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的和整体的历史：西方经济—社会史初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人文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史初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社会史的英文原文是"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所以准确的翻译应是“经济与社会史”或“经济－社会史”（注：“经济－社会史”这一译法是齐世荣先生在2001年9月13-16日召开的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经济－社会史研究在欧美各国历史学界和高校经历了几十年不同程度的发展，至今仍方兴未艾。现在，我们愿借此机会对经济－社会史的来源、发展现状和基本特征做一概要性的述评，以进一步推动和开拓我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
一、西方“经济－社会史”的来源和概念
西方经济－社会史被公认是一个交叉学科，顾名思义，既离不开经济史和社会史，也不是二者简单的叠加，而是在一种现代史观的影响和推动下，经济史和社会史各自发展亦互动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从经济史和社会史在西方的发展说起。
关于经济史的起源，最早可追及到16世纪，比如布代等关于货币和价格的研究；有人则追及到17世纪，奇波拉认为，经济史建立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之上，因此经济史的起源是与17世纪经济学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并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与经济学一起得到发展。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斯密习惯运用历史来论证经济学原理，在他那里历史学和经济学是结合在一起的。而马克思在历史与社会经济分析的结合方面被公认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不过，一般的研究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在19世纪下半叶才形成。19世纪，史学比以前大为普及，这才在大部头的民族国家史里开始出现关于经济情况的章节，可仍未占据重要位置，更少有经济史专门著作。当时一般的史学著作中，书中4/5的篇幅用于叙述国家与政治，而经济、社会、思想、艺术则一起置于书的末尾。皮埃尔·肖努认为，真正的经济史实际上在1890年以前尚未面世（注：皮埃尔·消努：《经济史：成就与展望》，雅克·勒高夫：《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在英国，19世纪末牛津、剑桥大学开设经济史课程，都在历史系，属人文学科，相沿至今。从1910年起又在曼彻斯特大学，然后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设立了经济史讲座教授。一些重要的经济史杂志也创办出来，如《经济学伦敦学派》和《经济史评论》等。法国、德国的经济史也是在人文学院讲授。在年鉴学派的推动下，法国经济史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1929年，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经济与社会年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视野更为宽阔，不仅重视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还重视人们精神状态的研究。法国的经济史研究别具特色，为日后经济－社会史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伏笔。惟美国，自1893年哈佛大学设立了经济史讲座教授，经济史课程多设在经济系，也有设在历史系者。经济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民不聊生，又有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社会上层都认识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进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经济史和计量史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在高校历史学科中，相当一大批学子以经济史为研究方向。据统计，1961年，法国历史本科生中40%的毕业论文和41%的博士论文涉及近现代经济史。
70年代起，法国经济史的研究开始退潮。到80年代，经济史的失宠已是公认的事实。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维埃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经济史的重要性在历史的分化中已经相对减小了”（注：帕特里克·弗里登森和安德列·斯特劳斯主编：《19和20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巴黎1987年版，第406页；转引自沈坚：《法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概述》，《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杂志《社会经济史杂志》也于1982年停刊。在英国，经济史学家威尔逊与哈德温评论说，80年代经济史在大学的消退比10年前最悲观的预测还要快些。经济史教授席位一直空而不充，经济史院系被压缩或合并。1978-1982年短短四年间，大学全日制经济史教师席位丢失了21个，占总席位的9%（注：见《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85年第2期，第48页。）。科尔曼在《历史与经济的过去：经济史在英国的兴起和衰落》（198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指出，这个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历了繁荣时期，有大量的著作出版，近年来出版的论著虽不少，但高质量的、引人入胜的作品却不多。代之是美国模型学派的兴起，它是一小部分专家运用高技术手段处理资料的收获，这些书很难读懂，所以渐渐失去了读者群。奇波拉评述说，该书所说的英国情况，可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史在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不同程度的危机（注：见齐波拉：《经济史导论》(Carlo.M.Cipolla,Between History and Economics,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巴色尔·布莱克威尔公司(Basil Blackwell Ltd)1991年版。）。
经济史在西方史学界衰退的原因十分复杂，科尔曼指出了原因之一。计量方法的采用，曾给欧洲史学注入生气，在美国则引发了新经济史和新政治史，被巴勒克拉夫称为“计量革命”（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然而好景不长。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量史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首先，计量方法的引入带来另一种倾向，即经济史唯科学的倾向，或经济史与历史学脱节的危险。由于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学派的著作越来越倾向于逻辑、数学的方法，埋头制造模型，静止分析，完全脱离了历史的基础，也进一步影响经济史，加深了后者的困境。那种认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变成了和物理学一样的科学的观点（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Karl 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伦敦1960年版，第60页。），也受到质疑。奇波拉认为，应用逻辑—数学的分析方法考察物理世界使伽利略和牛顿革命获得成功，但它并不能解决生物世界和经济社会世界的问题。即使在计量史学家内部也对计量史学方法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失望。拉杜里在80年代初曾一改60年代的对计量方法的迷信心态，提醒人们：不要一味追求计量史学方法，以前推行这种方法是一种“偏向”。美国计量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也不得不承认，计量史学方法不能保证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笔者认为，经济史学在欧美退潮，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现代史观的推动和发展，比如年鉴学派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知道，推动并改善经济史的年鉴学派，其创始人尽管想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的一些观点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结构的重要性，经济的重要作用，生产者群体是历史的主角，把握历史的全貌即整体历史观等等。被称为大学近现代经济史奠基人的拉布鲁斯研究的问题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如经济指数和经济制度，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特权等，他晚期作品和其他一些法国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一样，成为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前奏。
令人感兴趣的是，当经济史向社会史靠近的时候，后者也在向前者敞开大门。
西方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在历史学中，社会史是一个颇难界定的学科。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直到50年代，社会史还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他说，“我们也许可以把1958年《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看成是第一本专门化杂志”。屈威廉曾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在西方名重一时。但现代历史学家批评屈威廉的社会史概念完全离弃经济生活，容易使社会史的研究零散化、表面化。经济史研究中的数理化、模型化倾向，西方整个历史学研究中重分析、轻综合的倾向，在社会史研究中均有程度不同的类似问题。西方新史学中的社会史对经济生活的重视，最为引人关注。当时社会史著作开始溶入经济分析的一些内容，如古贝尔的《17至18世纪的勃维和勃维人》、巴埃雷尔的《15至18世纪的下普罗旺斯乡村》和拉杜里的《15至18世纪的朗格多克农民》等。1665年，在法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拉布鲁斯这样解释了关于社会史学的研究观点：“一种新的社会史开始了，这种社会史与全新的经济史和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这种社会史的目标除了研究社会集团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外，还要研究它们的经济、社会和心态的关系”（注：转引自沈坚：《法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概述》，《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显然，经济史和社会史正在演变为一种全新模式，它们相互衔接与交融，一个新学科已呼之欲出。
我们认为，一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最终总是以其社会需要为基础，经济－社会史亦如此。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一些弊端，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分支如经济史过分依赖计量和技术层面，脱离历史与人文思考，丧失读者群，自身也走到尽头；另一方面，有一种重分析、轻综合的倾向，碎化历史，难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历史和现实，更难以从宏观上把握越来越一体化的发展趋向。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社会史的出现和发展，是西方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人文化的结果，也是社会总体描述和总体把握的需要。显然，经济－社会史是观察社会、表述社会和揭示社会的新视角。
为纪念英国经济史学会成立75周年，2001年刚刚出版一部关于经济－社会史的最新论文集(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该书扉页上的题辞是：“在本书，100多位历史学家表达了他们对该学科（经济－社会史）的热情与理解。”这表明，经济－社会史在英国，在西方方兴未艾，充满活力；同时它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其定义是开放的。
该学科难以界定，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或者是交叉学科，还在于它既是一个学科，又是一种史观，一个流派。它反对经济史研究中的唯科学倾向，亦反对社会史研究中的碎化倾向；它涉猎范围颇为宽泛，经济、技术、家庭、制度、法律、宗教等无不在其视野内，而诸种因素的焦点或纽带则是社会上的人及其社会活动。笔者称其为“人文的历史”，不仅相对唯科学的史学而言，还有人本、以人为中心那样的含义。这种史观在法国年鉴学派，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那里都能找到其鲜明的踪迹（注：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对如何撰写民众历史的观点不完全一致。年鉴学派史学家们虽然提倡重视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与思想，然而往往把其抽象地归结为精神状态中、大众物质文化史、生态史或历史生态学。）。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个突出贡献是采取“从底层向上看”的方法。具体说就是把劳动群众看作是历史过程基本的和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不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而且在政治和精神领域内都作为一支基本力量参与了整个历史过程的创造。因此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能与社会上的人尤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观念和活动相割裂。显然，以社会上现实的、历史的人的研究为纽带，透视社会整体，是经济－社会史学科一个颇为鲜明的特征。
对于经济－社会史，目前本人还不能形成一般意义上的严格概念，只能谈我所理解的或者说我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史研究。在对英国及西欧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探讨中，我发现诸如劳动生产率、储蓄率一类的经济指标固然重要，可以成为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但是，劳动生产率、储蓄率一类的经济指标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因此它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社会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题。经济不能解释一切，也不能决定一切。经济－社会史提供了诸如社会转型这类长时段社会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所以，笔者所理解的经济－社会史即是，从个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出发，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中叙述和诠释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
二、西方经济－社会史的发展现状及展望
下面，我们主要以英国为例，看看经济－社会史在西方的发展现状。
在英国，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调整，出现了一批经济－社会史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一大批颇有质量和影响的作品。在国际史学界久负盛名的英国《经济史评论》自70年代开始将其研究范围扩展到社会史。正如瑞格雷(E.A.Wrigley)教授在1999年发表的《〈经济史评论〉过去50年回顾》一文所指出，翻阅该杂志第26卷以后的内容，选题明显发生变化，社会史的内容逐渐增多，如社会福利、家庭、女性、劳工、宗教信仰等。《经济史评论》日益成为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共同舞台，或者说成为一份经济－社会史杂志（注：里格：《过去50年回顾》(E.A.Wrigley,"the Review during the Last 50 Years")，资料来自：http://www.ehs.org.uk.）。接下来，《经济史评论》的一个标志性变化是，在1991年（第44卷），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封面设计，首次在封面上增加了一个副标题——“经济与社会史杂志”。英国经济史学会还将自己的目标明确定位于“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史研究，建立同从事该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以及学生的更加紧密的联系”，并且进一步加强与“抱有同样目的的其他学术团体合作”。目前该学会除《经济史评论》外，其他重要的刊物还包括：《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新发现》与《经济与社会史领域中的女性》等。前者每年出版两期，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英国自20世纪50年代出版不定期丛书《经济史研究》，1974年起更名为《经济与社会史研究》(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995年起又更名为《新经济与社会史研究》(New 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在近年面世的这套丛书中，有我们熟知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如希尔顿(R.H.Hilton)的《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The Decline of Serfdom in Medieval England,1983,Macmillan)，桑德森(Micheal Sanderson)的《1780-1870年英格兰的教育、经济变迁与社会》(Education,Economic Chang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780-1870,1995,Cambridge)，瑟斯克(Joan Thirsk)的《英格兰的农业区域与农业史》(Agriculture Regions and Agrarian History in England,1500-1750,1987,Macmillan)等。以“经济与社会史”为题的丛书还有其他多种。尽管20年代就有美国学者J.W.汤普逊写作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和比利时学者H.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等，但经济－社会史学科在70年代正式形成后问世的、以经济－社会史命名的通史或断代史著作，却有着崭新的内容与风格。如80年代出版的福林(Michael W.Flinn)《英国经济与社会史》(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1987)，蒂普顿(Frank B.Tipton)《欧洲经济与社会史》(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1987)，希尔(C.P.Hill)《英国经济与社会史》(Brita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700-1982,1985)。还有经济与社会史专题研究成果，如90年代出版的道顿(M.J.Daunton)的《进步与贫穷——英国经济与社会史》(Progress and Poverty: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700-1850,1995)。在法国，有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合著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以及莱昂主编的《世界经济与社会史》等，近年我国都有中译本问世（分别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版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从学科教育体系上看，经济－社会史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目前，英国的许多大学都设立了经济－社会史专业，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埃克斯特大学、莱切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约克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达拉姆大学、霍尔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利物浦大学、苏赛克斯大学、伦敦大学等。这些学校可培养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不同层次的经济－社会史专门人才。牛津大学每周举行一次经济－社会史专题研讨会，并在英特网上定期公布研讨和讲座题目。从可查询的1997-2000年的研讨题目看，经济－社会史的探讨范围涉及经济发展；农业、工业、贸易与金融的变化；人口；国家社会政策；家庭及社会关系；女性问题；科学、生态史；习俗与信仰等各个方面。每个小学期都设有一个研讨主题，围绕主题每周安排一次讨论。例如，2000年1-3月设定的主题是“家庭的建立和解体”，每周一次的研讨题目分别是：家庭生计与消费、英国中部地区的家庭构成（1930-1960年）、20世纪婚后性行为的变化、避孕药的后果、现代早期社会的私生子、英国家庭的长期趋势、战后家庭建立与解体的趋势、离婚的趋势等，由此可见该专业研讨之深入。此前一年即1999年1-3月的研讨题目则是：人们对自然环境态度的变化、想象与现实中的森林、土壤的改善与使用、水域的控制、乡村生态环境史。此外，还有精英人物与非精英人物死亡率的差别、英国饮用咖啡习惯的早期传播、经济增长与健康的相反关系、英国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死亡与性别、19世纪埃及的旅游业等，可见该专业视野之宽阔。而且，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社会史的重心已经转向社会。
还有一些大学专门成立了经济－社会史系，大多建立于20世纪下半叶。如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利物浦大学和莱彻斯特大学的经济－社会史系是较为知名的。经济－社会史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很有特点的，它以历史学为主线，同时包容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力图通过不同学科背景的互动与交融，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长时段变化。“经济－社会史概论”是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专业2000-2001年硕士核心课程之一。这门课程共讲授12周，分两学期进行，内容包括社会科学中的哲学与方法论，涉及认识论、客观性和因果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等问题；包括经济学，涉及芝加哥学派、科斯理论、“白搭车”概念等；包括社会学和阶层社会学，涉及家庭、财产、性别，以及马克思、韦伯和图尔干等人的理论；还包括人类学、认知心理学和计量方法等。这样宽厚的课程体系设计，不仅在传统的历史学中颇为罕见，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也是少见的。
经济－社会史的兴起，除历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外，还与市场的人才需求变化有关。经济－社会史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与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时段趋向，而且还使他建立起一个合理、系统的知识结构，容易适应和跟进迅速变化的社会。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拥有60名专业教学和研究人员，是西方经济－社会史教学和研究中心之一，在2001年的该校学科介绍中，特别指出该专业作为历史学分支，成功地将学术性和应用性结合起来：“所研究社会变化的模式不仅关系过去，而且关乎现实社会的形成。所以，经济－社会史能够帮助学生准备必要的知识结构，以理解当代世界，并面向未来。”具有四百年悠久历史的著名学府爱丁堡大学，是英国高校中创办经济－社会史系较为成功的一个。据该校毕业生工作状况的跟踪调查，经济－社会史系的毕业生就业面广，竞争力强，工作成绩显著，大多受到雇主的好评。从跨国公司、英格兰银行，到政府部门、教育科研单位、欧盟农业委员会等机构，都可看到经济－社会史系的毕业生。市场需求又有力支持了该专业的发展。
我们认为经济－社会史学科在我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它的整合性、综合性以及它所强调的长时段和渐变性等特点，对长时段、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如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专业手段和观察视角；它较成功地运用多种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研究手段，也为我们改善历史学，进一步开拓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此外，我国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以及二者的结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近20年取得的新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总之，我们有理由对经济－社会史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