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改革——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的主要内涵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空间正日益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版图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全方位的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这一进程给人类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带来深刻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化是西方意志的反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政治传统、文化精神、体制，甚至国家主权都面临西方意志的冲击。全球化对于中国体制改革的要求并不是仿效发达国家已经给出的规则和模式，而是创新发展自己的有效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指经济层面，也包括政治和社会层面。这是从功能到结构、理念到机制的革命。
一
全球化的过程是市场关系国际化的过程。这是一种由外在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交往等构成的自发和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财富普遍增长的同时带来国际关系中利益和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这一现象的克服，不仅要从国家间合作和国际制度建设上寻找对策，而且政府要通过其社会公共政策来承担责任。当代社会的本质是全球交往的社会，进而构成不同于私人领域的公共空间。在开放的公共空间继而形成多极主体基础上的全球性交往共同体，从而整合生成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全球化作为不可逆转的浪潮，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全方位的。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不断强大和扩张，国家的领地被逐步否定。对此，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批判成为最有影响的否定。这主要集中在：①市场以效率的名义削弱着民主的合法性，形成少数精英窃取公共权力的潜在危险。②市场侵蚀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民主理念。财富的多寡成了衡量个人成就的惟一标准。③市场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存在。
不仅如此，全球化还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因而，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留住资本来降低资本运作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的。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的劳工队伍迅速扩大，而第三产业的多变性和分散性以及移民增长，使得劳工的集体力量呈分散态势，难以从整体上组织成抗衡资本的能力。
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应在与资本主义的交往、联系中壮大和发展自己。这是因为，当今社会主义的出现不仅是作为解决垄断资本主义面临的首次全球性危机的根本出路，而且也是东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最佳选择。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消除阶级以及其他各层次的差别、压迫，实现不同层次、领域中不同主体间的平等，实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改变了由西方主导世界进程的一元格局，限制了资本的过度膨胀，遏制了西方力量在全球的扩张。况且，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对于推动全球的和平与发展，扩大平等参与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必须在与其他制度竞争比较过程中进行自我创新。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主动地加入全球化进程就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化是全球化题中应有之义。当今社会主义的兴起，并非生产社会化、市场化充分发展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倒是生产社会化、市场化发展不充分的产物。当今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通过消灭资本占有的私人垄断性质，彻底还资本的社会化本性。改革开放既使得中国全方位地进入全球化进程，同时也使其从全球背景中获得了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知识以及变革的理念。经济上，中国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使中国经济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给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政治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冷战”结束，并与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结为战略伙伴关系。思想文化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扩大，国外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逐步被引入。
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代价是昂贵的。一方面，要加快自身发展，尽快赶上和超越控制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需要接受主要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制度、国际标准、国际规则。但是，目前民主、人权日益成为西方大国手中的强权工具，西方国家甚至企图将人权置于联合国的权威之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期待着从全球化交往和开放中获益，但全球化进程的实践及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不同效应，实际上也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全球化对中国的效应是双重的，即机遇与挑战并存。所谓机遇，就是人们借助微电子、信息网络、经济市场化，加快中国自身发展。所谓挑战，就是来自西方的经济霸权，不仅危害中国经济有序而正常发展，增强中国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国家主权的脆弱性，而且意味着会淘汰某些社会规范形态。
二
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层面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原苏东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资本主义嬗变。尽管在90年代中期，中欧地区左翼力量重新回升，但也改变不了其皈依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势。
全球化对中国改革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冲击是强大的。这些影响和冲击主要表现在：
全球化是在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中国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意味着与全球化的进程更加密切。我国20年来的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的，即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变化上，各项改革一直在政策—功能层面产生作用；而进入体制—结构层面迟缓。经济改革主要是各种鼓励性的政策激活了被压抑的资源及其能量，调动了各方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随着改革深入，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全球化要求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结构，实事求是地创制一个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独立自主地制定一个有效的发展战略。相对而言，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获得了比较效益，利用世界资源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迫切需要调整和完善的问题：一是对外开放的质量和结构的水平不高，特别是国民经济的总体素质、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竞争能力都比较低。二是对外开放的手段单一，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新要求。因为国际竞争不是个别领域的竞争，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安全、科技、地缘等各个方面的综合竞争，也是人类价值观、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多层面、多领域的竞争。三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强烈的挤迫。因为全球化使经济传递和同步性加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彻底崩溃和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体制改革和创新选择弹性更小。
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资本力量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要冲破国境的界限，实行经济一体化、非国家化。传统的在一国范围内，属该国所有、受该国法律调整的经济模式，由于跨国资本的介入、股份制的发展，受到了挑战；国家主权本身也受到挑战。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在全球生产结构取代各国生产结构的发展变化中，全球经济的基本结构日益从世界政治结构中分离出来，并且超越了世界政治结构的范畴。市场力量正在取代国家权力特别是政治和军事权力而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为了适应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增强国家机器的灵活性，提高国家干预的效率，使中央政府集中力量保证国家外交、经济的稳定，加强本国高技术的研究开发，发达国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扩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承担公共事务的权限，甚至为适应区域一体化的需要，欧盟成员国出现了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欧盟实际就是国家主权和职能转移的产物。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概念中经济因素含量将不断增长。我国应十分关注自身的经济安全，其前提是国家主权的独立存在和行使不受威胁。
全球化对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施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其脆弱性、敏感性往往使各国经济安全关联系数增大。一国发生经济危机会迅速殃及他国及整个世界，这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特有的内在矛盾和弊端及其政治表现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集聚之际，要注意提高我国政治安全程度，警惕由金融危机而引发的政治风险和政治危机。
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和政府能力远不能适应政府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新的要求：①政府职能过于宽泛，界限不清，降低了政府对社会的调控能力，影响了政府的权威性和社会动员能力。②国家权力膨胀，社会生活国家化，经济活动政治化。③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较低，权力过分集中，内部职责不清，机构低效运作，影响政府自身的领导能力，降低了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
三
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双重的。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改革姿态，从本国国情出发，兴利除弊，寻求与全球化结合的最佳方式，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
1.明确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
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学习和适应国际活动的各种规则，树立起全球意识，即要从全球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中国既不能奢谈自己的强大，也不能妄自菲薄。中国是一个不断改革并且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达到了极限，而是尚未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尚未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新的条件下审视我们追求的价值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体制。要坚持从国情出发制定独立的发展战略，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审慎而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进程中机会与陷阱总是并存的。我们既不能因机会而人为改变与国情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也不能因陷阱而不敢改革创新，人为重复他人的发展轨迹。中国只能从国情出发，在学习借鉴中寻求规律性，走独立发展之路。
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由于全球化主要在发达国家的国际制度安排下展开，参与全球化的所有国家必须遵守已有的规则，甚至还会因此改革经济运作制度。从长期看，加快自身发展，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出路。目前，要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在民族工业组织化、规模化方面下工夫。要盯住世界高新科技潮流，通过引进高科技，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全球化使得影响国家利益的变数增多、更富有弹性，外部因素对国家利益影响作用上升。同时，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手段也发生了变化。对中国而言，政治稳定是首要的价值选择，否则会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更谈不上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因而，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值得强调的是进入全球化应遵循收益原则。如果代价或成本高于收益，那么全球化对中国这个主权国家不是福音而是祸害。
要争取全球化进程中的应有地位。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性经济组织，争取世界规则制定权，学会维护自身权益，以保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动权。在创造条件推进商品和资本自由化的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双赢，中国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和维护。
2.改革和创新政治体制，加快政治发展
（1）调整政府职能。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国际经济相对依赖程度提高，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加之，世界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制度安排中“强权逻辑”的存在，这就更加突出了政府职能的作用。对此，一是政府不仅要治理本国范围的市场失灵，而且要治理世界市场失灵，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克服全球外部性等。二是政府实施赶超战略，对本国经济发挥导向职能、驱动职能。三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迅速地发展和扩张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四是政府承担起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职责，提高政府保护国家利益和民族权益的能力。
（2）提升政府能力。全球化过程中， 国际金融机构十分重视投资风险与政府能力的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竞争秩序、促使市场主体遵守市场规则负有重大责任，必须具备强劲有效的政府能力。从经济调控的角度而言，主要指财政能力、金融能力和行政能力。这些政府能力必须通过三个方面的改革来实现：一是高效、协调的政府，二是行为规范、廉洁的政府，三是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和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些目标是提高政府能力的标志性前提条件。
（3）创新政治思维。 全球化客观上要求民族国家改变对抗性政治思维，确立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积极争取人类共同利益的政治思维。全球化为寻求各国、各民族的共同点提供了可能。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等西方国家将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以冷战思维指导国家间的关系，从而给全球化抹上了浓厚的西方化色彩。当代全球性社会中，人们必须创新政治思维，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评判人们的行为和活动合理与否、正当与否、正义与否的最高标准，解决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
四
推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治改革，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趋利与避害的关系。
1.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的运动趋向，不是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不断地以消极的形式否定和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它本身范围内的消极的扬弃终将达到极限，从而使突破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积极扬弃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这一意义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不过是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进一步准备客观物质条件。全球化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总趋势，而是把这种趋势置于更广阔、更明显、更深刻的背景之下。
全球化绝不表明社会主义将被其湮没、吞噬，而只是表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应主动在与资本主义的交往和联系中壮大和发展自己，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社会主义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趋利避害，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使自己得到更快的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竞争中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苏联东欧剧变以来的状况表明，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只是以往社会主义体制和存在方式的结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运动和社会形态都没有被消灭，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改革开放，开拓了社会主义的新局面。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使中国社会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走出僵化体制，形成一种富有活力的内在转化机制，又通过向全世界开放，而获得一种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
2.趋利与避害的关系
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受支配地位。为此，发展中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今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并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形态受到严重冲击，意识形态的作用被淡化、削弱，国家主权与治权之间的非对称性、非均衡性十分突出，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拥有特殊的后发优势。在西方大国推进商品和资本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在推进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中争得机遇。
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在融入国际政治、经济潮流的同时，必须坚持国家的主权。主权标志着一国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力，治权是政府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权力。由于主权与治权的不平衡性，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可以出让一部分治权，以分享人类的共同利益，即以最小的政治代价换取最大经济利益。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的某些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道德规范和文化教育制度等，其合理因素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吸收和利用。应当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稀释直至消解全球化给非经济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当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适当扩大政治、社会、文化等非经济领域的开放程度，推进社会均衡、全面地发展。
必须加快中国的政治改革步伐，及时清除政治体系和管理体制中的非现代因素，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程度，抓住全球化给社会主义中国带来的机遇，使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壮大，形成趋利避害的良性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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