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反思中的新拓展——“第二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理论论文,第二届论文,研讨会论文,青少年论文,深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0 文献标识码：A
今年正值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第二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的召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在致辞中阐述的，在这一时间结点上召开这样的研讨会，为进一步认识青少年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探讨青少年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契机。当前国外众多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精神特质和行为特征寄予越来越高的关注，国内专业的青少年研究者更加应该自觉承担中国青少年研究的重任，注意和观察当代中国社会与青少年之间的动态关系，立足于时代大背景讨论青少年基础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在上一届研讨会对青少年研究历史和现状进行宏大回顾的基础上，本次研讨会依然秉承理论与实践互相关照的视角，在主题的讨论上更加凝练精致和富有深度。
一、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否定性反思
青年研究的学科性一直是研究者关注和反思的问题。在第一届研讨会上，研究者指出，青年研究之所以处于弱势在于它没有自己根据学科对象而建构起来的独特的理论及其方法。因为缺乏元研究，使得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缺乏后劲，在一度表面的繁华和热闹背后，实质是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停滞和学理边际效益的减少。在本次会议上，研究者从加强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建设转入对青年研究学科建设何以可能的探讨。过去，对青年研究学科化的探讨一直聚焦于学科的内涵和意义，此次学者们则首先通过反向思维，对“学科(化)不是什么”进行了界定。
(一)学科化不等于独立学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陆玉林提出了青年研究学科诉求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也是最基本的层次，是研究客观化、规范化的问题，强调的是研究提供的关于青年的知识和信息必须可靠。第二层次，青年研究要有学科归宿，这与研究领域和研究者的身份相关。第三层次，成为独立的在组织体内的学科或跨学科。这一层次的学科诉求往往是权力博弈、人为建构的结果。是否学界倡导的学科化一定意味着要形成独立的学科？陆玉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不反对青年研究学科化，但是反对学科化就是成为独立的学科。通过对英美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分析，他指出，学科制度的优点是建立完整和融贯的研究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但同时也有可能使学术体制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如果学科化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沦为学科规训制度的产物，那么这样的学科化应当避免。
(二)学科不等于科学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沈杰指出，青年研究30年来的基本状况表明，其成果形态还只是一种话语，并未成为学科。他认为，学科不一定非要等同于科学形态，学科也可以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形态的。青年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形态何以产生？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可避免面对的学术尴尬是，目前的青年研究中还没有真正关于青年的专门性概念、理论和体系，没有关于青年的社会科学，有的只是话语。社会科学是现代性的伴生物，中国关于青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是和中国的现代性一起发生的。社会科学构建的基本原点是现代社会，是民主国家，中国青年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点应当是青年作为现代公民的出现。构建青年研究的社会科学要以青年的需求来思考，研究青年的社会心理、青年文化、青年的社会行动和青年发展的支持系统。
正如西方社会学者指出的那样，真正的理论应该是可以而且必须能被证伪的，理论必须有明确的解释边界和限制条件，一旦越界便不再成立。从这一角度而言，对“青年研究学科化不是什么”的探讨，凸显了研究者自觉的理论反思精神和对青年研究学科独特性的愈加清晰的把握。
(三)青年研究所处阶段之辨：前学科时代VS青年学后时期
当前的青年研究处在前学科阶段，这已不是新鲜的论题。早在上一届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已经主张，应该承认青年研究仍然处于一个前学科发展时代，无论从对问题的把握与分析，还是对学科方法论的建设，都远远没有达到一种成熟学科的要求，仍然处于相对毛糙与泛意识形态的阶段。本届研讨会上，华东政法大学姚建龙指出了青少年研究前学科阶段中存在的种种现象，例如研究者的独语现象，缺乏与其他学科对话，忽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吸纳；研究应用价值的缺失，研究中充斥“正确的废话”等现象。他认为青少年研究先后分为三个阶段：共青团学派，表现为学科的组织依附，高度意识形态化。注解学派，表现为解释社会热点、青少年政策。社科学派，表现为研究保持价值中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有“专业槽”和学科独立。当前的青少年研究处于前学科时代，换言之它“还未走出共青团学派，以注解学派为主流，正在走向社科学派”。
如果说上述对青年研究前学科时代的认定是基于对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的现实批判，那么浙江省社科院杨张乔教授提出“青年学后时期”的立足点则是基于青年研究学科化发展的未来谋划。杨张乔认为青年研究的学科问题、青年学的本质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反复讨论了多次，不能否定过去30年中青年研究已经积累的对青年学体系的探索成果。青年学后时期要在方法论、范式、层面以及学科组成上有所突破。首先，从对象立论走向方法论立论，形成以方法论为取向的青年研究学科化的理论基础。第二，提出不同的知识及范式，使青年学分支学科从广普性转向专业性。第三，把握学科的适用范围，在可导性的前提下实施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应然层面。第四，走向综合体系，在诸多青年研究学科化基础上，奠定青年学的母学地位。当前的社会环境从国家主义主导向市民社会过渡，过去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青年观受到冲击，国家主义在青年政策问题上的逐渐退位，青年的社会性不断增长，原先青年学中独立的青年概念受到冲击。因此，需要重新认识青年，认识青年学，走青年学从仿照、改造到创造的道路，要敢于构思新框架，从非独立性走向独立性，从非专业性拼盘走向有机吸收、完整创造，从理论梳理走向基础理论构建。
二、青年研究的学科要素探讨
任何一门独立学科在科学体系中都占有特定位置。这一位置主要因三方面因素而异，即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及方法论。这三方面因素可视为一门学科在科学体系中赖以安身立命的三大要素，简称为学科要素。继对“青年研究学科化不是什么”的探讨之后，学者们对“青年研究是什么”的剖析可以分别归纳为对学科要素的探讨。
(一)青年研究的对象
关于青年研究的对象，上一届研讨会上已经从青少年的年龄、特点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本届研讨会上，研究者更多关心的是青年研究的对象界定与研究实践的契合问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邓希泉副教授对青年研究的对象提出了四个疑问。青年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否可以统一？是否必须统一？是否必须与青年工作、共青团工作的对象同一？是否必须与国外青年研究的研究对象统一？对于上述四个疑问，答案都是否定的。标准多元化和区域差异大是导致研究对象不可统一也不必统一的原因。青年研究与共青团工作的对象可以协调，但不可以限定。运用国外标准来确定中国青年研究的对象限制了中国青年研究的独特性。当前，对青年研究对象的认识往往缺乏对青年本质的真正描述与研究。对于如何确认青年研究对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邓希泉提出了以下原则：研究对象之间的共同特征越明显越好；围绕研究对象可展开的独特研究内容越丰富越好；社会认同度越高越好；与开展的研究耦合度以及可类推的可能性越大越好。
姚建龙从研究一体化的角度提出，青少年研究的重心应是未成年人研究。他认为，青少年研究等于未成年人研究加上青年研究。这一研究对象的界定既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界定一致，又与青少年工作体制、时代特征保持了一致性。
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则从系统环境的角度指出，青年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为两大板块：着重对青年自身的研究，即着重对青年自身的心理、生理、价值观、思维方式的研究，简称向内研究；着重对青年与社会外部环境关系的研究，简称向外研究。
(二)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与学科性质
正如论坛主题“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的定位一样，基础理论研究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青年研究反学科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
什么是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陆玉林认为，基础理论分为两类：第一，由元概念和元论述构成的逻辑而系统的论述。例如哲学的基础理论中的元概念。第二，由特殊性的系列论述和假设构成的理论和陈述。在青年研究中，很难找到具有元概念的基础理论，但并不缺少由特殊性的系列论述和假设构成的理论和陈述。国际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魏雁滨就详细介绍了当代各种青年研究理论。以问题主导的青年研究理论包括社会学习论、认知发展论、压力论、社会心理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系统理论，发展主导的青年研究理论则包括社会资本理论、积极青年发展理论、全人发展理论、充权理论、参与理论等。不难发现，青年研究理论汲取了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养分，跨专业趋势明显，发展逐渐多元化。周中之进一步指出，青少年学是应用科学，运用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理论开展研究，要探析青少年基础理论，必须先从社会学等学科与青年学中的运用研究开始，然后概括出独特性的青年学基础理论。河南师范大学高中建教授提出青少年研究要完成四位一体的理论建构。其中元研究建构元理论、学科研究建构学科理论、专业研究建构专业理论、课程研究建构课程理论。他强调要加强元研究，深化青少年研究的“专业槽”。
过去在青年研究中一直有一种取向——力图发现和建构属于青年研究独有的基础理论。然而，就青年研究的理论来说，由于它涉及到对人的活动的解释，从而需要运用许多有关“人”的学科的概念与解释。青年研究需要基础理论，这个理论应该是吸收了众多学科理论的综合体。离开了这些学科的解释，青年研究只能对现象做出事实的描述，却达不到解释的层面。青年研究理论又不是对其他学科的直接演绎，青年研究理论中的命题可以追溯到哲学命题、心理学命题、社会学命题等等，但它已不是这些命题本身，并且这些命题的正确性并不能保证青年研究理论命题的正确性。青年研究理论是在对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有关人的解释的运用中来解释与青年有关的现象和问题。青年研究理论的形成，实际上在运用这些学科的解释的同时，也运用这些学科的方法。青年研究理论的这种特性，使它大可不必为自己不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感到沮丧，恰恰应以此为自豪：它站在“众人”的肩膀上——把许多学科集于一身，综合成自身的体系。
(三)青年研究的方法论
青年研究并无自己专享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它所适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定量研究、深度访谈、内容分析等，同时也为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所使用。青年研究的争议与其说在于尚未掌握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首先在于存有方法论的偏差。而这又具体体现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的把握是否适当上。
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主客二分的。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尽量以中立、静观的研究立场立于其所考察的对象面前，尽量避免研究过程对研究对象的扰动，以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呈现出客观性特征。这也是自然科学研究“求真”取向的一种重要的过程保障。遵循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而形成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化的呼声，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大加推崇。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只能“说明”，不能沟通。这种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对青少年研究的影响有目共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青少年研究中的应用不断被窄化为一种量化的取向，将青少年问题的复杂性过度简化，忽略现象背后的意义与价值，强调效果。不可否认，对于需要大样本的调查,必须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但不能满足于借此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实证研究结果只是研究的一部分，而非研究的全部。青少年研究的特点决定了其丰富性是实证研究所无法完全涵盖的。青少年研究天然含有价值引导的取向，青少年研究的对象是具有独特性和完整性的个体，青少年研究情境具有整体性。这些研究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介入研究，必须“在场”。在以“理解”为核心思想的解释学研究范式的不断影响下，近年来，青少年研究者在不断进入现场、参与青少年生活，人种志研究、质的研究、叙事研究、田野研究等研究方法在青少年研究中得到运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黄海以他所进行的乡村“混混”研究为例，认为要研究作为思想与行动复杂主体的农村青少年，尤其是年轻“混混”，首先就要深刻理解其行动逻辑、思维方式、生命成长历程与社会心理特征，并置身其乡土背景进行解释，而要达至这一研究目的，人类学的田野个案与解释性的叙事方式是一条可行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何绍辉基于对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之历程的阅读、理解和阐释，从社会认同角度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进路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并非一个问题群体所能简单概括，需要细致、冷静地观察与追踪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摆脱结构化的问题范式，走向一种过程性的理解范式。
解释学研究范式的适切性也受到种种质疑。例如黄海的自我反思：“‘混混’问题的非均质性、多样性怎样在一个小田野的经验中得到解释？……换句话说，微观与宏观，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怎么处理，经验的价值是仅仅局限于红镇这一小田野，还是力图也具有对乡土社会更为宏大的解释意义，是我们必须回答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解释学研究范式致力于研究社会脉络中日常生活的实际活动，其出发点是实实在在的日常活动，注意生活世界的独特性，致力发掘的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通则，而是能如实描述该实际活动的本质。这种思路虽然与科学实证主义进路不同，但却与其达致研究目标互为方法论补充。尽管如此，如何实现微观阐释与宏大图景的结合，仍然是不少研究者竭力探索的问题。
三、青年研究的路径选择
在有关青年的事件中，问题总是吸引更多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青年一代的报道和评价，否定和批判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虽然汶川大地震和2008奥运会中，中国青年一代的表现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并引起了民众对青年一代的重新认识，但是，青少年现象的问题取向，并不仅仅存在于大众和媒体的视野中，在过去对青少年的研究中，问题主导视角也一直占据主流。这一研究视角和路径选择深受以本质主义主导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对此上海社科院青少所副所长孙抱弘作了系统的论述。
(一)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交锋
孙抱弘认为，长期以来，本质主义一直是一种主流的哲学概念，而以此为基础的简单性思维方式也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的主要思维工具。直到今天，仍然影响乃至左右着青少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将青少年作为具有“实在本质”物来打造，坚信只要将揭示了人类本质与发展终极目标的理想、主义作为真理、规律灌输给年青一代，就可以不顾任何社会现实条件、排除任何文化环境的影响，培养出理想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一理念与思路反映在具体的青少年教育工作中，往往导致无视接受者的主体地位及其养成条件，以为用知识传授的办法、通过考试、考评以及脱离实际的种种“锻炼”，就可以像造物那样简单地完成教育青少年的工作。本质主义理念及其以它为基础的思维工具，在青少年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及其理论建设思路上的影响也不胜枚举。例如，以“××的一代”来抽象概括青少年群体特征，忽视了青少年群体小众化发展的态势。非本质主义的哲学立场，以生成、建构为理念，以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现实。在非本质主义看来，当代青少年的种种表现不是一种封闭的社会里的本质性的“实在”，而是一种开放社会中的过程性“存在”，是在与环境、文化历史乃至个人生存状况的关联互动中生成建构起来的，在不同生活背景、文化环境与社会心态的交叉关系中必有不同的表现。不过，孙抱弘并未简单地否定本质主义，他辩证地认为，确立非本质主义的哲学理念固然有益于用复杂性思维方式去思考青少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但倘若操之过急地对本质主义加以抛弃，有可能引发非本质主义成为新的变种的“本质主义”的担忧，以及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包括青少年教育理念)的合理化、合法化危机。
对此，河南师范大学高中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反本质主义既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否定，同样是对青少年研究意义价值的一种拒斥。当前青少年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对现象的堆砌与罗列，如对青少年啃老族、火星文、短信文化等等的研究,都显得过于热切与流于时髦，且只是浮于表面现象的解读，而在对青少年本质的分析上，却表现得尤为残缺和不足。他强调，虽然在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的后现代境遇中，对青少年现象的描述已实属不易，然而，决不能放弃解读青少年问题规律性的宏大决心与抱负，研究者仍需在青少年研究的定位、导向、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学术规范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二)问题与发展的对峙
在青少年研究路径的探讨中，问题和发展成为关键词。
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尽管青少年研究的理论发展趋于多元化，但在考虑应用青少年研究相关理论时仍主要有两种学术视角：问题主导视角和发展主导视角。问题主导视角的理论焦点集中于青少年问题,如青少年的反社会或越轨行为，着重探究补救性或救助性和预防性方面的介入政策、治疗策略和服务。青少年被视为无能、失败者、被动、欠缺自发、自律、不可信任和抗拒权威者，他们对社会构成威胁，对现存的社会价值和规范作出冲击，令人失望。发展视角将青少年研究的重点聚焦于了解青少年的资源和健康成长的需要、青少年的能力以及有助他们重构社会角色的渠道，肯定他们的自我价值、优势和自我醒觉。这种青少年研究视角的重大突破开拓了青少年理论研究的新空间，改变了人们认为青少年问题是青少年发展的唯一主要妨碍的观点，并接受积极的发展观也可以是预防青少年问题发生和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发展的有效策略。因此，研究如何发掘青少年潜能或能力、发展青少年健康情绪智商、充权、创意和探索精神成为青少年研究发展视角的核心要素。魏雁滨指出，青年研究必须对新的发展趋势做出回应，跳出传统的问题主导视角而走向发展主导视角。
南京师范大学花菊香探讨了实践中青少年研究之“发展”与“问题”视角的对峙与促进。她认为，发展是青少年研究中永恒的主题和目标，是青少年的一种需要也是社会的一种期待。发展是青少年的本质，在共同的发展中才有社会和青少年的真正发展。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也是社会焦虑和恐惧的源头。但问题也是青少年成长突破的契机。沈杰认为，青年的问题性，不是青年的责任，而是社会的责任。青年的一些行为，从当下看，可能是问题，从长远看，可能是最早的觉醒。
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在过去的青年研究中广泛存在，在涉及到看似弱势的青少年群体的研究时尤为如此。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青少年群体不但是发展的，而且是能动的。上海社科院程福财基于对流浪儿童的研究指出，随着儿童研究新范式的兴起，儿童并非如发展心理学或传统社会化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脆弱、非理性、自然、普世统一。儿童有他们自身的能动性，能够反思性地应对宏观社会结构与过程的制约。儿童研究者需要更多地考虑具体社会环境中的儿童自身对于自己以及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认识、理解与阐释，摆脱成人视角的限制,深入了解儿童的发展过程。
何绍辉指出，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中一直流露出悲观倾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是被当作一个正常群体或常规群体而是被当作一个问题群体、异常群体在研究。然而有可能很多问题本身就是研究者自身所建构出来的，研究者并没有耐心去观察和理解新生代农民工或农民工群体真正的生活情态，对他们在“想什么？如何做？”等等都知之甚少。
青年研究从问题导向向发展导向的演进，根本上是研究者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研究路径选择的结果，但这一问题导向的发展又反过来促使研究者更加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角色意识。发展导向要求青少年研究者必须是研究的体验者，从青少年的生活参与中发现和解决问题。青少年问题只能源于青少年本身。青少年不是被动的被研究对象，他们不断生成问题，形成新的关注点。研究者要体验青少年现象的情境性，把青少年现象中青少年的行为和事件同他们所处的各种环境和关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以揭示其行为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和意义。发展导向要求研究者必须是研究的反思者。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所发生的青少年问题或现象，表面上尽管相似，却又不完全相同。无论是定性或是定量的研究，都应该对所获取的信息有所分析、反思、证伪，不能迫不及待地转化为研究定论公布于世。发展导向要求青少年研究者必须将青少年当作研究的合作者，如何使青少年受益是研究者关注的价值问题。研究者不应把合作仅仅作为自己研究的手段，而忽略了对合作伙伴的贡献。即使是揭示“问题”，也应有积极的价值导向，而非“揭丑”。正如何绍辉所言，“如果一种研究策略成为一种污名化策略，其研究实践过程成为一种污名化过程，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添标签来完成，如此策略不仅有碍我们真正阅读、理解和阐释研究对象，亦给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带去了负面影响。也许，这样一种认知路径和方式该是收尾的时刻了。”
四、多学科视野对青年研究的启示
本次研讨会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来关注青年研究，拓展了青年研究的问题阈。
在研究的纵向时间维度上，深圳青年学院田杰从史学对于青年研究范式构建的意义出发，认为青年研究需要引进“史学范式”，即在研究过程中强化对历史的关注，强调历史感、历史意识、历史自觉、历史方法。在青年研究中引进“史学范式”，首先是扩展其历史视野，在历史中观察到青年的“出现”，其次是对“出现”做出解释。青年史不(再仅仅)是青年的人物传奇或英雄史诗，它是人类进化史和文明史的一部分，是人的自我和人的自然解放的历史，是人类由压迫、对抗关系走向和谐、伙伴关系的历史。这或许可以认为是青年史建构的一种理论上的价值取向。
从研究的横向空间维度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社会体系更趋复杂化、开放化和整体化。在全球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和日趋严重的这一背景下，青少年问题在两个层面上得到了放大、凸显和全球共识。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上海社科院陶希东从跨界区域治理理论视野来探讨了青少年研究创新策略。他指出，青少年问题及其研究，已经是一个跨行政边界的全球性、综合化的世界性议题，呈现不受行政区划边界限制而出现跨界扩散和蔓延的特征，例如恐怖威胁、青少年犯罪、流浪儿童等问题，这使得当面临一些跨界性的社会问题时，依靠传统的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社会网络的区域化协作型治理需求。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他指出了近30年中国的青少年研究具有明显的“条块分割”现象，缺乏纵横结合的青少年问题的区域研究或空间研究，对一些具有跨界流动性特征的青少年问题无法得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他认为未来青少年问题研究需要采用开放、综合、发展的理念；注重有关跨界青少年问题的空间研究；加强区域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合作研究法的运用。
除了时空意义上的多学科视野的介入，在针对青少年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上，与会专家分别从文化学、经济学、法学等视角加以阐述。周中之从大众文化与青年研究的关系入手，认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对青少年的心理、价值观、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外部因素。现在的大众文化是指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例如网络文化、影视文化、消费文化、动漫文化、手机文化等。大众文化对青少年带来的影响引起正负两方面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无论是认同“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还是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伪币，是一种精神鸦片”，客观的事实是青少年都无法拒绝大众文化，青少年研究无法脱离大众文化来分析青少年发展的社会环境。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洪守义提出从经济关系的视野来探索青年的参与和发展。从青年的发展过程来看，青年的社会角色发展、青年的生活消费方式、择业、择偶观均与青年成长的经济环境有关。姚建龙从法学视阈提出了青年研究一体化的观念与方法。这些多学科的研究视野为青年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上的借鉴。在社会科学中，理论之间的界线并非绝对，不同的理论常常相互借用、彼此交融。所以，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兴趣的内容进行调整，为不同的青少年研究课题选取合适的理论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