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与改良——20世纪中国第一次会计学术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会计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代表人物；潘序伦与徐永祚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蜂拥而至，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终于走向尾声。民族资本的兴起，动摇了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的根基。
应迅速发展的工商业的需要，西方先进的会计技术和方法首先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公司、洋行以及被帝国主义控制的我国海关、铁路和邮政部门得到应用。
一批受西方经济思想影响较深的学者纷纷发表译著极力推崇西方会计思想，主张在中国应用借贷记账法。而当时，古老的中式簿记仍在国内公务、公营和民间流传，有一定的市场。
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面对中式簿记存在的账目不清、科目不明、记账不便等弊端，是顺应世界潮流，摈弃中式簿记推行新法，还是借鉴西式簿记的优点，对传统中式簿记进行改造，以适应旧式职员的传统习惯，围绕西化与改良，中国兴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会计学术之争。到30年代，争论的规模和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西化和改良是会计界两个学术派别的论争。西化派的代表人物是著名会计学家、教育家潘序伦先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是另一位著名会计学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徐永祚先生。
争论的主要问题：记账方法、四柱结算法与账簿
这次争论主要是围绕改良中式簿记的一些原则问题而展开的。
一、关于记账方法，改良派认为、收付和借贷仅仅是见解不同，无实质性区别，收付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是有收有付，收付相等，实质上等同于西式簿记。以“收”“付”作为记账符号符合国人的习惯，且改良中式薄记以现金收付为记账基础，突出了现金是最可宝贵之物，中西两者可以同等对待，长期共存。西化派并不否认改良派的成果，但指出，改良后的中式簿记，达不到西式簿记那样科学完善的程度，改良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远来看，排斥借贷理论，另立一种收付理论是不正确的。且以现金为记账基础，对于非现金或转账交易的处理以及现金反方向过账，既无理论依据，实际上也令人费解，它比借贷要复杂得多。因而，收付记账法不是一种科学的簿记方法，应予废弃。
二、关于四柱结算法，改良派认为，四柱结算法是中国历史对会计的一大贡献，其“效用之大，罕与伦比，西式簿记尚未有此结算法”。改良四柱结算法与西式试算表，在检查会计记录以及计算方面有无错误是完全一致的，且“四柱结算法可以表现一个期间收付数额进行比较以及经过和结果”，比仅反映一个期间借贷结果的试算表要优越。认为“不仅中式簿记有采用之必要，即西式簿记亦有仿行之价值”。西化派认为，改良后的四柱结算法实际上是试算表的变形，改良派过分夸大了它的作用，且改良四柱结算法统辖的总分类账中不设现金账户，这是不完整的。
三、关于账簿，改良派认为西式簿记中合理有效的东西可以借鉴到中式簿记中，把中式账目进行适当的分类，给账簿规定格式，可以根据业务性质和繁简确定账簿组织形式，通过改良，保存中国旧的簿记格式，把单式簿记改造成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复式簿记。指出中式簿记不能废，也废不了。西化派认为，旧式簿记直写不便于多栏式登记，也不方便合计和过账，改良簿记对账簿的分割不胜其烦，不符合“经济”原则，易重复，不便查阅，且交易难以在账簿中得到整体表现。主张废除中式簿记，实行借贷会计。
地位：开中国会计学术之争先河
两派学术之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在“统一会计制度”中，既采用了借贷记账法，又承认改良了的中式簿记，并在商业学校课程中专门作了阐述，这场争论才告平息。
参与这场争论的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双方均采取了友好坦诚的方式，互相尊重，各自都从学术上肯定对方的优点，阐述自己的立场。
改良派立足于记账主体，因人而改，符合当时的国情。徐永祚先生及其追随者努力促成了改良方案在小型和私营企业的实施。徐氏《改良中式簿记概说》成为“中式簿记历史上留下的唯一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西化派着眼于记账的客体，从加强企业管理角度出发，采用科学的记账方法来处理经济业务，得到了许多工商企业的赞同。
双方关于记账方法的争论解放后又被学者重新提起，成为第二次学术争论的主题之一，到80年代才有定论。
今天，我国会计理论与实务已经走上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道路，国际协调是各国会计努力的方向。潘序伦先生三、四十年代的预言“簿记这一经济管理的工具，必然要走世界共同一致的道路，中国不可能用独异的方法”得到了应验。由于他对中国会计事业的非凡贡献，潘序伦先生被后人尊称为“中国会计之父”。
这场争论是本世纪第一次，也是中国会计史上第一次争论，它开中国会计学术之争先河，从此，中国开始了会计领域的理论研究的探讨，并逐步取得显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