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派简论——兼答刘登翰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田论文,派简论论文,兼答刘登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01)04-17-05
一、沙田帮、沙田派、沙田文学
1.地理沙田与文学沙田
《辞海》“沙田”条：“江海沿岸或河湖中由泥沙淤积的新涨滩地经开垦而成的农田。”[1]而江河汇集的支流愈多，水流越大的地方，形成沙田以致良田的可能就越大。
香港新界的“沙田”也不例外。
香港中文大学的“文学沙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来自台湾、美国、加拿大和本土的教授、学者、博士汇聚而成，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承传者。那时，中国大陆正是文革末期，五四新文学传统基本上被遗忘了。香港虽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才出现新文学作品，但来港的那些学者作家，无不是博览古今、身历中外，又心仪五四文学精神并立志超越其上的文学狂热者。他们免受大陆50至70年代左倾思潮的左右，在人格与文格上保持着可贵的独立性。加上香港那时与大陆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学等关系，文学的自由创造成为可能。
百川归海，海不谓不大。万沙淤田，田不可不富。香港中文大学因位于新界沙田境内，从1974年夏末秋初开始，一个在特殊文化背景中偶然结成的文友团体形成了，一个在20余年后被人称为“沙田派”的文学流派也悄悄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地方特色，且由学者、教授组成的文学社团——京派(周作人、朱光潜、废名、萧乾、沈从文等)，也是这样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文学京田。
无论京田还是沙田，都是文学的良田。
2.沙田帮
从汉语词典得知，“帮”是比“派”在范围和性质上更紧凑、更密集的团体。梁锡华说，1981年之前，“已经开始有所谓‘沙田帮’的称呼，语带谐谑和自嘲，但也不妨说微蕴自矜意味。”帮中五员骁将，按年龄排序，依次为思果、余光中、梁锡华、黄国彬和黄维梁。“这五个人从1978年开始，聚首乃多。但他们相处融洽另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文学及文学创作兴趣浓厚，且共通于若干基本观点，而彼此未必完全一致的地方，又同具容人的雅量。”而思果1981年离开中大后，“余光中在沙田帮的基础上锦口铸新词，再借北地吹来的灵感创造了‘四人帮’这不雅的雅号”，而外界也始有人戏称“沙田四人帮”。[2]可以这么说，从“沙田帮”、“四人帮”到“沙田四人帮”，是这个学者群体的内部，首先从行为到话语定下了一个特殊文学帮派的雏型。
“沙田帮”作为一个文学小集团，无论从朋友的关系、文学的趣味、作品的成就、相互的影响以及历史的记录各方面看，应该是(按先后到达中大的年份排)余光中、黄国彬(1974年就职中大)；梁锡华、黄维梁(1976年就职中大)；蔡思果(1977年就职中大)五个学者作家。他们在交游、唱和、评论、纪念或送别方面留下很多文字，如余光中《送思果》、《沙田七友记》、[3]《文学的沙田·编者序》；[4]梁锡华《且慰飘零共登山》、《二人行——登马鞍山记事并怀国彬》、《我为山狂——记C.P.》；[5]黄国彬《明日隔山海，世事两茫茫——送别余光中》、《不设防的城市——散文家兼翻译家思果》、《沙田的传奇——作家兼学者梁锡华》、[6]《和<多伦多的心情>——遥寄余光中先生、夫人(四首)》、[7]《与梁锡华登马鞍山》、[8]《送别梁锡华》；[9]黄维梁《和诗人在一起——记余光中的一天》、《一水相看又九年——送别梁锡华》等。[10]黄维梁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广香港文学和沙田文学的评论家，《香港文学初探》与《香港文学再探》[11]二书中，以前后沙田作家为论述对象的有14篇左右。黄氏还是余(光中)学的开拓者，先后编著《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璀璨的五彩笔——余光中作品评论集(1979-1993)》，[12]并与江弱水共同编选了余氏在大陆的权威选集《余光中选集》[13]五大卷。(余氏乃沙田帮的主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作家之一，受到帮内帮外人的更多关注合情合理。)黄国彬《和<渡湖>》[14](《渡湖》为余光中作品)的前几行为我们描绘了当年的盛况：
沙田诸人，演讲完毕，
或者从文学的评审会出来，
总喜欢坐天星小轮
从港岛渡海，一起到九龙
喝下午茶，吃晚饭。
秋天的黄昏，阳光温醇如蜜，
维多利亚港的风都染着琥珀的颜色
沙田文友相互吸收文学信息与创作灵感，这个帮的的确确存在着，一直到现在……
3.沙田派
针对黄维梁、喻大翔、古远清等人将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帮文友称为“余派”、“沙田文学”、“沙田派”等，[15]刘登翰提出不同看法。他说：“2000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有一场名为“余光中暨沙田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黄维梁、喻大翔、古远清等人在提交的论文和以后的相关评论中，将以余光中为核心的‘沙田诸友’的文学，称为‘余派’、‘沙田文学’或‘沙田派’，甚至断言‘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一个独立的大学文学流派’，显得过分牵强和夸大其词。首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及当代某些大学的作家群及文学成就，都不在‘沙田’之下；其次，余光中及沙田文友，聚散均有某种偶然性，作为群体看待可以，作为流派，在多大程度上有不同于当时文学的创新价值和意义，还值得探讨；第三，将以香港中文大学一群文友为主体的沙田文学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独辟蹊径’的文学研究，突破一般的‘地域文化’观念，则更令人生疑。”[16]
以上三个问题都需要论析才可明白。
首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当代某些大学的确有作家群，但不会“都不在‘沙田’之下”。五四时期(按五四运动史权威研究者之一周策纵的定义，“有理由把‘五四’时期限定在1917到1921年这段时期内”；[17]《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也认为：“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发生分化。”[18]若依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的观点，“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的刊物是从一九二一年才出现的”，将五四时期的终结提前了1年[19])北京大学的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吴虞等教授、学者，用白话思想、教学与创作，开一代文风，功垂久远。但从1918年到1921年所历毕竟太短，且创作成就高的不过周氏兄弟二人(鲁迅从1920年8月才与北大有关)，与沙田文学10余年累积相比，成就要高多少，在哪些方面高过，还需深入研究，才好下结论。但抒情诗、抒情散文与长篇小说三种文体，沙田派胜于五四北大作家群，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云南生存了8年，她集合了清华、北大与南开等一大批学术精英，其中像沈从文、冯至、朱自清、闻一多、王了一、李广田、陈铨、吴晗、叶公超、吴宓、钱钟书等，还是相当优秀的作家(若加上“九叶派”萌芽阶段的学生如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那就更多了)。尽管钱钟书在那儿呆了不到一年；叶公超、吴宓也基本不创作，但诗歌、散文(含杂文)、小说、评论等取得了丰硕的收获。仅散文一体像沈从文的《昆明冬景》、《湘西》、《云南看云集》；冯至的《山水》、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语文影及其它》；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李广田的《雀蓑记》、《回声》、《灌木集》，以及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的半部随笔，闻一多和吴晗的杂文等，是40年代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散文创作都无可比拟的。其总体文学成就，应在五四北大作家群之上，与沙田派也大有一比。
至于“当代某些大学”的作家群及文学成就是否在沙田派之上，我可以冒昧地下一断语：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澳门的大学，直到目前，恐怕还没有与之相匹者。当代文化环境下，北大、清华人文社科学术我无力置评，但文学创作与五四直到40年代的校友作家群相比，肯定是从“九斤”到“六斤”，“一代不如一代了”了。尽管北大当代有季羡林、金克木、魏荒驽、谢冕、佘树森、钱理群、曹文轩、陈平原、王岳川等一批教授染指散文或小说，并出版“北大未名文丛”等创作集，但动情、动理、动艺(运用技巧)之作，除季羡林、金克木、钱理群的一些文本外，余皆不足观。大陆其它如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很难说有强于北大作家群的(有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学者作家都不容易)。大陆之外，香港大学、岭南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学者而兼作家的，总体成绩要稍好。而更好一些的岭南大学，其中的代表作家，先后就有沙田派的梁锡华与黄国彬，黄氏还继续在那里乐为人师、坚持创作并传递文学的香火。
那么，“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一个独立的大学文学流派”这个判断能不能成立呢?我以为能。五四时期的北大学者作家群与西南联大学者作家群，似乎至今还无人当作流派来研究，这与两个群体的时代背景，文化文学环境，作家、文本及其相互联系有关。再往后，纯粹从某所大学现有学者集团产生的文学流派非常少，两岸四地较为著名的，还是20年代初五四落潮后，新文学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与北大有关的“语丝社”、“未名社”与“沉钟社”。未名社初期的6名成员中，有一半与北大无关，而真正的大学学者只有鲁迅一人。沉钟社的成员大多是北大在读的学生，不是上述判断中隐含的教师或学者，且主要创办人杨晦已离校5年了。这两个社团现代文学史都未作流派来看待。相对而言，语丝社就重要得多了，不仅周作人曾亲任主编，且撰稿者还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钱玄同等当时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语丝重要人物如孙伏园、李小峰等既非学者，也都不在北大。至于说“语丝”是否一个文学流派，文论史家否定者多而赞同者少，至目前好像只有唐弢、姜振昌等认可并有阐发。[20]其实，将“语丝”视作文学流派是颇可商榷的。周作人拟稿的《发刊词》将宗旨说得很明白：“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21]语丝其实是一个以思想文化评论为主的杂志，只是因为有了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部分文本成为杂文或文学作品，还有大量的时评与研究文章是不能当文学看的。“兼采文艺创作”一说有二解：一是创办者当时还没有将杂文视作文学；二是他们的办刊意图主要不在文学，而在对时代、社会尤其是民族文化的挖掘与批判，以期建设新的社会，后一点是更为紧要的。
沙田派不同，他们前期不但在一所大学执教与研究，有的已大名鼎鼎，有的已崭露头角，人员结构相当纯粹。在诸友记叙当年交游的文章中，喝茶聊天、登山看海、谈文论学，日夕与共——“这班文学中人，在余府或茶聚、或晚饭，或每逢佳节倍思大陆甚至竟夕倾盖倾心，结果五人成了不党的一群。”[22]在结下浓厚友谊之外，又特别强调“和而不同”。所谓“和”，他们均有游学中外的经历与学贯中西的资本；有共同崇拜与敬仰的文化、文学大师；有相近的政治倾向、道德尺度、审美标准与文学观念；尤其是他们海涵和敬重对方，并如上述，还从各种文本中互相借鉴、激发进而有着不衰的艺术创造力。所谓“不同”，是他们各自保持着自我的人格和文学个性；各自擅长的文体与学术方向；在自由写作环境下不同的信仰与言说方式等等，这些都是以后可以充分展开论述的。
话说回来，即便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及当代某些大学，作家群的文学成就真像刘登翰所说都在沙田之上，“余派”或“沙田派”仍是可以成立的。否则，文学流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文学霸权也是不打自倒的。
其次，宇宙本是个大偶然，必然也在偶然之中，没有一种群体、集团不带有偶然因素，任何文学流派也概莫能外。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解释“文学流派”：“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23]其“不自觉”当然就是偶然了。至于说沙田派在两岸四地当代文学中的“创新价值和意义”，的确须深入研究，并且需要有历史的回望与横向的比较才能有一个基本的衡定。本文后面部分提供了一个简略回答，聊供参考。
再次，我不清楚刘登翰先生说的“一般的‘地域文化’观念”是什么意思，按他的想法，我们只能提“香港文学”，不能再在这个名目下划出“港岛文学”、“九龙文学”或“沙田文学”，否则就突破了“一般的”惯例。此观点仍可商榷。世界文化的发生，如果不是一方突起，那就一定是几个局部多元共进的。正象只是有了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才有中国文化一样，只是有了潮州文化、广州文化、琼州文化等，才有岭南文化。同理，逆序来看，中国文化下面，可划出闽文化，闽文化下面，又可分出闽南文化。这些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文化既有方志差异，又有广泛的历史与时代联系，从而构成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状貌。文化如此，文学何而不能?文学本是文化所孕育，它也有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地方特色。文学美学史上可以讲“竹林七贤”、“扬州八怪”、“公安派”、“延安文学”、“苏州小巷小说”等，为什么不能提“沙田文学”或“沙田派”呢?总之，任何文学流派都有特殊的空间性质及其关联，沙田文学——香港文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不论是大是小，只要它自成一派，我想就该有分述的可能吧。
上述的“沙田帮”实际上是一个小沙田派，或说沙田派的核心。若从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文学主张、趣味、风格相近，再加上地缘、文缘等影响，又互相容纳与认同，那么，上述沙田帮形成的同时或前后，在文学创作、批评等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的一批学者如李辉英、陈之藩、金耀基、潘铭燊、郑子瑜、刘绍铭、小思、孔慧怡(伊凡)、黄坤尧、金圣华、樊善标等人。他们在八仙岭、吐露港的山水熏染下，文学作品要么具有山之巍，要么具有水之灵，要么阴阳刚柔兼备，在散文、诗歌创作上领一时之风骚；且在文学变革、批评与理论建构、甚至文学翻译各方面富于创见，使中国文学史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一个独立的大学文学流派。梁锡华说：“中国自西式的大学成立以来，似乎没有一间在文坛上一时之内劲吐异彩如中大的”，诚哉斯言。[24]
4.沙田文学
这是个更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跟中大有多种联系，如今不在中大工作的广义香港作家和学者如刘述先、刘绍铭、何秀煌、西茜凰、王良和、林幸谦等诸人及其文学现象；也包括了中文大学之外居住在沙田地区的所有作家及其文学现象。
本文要说的，就是以“沙田帮”(小沙田派)为核心的“沙田派”。这两者又可合称为“小沙田”；沙田文学可称为“大沙田”，似乎不宜作为一个流派来研究。
二、沙田派的意义
沙田派的出现，在整个两岸四地的中华民族当代新文学中，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目前我只能列出下面主要几条：
1.创作了独特风格的系列散文精品，余光中的抒情文本、梁锡华的批判文本、思果的闲谈文本、金耀基的游学文本、还有黄维梁、小思、潘铭燊等的独特文本等，这其中甚至有被评论界称为余(光中)体、梁(锡华)体、金(耀基)体的。沙田诸人散文各擅其体，在整个20世纪的两岸四地散文中，既无个人、也无群体能够取代。
2.其诗歌、散文、小说在题材、主题、手法诸方面，既有群体风貌，也有个人风格。比如对乡愁主题作文化的、诗性的张力表现，独具学者风范。在使香港文学(甚至台湾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化、文学传统和当代大陆文化、文学互动上，香港的张文达、刘以鬯、董桥等少数作家做得不错，但就群体言，没有一个能比沙田派做得更好，更有艺术性。
3.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宽阔的视野、高远的标准及其特殊的理论贡献，不断丰富了中国固有的文学理论与文体建构，并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两岸四地的文学创作与文体批评。
4.在特定时段对中国文学史的衔接、填补、交流与影响。1974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还如火如荼，但却是香港“沙田”开始播种的季节。文革10年，大陆文学几近空白，是台港文学家的逆流而动，才发扬了五四新文学并对10年荒芜作了有力的填补，这其中也有沙田派的功劳。稍后，在陆港文学的深层交往与互动中，沙田派是启动较早、并最有实绩的文学团体，其中黄维梁与梁锡华居功至伟。
5.将一个大学学者作家群——沙田派，嵌入了中国文学的地图，这不但恢复了中国文学的知识传统，与世界以学者作家为重的主流趋向接轨，也必将对两岸四地各大学的学者在文学创作、批评及翻译和语文建设等方面，带来深远启示。
收稿日期：200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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