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教育与白族的经济起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族论文,经济论文,白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起飞”的概念，当今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但是最朴素的认识，当是指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即财力的迅猛增长。云南省大理州国民经济的大头显然不是矿产开发、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只有依靠以农牧业为基础的粮、畜、林深加工及轻工业生产，并且千方百计把它转化为商品经济，大力发展并且办好乡镇企业，大理州的经济才有发展前途。这需要把白族的农民、山民转变为半农半工型的劳动者，使他们熟练掌握自己所从事行业的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汉文书籍里有的是。但目前白族的大量劳动力恰恰是不晓汉文的文盲和半文盲者。哪儿最穷，哪儿的文盲和半文盲率最高。贫困和文盲是同一个细胞体，似乎又是一对双胞胎。就白族而言，涉及州内每一个成员。将复盲人数计算在内，白族人口的大头还是文盲、半文盲。而提高大众的基础文化素质，从世界范围的教育成功经验看，从研讨和分析千百年来白族所遵循的教育模式的功过看，白族还得从普及、推行白、汉双语文教育（包括扫盲）开始。与母语相适应的民族文字，以及以它为起点的与先进民族的语文并存并用的双语文教育，早已被证明是提高民族素质和促进经济起飞的杠杆。世界上相当落后的在美国、加拿大的部分印第安人部落，在近一二十年内使用文字之后，在社会生活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事实证明，“语、文同步发展”是一条科学的社会教育发展规律。本文试图通过表述一些有关语言文字发展方面的新动向，与从事文化教育的同志讨论。
一、钱学森的提示：实现两个“必须”
钱学森是新中国核工业的创始人和当代世界大科学家之一。可正是他，一位尖端科技方面的权威，竟对少数民族文字的命运和发展极为关注。1991年，他给中央民族学院有关同志的回信中明确指出：
“近年来，我一直在想，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其中有一项任务必须完成：55个兄弟民族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素质都要与汉族相等，而决不能象现在民族地区水平和素质一般都比汉族地区差。不但如此，各兄弟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发扬光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社会主义中国是56个兄弟民族的中国。
民族语言文字就应受到尊重。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一定要精通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民族出版业要发展。在民族地区开会，会标一定要民族文字在上，汉文在下。
由于55个民族各有自己的情况，制定发展战略与发展计划是件复杂艰难的工作，是社会系统工程，要大家共同努力。”
以上是钱学森同志在信件中所阐发的他对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字重要意义的明确论述。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双语研究学会会长、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马学良先生在他撰写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学》的文章中作了全文引用，可见钱老这个思想的重要性。笔者进一步学习了钱老这封信的内容之后体会到，钱老关心少数民族文字的命运和前景，提出两个“必须”，是从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及其发展战略出发的。对于白族来说，有如下两点值得深思。
（一）只有依靠白文才能发扬光大白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钱老全面地了解和分析了目前各族文字的使用和存在的各种状况后承认：“55个民族各有自己的情况。”就云南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25个少数民族中有14个民族使用着规范或不完善的27种文字。从50年代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经40年的努力，目前有“14个民族分别使用着经过规范或新创的22种文字和拼音方案”。拉丁型白文属正在试行的新创文种之一。正如马学良教授所言：“几十年来，少数民族使用文字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影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现代化的建设。”①因此钱老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钱老的基本立场是，各少数民族使用文字有先有后，文字的使用范围也有大有小，文字的功能也有宽有窄，但都必须服务于各兄弟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钱老讲的是“必须”，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因为每个民族，不管人口多少，进步和发展有先有后，可总有各民族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将始终是体现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聚宝盆。
马学良教授说：“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历史文化通过他们的口承文学代代相传，它比有文字记录的书面语不知要早若干万年。马克思说：‘古代的歌谣是他们（日尔曼）的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②。在美国从事几十年汉藏语研究的著名语言学家张琨对语言和文字关系问题早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口头语言的存在毕竟在文字创制之前很久，因此，最早的文字记录并不反映口头语言的最早阶段’。”
可见，语言是一切文化形成的第一要素。随着从猿到人的过渡，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同劳动和人的思维一起产生了。人类存在几百万年，语言就存在几百万年。而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的文字则只是六七千年，或四五千年，或两三千年，或是近几百年，近几十年的事情。就是说世界上许多民族形成完整的书面语是近数千年以至数百年、数十年的社会进步的成果。显然这个成果是极其伟大的。那么能不能说，没有文字使用的少数民族就“没有历史或信史”了呢？不是的。他们也有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沉积在口头语之中了。只要能准确记录下该民族世代相传的口承文化，经过发掘、整理、研究，古文献和灿烂的文化就在其中。“比如，口承文学保留的远古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词语比较从文献中考察来得更古远，所以有人说，语言是远古文化史的化石。”③一部藏族口碑史诗《格萨尔王传》竟有200多部，少的60万行，多则100万行④。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宏富的长篇巨著。它属于藏族，也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文化瑰宝之一。白族的创世史诗也反映和包容了远古祖先的生产、生活、地理、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多方面的无尽宝藏，但至今还不能用白文记录，“抢救”只限于学者个人的活动。白族的神话、故事、诗歌等集成虽然一本一本往外编辑和出版，但那是用汉文译述的作品。汉文译述的作品，自然是个贡献，但其科学价值，与原文如同隔了一道厚墙。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白语及其所包容的语言学、音韵学、诗律学，以及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方面的价值。而与白族关系密切的彝族、纳西族，至今还能看到汉、唐、宋、元、明、清时的古文字著述，可以从语言文字出发进一步探讨其古代面貌，因为有古今对照的语言记录为基础。⑤又如哈尼族、拉祜族虽是解放后创制了民族文字，但已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准确地记录、整理、出版他们的创世史诗及其他有高度文化价值的口承文学，同样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白族在吸收汉文化方面，的确走到不少少数民族的前边去了，因而从语言至社会诸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就是没有文字作为依据来阐述各方面进步，无法用古今语言和文字作出结论，让人们看得见、读得出、摸得着。时至20世纪，世界和民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进步，尤其以往也缺乏民族文字的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获得独立后，开始创造文字，开始弥补旧文献的缺乏或不足。如墨西哥和秘鲁的许多民族在独立后已经创制和使用文字，使文字升为官方文字，用于文化教育，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原苏联的吉尔吉斯民族是在十月革命后的1924年后才有文字的。其书面文化历史仅有60多年。但吉尔吉斯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早在50年代就以自己的母语和俄语双语文创作和译作跻身于世界级作家行列。⑥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如今的吉尔吉斯文字已被全面应用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整个教育体系，有了完善的科学技术机构和文化机关。吉尔吉斯文字的功能完全可以与俄文相媲美。吉尔吉斯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但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且实行吉——俄双语文教育，通过俄文科普知识的吸收，吉尔吉斯民族素质得到了全新的提高与发展。经半个世纪的努力，历史上无文字的吉尔吉斯民族就跻身于有文字使用的世界文明民族之列了。在通常情况下，别的民族说白族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白族同志不会服气，会辩驳说我们有什么什么，但最关键的是拿不出物化了的语言文字证据，即白语原文著作。除了口头传承的极少数歌头能吟唱外，90%以上的白族人，谁也写不出自己的语言文字作品。哪怕是给外国人介绍，也只能拿出汉文意译本。人家说，这是翻译作品，原文呢？没有民族文献，这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只能排到没有进入文明阶段的后进民族的行列之中。没有宏富的民族文献，这个民族就自豪不起来，也就缺乏内聚力。要补上白族文献的不足，只有靠推行白文这一条出路。在汉民族的帮助下，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白族依靠白、汉双语文教育迅速繁荣和发展起来，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发扬，也就增强了白族本身的凝聚力。在通常情况下，优秀传统文化，从狭义上讲指的是语言模式所表达的民族文学和艺术形式。以白族而言，汉、白相杂的混合语言形态所体现的文学艺术形式构成了白族文学艺术品种的特征。具有这种混合特征的传统的民族文学与艺术作品的大量的保存、继承和发扬就会构建成白族的凝聚力。白族人要想看到这种作品的问世，只有靠白文书面作品的普及与流传。靠白文书面作品的流传再加上其他民族文字对它的译述，才能取得其他民族的承认。其他兄弟民族对白族文化的承认与赞许、移植，也就增强了白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社会主义的中国是56个兄弟民族的中国。任何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不到发扬和继承，不只是该民族的损失，也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损失。多民族共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无论汉族或任何少数民族，本应该这样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白族也毫不例外。
（二）必须完成“55个兄弟民族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素质都要与汉族相等”的现代化任务
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使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素质不断地提高，不能像目前这样，与汉族地区相差这么大距离。“必须完成”的前提只有使各民族使用同自己的母语相一致的民族文字。对于白族，当90%以上的人口都在使用白语作为思维和交际工具时，与白语相一致的白文就担负着这个“必须”的历史重任。白文也是中华民族的文种之一。这就是钱老强调的“各民族语言文字就应受到尊重”的社会现实的依据。就每个人的学历和实际文化程度所表明的文化素质而言，朝鲜族由于解放后实行朝、汉双语文教育体系，已经扫除文盲，现在正普及中等教育，初中升学率达到85.3%；全州现有11个用朝鲜语文创作演出的专业文艺团体；使用朝鲜语文的报刊有18种；1980年以来，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共出版朝鲜文图书4268种，15340860册；延边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播放的朝语节目增加到9小时50分钟；延边电视台每周播放8小时50分钟的朝语节目；州电影公司翻译了713部电影剧本，给442部影片配了音。“经济腾飞，教育先行”是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朝鲜族做得到的，白族也应该做得到。但我们必须有钱老这样的高度认识，并身体力行，否则只能是望洋兴叹，无济于事。
二、要重视马学良教授提出的“要把语言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观点
马学良教授的论述是接着钱老的论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阐发的。他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使我国55个兄弟民族经济水平和文化素质与汉族一起共同提高，首先要解决的是各民族使用文字提高科学文化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融会贯通，结合目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学良教授密切联系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建设，人类已经步入了高科技领域，针对只有竞争才能发展的严酷现实，提出：“我们要把语文科学转化为生产力”。“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目前主要应面向农村，因为农村有80%的农民需要解决文化问题。没有文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更需要解决文字问题。白族也如此。马学良教授在五六十年代根据中央的统一布置，率队为10多个民族创造民族文字，至今一直关怀着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在文章的开头他就指出：“这是语言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课题。”他总是站在语言学家的前列，及时向党和政府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供领导者咨询和参考。他在文章中指出：可喜的是，近年来，有的民族语文工作者在民族地区研究文字扶贫的问题。据李绍尼同志调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放了数目可观的扶贫款项和救济物资，但是一些文盲成堆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没能驱走贫困的恶魔。云南省澜沧拉祜族同胞，解放初期还处于原始公社制末期，80年代初期，许多乡村用拉祜文扫除文盲、科盲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如1986年募乃镇娜糯科脱盲学员通过学习拉祜文《简讯》上发表的“陆稻综试区指导材料”，大力开展科学种田，当年亩产达到500斤，获得了丰收。又如湖南省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板井村苗族根据苗文教材介绍的方法开展喂养水鸭试验，积极防疫，使400只水鸭成活率达90%，创下了当地最高记录；花垣县补抽乡大卡村猪瘟、猪丹毒流行，100多头猪染病，300多头猪面临被传染的危险，这在无苗文科普知识的村庄，难免是一场大灾难，但该村科普班老师龙老章及时组织学员分赴各寨抢救预防，经一个多月的努力，病猪已愈，瘟疫已止，为村民挽回经济损失一万多元。少数民族人民亲自尝到了科普脱盲的甜头，使民族文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力。这样的贫困山乡只要掌握了民族文字和科普知识，脱贫致富，解决温饱，只是几年的事情。
综上所述，铁的事实告诉我们：经济扶贫只是输血，而文字扶贫则是使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造血功能的工程。在社会主义国度里，它是脱贫致富的捷径，是使政府多快好省地完成扶贫任务的一门诀窍。
马学良教授最后总结道：“从这段报告中可以看出，千百万农民一旦掌握了文字，提高文化水平，有了科学技术，就能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加速社会的发展进程。近年来，在许多民族地区都有这类动人的事例。”
“把语言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学说。马学良教授说：“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历史文化通过他们的口承文学代代相传。”这个历史文化首先包括该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文化。对白族来说，就是白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方位的文化都包涵在口承文化之中。尤其在白族的山区，什么范围都可以唱成诗歌，这些诗歌正是白族文化的结晶。
对任何民族来说，创制民族文字和从事民族文字教育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研究过去。研究过去和运用于当代，都是为了推动当代社会的发展。今天的当代，随着时间的推进，都会成为明天的古往。说到底，使用白族文字，还是为了现在和明天。对白族来说，是要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白族，为建设好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添砖加瓦。白文能不能承担这个历史重任，按科学常识，按马克思主义学说，按文字的社会实践成果，应当是没问题的。可在白族，倒成了问题。在白族掌握汉文化的部分知识分子中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家语委副主任王均在第五次全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中指出：“几千年的习惯势力真是难改，还有人说‘至今少数民族经济落后了，为什么还要教落后的民族文字？这不是走回头路，让少数民族继续落后吗’，把与少数民族母语相适应的民族文字说成是‘落后的文字’，真是语言学上的奇谈怪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这种奇谈怪论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也没人这么主张。在美国，在加拿大，不少州政府都提倡和实施母语文教学与英、法语言文字相结合的双语文教育体制。美国民办的“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已有58年的历史，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6千余名语言工作者分散到世界各地，尤其到不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地区中“从事语言调查、文字设计、扫盲办学、编辑出版、翻译圣经等方面的工作。至1986年，该院已在35个国家为380种没有文字的民族设计了新文字，编写了教科书，并进入第2001种语言或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⑦墨西哥、秘鲁等国首脑都嘉奖过该学院成员为该国少数民族创制和使用民族文字的社会功绩。该研究院的一些成员在不发达民族地区一住就是10年、20年，直到该民族村庄或地区把民族文字使用于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并出版各种教材、文化艺术、科普应用书籍，使该民族尝到使用民族文字的甜头，使其永远发展下去，才回美国居住研究。这些，都值得持上述错误观点的同志借鉴和吸取。我们不能将先进当落后，也不能将自己的落后观点当成“先进”的意识。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主体民族至今已不存在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社会怪事了。无论是发达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落后的恰恰是单有母语而缺乏相应文字的民族。放着现成的与母语相适应的文字不用，而要去使用脱离本民族大多数劳动者口语实际的其他文字，这在启蒙教育或普及教育阶段，只能带来高投入，低收益，事倍功半，得不偿失。马克思主义是最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上只有这一条：“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巨大的进步。”（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法律、法规也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民族文字课本，用民族语言讲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行双语文教学，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要采取有效措施，多渠道、多层次培养民族语言和双语文教师、翻译、编辑和研究人员；增加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各种读物的数量，提高质量”（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以上政策和要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措施，有力地批判了“民族文字无用”的论调。实际上，马列主义语言学说是研讨和归纳了世界各民族语文发展法则的结晶。发达国家、发达民族如英、法、德、日、意、俄、以色列、朝鲜等国的主体民族的语文教育，莫不如此：在抓好劳动大众的母语文教育的基础上，再把劳动大众引向第一外语文、第二外语文的高文化层次上。这样民族文化素质提高更快，而不是缓慢。世界上任何文字都是民族文字，不存在没有民族标记的民族文字。汉文是汉民族的文字，会说汉话的人学起来用起来随心所欲；英文是英吉利民族的文字，他们用起来当然感到随心所欲。相反，叫操英语的人学汉语文，他们也叫苦。如果去考察在英语环境里长大的华裔少年的汉语文成绩（尽管实行了汉语文家教），其汉语文成绩远远不如在北京汉语文环境里长大的同年龄的汉族学童。语文和思维脱节会延误儿童智力开发，从而影响普及教育，这些连资产阶级都深信不疑，并且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简单道理，怎么就有一些汉文化水平高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想不通呢？为了民族，为了后代，劝同志们三思。
现在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把语言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白族而言，就是首先要重视“把白语文转化为生产力”。国家语委副主任王均在第五次全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上呼吁：“各级领导要抓的事情很多，但是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关系到祖国各民族的共同命运。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和脱贫致富，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点，尤其要放在特别紧迫的地位。作为文化科学知识和信息载体的语言文字，实在迫切要求各级领导予以充分而不是一般的重视！”
白语文完全能够承担吸收、转述生产、生活及社会各领域中的科技知识和信息载体的历史重任。白语文一旦被广大白族劳动者掌握，它就可以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中，一年登上一级新台阶，白族的经济腾飞也将具备深厚的文化素质基础。
注释：
① 《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第41页。
②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③ 《民族语文》1991年第5期。
④ 《西藏研究》1991年第4期。
⑤ 据《彝文金石录》（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1-3页）载文：已发现在贵州大方县境内彝文石刻名为《妥阿哲纪功碑》半残石碑一块。碑上有蜀汉“建兴”年号为证。碑记妥阿哲佐诸葛孔明南征之作为。把彝文创制年代提到汉代以前。199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导：湖南株州工学院汉族刘志一教授经分析考证指出：“古彝文约有九千年的历史”，“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被西方学者公认为是西方表音文字直接源头的古西亚苏尔线形文字和以栏线形文字，则比古彝文晚三千五百年”。
⑥ 《民族文字研究》1991年第1期第18页。
⑦ 《民族语文》1991年第4期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