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文科如何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中共中央论文,关于进一步论文,繁荣论文,历史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4)03-0005-04
一、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强化自己的解释力
中国25年的改革和发展，造就了新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过去素被尊崇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虽然仍是构成社会发展的主导倾向和意识形态的主流，但它的实践形式和社会评判标准已经并正在走向多样化，一些新的社会价值取向正在悄然形成，国家、政党和民众面临和关注的问题，也都是传统社会不曾有过的。基于不同的体验和动机，社会各阶层都在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无论是出于自觉或是茫然。这是一种崭新的变局，一种传统和现有的理论与价值标准都不足以解释的变局。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始终伴随着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因而社会演进表现为内外制度交合与文化重构的过程。来自各国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冲击、改变并优化已经延续多年的习俗和公开的规则；种种新的技术进步模式和产品，以强大、无形的力量，影响着我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种种理解了的和尚未理解的文化形态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体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因此表现出新的特点。这种在开放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同样是传统和现有的理论与价值标准都不足以解释的。
变局源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市场化实践。为了研究和适应这一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实践，许多文科学者始终不渝地探究各种未知领域，在继承优良学术传统基础上建树了新时期的学术声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文学、法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咨询）研究领域继续保持国内较为显著的地位。但是，现有的辉煌难掩潜在的危机。第一，对上述社会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缺乏多学科联合研究，“小生产”传统根深蒂固，系统性差，本来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个人或近亲群体在专业上的局限性而被人为地的肢解为各个部分，降低了对问题本身的解释力。第二，急功近利，积累不足，被来自各种渠道的“短、平、快”项目牵着走，很多成果只不过是过路烟云。学术浮躁不是文科的传统，文科不需要用浮躁之作来堆砌虚假的繁荣，文科贡献给社会的只应是精品。第三，文理医工多学科研究型大学的客观优势未能较好地发挥，文科各学科之间难有合作，文理之间更是难以合作。杂交利于优化物种，这是规律；学科融合，利于学术创新，这也是规律。
贡献精品需要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和科学态度，需要更新知识系统和合作容人的大家之气，需要沉下心来强化基础研究，需要深究国际国内已经发生并将持续发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以及由之引起的战略层面上的重大问题。
二、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社会支持，更需要自强
哲学社会科学是否重要，这本来不应成为问题。社会与自然不可分割，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不可偏废，这早已是老生常谈。这些本不值得争论的问题一旦成为问题，甚至引起政治家的高度关注，至少表明两个事实：第一，长期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人为分割和厚此薄彼的评价态度、在政绩观上的急功近利、对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片面追求和对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偏离，既造成了科学本身发展的瓶颈，也使社会价值体系失去应有的平衡；第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未能以科学的方法论、系统的科学知识和正确的价值观，与时俱进地解释国际国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至少对20世纪人类生产力、制度结构和文化发展的价值走向缺乏多学科的系统研究。
前一个事实涉及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问题。市场化改革使我们的思维环境、语言环境和价值评判标准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很自然，无可厚非。“发展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些都是经得起长期实践检验、符合科学精神的重大命题。但是，商业化、世俗化的社会演进趋势使人们不经意地将“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将“第一生产力”仅限于自然科学，失之谬矣！这些理解如果仅仅是学界见仁见智的“理解”，当无大害，然而却是很多决策部门的政策依据和判断虚实（说自然科学为实，社会科学为虚）的观念基础，这就难免大害了。当然，决策部门没有谁会公开强调或承认以这种理解来决定取舍，我们也确实能够找出诸多事实证明人文精神并没有被决策体系所冷落，诸如领导干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明确支持、文科科研经费的逐步增加、文科背景的高级人才被组合进了较高层次的领导班子，等等。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此，而在于我们内心的价值取向是否真正基于对科学本质的把握和真诚的人文追求。20多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商业文明的发展，使一个传统的惰性社会转变为一个充满竞争活力的社会，这表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体制选择没有错，而且应义无反顾地在这条道上继续走下去，这样走符合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程式。但是，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经济增长和物质福利的增加只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远不是全部。我们从近年来部分高官的社会行为失范、社会运行负担加重、市场因交易者虚假陈述和制售伪劣而失序等诸多事实中真切地体会到，我们对于在广泛开放的背景下和市场经济轨道上如何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整合人类先进文化资源、协调社会各阶层的根本利益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未知世界，还要靠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创造性工作和突破性贡献。如果对上述未知世界长期不能有所突破，中国社会演进将难免陷于厚重的迷雾之中。就此而言，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针对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所强调的“四个同样重要”，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表达了党和政府对中国社会发展长期目标的关注和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难题的迫切感，而不是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作安抚性的简单平衡。
后一个事实涉及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在新的历史时期何去何从、理论工作者如何承担起新的时代责任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地位，说到底不是靠政治家的肯定和中央文件的重视所能确立的，而是依靠它的解释事物、指导实践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确立的。一个学科如果到了需要政治家的呼吁来引起社会重视并提升其学科地位的地步，这便有两种主要的可能：这个学科自身的学术基础在恶化，解释事物、指导实践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不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或者决策体系未能在舆论、资源分配和战略导向（特别是评价体系）上予以正确合理的支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众多，各学科之间和学科内部各领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不可一概而论。但目前在总体上同时面临上述两种情形，尤以前者为重。
三、哲学社会科学更需要学术新人
回顾我国文科主要学术期刊过去25年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趋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学术上十分活跃的学者目前大多数已墨尽笔枯，少数思想未老的学者也已基本退出讲坛和笔耕，只有极少数仍能承担引领后贤的责任；80年代中前期毕业而又勤耕不辍的学者，基本上控制了当前文科各学科的主要领域和发言的机会，但只要我们细心阅读，便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已经底气不足和力不从心，或因社会事务繁多而无暇治学，或因能力退化而只吐故不纳新。
这并不奇怪，人的学术生命其实很有限。老一辈学者逐渐退出，这是自然规律，老当益壮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科教领域，中年人事务繁多并有可能疏于学问，这也合乎常理，社会的中坚力量比老者壮，比少者丰，因而总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活动空间，总显得更加忙碌，各国素无例外。然而这正是我们关注年轻人成长条件和发展环境的原因。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一切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素被尊崇的价值信条都在被重新解释，一切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没有来得及固定下来就已经显得陈旧，而人的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却具有相对稳定性，在中老年学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成熟”，往往正是这种稳定性的表现。成熟和相对稳定本身对社会十分有益，总结经验和预期未来都需要这种成熟和稳定，它也是批判和反思现实的经验基础，对社会演进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但正因为如此，“成熟”的声音更容易影响决策和资源分配，年轻人总显得身微言轻。同样是申报课题，年轻并未获高级职称的人必须由高级职称者推荐，说一些“该同志如何有为，如何可信，该项目如何重要”之类的好话（其实是废话，甚至是善良的假话）。高职者就一定比低职者可信么？同样是项目评审，“学术队伍”一栏如果填写的大多是资历浅（学术水平未必低）的新人，资格老因而更有可能当评委的人对这样的“队伍”一般是没有多少兴趣的。这不是任何个人问题，是一种制度现象。
大树很重要，但大树的阴影也很大，不能让小树太多太久地站在自己的阴影里。
高山故有气势，但高山之气存于群峰之间。
近年来，各高校越来越重视学科“领军”人物，其用意之一在于领出一支有整体气势的队伍。文科的发展没有“领军”人物不行，山丘虽众，毕竟只是山丘，看上去显得平庸荒凉。但是，问题已经不在于人们是否意识到了领军人物的“领”的作用，而在于如何在全社会形成支持和引导年轻人成长成才、潜心治学的条件和环境，让他们从平等的竞争中享受成就感，培养对学术的兴趣和自信心，否则将是有领无兵军。领军人物一旦到了有领无军的地步，这便是悲剧，学科的悲剧。
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更依靠健康向上的新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也同样更依靠新人。
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划分不宜过细
经济市场化使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各部门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提高包括科学技术研究在内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也因此成为社会普遍的愿望，这是生产力发展规律和效率优先原则派生出来的正常现象。但有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值得关注：不恰当地细分学科，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将本来按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学科发展规律应该统一的学科任意肢解；或根据短期需要和局部利益任意设置二级学科；将本应扩大知识面，提高综合素养，丰富发展潜力的本科生，当作职业技术人员去培养。由此导致相近学科之间过度交叉，以至于同一个学者出现在几个重点二级学科的申报表上，助长了弄虚作假和竞争性项目评估中的评审不公，也导致本科生与研究生不适当地争抢就业岗位，使人力资源市场的评价机制失灵，加大了高校学生就业压力。同时，细分学科的目的本来是提高专业化研究水平，然而上述倾向只会降低专业化水平。
学科是多层次的，按通行的口径一般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一级学科具有既区别于其它学科，又具有知识综合性的特点，不可分得太细，并且要相对稳定，不应因人而设、因短期需要而设或因部门特殊需要而设。二级学科突出知识的专业性，虽同样不宜分得太细，但可以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对专业口径的大小和名称进行科学的调整。三级学科是研究性的学科，是在综合训练和专业化训练基础上突出研究领域的细分和深化。
经验也表明，必须给学校，特别是综合实力强、国内外影响大的权威性大学一定的设置学科的自主权，近年来高校在这方面的要求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如何处理好高校自主与学科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我们认为，自主权应主要限于二级和三级学科，以显示和发挥各学校的专业特长，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需要。这些学校客观上对国家学科发展起着导向作用，每一新学科的增设和旧学科调整，都会引起国家学科目录和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因而在行使自主权时必须慎重，要比照国际先进大学的学科设置情况，把握国际上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研究学科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规律，确定学科发展的方向和基本理念，要从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趋势考虑，而不能局限于短期需要。否则极有可能导致学科过于细分，国内外学科口径差异太大，失去统一的学科评价体系，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窄。比如，最近有的学校提出增设“会展专业”，以适应中国主办“世博会”和“奥运会”的需要。这一意见需要慎重研究，会展经营业务属于工商管理范畴，会展经济属于产业经济范畴，一旦会展专业独立地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如何处理好与上述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它是否真正具有同其它二级学科一样的学科独立性？会展是专门的知识领域，很难成为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会展业也确实很重要，但这不是建立二级学科的理由。某个经济问题或其它问题的重要性与是否需要建立相应的二级学科甚至一级学科，这完全是两回事。据说有些地区的政府部门对“会展经济”很有兴趣，高校也应该积极地为促进“会展经济”的发展培养人才，但在上述相关二级学科下面照样可以做到这一点。没有宽厚的学科基础，即使有了二级学科也不可能真正立得起来。上海有几所高校正在根据有关部门的兴趣筹建“会展经济”专业，以抢占“世博会”和“奥运会”人才市场。我们在肯定这些高校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的同时，也为这一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可能成为“终身残疾”而担忧。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按二级学科“会展经济”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将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也很难想象按极小的职业口径培养的基础人才在上述两会结束以后将何去何从。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如果存在其它类似情形也同样必须慎重考虑。
学科的分化与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有关，但并不是说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培养人的学科也必须越来越细。应该尽可能按大口径培养人才，尽可能按专业化小口径进行科学研究。按大口径培养人才，主要着眼于培养人的基本素质，为专业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文科学生学数学，按大口径要求应该这样做，重点是培养和训练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而是不简单地培养数学计算能力，前者是通用的，后者是专用性技术。这里存在着人才培养的理念问题。与欧美的部分优秀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相比，我们的数学教育更多地强调计算能力，轻视数理思维方式的训练。强调数学计算能力就属于“小口径”，强调数理思维就属于“大口径”。同样道理，对理工科、医科和农科学生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也存在着这种关系。
目前，我国很多学科都被分为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经济学就被肢解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似乎有些人只需懂理论，另一些人只需懂应用。不知道这种划分是出于何种考虑，其科学依据是什么，如此轻率的决策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能够畅行无阻。如果仅仅是因为经济学范围太大，分出两个一级学科便于同其他一级学科对等地分配国家教育资源，比如学位点、重点学科、教授指标、教育经费等，那更是庸俗之举。理论和应用能够在一级学科层面上断然分开么？这样分有可能导致怎样的后果？国际上对一级学科的划分已经相对成熟，我们没有必要打着“学科创新”的幌子做外行事。解决中国问题当然应该从中国国情出发，但在科学上不能滥用“中国国情”的概念。与教育相关的学科划分，总的发展趋势是综合，而不是分化。学科领域随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逐步细化，在细化基础上再综合，这是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