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新建[1]2000年在《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
刘军[2]2016年在《威廉·詹姆斯宗教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威廉·詹姆斯(1842年-1902年)是美国著名的宗教心理学家,其宗教思想独树一帜,他以心理学和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为宗教信仰的价值寻找依据,建立了经验主义宗教观和实用主义宗教观。本文拟从个人思想的整体出发,对宗教思想进行展开,希望能够对詹姆斯宗教思想有一个系统的论述。首先,詹姆斯的宗教思想基于美国宗教现状的考察,美国宗教发展本身就重侧重个人宗教体验；在家庭中,老亨利·詹姆斯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以及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使詹姆斯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也将二者相调和；在个人经历中,詹姆斯的精神危机使他开始反思宗教信仰。德国意志主义挽救了其精神危机,使其了解到信仰本身的内涵；同时,詹姆斯在欧洲学习了心理学,并将欧洲心理学系统化,形成了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心理学思想；他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原则吸收并结合自己的心理学建立了实用主义真理观；詹姆斯吸收英国经验主义,坚持经验主义态度,创建了彻底经验主义的哲学体系。这些共同构成了其宗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其次,詹姆斯宗教思想的主旨是为宗教信仰辩护,寻找宗教的价值。早期信仰的意志,詹姆斯强调信仰的意义在于信仰本身,只有选择信仰才能认识到信仰的意义并获得宗教救赎；随着其心理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詹姆斯开始在最广泛意义上建立宗教的合法性,他将宗教界定为宗教经验,通过对选择宗教信仰到真正皈依以及成为圣徒这一宗教经验过程详细地展开,并对宗教经验进行心理学阐释,以此来说明宗教满足了个体的心理学需求,具有实用主义的价值。最后,詹姆斯不仅建立了其宗教思想体系,同时也提供了研究宗教的方法；本文基于詹姆斯思想与庄子思想的一致性,以詹姆斯的宗教思想为基础对庄子文本进行了理解,说明了庄子思想中的宗教性。詹姆斯对于宗教研究的现象学方法是其宗教思想的特色,对于我们宗教研究有着指导意义。
肖绍聪[3]2010年在《大学的哲学性格与哲学自觉》文中研究指明在大学的危机、哲学的无力和人的平庸的现实总体态势中,我们需要正本清源、追根究底,重新思考何谓大学之道、哲学之途的问题,这就成为了大学发展中必须面对的紧迫的现实课题。从历史的渊源来看,哲学与大学是血脉相融、紧密相连的。把教育与哲学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是一种科学的学术态度,在古希腊时期,哲学与大学本就是相生共融的,希腊大学进行的也主要是一种哲学教育。大学的哲学追求形成了大学的哲学性格,大学的哲学自觉是大学哲学性格的根本来源。大学自始至终都具有哲学性格,大学的哲学性格具有必然性,在初始状态下,大学的哲学性格是实然存在的。大学的哲学性格及其所倡导的大学的哲学生活与现实中的世俗生活形成了内在的紧张,其后随着知识的日益分化和哲学的专业化,哲学与大学逐渐由相生共融走向相望共用,大学的哲学性格越来越成为一种应然存在,大学有时候有意无意地丢弃了其哲学性格。大学与哲学的分离对二者都是一种伤害。洪堡的柏林大学、赫钦斯的芝加哥大学、蔡元培的北京大学都是具有极高哲学自觉的大学,哲学自觉成就了大学的高度。这些大学的发展一方面根基于自身民族文化、思想的传统,另一方面是与其杰出校长的治校哲学紧密相连的,充分体现了大学强烈的哲学性格。此外,不同校长的哲学追求也使得大学表现出各异的大学气象。洪堡的自由主义哲学、赫钦斯的理性主义哲学、蔡元培的相对主义哲学使得其治下的大学能够在各国大学之林中鲜明地标明自身。从性格的定义来看，性格既具有内在规定性,又具有外在规定性。从这一理路出发,“大学哲学性格”既包含其内在特征,也指涉其外在表现。从内在特质来看,“大学哲学性格”就是指大学实质上不仅仅是知识传授之地或高深学问探究之所,而且还是让人从中获得智慧、追求真理的殿堂,大学教育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教育,而且还是一种智慧的教育；从外在表现来看,大学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各具特色、与众不同的,哲学让大学个性十足,不同的哲学使得不同的大学展现出不同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中、德、美三所大学发达史表明,借助哲学高远的目光,大学不仅能够吸引和培养出杰出人才、激扬学术、推动科学进步,也能够在客观上从更长时段、更高层次上促进民族文化和国家社会的发展。基于大学哲学性格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可以从理论逻辑层次来进一步探究大学哲学性格的内涵。大学哲学性格实质上体现于大学的整体精神追求之中。我们可以从大学之真、大学之才与大学之智诸方面来具体探讨大学的哲学性格。在大学对于真理的探究、对哲学之才的培养和对智慧的不断追求中,通过转识成智,使得大学成为了超越现实功利、造就人性卓越的智慧之所。在大学不断的爱智慧的过程中,大学也就成为了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地。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具有哲学自觉的大学才配称为大学。不过,由于人的未完成性和哲学本就是个爱智慧的过程,使得大学的哲学之路没有终点,大学总是在“路”上。
方双虎[4]2007年在《整合与分化—威廉·詹姆斯与现代心理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被誉为“美国心理学之父”。本文从现代心理学发展的“整合——分化——整合”的视角，重点探讨了詹姆斯与现代心理学的关系。詹姆斯在心理学史上第一次对他以前的心理学思想进行了整合，建构了一种整合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等方面都是整合的，但此后心理学的百年发展并未沿着这种整合道路走下去，而是从这种整合的心理学中找到了各自发展的依据，从而造成了现代心理学发展的分化和分裂现象。本文探讨了詹姆斯对实验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现代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对精神分析心理学、存在—现象学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等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对生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学等当代心理学新取向的影响。詹姆斯之后心理学百年发展的分化和分裂现象引起了心理学界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再次提出了心理学的整合问题。詹姆斯的心理学整合思想是解决当前心理学整合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本文揭示了詹姆斯的心理学整合思想的当代意义。詹姆斯的心理学整合思想是一种“星丛观”，即坚持“有差别的统一”，也就意味着心理学的整合是一种多元的整合，而不是一元的整合。詹姆斯的心理学整合思想对当前心理学整合工作的启示表现为：(1)树立大心理学观；(2)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大整合；(3)大力发展理论心理学，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4)面向生活世界，大力加强应用心理学的研究。
曹素云[5]2012年在《詹姆斯意识流思想的哲学阐释》文中提出本论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阐述詹姆斯的意识流思想，目的是为证明意识流思想对詹姆斯后期的彻底经验主义及实用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詹姆斯的意识流思想不仅破除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心理元素主义，为未来的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且又从哲学的视角阐释了意识流思想的特点、意义和目的。本论文共分三个部分：首先，简略阐释意识流思想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其次，重点阐释什么是意识流、心物关系理论、心灵元素理论以及意识流思想的理论归宿；第三，肯定意识流思想同时也指出其中的理论缺陷。对詹姆斯意识流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深究詹姆斯的整个哲学思想。
徐怡[6]2015年在《意识研究的第一人称方法论探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的觉知感是人最亲熟、最不可怀疑的实在,但这种实在是主体性的。主体性使得对意识的认识和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和包含第一人称的视角。然而,与科学史上得到充分发展并受到极度尊崇的对象化的或客观化的(objectified)第三人称研究方法相比,意识的第一人称研究只在最近20-30年间,藉由意识科学的建立,才缓慢地在科学界取得了合法性。本文正是以意识科学这20-30年的发展为背景,力图系统地考察意识的第一人称方法论的诸方面。首先,在第一章,本文论述了为什么必须对意识的第一人称方法进行考察。由于意识体验的主体性,意识科学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障碍,即"难问题"。"难问题"所带来的第一和第三人称视角之间的"解释鸿沟",使得意识科学,即使抛开意识的存在论问题(即心-身问题)不论,也仍然面临着一个方法论问题。事实上,在意识科学试图确立意识体验的相关可观察的物理事实(这些事实可能是神经的,也可能是量子的)之前,我们首先要对意识体验是什么(即体验的类型、结构和内容)有一个清晰、恰当的描述。通常,科学方法要求对物理事件的实验、观察、描述和分析需要达到主体和交互主体(inter-subject)的可重复验证;现在当要实验、观察、描述和分析的对象变为意识体验本身时,我们需要依靠主体对自身意识体验的自我揭示(self-disclose)和报告。如果说观察物理事件被认为是第三人称的,那么这种体验的自我揭示和报告就是第一人称的。研究意识状态的好的心理学、现象学和认知科学都需要依赖好的第一人称方法。因此,意识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对第一人称方法论做系统的辩护和论证。本文余下章节的论述思路循如下四个方面展开:(1)第一人称方法的意识理论基础。既然第一人称方法的内容是关于意识体验的自我揭示和报告,因此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意识体验何以能够自我揭示和报告,换言之,意识体验的自我揭示和报告的基础是什么?在第二章中,为从理论上回应这一问题,我们考察了诸如"反思"、"注意"、"无意识"、"自身觉知"等诸多意识结构的相关理论。我们认为,意识的单一水平的"自身觉知"特性,从意识结构上给出了意识体验自我揭示的基础。在这方面,佛教传统的心智理论和"自证分"、"自证现量"、"瑜伽现量"等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2)第一人称方法的种类及其相应问题。第一人称方法有哪些种类?如何开展第一人称方法?第一人称方法实践中存在哪些困难?在第三章中,我们主要考察了心理学内省、现象学还原与悬搁、佛教禅定训练和第二人称访谈技巧这些第一人称方法,并试图明晰这些方法的具体操作程序,以及探讨实践操作中的困难。例如,瓦雷拉用"变得觉知"的模型描述了"悬搁"的操作程序;我们也试图尝试了明晰佛教禅修实践最一般的范式——"止"、"观"的操作模型。(3)第一人称方法下产生的第一人称报告的效度问题。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我们需要为第一人称报告的有效性方面做出辩护;以及如何评价第一人称方法的科学效度,即它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准确性?在第四章中,首先我们辩护了第一人称报告的有效性。现象学的"生活世界"与后现代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对认知的理解,已经打破了"唯我论"对意识研究的禁锢一一我们的心智本质上就是主体间性在先的。其次,库恩之后,一种绝对中立的观察已不复存在,知识的有效性从一种"无主体"的客观性转换为了一种"陈述行为一致性"的有效性。加之体验类和体验报告具有可重复性和可公共通达性,第一人称报告的有效性能够得以"正名"。在第一人称数据的效度方面,我们则需要提供更多促进第一人称报告准确表达的手段,例如研究者需要拥有一个熟谙第一人称方法操作程序及其体验的第二人称视角,设计良好的相关问题列表,减小实验偏差,以及实现体验报告的"主体间-神经-现象学"相互验证等。(4)第一人称方法的应用与研究的现状、展望。在第五章中,我们展示了根据第一人称方法,利用第一人称专门知识,在禅修的神经科学研究、神经现象学研究等方面,如何更好地实现了对体验的神经对应物的研究。在第六章中,我们简要对比和评估了各种第一人称方法,并概述了这个领域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意识科学的第一人称方法论研究的兴起是在一个跨学科(哲学与科学)和跨传统(东方与西方)的背景下展开的,尽管我们在本文中尽力建构一个全面的框架,但仍然有许多细节研究有待补充。意识科学的第一人称方法论的未来研究空间是广阔的。
陈宁[7]2013年在《嵌入日常生活的宗教皈信》文中研究说明有关基督徒皈信的研究，不仅存在着学科视角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在理论范式、中国经验以及方法论视角方面存在着多种非此即彼、二元对峙的局面：首先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层面，存在着功能论范式与认知论范式的二元对立；其次在基督徒皈信的中国研究方面，存在着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二元对立；最后在基督徒皈信的文化分析方面，存在着西方文化（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二元对立。本文试图超越以往研究范式的缺陷，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解读皈信问题。在经典社会学的研究中宗教是一种社会嵌入，即认为宗教是嵌入到社会秩序中的，是更为根本的社会现象的反映。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宗教世俗化理论推翻了经典社会学有关宗教是社会嵌入的论断，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已经完全脱嵌于社会结构，不再用神圣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秩序化。世俗化理论有关宗教脱嵌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论断依然很有见地，其谬误之处在于将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分离，理解为宗教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割裂。实际上，宗教并没有完全脱嵌于社会结构，它只是脱嵌于社会秩序中的一部分，同时它更深深的嵌入社会秩序中的其他部分——日常生活之中。宗教的日常生活嵌入，呼唤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即当代宗教社会学应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对宗教现象和行为展开研究。就本文的议题而言，笔者主张将宗教皈信现象放置在日常生活的情境和脉络中去理解其动因、机制与过程：第一，宗教皈信研究应从宏大社会结构沉降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第二，关注个人皈信体验的外在日常生活世界；第三，重视宗教皈信的日常生活情境与场景；第四，从宗教信徒的生活史出发考察其皈信的动因与过程；第五，生活嵌入是对宗教皈信的结构/能动分析的超越。对J基督教会的调查表明：首先，转型期的信仰迷思为皈信基督教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其次，日常生活需求成为基督徒皈信的个人原因；最后，人际网络是基督徒接触信仰的途径。包括本文在内的很多有关基督徒皈信问题的研究都表明，疾病是皈信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之一。对此本文从生活嵌入的视角出发，就应把疾病、皈信都纳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脉络来中考量。通过对基督徒自述的再解释，笔者对其皈信的疾病归因予以深描：疾病对于中国人而言绝不是个人问题。在本质上，皈信基督教服从于家庭生活的逻辑。这里并不是暗示中国人皈信基督教是功利性的，相反，为家庭而皈信基督教正是中国人生活逻辑和生命意义的另一种体现。正如基督们常讲的“一人信主全家蒙福”，信主不是因为“一人”，而是因为“全家”。基督徒的皈信行为必须依赖于人际关系网络才有可能，而成功的个人布道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在继发性皈信中，基督徒妻子通过尽力让丈夫获得满意且感激的家庭生活来促使其皈信基督教；在始发性皈信中，布道者针对正处于日常生活困境的潜在皈信者展示日常生活，以引发潜在皈信者在日常生活上感触、共鸣、期望进而实现其皈信。从基督徒的生活史考察，三十年来城市生活的变迁必然对其皈信行为有所影响。整体而言，当下城市生活的变迁过程可以用社会原子化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对于城市个体而言，无论是单位体制的终结还是进城务工都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断裂——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根本性变化——城市居民和城市移民都彻底失去了原有高度稳定的、低风险的常态生活，转而处于一种社会原子化的生活样态。面对骤然来临的生活机会与福利保障的风险、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焦虑以及情感联结与公共生活的缺失，城市个体无所适从。为了挽救因单位终结而断裂的日常生活，很多城市个体选择了皈信基督教，从而重获日常生活的稳定与接续。任何宗教皈信都是借助仪式的参与才得以贴近和感受信仰。因此，对基督教信仰及其皈信的研究也应离不开仪式分析。本文主张，宗教仪式的根本意义不只是潜在的皈信者基于内在认知所进行的行诸于外的实践和表演，仪式本身就是建构实践者本身的一种建构性活动，这种建构性活动是依靠仪式的情感唤醒实现的。仪式所以能够动员皈信热情，首要条件是仪式能够改变人们以往对生活的看法和感受。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是受到功利动机的压制，人们总是要努力维持生计，那么宗教仪式则意味着情感的释放，这种释放是建立在以往对日常生活的感觉改变的基础之上的。基督教的集体仪式就有着这样的功能。通过对基督教仪式的观察笔者发现，如果说日常生活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处于社会变迁下的无力、颓然与焦虑，那么仪式改造后对日常生活的感觉则充满了解放与参与的热情。总之，基督徒皈信是嵌入日常生活之中的。
周鸿雁[8]2010年在《仪式华盖下的传播：詹姆斯·W·凯瑞传播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诸多关于传播的描述中,最为普通和流行的解释就是,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近百年来,传播学研究的路径就一直这样延续下来,主宰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时至今日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把传播界定为基本的信息传递的过程,其显见的好处是容易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所感知,同时也容易为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所使用——越来越庞大的数据模型、专业团队,越来越精密细致的分析技巧——满足和服务于越来越官僚化或市场化的需求。传播学俨然成了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但也有一些“另类”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凯瑞的仪式传播观就是其中之一。从仪式的角度看,传播就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而是最基本的社会过程,是对社会的维系,是人类文化的生成,是人类文明的构成。这是一种传播学的新视野,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这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存在本质的终极的追问,凯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也嵌入其中:如何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世界?如同环境保护主义者致力于在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中拯救稀有动物一样,凯瑞想做的是,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免遭像自然环境一样的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从而来拯救我们人类自身?把凯瑞的仪式传播思想进行系统地整理,引进到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并期望对这一领域的国内的研究有所裨益,是本文的目的所在。然而,最根本的目标不仅如此,我还试图在此基础上,以纵横两条线展开我的研究:纵线是对仪式传播思想的起源进行学术整理,找出这一传播思想的源头;横线是对凯瑞所处时代的各种传播学的思潮进行剖析,找出他提出仪式传播观的时代背景。这显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实际上涉及到对人类传播思想史的再思考。在本文中,我并非有意将道德和价值判断预置于仪式观的研究之上,只是想说明,如果脱离了道德和价值的考量,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为了完成这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在内容的安排上,我把本文除了绪论部分外分为七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凯瑞的生平和学术历程。了解凯瑞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历程,便于加深对凯瑞仪式传播思想的含义的理解。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本文把凯瑞的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秘”的街头教育(1934-1948),从凯瑞出生写到他入学,这是凯瑞的少年时代。写这一部分的目的是,通过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和少年时代的独特经历来理解凯瑞为什么会提出仪式传播思想。第二阶段是“误入”传播学领域(1948-1963),从就读中学写到博士毕业,这一部分主要是叙述凯瑞接受的教育,目的是通过他的学科背景来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逐步形成的过程。第三阶段是执教伊利诺伊(1963-1979),这一阶段是凯瑞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凯瑞完成了他一生的学术转向,提出了两种传播观的划分,成为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和领军人物。第四阶段是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92-2006),在哥大执教期间,他主导了传播学博士项目,为传播学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晚年的凯瑞更加关注宏观的问题,也对互联网表示出浓厚的兴趣,通过对他晚年的思想的梳理,便于从多个角度把握他的仪式传播思想。第二部分是对凯瑞仪式传播观概念的全面梳理。在第一节“对传播和仪式概念的考察”中,我力图通过对“仪式”、“传播”两个概念的历史学分析找出二者之间的重叠和交融之处,提出“作为传播的仪式”的命题。第二节“仪式传播观的提出”,以电报为文本,以地图做隐喻,并把对话作为仪式观的开始。第三节“两种传播观的对比”,重点讨论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区别,即对二者的不同的源头、不同的关切、不同的作用进行划分,最后得出两种传播观既显著对立又高度统一的结论,回答传播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传播既是信息的传递,又是人们“共享信仰的表征”。第三部分是“作为文化的传播”。这部分实际上是第二部分的延续,进一步阐释与仪式观相关的几组概念:文化与传播、技术与传播、新闻与传播。通过对这几组概念的辨析,以加深对凯瑞仪式传播观的理解。第四部分着重对凯瑞的仪式传播观的理论渊源进行探讨。第一节提出了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的对立早已有之,古希腊的民主自治思想是凯瑞仪式观的源头。第二节是关于凯瑞仪式传播思想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重点是杜威、帕克、库利、米德对凯瑞的影响;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是凯瑞仪式传播观的直接来源。第三节是关于凯瑞仪式传播观与技术学派的关系,重点是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对凯瑞的影响;第四节是凯瑞仪式观与格尔茨“理解他人的理解”的关系,重点是格尔茨对凯瑞思想的影响;第五节是凯瑞仪式思想与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关系,重点是威廉斯和霍尔对凯瑞的影响。第六节是凯瑞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特别是与英国政治经济学派的交锋,这种交锋对凯瑞的仪式传播思想的影响。第七节是宗教和凯瑞仪式传播思想的关系,主要是美国的宗教土壤、凯瑞自身的宗教信仰以及涂尔干的宗教思想对凯瑞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凯瑞仪式传播观的主要贡献。第一节是凯瑞仪式传播观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在对仪式传播观的价值进行评估时,主要从对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回顾看待凯瑞仪式传播观对传统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实证研究提出的挑战,从而开辟了一条传播学研究的新的路径。第二节涉及到凯瑞仪式传播观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拓展,重点分析了传播学学者在凯瑞仪式传播观的启发下,对日常生活和大众传播中的仪式传播现象和行为的研究,阐明“媒介化的仪式”和“仪式化的媒介”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第六章是分析仪式传播观的主要缺陷。重点是对凯瑞的传播学思想,尤其是仪式传播观的许多矛盾、断裂处进行逐一分析和评论,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之处。第七章是仪式传播观的借鉴意义。从回顾传播学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登陆中国大陆的30年的历史入手,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研究探讨凯瑞仪式传播观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余论”中,对凯瑞的学术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描述性的总结和概括。凯瑞的学术著作,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作为附录置于本文之后,供读者参阅。
李广政[9]2012年在《詹姆斯“自我”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威廉詹姆斯可以说是心理学史上对心理学做出最杰出贡献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然而，国内对于其思想的研究却与他的历史地位形成极大的反差，对其思想的研究零零散散，尚未形成一个理论研究的热潮。事实上，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的出版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然而它出版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在国内却没有一本完整介绍他的《心理学原理》思想的著作，关于“自我”学说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而我们对“自我”学说的理解仍然以笛卡尔的“心—身”二元对立的方式将自我看作是独立的心灵实体。对于极富有思想性的詹姆斯来说，他对自我存在的困境是有着清醒的意识，并在创作《心理学原理》时，就萌发了对传统二元论世界观突破的冲动，以寻求对世界一元论的理解方式，即其后来所试图建立的彻底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只是其这种想法还没有思考清楚并以一种确定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是以一种隐而未显的方式贯穿于整个《心理学原理》中。詹姆斯的“自我”理论在其著作中总共有两处集中体现：一处是《心理学原理》中“自我意识”一章，另一处是在后人为他整理的《彻底的经验主义》这本书中“‘意识’存在吗”和“活动的经验”这两篇文章中。由于彻底经验主义作为詹姆斯一生理论追求的起点和归宿贯穿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虽然这两处关于“自我”的学说形成于不同的时间，但是其思想内涵却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本文尝试以彻底经验主义为背景对他的“自我”理论加以探讨，即从“自我”理论的一般背景、《心理学原理》中的“自我”学说、《彻底的经验主义》中的自我学说以及其理论产物四个方面阐释，以把握詹姆斯关于“自我”理论及其前后思想脉络的变化。詹姆斯所理解的“自我”是以身体为中心的个体所能经验到的一种对象，是和世界上其它存在物没有明显界限的一种存在，是与世界交织在一起的“难解难分”的一种关系网络，是在时空中流动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一种我们可以经验的现象，是和身体相同一的一种实在。只有以彻底经验主义形而上学为背景来理解詹姆斯的“自我”学说，才能避免各种形式的断章取义式解读所造成的对其“自我”理论的误解。
邱琳[10]2010年在《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在当代西方,价值教育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形式。价值教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在公立学校实施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价值教育。其中,英国公立中小学的价值教育颇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其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对中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与西方价值论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价值教育就是价值论为解决价值基础危机、反拨科学主义倾向、应对功利主义教育观、倡导人生意义和价值追求的一种实践尝试。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调查、历史归纳、比较分析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力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坚持客观求实、合理借鉴的原则,对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社会背景、理论基础、历史进程和实施现状进行完整、深入的探讨,联系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民族心理,揭示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特征与趋势,剖析其合理性与局限性,以便为我国学校价值教育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借鉴。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背景,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因素的影响。文章首先论述了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经济背景,揭示市场经济在价值导向上对价值教育的现实要求；其次,考察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政治背景,阐明多元民主制度、两党路线政策在学校价值教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最后,剖析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文化背景,透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文化对价值教育的重要影响。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建立在特定的哲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之上。文章首先从人的存在出发,阐释价值和教育的逻辑关系,以及人的价值本性和教化本性,从而确证价值教育的人性论依据；并着重考察价值教育的价值论背景,透视英国教育价值观对价值教育的重要影响；其次,探讨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理论基础,剖析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价值多元论有关价值教育的主要观点,揭示其对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指导作用。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主要经历了宗教化、世俗化改革和国家化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之前,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处于宗教化阶段,以早期宗教教育和古典绅士教育为主要形式；《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英国政府正式干预公共教育事业,学校价值教育逐步摆脱基督教会的控制,走向世俗化改革；20世纪末,《新国家课程》将专门的价值教育课程纳入国家课程体系,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从此步入国家化阶段。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受到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时代因素的共同影响,主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和认知、情意、技能三个维度确立其目标,依次表现为国家教育目标、学校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目标：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主要依据价值类型的划分来构建其内容,涵盖了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环境价值、健康价值及经济价值等,并将其全面融入各门学科的具体教育内容中。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主要通过显性的正式课程教学和隐性的学校生活渗透实施,不仅利用公民课,个人、社会与健康教育课,宗教课,以及其它国家课程进行直接的价值传递；还充分借助课外活动、精神关怀、学校风气、教师榜样示范、心理咨询及生涯指导等隐性课程施以间接的价值渗透。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方法,在方法论意义上,主要分为描述性方法和指导性方法；从实践角度考察,则包括直接指导、问题讨论、集体礼拜、圆周时间及角色扮演等具体方法。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深受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及全球化的影响,在总体上表现出宗教性、多样性、融合性及渐进性特征；并随着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学校课程改革的推进、教育民主思想的传播及网络教学技术的运用,呈现出综合化、统一化、民主化及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在本国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条件和西方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既表现出一定的合理性,又存在种种局限。人本主义、经验主义、隐性课程和后现代主义大都对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产生了正面作用,使之表现出主体性、实践性、渗透性和开放性；而科学主义、相对主义、放任主义和功利主义,则对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其在地位、基础、体系和效果上面临挑战。我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应合理借鉴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优秀经验,在教育内容上,兼顾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在教育原则上,统一个体取向与社会取向；在教育理念上,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教育方法上,融合价值引导与价值商谈。在“功能”、“效用”日益成为人们首要追求的背景下,我国学校的价值教育陷入了“不合时宜”的尴尬境地；价值教育活动本身一定程度的空洞说教和强制灌输也使其效果因受教育者的“虚假”顺服而不断弱化。因此,从哲学生存论和人学目的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阐明价值和教育的关系,将价值教育统摄于人的存在和现实境遇中,合理认识人的价值本性及价值教育的本质,无疑是我们正确把握价值教育内在规定的基础和前提,有利于促进我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D]. 尚新建. 北京大学. 2000
[2]. 威廉·詹姆斯宗教思想研究[D]. 刘军. 西北大学. 2016
[3]. 大学的哲学性格与哲学自觉[D]. 肖绍聪.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4]. 整合与分化—威廉·詹姆斯与现代心理学[D]. 方双虎.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5]. 詹姆斯意识流思想的哲学阐释[D]. 曹素云. 黑龙江大学. 2012
[6]. 意识研究的第一人称方法论探究[D]. 徐怡. 浙江大学. 2015
[7]. 嵌入日常生活的宗教皈信[D]. 陈宁. 吉林大学. 2013
[8]. 仪式华盖下的传播：詹姆斯·W·凯瑞传播思想研究[D]. 周鸿雁. 上海大学. 2010
[9]. 詹姆斯“自我”理论研究[D]. 李广政. 吉林大学. 2012
[10]. 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研究[D]. 邱琳. 武汉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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