行进入文学领域,她舞蹈者的精神也移植、贯穿于她的文学作品中,笔者认为这是她的作品艺术性极其讲究的原因之一。以往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很少涉及到舞蹈,原因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二者的关系不大,然而对严歌苓来说,情形恰好特殊,因为她是一位前舞蹈家,舞蹈与她的小说有很大关系,值得细加研究,和大书特书。所以,舞蹈的元素是本论文的创新点,还从未有人从这一角度去研究作家严歌苓。对舞蹈的讨论是本论文第四章的重要内容,这一章还同时引入了绘画、音乐这些不同门类的艺术来读解严歌苓的作品,目的是触类旁通,打开严歌苓文本尚不为人注意的方面,解析严歌苓小说的艺术之境。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指出,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都“舞”。本论文以舞之意象为统领,将题目定为《论严歌苓：文学的舞者》,分章探讨严歌苓的文学精神、文学姿态、艺术境界等,揭示严歌苓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引论部分解释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问题的由来和解决的方法。并依照学术规范的要求对严歌苓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在厘清严歌苓研究的重点与盲点的同时,提出本论文的侧重点和创新点。第一章从物质、精神两个维度,整体综论严歌苓的小说世界。严歌苓丰富的人生经历与生命经验,与她作品的生成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这是她小说世界的基础的、“物质”的部分；而由她的心灵、情感所充盈的精神空间,构成她小说世界的上层建筑。截至目前,对严歌苓的精神特质作整体把握的论文尚不多见。在这第一章里,笔者以较为新颖的形式,罗列出作家严歌苓的若干“存在编码”,把它们作为进入严歌苓的小说世界——也就是她的心灵世界——的钥匙。在她的生命经验方面,研究者们都注意到了诸如童年、军旅、西藏、移民等经历对严歌苓创作的影响,而笔者将被他们忽略的舞蹈、失眠、婚姻等因素也都纳入编码,认为它们也是决定严的作品的某些特性的要素。在她的精神特质方面,笔者也注意规避人云亦云的讨论套路。比如,大量的研究论文致力于探讨严的作品中的弱者、雌性,弱者的强大、雌性的包容都是常见的语汇。笔者重新梳理了诸多概念之间的关系,把这一讨论整合为“弱者·底层·民间”的编码序列,并将之归结为严歌苓的精神源流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一脉。在小渔、扶桑、王葡萄、多鹤这一系列典型的“严氏人物”身上,都深蕴着道家的人生哲学,严歌苓通过对这些底层女性顽强生命力与自在活法的特别关注,体现了她对民间本色、道家智慧的认同。笔者还开创性地提出了“荒谬感·魔幻感”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严歌苓体味、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她作品文本的重要美学特征。第二章探讨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以“边缘”为关键词。严歌苓经常让她的人物游走于各种边缘,她对各种边缘情境中的人性的体察和理解超越了道德的尺度；她也时常取个体而不是群体的视角,让处于生活和历史的边缘的个体生命从广泛、普遍的情境中获得真实的还原。她的作品以生命和灵魂为主角,守护并展现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一种趋于完善的叙事伦理。第叁章论述严歌苓小说对心理深度的开掘,以“极端”为关键词。非常态环境与非常理情节是她小说的常见设置,目的是为了给人物以充分的表演空间,挖掘人性中丰富神秘的潜藏。这两种设置,非常态环境多为人注意,非常理情节则是笔者个人的发现。笔者认为后一种设置,即将不合理不可能的情节写得合理、可能,更充分地显示出严歌苓的非凡笔力。第二章与第叁章从不同方面讨论了严歌苓对“人”的表现,“边缘”、“极端”,这两个词语也表达出严歌苓的文学姿态：作为文学的舞者,她选择的都是高难度的动作。第四章解析严歌苓小说的艺术之境。严歌苓的小说,最触目突出的地方在于其艺术性,她的小说的某些特点,如极强的画面感,可以建立起与绘画艺术的联系；她曾经是舞蹈者的经历更有助于实现舞蹈与文学两种艺术的转换和融通。本章将严歌苓的创作这一文学现象置于更大的艺术背景中来观察分析,严歌苓的小说写作汲取了舞蹈、音乐、绘画艺术的营养,融合了综合性门类的艺术之长,极大地丰富了小说艺术的表现力。第五章以较开阔的视野,将严歌苓出国前后两个阶段的作品置于相应的不同文学坐标系内进行比较研究。她1980年代在国内创作的“女兵叁部曲”可与当时的军旅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性文学等进行比较；她在1990年代创作的移民小说一方面可与旅美华人作家的小说进行比较,一方面可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将严歌苓按她的写作发展时序纳入不同文学坐标的经纬线,在纵横的比较中给予她的写作一种定位,如她自己比喻的那样,她在海外当华文作家,就像是“紫色”。本章还对她自认最重要的作品《雌性的草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写作风格上,本论文尝试一种趣味盎然的融感性、知性、理性于一体的新的批评文本,与绘画、音乐、舞蹈因素的融入相对应,追求轻灵活泼的行文效果。
参考文献：
[1]. 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略论[D]. 安正国.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研究[D]. 李小红. 兰州大学. 2017
[3]. 新变与困境：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研究[D]. 陈丽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4]. 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D]. 崔明. 兰州大学. 2016
[5]. 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D]. 王谦.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6]. 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叙事研究[D]. 杨萍. 安徽大学. 2013
[7]. 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D]. 王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8]. 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D]. 朱彩梅. 云南大学. 2014
[9]. 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研究（1984-2014）[D]. 赵涛. 西北大学. 2015
[10]. 论严歌苓：文学的舞者[D]. 蔡小容. 武汉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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