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深层结构性原因——从美日“新经济”转型的成败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结构性论文,萧条论文,成败论文,新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叶以来，曾因奇迹般的腾飞而使世界瞩目的日本，在20世纪的末叶却从经济的“优等生”跌藩为“蹲班生”，至今仍在经济萧条的泥渊中挣扎。与此相反，曾几何时似乎要被日本打败的美国，在此时却奇迹般地实现“新经济”的转型，把日本又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为什么日本未能像美国那样顺利地实现向“新经济”的转型？在这新旧经济交替的时代，我国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本文试图分析解决的问题。
一、20世纪末叶美日经济的盛衰交替
20世纪90年代，美日经济的盛衰形成鲜明的对照。1991年3月起至2000年底，美国经济连续扩张118个月，成为自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最长的一个周期。特别是1995年以后，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提高，美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大繁荣时代（参阅图1），出现的是高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物价一直稳定在2～3%之间，失业率也从90年代初的6%以上，逐渐降至1997年以来4%的水平”。（注：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0年第11期，第52页。）这是传统的“滞胀”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于是，1997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提出“新经济”的概念（注：引自萧琛《论美国的“新经济”和“新周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第5页。）力图加以解释。
图1 90年代美日实际GDP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http://www.amy.hi-ho.ne.jp/umemura/数据制作。
相比之下，进入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却每况愈下。1991年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出现三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图1和表2）。第一次是1991年3月至1993年10月，景气连续下降32个月，长度位列战后第二位；第二次发生于1997年5月至1999年1月，景气连续衰退20个月。不仅衰退期长，而且衰退深度更是连破记录。即实际GDP自1997年第4季度起至1998年底连续5个季度下降，同时，出现1997～1998年连续2年的经济负增长。这些都是日本在战后首次经历的事情。1992～1999年这8年间，日本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不足1%。
表1 战后日本的经济周期表
注：第13周期为政府暂定值。加括号处为学者推测值（见《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2年5月号16页）。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画厅调查局景气统计调查科。
自1999年1月开始的第13次经济周期，于2000年10月达到顶峰，只扩张了21个月，成为战后日本最短的一次景气复苏。这样，从2000年10月起日本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衰退。这一轮的衰退虽然在2002年第一季度触底，却使新世纪伊始的2001年度创下最严重的负增长记录，实际GDP增长率下降1.3%。
总之，9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一直是走走停停，复苏缓慢乏力，始终难以从萧条的泥潭中自拔，与如日中天的美国经济形成鲜明对比。人们痛惜日本“损失”了整整10年的光阴，有人甚至使用“第二次战败”来形容当前日本经济陷入的困境。对未来的日本经济，人们也普遍持悲观的态度。2002年7月22日，日本经团连会长奥田硕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对未来可能再出现10年的低增长，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二、“新经济”转型成功与否是关键
美日经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盛衰交替，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新经济”的转型。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主要来源于IT（信息技术）革命。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美国的经济增长、设备投资、劳动生产率、通货膨胀率、就业、企业利润、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电子证券交易、电子政府等许多方面反映出来。例如，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数字经济2000年度报告》指出，1995～1999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的近30%来自IT产业；另外，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发表的统计，自1987～1999年期间，美国的IT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13.7%。特别是1995～1999年短短的5年间就翻了一番。IT投资在设备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也由1987年的18.5%上升为1999年的45.9%。（注：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0年第5期，第15页。）可见，IT投资额已占美国设备总投资的半壁山河，这也成为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牵引力。IT投资直接促进美国的生产和流通部门的合理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IT产品价格的下跌也促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
表2 1993年以来日本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
* 为上年同期比，** 2001年为历年数据，▲为负数。
注1：数据来自《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0年10月号统4页；2000年度数据来自2002年5月号统4页。
注2：根据东洋经济《经济统计年鉴2000》第168页历年数字统计；2000年和2001年数据根据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2年10月号统46页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2年10月号，1993年和1994年度数据来自2000年11月号。
就这样，美国以硅谷为经济能量聚集中心，通过技术和组织创新，借助于风险资本与资本市场运作，利用将知识与信息融和为一体的知识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从产业经济到网络经济的革命性转变。（注：华民：《世界经济文汇》2000年第2期，第2页。）
而同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却因为设备投资需求疲软和个人消费低迷而增长乏力。具体情况如图表3所示。首先，民间设备投资自1993～1999年的7年间，有4年出现负增长。其中，1995～1997年虽有所增加，但1998～1999年又大幅回落，以至于1999年民间设备投资的规模只比1993年微增9.0%；而美国的民间设备投资，自1992年以后逐年大幅上升，1999年比1993年增加了83.6%。（注：根据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0年第10期统49页数字计算。）
其次，是家庭实际消费支出，日本这7年当中有5年出现下降，其余2年也只是微增不足1%；可美国的个人实际消费支出，自1992年起逐年增长，1993～1999年的7年间平均增长率高达4.9%。（注：根据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0年第10期统51页数字计算。）
三、目前日美IT产业领域的差距
由于这10年间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差距，日本在IT产业领域已经被美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下面就两国的有关指标进行比较：
1.IT产业规模。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到整个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注：萧琛：《论“新经济”和“网络经济”》，《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5-6期，第14页。）而日本1999年IT产业（含通信、广播、信息软件、信息服务、信息通信机器设备制造及租赁、电信通讯设施建设、信息通讯研究等等）的实际国内生产额合计108.9万亿日元，在整个产业中所占比重仅为11.4%。（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3年(2001)版通信白皮书》。）
2.IT投资规模。日本1999年IT投资总额为18.3万亿日元，在民间设备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仅为22.8%，（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3年(2001)版通信白皮书》。）与美国1999年45.9%（约为59万亿日元）的水平无法相比。另外，美国劳动人口人均IT设备、服务装备额为日本的2.6倍，所以，日本要想在5年内赶上美国，每年必须需要3.7万亿日元的投资。（注：［日］浅野彻，“信息通信产业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世界经济评论》2000年第9期，第43页。）
3.IT产业就业。美国1998年的IT产业及行业劳动者人数，已经达到740万人；而日本1999年IT产业的就业人口为393.4万人，在整个产业当中所占比重仅为7.0%。（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3年(2001)版通信白皮书》。）
4.电子商务规模。2000年日本的BtoC（最终消费品）网络交易额为6233亿日元，（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3年(2001)版通信白皮书》。）而1999年美国的BtoC交易市场规模高达340亿美元（约合3.9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的6.3倍。另外，日本的BtoB（中间产品）网络交易额，1999年为14.4万亿日元，相对于整个产业中间产品需求的3.3%，（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2年(2000)版通信白皮书》第1章第3节。）大大小于美国1998年6710亿美元，占全美企业间交易7%的规模。
5.信息服务市场规模。1999年，美国信息服务市场规模达2352.77亿美元，占世界市场的一半；而日本只有549.12亿美元（10.15万亿日元），不足12%，处于绝对劣势。（注：《信息服务产业白皮书2001》，日本信息服务产业协会编，2001年4月26日。）在全球销售额排名前50位的IT企业中，美国有36家，日本只有9家。（注：烟然：《新一轮的角逐》，《国际经贸消息》2001年1月18日第4版。）
6.IT产业融资。美国对通讯业、软件业以及信息处理业的投资，占整个产业投资的50%以上（图2）；而日本的相关投资还不满10%（图3）。（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2年(2000)版通信白皮书》第2章第1节。）
图2 美国各产业投资比例
图3 日本各产业投资比例
7.网络用大型计算机中央处理器。截止2000年1月，全世界共有7240万台，美国占有其中的73.4%，而日本只有3.6%，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则分别占有2%左右。可见，在网络方面美国拥有绝对的优势。（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2年版通信白皮书》第1章第1节。）
8.上网人数。根据2000年11月的推测，美国已达1亿5384万人，网络普及率55.8%，位居世界第2位；而日本上网人数只有4708万人，上网人口数虽然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但网络普及率仅为37.1%，居世界第14位。（注：日本总务省2001年4月24日发表调查结果。引自邮政事业厅《平成13年版通信白皮书》。）
9.信息通讯领域的研究技术水平。根据日本邮政事业厅进行的《有关信息通信领域的研究开发环境的问卷调查》，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在终端技术以外的几乎所有领域，美国都处于绝对优势，而日本处于劣势。例如在综合评价方面，61.6%的人认为美国处于优势，而只有4.7%的人认为日本处于优势；特别是在网络技术、存储信息支援技术以及卫星网络技术方面大大地落后于美国。即使在移动网络技术方面也略落后于美国，在光网络技术方面与美国旗鼓相当，仅仅在终端技术方面领先于美国。（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2年版通信白皮书》第2章第8节。）
其次，关于信息技术领域学术活动的水平，从1998年发表在IEEE（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2年版通信白皮书》第2章注18。）主要论文杂志上的论文数目来看，美国为547篇，占60.6%；而第3位的日本仅有64篇，占7.1%。而在IEEE制定的各种奖项（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2年版通信白皮书》第2章注19。）中有关信息技术的有11种，从1989年至1998年10年中的获奖者人数来看，美国最多达67名，日本只有8名，居第2位。可见高水平的研究者都集中在美国。（注：日本总务省邮政事业厅《平成12年版通信白皮书》。）
在上述IT产业各方面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也增长缓慢。根据日本社会经济生产性本部1998年9月29日发表的《1996/95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目前日本整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74%，农林水产业相当于40%，通讯运输业相当于66%，与美国存在极大差距。（注：《东洋经济统计月报》1998年12月号，第45页。）与此同时，在传统的制造业方面，又受到来自亚洲的竞争和挑战，其国际竞争力被大为削弱。
四、日本“新经济”转型滞后的结构性原因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战后从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目前仍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在进入90年代以后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难道日本足以向全世界夸耀的人力资源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吗？其实，日本“新经济”转型难，具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及传统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面，从经济制度政策和技术等各方面分别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泡沫经济”的产生和崩溃是“祸根”
在经济方面，最主要的原因首推日本在80年代后期发生的“泡沫经济”及其崩溃所带来的严重后遗症。首先，“泡沫经济”的发生，导致80年代下半期日本经济出现虚假繁荣，即过剩的消费、过剩的雇佣、过剩的投资和过剩的信用。所以，随着泡沫的崩溃，必然加深加剧经济的衰退过程。日本的各行各业处在这样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其投资热情和能力难免受到极大的挫败和抑制。
其次，泡沫崩溃的后遗症，造成大量呆坏帐的存在。这导致各经济主体的财务状况恶化，特别是金融部门的滞债问题严重。尽管这10年来，各金融机构使尽浑身解数，想方设法地冲销坏帐，但是据日本金融监督厅的统计，截止2001年3月末，所有民间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注：1998年6月22日成立的日本金融监督厅将资产审定的方式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为回收没有问题的良好资产；第二类为需要注意的借贷方债权；第三类为可能无法收回的债权；第四类为已经无法收回的债权。这次计算的就是第三、四类已经破产或者已经逾期未能偿付本息的“需要管理的风险债权”。）总额高达43.4万亿日元，（注：2001年8月2日公布。根据日本金融厅今年2月7日公布的最新数字，截止2002年9月底日本全国银行（含地方银行共132家）的不良债权余额仍高达40.1万亿日元。）开创1993年公布该数字以来的最高记录。多年来日本金融结构一直被不良债权所困扰，这无疑严重地影响到日本金融机构经营的健全性，成为日本的银行“惜贷”，中小企业“借贷难”的主要原因。这样引起的通货紧缩，十分不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新经济”的转型。
第三点，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还对日本的资源配置产生广泛而深远的不良影响。“泡沫”膨胀造成的资产价格上升，扩大了资产分配的不均，降低了劳动所得的相对价值，误导了各经济主体的长期投资行为。其结果是经营资源过度向证券业和不动产业投机性倾斜，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当时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都消耗在虚拟的“经济泡沫”当中，贻误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升级换代的战略时机。这也正是今日日本在IT产业方面没能跟踪世界前沿的内在原因和历史缘由。
（二）日本传统的经济体制出现“制度疲劳”
传统的日本经济体制，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前提和目的，配合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社会模式，这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时代。比如，日本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成“政治家—财界—官僚”的“铁三角”，导致国家施政以产业为中心，偏离消费者和整个国民的利益；传统的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的混合体制”，即计划和市场结合，属于追赶型而非自由市场型经济体制，行政干预过多，管制太严、太僵化。对民间实行“护送舰队”式超保护的结果，既束缚了民间的活力，又弱化了民间的能力；传统的财政体制，过度依赖国债，导致国家债台高筑，几乎丧失了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传统的间接金融体制，使金融证券信托业务分割，搞主办银行制，相互持股。既保护垄断造成效率低下，又导致“内部人控制”，侵害股东的利益；传统的流通体制，具有闭锁性、排他性，交易内部化。效率低，价格高；传统的产业组织结构，搞企业集团化、系列化，体制僵化，趋向保守和垄断，不利于竞争；传统的人事制度基本是终身制，论资排辈，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流动和创新性人才的脱颖而出；传统的决策机制禀议制，决策过程长，责任模糊，效率低；传统的科技体制，以模仿改良实用型技术为主。当本国科技高度发展后，既失去了模仿的对象，又没能培植出创新力。发明创造没有基础和后劲，经济也失去了增长点等等。这些体制、创新机制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方面的因素，极大地压抑了企业和个人的活力，弱化了市场的功能，损害了市场和竞争的效率，阻碍了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的成长。这许多在以前有助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东西，如今却成为严重的阻碍因素，造成目前日本在信息化、网络化和高科技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失利，已经明显落后于美国。
（三）日本政府政策调控的失误
这首先表现在日本政府对“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呆坏帐所产生的严重影响认识不足。日本政府在1991年度的《经济白皮书》中认为，“泡沫经济”的崩溃对个人消费的负面影响是轻微的，对设备投资的影响也不严重。在1993年度的《经济白皮书》中虽然开始承认资产的价格下跌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恶劣影响，但同时又说“这种影响在1993年以后就会消失，1993年下半年开始景气就会出现复苏的迹象”。直到1997年秋爆发金融危机，出现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以后，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使得呆坏帐问题的处理没有能够在90年代完成，以致“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进一步恶化，一直延续到今天。
其次，表现在日本政府对1996年经济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1995～1996年，日本经济出现了3%左右的增长率。这实际上是因为阪神大地震公共投资扩大，以及1997年4月起提高消费税率引致的提前消费等等特殊因素造成的。可当时的桥本内阁以为景气已经走上自律性回升轨道，采取了“优先财政重建”的政策。为此，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率由3%提高到5%，使国民税负增加9万亿日元左右。造成占日本GNP60%以上的个人消费立刻出现疲软，成为景气恶化的导火索。同时，大刀阔斧地出台了行政、财政、经济结构、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等六大改革措施。这样，政府的景气对策严重滞后，打断了复苏的步伐，使日本经济在1997年4月以后陷入新一轮更加严重的萧条。难怪有人说，这次的萧条应该称作“政策萧条”。试想，在政府重财政、轻景气的路线下，日本的国民怎么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地去迎接“新经济”的挑战呢？可见当时日本政府的施政是十分短视和消极的，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再有，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对“网络经济”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及时推动“新经济”的转型。甚至一直怀疑“新经济”，怀疑信息技术是否真正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到2000年7月，第二届森喜朗内阁才设立“IT担当大臣”和相关组织机构“IT战略会议”。同年9月21日，森喜朗首相才在演说中提出“IT国家战略：‘E—日本’构想”。2001年1月6日，新制定的《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才开始实施。可见，在IT产业的政策环境完善方面大大落后于欧美。
（四）日本的优势技术显现出局限性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实现的。随着大量从海外特别是从美国的技术引进、消化、改良和提高，日本积极地进行了技术革新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例如50～60年代的造船、LD转炉、合成纤维、晶体管收音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IC、电子计算器；70～80年代的汽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数控机床、产业用机器人、电子计算机主机、激光打印机、液晶显示屏、家用录像机、彩电、自动照相机、电子手表、CD、摄像机、彩色复印机、空调、收录机、微波炉、数码照相机以及环保、节能技术，例如脱硫脱硝装置、太阳能电池、火力发电等等。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新带动一波又一波的设备投资高潮，不断实现了纺织、造船、钢铁、机电、化学、机械、汽车、家用电器等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最终形成了规格化大量生产型的技术模式和产业结构。到70～80年代，日本的技术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在半导体芯片(DRAM)方面曾经凌驾于美国，一时间成为世界的技术强国。
可正是因为这些大量生产型技术在日本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所以，无论是从市场需求角度，还是从技术挖潜角度来看，都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和余地。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人们在过去十分愿意用彩电替代黑白电视，但现在却不那么十分需要用高清晰度彩电来替代一般彩电。特别是在景气低迷，收入预期不看好的时候；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与其进一步在日本国内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倒不如把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更加容易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因此，到了今天，日本企业强大的技术力量已经失去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余地（注：森谷正规：《日美：技术霸权的攻防—IT时代的主角究竟是谁？》第63页，［日］PHP研究所出版，2000年3月6日。）。
进入90年代，到了信息网络化时代，急剧发展的技术是依托因特网的信息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主角不再是存储器，而由个人电脑（PC机）使用的CPU（中央处理器）所取而代之，同时OS等操作系统软件也成为尖端技术的明星，PC机开始被大量生产和消费。而在这些方面日本企业没有占据技术的制高点，又输给以英特尔、微软、戴尔为代表的美国企业。
为什么日本企业没有能够赶上这一波技术革新的浪潮呢？究其原因，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网络时代的技术具有不同以往技术的特殊性。对此，有专家（注：森谷正规：《日美：技术霸权的攻防—IT时代的主角究竟是谁？》第73页。）进行精辟的分析指出，传统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技术是属于“机能固定型”技术，即基本机能虽然可以不断提高，但是其性质基本不会改变。例如汽车，再怎么改进，跑得再快，它的基本功用仍然是运输交通工具。也就是说它的用途是集中型的；而信息技术的突出特征是“机能发展型”技术，即其基本机能可以不断扩散、繁衍。例如计算机，在过去不论怎么大型化，它的基本机能还是演算，价格又昂贵，因此缺乏发展的空间。像通讯网络，也只不过是打电话。可是，到个人电脑的时代，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除了计算以外，PC机的用途得到不断的开发。特别是实现网络化以后，网络本身也是“机能发展型”的，从信息的获取，一直发展到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网上看病、网上工作、网上交友、网上娱乐等等，其用途不断繁衍发展下去。而这种扩散型技术的开发不需要大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大量的科研人才。所以，研究主体发生了变化，主力军成为中小风险投资企业。如此一来，美国人所具有的开拓者精神和大量存在的风险投资就迎来了开发奋进的时代。于是，经过努力美国成功地实现了信息技术的革命和信息产业的转型。
而日本擅长的是“机能固定型”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是HOW（如何做），即不断提高原有技术的性能和降低成本，而不是WHAT（是什么），即开发新技术和新功能。这种科研开发的思路是集中式的而不是扩散式的，特别是一直以来，日本都是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这种科研开发战略注定日本的技术只能是世界第二流的，永远不可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所以，日本人只熟悉规格化大批量的整齐划一的制造业的生产和技术，而不适应创造性开拓性灵活性小规模的非制造业、特别是软件业和金融业的经营和技术。
加之日本缺乏美国那样的风险投资意识和资本市场，人们无法也无力去大胆地进行信息技术的探险和开拓。在科研体制方面，日本由于组织人事管理上的“年功序列制”和过于注重上下秩序和相互协调的传统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忽略个性的张扬的教育方针，其结果不仅使日本人在思维上缺乏独创性，在实践上也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所以，为了谋求自由的研究环境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有能力的日本人纷纷转向海外发展。于是，那些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日本人大多是在美国进行自己的研究的。上述这些原因就使得日本没有能够搭上这趟信息技术的快车。
（五）在日本传统的社会文化土壤上“新经济”的生长极其艰难
如果深入剖析“新经济”的本质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质是“个性经济”。即在“整体化”日益加强基础上的“个体化”。所谓“整体化”，具体就表现在借助网络，我们在生活、工作、学习、沟通、经济、经营、政策、制度、乃至文化活动等各个方面的行为活动更加直接化、一体化、全球化；所谓“个体化”，具体指的就是个体人或组织的活动能力极大提高，个体开始对整体拥有发言权，行为活动日渐独立化、自主化和个性化。反映其本质，“新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直接经济”、“无国界经济”，其精神实质和文化特征是崇尚冒险、创新、独立和协作。要求政府实行彻底的放松规制及市场机制路线。要求经济体系自由化、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组织结构出现扁平化、虚拟化、分散化、小型化。产品和生产结构出现个性化、柔性化、虚拟化。对于上述“新经济”的本质和特征有没有清醒的认识，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实现“新经济”的转型。
对照“新经济”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到日本“新经济”转型滞后的深层原因还在于：日本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群体”特征明显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适宜于“个体”自由成长的社会。这个“群体”特征具体地表现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在经济体制方面，日本是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是“大政府主义”；在组织结构方面，日本社会习惯于组织大型化，纵向的秩序，等级森严；在产品结构、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方面，日本长期以来重视和擅长的是物，是制造业和硬件技术，即大批量规模化的生产；在行为模式上，日本人习惯于计划化、组织化、规范化、集体化，行为出现趋同性和保守性。在这样的社会中长期的压抑和束缚下，日本人缺乏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创新和冒险精神。习惯依赖于国家、政府和所属组织。直到今日，不仅还没有完全松绑，而且由于长期被束缚，即使是马上松绑日本人也已经不会“飞”了，将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这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可能会既痛苦又漫长。一些日本有识之士也指出，日本在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成为恶性的民族主义，只能延迟变革，更加落后被动。要想发展“新经济”就需要在转变思想和传统观念上下工夫。日本经济的结构改革必须是符合未来“全球化大竞争时代”的，必须改革以往把日本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日本股份公司”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