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结构升级转换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需求论文,结构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施了“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一度在2010年回升至10％以上，但此后开始一路下行。至2015年，经济增速仅实现6.9％，为过去25年的最低水平。经济增速的持续减缓，促使我们反思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从需求面入手、“大水漫灌”式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以及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面临的障碍。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①应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对过去数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三期叠加”和“新常态”判断的进一步探索和升华，是全面深刻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现实经济中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而提出的治理方略。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者们做了深入研究。杨伟民认为，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包括企业内部、企业间和产业间的要素配置结构的优化组合，其政策手段是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打破垄断、放宽准入、激励创新，化解过剩产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结构性问题。②胡鞍钢等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首要目标是做“减法”，去结构性产能过剩。③李稻葵则认为，“十三五”期间，政府可以从增加公共产品提供、加快产业新陈代谢以及利用科技改造生产结构等三个方向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④可以看出，上述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和生产供给面来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⑤。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结构，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也不应忽视需求侧消费结构的转变升级。应该在需求结构转换升级的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以实现“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 为此，本文将着重从微观消费结构升级转换的视角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认为，当前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清楚地认识由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过渡阶段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转换及其趋势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围绕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演变进行，淘汰落后产能，构筑新增产能，借助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市场开放等相关措施，构建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后的产品和现代服务供给体系，增加有效供给，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二、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产品供给与消费需求结构的失衡 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因素。杨振指出，当前中国除钢铁行业外，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纺织、食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均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已成为制约中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顽疾。⑥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行业的产能都出现过剩。张卓元指出，一些高端行业的产能，如集成电路、发动机等反而是严重短缺的，甚至在某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内部，一些零配件供给也出现短缺，如风电设备总体过剩，但其内部控制系统、叶轮等零部件却还需要进口。⑦现代服务产品中供给不足的现象更为明显。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资源产品为例，城乡居民看病就医难、养老难等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难题。因此，可以说，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并存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⑧。 造成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原因，是中国现有供给体系未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导致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⑨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可以分解为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两个层面。就外部需求而言，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接连爆发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滑。尽管国内工资成本的持续上涨，已经使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急剧萎缩，但是，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因而长期粗放式外向型生产体系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扩大内需来消化。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顺利地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升级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并逐渐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其内部需求结构也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第一，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的居民消费结构，逐渐转变为服务消费与实物消费并重的消费结构。经过三十多年来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中国正在逐步由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实际上，东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已经接近或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因此，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除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之外，居民越来越多地追求更为高端的服务产品需求，包括健康、便捷的生活方式，优质的教育、娱乐及文体产品等等。2014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食品、衣着及家庭设备用品支出的占比约为44.37％，居住和交通通信支出的占比为35.69％，分别比2013年下降了0.27和0.11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以及其他商品与服务支出的占比为19.94％，比2013年提高了0.38个百分点。对于这一消费结构变化，周学将经济发展阶段、宏观收入、宏观生产与宏观消费的变化联系起来，提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宏观消费的产品是不一样的，认为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一国的宏观消费主要是以重型消费品为主，而到了高收入阶段，一国的宏观消费将转变为以服务为主。⑩贾康等同样认为，以家电、住房、汽车等大宗耐用品为主的消费基本走完排浪式的消费历程，中国居民的消费正走向个性化、多元化和服务型消费。(11) 第二，在实物性消费方面，居民消费对产品品质、品种、规格和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以往用户对于淘宝、天猫、京东等网站的评价多集中在价格便宜，近期则开始关注产品质量的好坏、安全与否等等。以往出境购物的品种，多以奢侈品为主，现在出境购物则逐渐蔓延到日常用品。从奶粉到厨具，从马桶到电饭煲，近些年来有关中国居民出境“海淘”的报道较多。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居民的需求偏好已向发达国家的普通居民趋近，由此对产品品质的要求也在提升。 在上述内部需求结构变化后，现有的以水泥、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与房地产业、交通运输设备业息息相关的行业产品为主的产品供给体系，以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低质低价产品供给体系，以及以出口加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外向型产品供给体系，没能跟上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步伐，因而造成产品库存高企、产能过剩严重，“出口转内销”的战略实施也不尽如人意。在1999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所有工业行业的产品库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1％，其中与房地产业、交通运输设备业息息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均出现较高的产品库存年增长率，如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16.3％，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13.7％，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为22.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为17.2％，家具制造业为15.0％。此外，与出口加工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关的行业也有较高的库存增长率，如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4.0％，农副食品加工业为15.9％，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为15.9％，食品制造业为13.0％等。 如果从经济发展导致需求结构转换的角度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上述这些产业不仅要去库存，而且要去产能。因为随着消费需求结构的进一步转换升级，这些产业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缩。 以房地产业为例。首先，从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看，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就已达到32.9平方米，基本接近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12)，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其次，从未来数年的住房需求看，对房地产的需求趋于见顶：(1)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所出生的适龄买房人口(出生于1983～1990年之间)的刚性需求正在减弱。(2)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其扩张速度将放缓，由此“城市新市民”对房地产的消化能力在下降。房地产市场库存的高企、供需格局的反转以及房地产企业对未来需求扩张预期的弱化，都会削弱企业的投资积极性。2015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约为9.60万亿元，同比2014年仅名义增长1％。(3)从更长期的视角看，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观察，随着一个国家逐渐由中等收入国家向更高收入国家跨越，居民以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等为主的重型消费结构将逐渐被现代服务产品消费所替代。(13)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能在未来五年内顺利跨过人均GDP10000美元的大关，那么，住房消费的需求将随之减弱。换言之，即使当前靠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促使房地产业去库存顺利完成，但这或许是未来几年的需求提前释放，房地产业作为重要支柱产业的时代将成为过去。此外，一般消费品产业、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为其提供服务的上游产业也将面临壮士断腕式的去产能或产业转移。 与此同时，中国当前代表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产品如医疗、教育、文体、健康、休闲等现代服务产品供给却严重不足。到2014年，全国实际人均GDP已比1978年提高19.79倍；而同期，全国中小学在校师生比、每万人拥有医院数和病床数指数分别仅比1978年扩大1.67、1.96和3.17倍。现代医疗卫生、教育资源的供给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步伐。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对于上述现代服务产品供给的投资比重反而在持续下降。2014年，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对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等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的投资比重约为27.3％，如果再加上与之配套的道路运输业和铁路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该比重将进一步增加到33.7％，已超过同期对制造业投资的占比(33.3％)。换言之，以住房、交通为主的重型消费品依然是当前中国投资架构的核心。而在现代服务业中，对教育、卫生行业的投资占比却分别由2004年的3.05％和0.71％降为2013年的1.24％和0.60％，远远落后于对房地产业、交通业的投资占比；2013年对文体、体育和娱乐业的投资占比也仅为1.12％。(1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已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而旧有产品供给体系没能及时跟随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做出调整，从而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形成与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人们追求更高生活享受、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本能息息相关，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因此，要破除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难题，还必须在淘汰过时产能做“减法”的同时，围绕经济由中高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阶段居民消费结构转变升级的方向，加大投资力度，构筑新增产能，用“加法”纠正产品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的扭曲失衡状态，重塑经济增长动力。 三、过渡阶段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转换升级 (一)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15) 利用1992～2012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八大类消费品人均支出的调查数据，可以描绘出二十多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轨迹。 第一，食品支出比重大幅度缩小。1992年，城镇居民的各类支出中，食品支出占52.9％，到2012年，食品支出仅占36.2％，下降了16.7个百分点，年均下降约0.8个百分点；同期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比下降幅度更大，由1992年的57.5％下降到2012年的39.3％。调整支出统计口径之后，2013年和2014年城乡居民食品支出占比进一步下降。其中，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比分别降为30.1％和30.0％，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占比分别降为34.1％和33.6％。 第二，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比稳中趋降。其中，城镇居民这两类支出在前十年持续下降，到2004年前后，开始出现回升，但基本维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2012年，城镇居民衣着支出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的占比分别为10.9％和6.7％，较1992年下降了3.2和1.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这两类支出占比的变动幅度更小，1992～2012年衣着支出占比仅由8.0％降至6.7％，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比则由5.6％微升至5.8％。 第三，交通通信和居住支出显著扩大。城镇居民的这两项支出占比之和已经超过食品支出占比，约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一强。其中，交通通信支出方面，城乡居民的支出占比均呈现出持续上涨的趋势。城镇居民由1992年的2.6％，快速提高到2012年的14.7％，农村居民由1992年的1.9％提高到2012年的11.0％。在2013年统一城乡住户调查、调整相关统计口径之后，居住支出占比跳升到23.3％，成为仅次于食品支出的第二大支出，2014年小幅回降到22.5％，且农村居住支出占比由2012年18.4％上升至2013年的21.1％。 第四，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拐点出现在2002年，在占比最高达到15％之后，其比重开始逐步下降，近几年基本稳定在12.2％左右；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最高占比出现在2003年，达到12.1％，随后逐渐下降，到2012年，比重回到7.5％，基本跌到20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2013年调整口径之后，比重提高到10.1％，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第五，医疗保健支出城乡间差异明显。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比自1992年开始出现连续13年的上升之后，从2006年开始缓慢下滑，直到2012年仍处下降趋势，2013年调整口径之后，进一步下滑到6.1％。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则基本保持上涨趋势，从1992年的3.7％，一直升到7.5％，增长超过一倍。二者趋势差异可能与2005年之后实施的存在城乡差别的医疗保险制度有关。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医疗保障要优于农村居民，从而导致城镇居民个人承担的医疗卫生支出增速放缓。 总的来看，过去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顺利突破贫困障碍，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一是食品衣着类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原来近七成以上，逐渐降到五成以下；交通通信和住房的支出大幅提高，逐渐成为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消费结构的演变，基本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预期，也与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一致。当一个国家由贫穷向中等收入过渡时，随着资本财富的积累，消费者会逐渐降低对食品、衣着等满足最基本生存需要物品的消费，而逐渐提高对更高层次的实物消费比重。这就从需求层面解释了中国的汽车和房地产业在过去二十年间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恰恰是因为居民对交通和住房的强烈需求，使得一旦制约这两大产品供给的体制性障碍被突破，两个产业很快就发展起来，并迅速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二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产品的支出比重较低，不及全部支出的20％，并且从趋势上看，自2002年以来，这两类支出的占比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住房、交通通信等现阶段居民主要消费项目占比提高带来的挤压，此外也与这些服务产品本身的供给机制不畅、价格高企息息相关。 (二)未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转换升级(16) 从现有的消费结构出发，未来五到二十年，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将会如何进一步演变呢？理论上而言，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由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过渡，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开始由以实物消费为主转变为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渐趋服务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17)对比韩国的转型发展经验，这一判断基本成立。 2014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项目的三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约为19.9％，大约相当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18.8％)。2014年，中国以2005年价格计算的实际人均GDP是3862.0美元，与韩国在1981年的实际人均GDP(4151.2美元)基本相当。而自1981年起，韩国的实际人均GDP在八年内增至8158.1美元，并于1992年跨入万美元俱乐部行列。伴随经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教育、健康、文化娱乐及杂项四项支出的比重也由1981年的18.8％，迅猛提高到1989年的28.6％，2009年进一步上升至33.8％。韩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及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的轨迹提示我们：未来五年到二十年内，随着中国经济由中等偏上收入逐渐向高收入水平转变，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支出比重将大幅度提高。 从韩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各项消费分类支出比重变化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80～90年代，伴随着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过渡，韩国教育文化娱乐健康支出和住房交通通信支出都迅速增长，并在90年代初先后超过食品服装的支出，但是，住房交通通信的支出占比在经过长达23年的提高之后，自1998年起开始下降，并延续至今，而另一方面，教育文化娱乐健康支出占比则保持上涨趋势，二者差距迅速缩小。 事实上，这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逐渐偏向以教育文化娱乐健康为主的支出构成变化情况，不仅仅发生在韩国，在其他转型成功的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如日本、美国等，也同样如此。日本在1980～1995年人均GDP迅速提升的时期，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及杂项支出的占比也由1980年的23.3％快速提高到1990年的29.4％，增加近6.1个百分点，随后一直保持平稳上升势头。美国的情况更为突出。1970～2008年，随着人均GDP的持续上涨，美国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健康等支出占比稳步由1970年的28.2％，提高到2008年的45.3％，大幅增长17.1个百分点，其中，自1998年开始，美国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健康等支出占比超过食品服装住房交通通信支出占比，成为居民支出构成中的第一大支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今后十年之内，随着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十三五”期间人均名义GDP将突破10000美元)过渡，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出现新一轮的升级转换：即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逐渐转变为以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服务消费将逐步替代已高速增长近二十年的住房交通消费需求，成为未来十到二十年之内中国经济主要的新增消费需求动力。 四、以消费结构为导向，发挥市场作用，借助体制改革进行供给调整 根据居民消费结构转换升级的方向，可以清楚地给出下一个阶段供给侧结构调整的着力点：一是去库存、去产能，即去除旧有产品供给体系所产生的过剩产品和过剩生产能力，如钢铁、水泥、煤炭、房地产、纺织鞋帽等；二是增加投资、扩产能，即在高质量实物消费品和现代服务品领域，要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形成有效供给。然而，要顺利实现这“一减一加”的供给结构调整，并非轻而易举。 在去除过剩产能方面，能否按照现有的政策安排，主要依靠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加以调整呢？从以往的经验看，情况不容乐观。杨振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的产能过剩已历经数次政策干预和宏观调控，但整体治理效果却收效甚微。以钢铁、电解铝、水泥三个行业为例，自2003年起就被国家列为产能过剩行业，而直到现在这三个行业依然是产能过剩行业的典型。(18)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产能过剩治理政策主要基于供给侧的产能供给管制，其运转机制遵循“产能审核—判定过剩—分配指标—逐级淘汰—过剩缓解”的治理程序。尽管从逻辑上看，这一程序能够优化产能治理，但现实操作中，往往在各个环节都会出现难以控制的问题。比如，产能审核往往保护了既有相对落后的产能和技术，难以动态界定产能过剩的标准，分配指标过程中滋生了腐败和暗箱操作，往往牺牲掉经营效率较高的企业，等等。这些都造成以政府管控为主导的去过剩产能方式，不仅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可能进一步保护了与政府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和相对落后的产能。 破解上述难题，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将比看得见的政府调控之手能够更快、更好、更彻底地实现供给结构调整。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顺利跨越贫困陷阱，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供给结构的匹配，其主要动力来自当时居民消费支出逐渐转向以住房、交通支出为主，中国在房地产行业实行了市场化改革(19)，在交通行业尤其是汽车行业较早地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合资经营，极大地释放了住房、汽车等相关产品的供给能力，满足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变迁，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率使用。而当前阶段，由于医疗等行业长期以非市场形式存在，缺乏运用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而主要依靠看得见的手进行管制，一方面，通过资源垄断限制供给，使得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又由于行政价格管制扼杀了价格对垄断行为的制约作用，进一步放大需求，造成更为严重的供需不匹配。因此，要调整当前的供给结构，使之与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转换相匹配，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市场开放等相关措施，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淘汰落后产能，构建能够满足新消费结构的产品和现代服务供给体系，形成有效供给，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经济持续减速的背景下，单纯地去产能只会引起叠加性的需求下降，造成经济螺旋形下滑，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本文通过解释当前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指出，旧有产品供给体系无法满足居民消费结构转换升级的需要是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关键因素；同时，结合其他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演变事实，认为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将逐渐由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转变为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的消费结构，并且服务消费将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主要新增消费需求动力。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转换背景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如下： 第一，供给结构调整应当以当前发展阶段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转换为方向指引，在做减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做加法，做除法的同时做乘法，在运用加法进行供给结构调整的同时扩大需求稳增长。中国自2010年人均GDP跨过5000美元之后，便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向现代发达经济过渡。由于同期又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过多地关注国际金融危机这一来自外部的周期性冲击，忽略了发展阶段转换所带来的结构性、体制性调整需要，主要关注扩大总需求的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发展内在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延缓了发展阶段转换亟待进行的结构调整及体制改革，从而导致当前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经济增速不断下行的局面。然而，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所产生的内在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它体现为在经济不断下行的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速度的差异。根据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向现代发达经济过渡这一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转换趋势，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运用加法增加有效供给、调整供给结构，能有效地扩大内需，实现经济运行的正向循环，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 第二，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供给结构方面的作用。这既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和乘法操作，做到有的放矢，进一步明晰供给侧结构调整工作的重点和方向，同时也可避免过剩产能问题的循环出现，使得新形成的供给能力与消费需求相适应，实现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推动新消费、新消费倒逼新产业产生的良性产业演进过程。 第三，对于一个具备广阔内部市场的国家而言，在借助外部市场和工业化顺利跨越贫困增长阶段之后，其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应转向国内，因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是非均衡发展下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而非周期性和外部性冲击。当此之时，增加投资、扩大需求是稳定经济增速的必要之举。在投资品价格为负数的情况下，增加投资更是经济之举。问题在于，这一投资虽然扩大了当前需求，但却必须立足于未来，根据需求转换的发展轨迹，以调整供给结构为导向。因此，在加快去除过剩产能、去库存的同时，需要放长眼光，围绕未来五到十年、十到二十年的市场消费需求结构趋势变化，打造新兴产业，突破体制瓶颈，补齐供给短板。 本文执笔人：王燕武、龚敏、卢盛荣、李文溥。王燕武，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龚敏，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卢盛荣，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文溥，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注释： 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②杨伟民：《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管理》2016年第1期。 ③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④李稻葵：《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视野》2015年第12期。 ⑤《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 ⑥杨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理论视野》2016年第1期。 ⑦张卓元：《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经济日报》2016年1月11日。 ⑧杨伟民：《中国供给侧至少存在六大问题》，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1118/195023796473.shtml，2015年11月18日。 ⑨张卓元：《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经济日报》2016年1月11日。 ⑩周学：《构建“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兼论破解我国内需不足的方略》，《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4期。 (11)贾康、冯俏彬：《“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12)用于得到上述判断的文献资料，引自白雪、王洪卫：《住宅产业综合测度方法研究——基于恩格尔系数与人均住房面积模型分析》，《财经研究》2005年第9期(转引自关柯、芦金锋、曾赛星编著：《现代住宅经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3页)。 (13)周学：《构建“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兼论破解我国内需不足的方略》，《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4期。 (14)数据来源：整理自CEIC数据库。 (15)本部分数据来源：整理自CEIC数据库。 (16)本部分韩国、日本和美国的数据来自UNDATA、CEIC数据库。 (17)周学：《构建“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兼论破解我国内需不足的方略》，《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4期；贾康、冯俏彬：《“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18)杨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理论视野》2016年第1期。 (19)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了分步提租、交纳租赁保证金、新房新制度、集资合作建房、出售公房等多种形式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思路；10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提出了“多提少补”或小步提租不补贴的租金改革原则；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标志着住房改革从探索和试点阶段，进入全面推进和综合配套改革的新阶段。 (20)《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标签：消费结构论文; 产能过剩论文; 结构性改革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有效供给论文; 实物投资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行业背景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