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方华[1]2003年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创立者的马克思的思想的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所面临的重要理论课题。列宁在阐述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和意义时这样说过：“这个理论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112页)，“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诞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留下系统的论述，其丰富、深刻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内容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总结和体会。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做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来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和历史定位、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建设，仍然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不少专家、学者已取得和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再研究、深研究，甚至重新研究。本文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力图从更广更深的角度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一、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目的在于既证明马克思这一理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基础，又弥补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研究背景和过程进行系统分析的空白。 二、突破了把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概念拘于生产关系的研究局限，论证了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层面阐述社会经济形态的思想，也由此表明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唯物性、实践性；突破了对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内涵进行单一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局限，从社会经济形态的纵向历史和横向构成两个角度的综合分析上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也由此表明马克思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完整性；突破了单一的层面的研究局限，创新性地分析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层次论，也由此表明马克思这一理论的丰富性、适应性。 三、从历史的纵向和世界的横向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和特征，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基本问题。 本文的主要分析方法是:①把社会经济形态的过程论、结构论、层次论相结合，不仅分析社会经济形态的纵向发展历程，并且分析其横向构成形式，还分析其历程和构成的内部层次，从而使马克思相关的丰富而多样的论述统一到一个整体中来，以便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思想;②把理解马克思的论著资料与体会其思想逻辑相统一，既广泛引用马克思论著的众多原文原句，又充分领会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内涵，在研究其论著资料中体会其思想内容，在分析其思想逻辑中运用其论著资料，以达到客观、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思想;③注重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相一致，既尊重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又联系社会实践，特别是当今时代的现实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 本文的体系构成是:在导论部分界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和内涵，指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上篇中分析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社会基础、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在中篇中系统展析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纵向分析、横向分析和综合分析的内容;在下篇中在总结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思想方法后，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和建设要求。 本文主要的思想逻辑是:从分析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本性入手，然后确认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为主题，再进一步论述生产劳动是人和社会的本质、本性的必然表现，又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的必然形式和途径;在分析人们的生产劳动中分析人与自然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横向结构、人和社会经济形式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部层次的不同历史形态的纵向过程，然后归结到人口、物质、精神三种生产的共时性结构和历史性过程，明确人类社会正处于物质生产时代与精神生产时代的过渡时期;最后根据人类所处的时代的特征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应有的指导原则、基本指针和发展战略。
王增剑[2]2015年在《马克思三形态理论中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中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不可动摇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此重要,表明它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某种特殊作用,由此也促使人们去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要完成怎样的历史任务。尽管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理论来源,但马克思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对市场经济历史地位的论述,也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论依据。毕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也是市场经济,只有从理论上弄清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立足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经济形态将由商品交换关系处于从属地位的自然经济阶段,发展到商品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阶段,再到商品交换关系处于消亡状态的产品经济阶段；而分别以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产品经济为基础而形成的三大社会形态,也将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而依次更替。其中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与第一大社会形态相比,它体现着巨大的历史进步；而对于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来说,第二大社会形态虽带有历史局限性,但却承担着为第三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创造前提条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市场经济作为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经济形态,其历史任务也固然与促进生产力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实际上,市场经济对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因而对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实现也具有双重作用：既存在促进性的一面,也存在限制性的一面。特别是其促进性的一面,为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完成提供了可能性。这是极为宝贵的一点。第二大社会形态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必然性,就隐藏在这一可能性之中。失去了可能性,也就根本谈不上必然性问题。也只有认识到这一可能性,才能为人们自觉地促进其优势、限制其弊端,使盲目的市场力量不断服务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基础和前提。所以,不正确理解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产品经济；不正确理解第二大社会形态,也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共产主义社会。正是立足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促进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趋势,才能明白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实现为什么是可能的,也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认为第二大社会形态必将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具有不可跨越性,但马克思在论述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时,是立足资本主义制度形态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在他看来,第二大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经济形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属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所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探索,是中国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历史逻辑。在理论层面,马克思针对俄国公社提出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并指出了俄国公社跨越市场经济而直接进入产品经济的必要条件：就外部条件来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极限且无产阶级革命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就内部条件来说,俄国爆发革命并形成挽救俄国公社土地公有制的政治与社会力量。正是基于先进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马克思才认为俄国公社“直接过渡”是可能的,因而他没有提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问题。而在实践层面,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之时,资本主义并未发展到极限且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相反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仍能包容和发展生产力,并继续引领世界科技进步。从“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中“直接过渡”的条件看,内部条件虽已具备,但缺乏外部条件,从而使“直接过渡”丧失可能性,由此在理论上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能。但从理论上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中的经验,却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换来的。市场经济真的不能跨越么?既然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难道就不能运用政权的力量来跨越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转而向产品经济直接过渡么?这些问题开始困绕着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中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人。俄国试图通过实行直接产品交换而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实践,因不能满足农民的物质需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遭到失败；转向新经济政策后,试图通过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实现“迂回过渡”,但经济体制并未出现根本性突破,仍属于国家控制型经济；加上发展商品交换在当时被看作渡过经济社会危机的策略,而非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应长期坚持的战略,它不可能突破国家控制型经济的外壳并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所以商品交换及其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都极为有限。尽管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注重人的发展,但由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严格控制,使得工人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以及监督企业经营管理的机会与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同时,工农社会关系的不平等造成了工农群众间的对立情绪,最终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团结与农民群体的发展。再从外部条件看,资本主义仍然主导世界历史,市场经济不仅未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反而继续推动着生产力的进步。在此情况下,列宁计划用几十年的时间、通过商品交换有限发展的新经济政策来完成发达商品交换关系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取消新经济政策之后,俄国转入行政指令型计划经济,中国也学习俄国建立起了行政指令型计划经济。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本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形态上首先应实现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但却把自己定位在消灭市场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超越生产力发展现状,急于提高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在资源配置上,以行政指令型计划经济代替共产主义有计划地产品经济。总之,行政指令型计划经济时期总是力图塑造出共产主义的“外形”,但最终忽视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质条件——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尽管中国未经历一个独立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阶段,但要进入第三大社会形态、实现共产主义,就需通过另一种制度形态来不断创造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文明成果,从而完成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外部条件依然没有实现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形态上不可能超越最先进的市场经济,且还需要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但在政治与经济制度上,却跨越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充分发展阶段与资产阶级的政权形式,转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人的发展,逐步取得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所实现文明成果。由此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自然史的发展过程,特别在资本主义主导世界历史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不可跨越的阶段。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都是当前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具体经济形式,但它在促进生产力与人的发展的过程中,又具有不同的向度特点。在价值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和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在制度层面,它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导向,特别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坚持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也要注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具有促进生产力与人的发展的内在优势,但在实践中,不利于其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阻碍因素仍大量存在,比如环境污染问题,经济体制层面阻碍生产力与人的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社会制度层面阻碍政治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可持续性发展的障碍因素等。在此需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制度基础,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不可持续性而走向终结,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更谈不上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问题。由此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是有条件的。唯有通过正确、合理的实现路径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所指引的方向发展。就当前阶段来说,在利用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人的发展的共性方面,中国应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包括加强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切实推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等；在坚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色方面,还应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的可持续性。同时,在促进生产力与人的发展的进程中,除政府与市场发挥其各自职能之外,个人也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自身觉悟与素质,发挥个人的优良品质与主动性,为推动社会进步而积极贡献力量。促成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际上也是不断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目的。
任洲鸿[3]2010年在《“新按劳分配”论》文中研究指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哪一个经济学概念能象“按劳分配”一样造成如此程度理解上的混乱不清了,这就使得究竟应当如何贯彻“按劳分配”成为伴随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的“老、大、难”问题。同时,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从理论上系统阐释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的“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与实现机制,又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不能回避的一个“新”的理论课题。当前理论经济学界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按劳分配”到底是按什么分配即“按劳分配”中的“劳”到底指的是什么和如何正确理解和科学阐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大问题展开的。其实,这两个大问题又可以归结为一个直面现实的总问题,即如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提供一种逻辑一致的理论阐释。“新按劳分配”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资本历史使命理论和“资本一般”范畴既是在当代中国重新认识“资本”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理论源泉,也是重新研究和阐发按劳分配并对其实现理论创新的最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类社会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上承担着完成资本历史使命的历史功能,从而为人类社会向“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实现社会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联合体创造着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被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一般”逻辑所统治和贯穿,商品仍然是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元素形式。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同样受到“资本一般”逻辑的统治而必然表现为凝结或物化成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人们的全部现实生活(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本质上都已经沦为服从于“资本一般”逻辑历史统治的社会存在。在这种时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等精神形态的生产要素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尽管它们本身并没有具体的实物形式,但是它们作为人类社会精神劳动和精神生产的结晶,同样表现为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精神商品。尤其重要的是,各种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精神生产资料都可以由劳动者通过学习劳动与生产实践等各种劳动(特别是脑力劳动)形式所掌握和占有,并且取得了与劳动主体无法分割的一体化存在,从而表现为属于劳动主体的劳动力资本。在这种时代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劳动必然表现为劳动主体即劳动者通过与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相结合,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劳动能力(体力和智力)和劳动力资本(即由劳动者掌握和占有的精神生产资料,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新按劳分配”论借鉴和吸收了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剩余价值所具体表现出来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不同特殊形态的科学抽象法,在研究劳动力资本时,同样撇开劳动力资本所具体表现出来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等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精神生产资料的各种特殊形态,紧紧把握住这些不同精神生产资料的共同的质的社会经济规定性,即作为人类抽象劳动凝结或物化的价值本质和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一般”逻辑的运动本质。“新按劳分配”论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来说,由精神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一体化所形成的新型生产资料所有制,必将导致“双重所有,两种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形成,即一方面,有知识、有技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表现为劳动力商品和劳动力资本的“双重所有者”；另一方面,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与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一种“间接结合”,劳动者作为劳动力资本的所有者,与精神形态的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一种“直接结合”。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生产成果的分配”的基本原理,这种“双重所有,两种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客观上要求一种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包括具体表现为科学、知识、技术和管理等精神形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则是包括这些不同具体生产要素的一般经济范畴)分配有机结合起来的新型分配方式与之相适应。“新按劳分配”论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分配的本质是对价值的分配,分配的逻辑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商品所有者的劳动者,凭借对自己的劳动力商品的所有权,要求按照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分配即取得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劳动者作为与其自身结合在一起的精神形态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的所有者,要求凭借对自己所掌握和占有的以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劳动力资本所有权),取得一部分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新按劳分配”论以马克思的产品价值公式为切入点,将马克思的产品价值公式“改造”成为价值分配公式,并分别在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资本化理论视域下对价值分配公式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拓展,从而使“新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和实现机制(包括从静态上实现和动态上实现)获得了系统的理论表述。与此同时,还对价值分配公式每一步理论拓展都给出了相应的形式化的表达式(包括八个数学方程),由此为“新按劳分配”论构建起完整的数学表达方法,从而使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按劳分配”取得了“新按劳分配”的理论形态。“新按劳分配”论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的方法论指导,在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和充分运用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时代特征与社会经济条件,力图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按劳分配”提出一种全新的理论阐释,从而全面实现对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理论创新,并且有望能够对学术界关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长期争论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回答。“新按劳分配”论的提出与构建,旨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提供一种逻辑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释,从而在实现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思想具体化和当代化的同时,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
杨勇民[4]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事物都是一种表现形态。任何一种事物形态都是结构和性能的统一。生物形态学是研究生物机体外形和内部结构及其与功能关系的科学。形态学研究事物的表现形式、内部结构及其与功能的关系,从结构和性能两个方面把握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形态,也应当在形态学视野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态学视野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这一论题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从理论上看,通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产生、内涵、特征、历史方位、价值等方面理论的提炼和创新,提升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认识；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有助于澄清党内外、国内外、政界、学术界和民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各种误解、疑惑,纠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各种歪曲,使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从实践上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形态的关系,防止混淆各种形态,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有助于我们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形态的建设,发挥出各种形态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生学和过程论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着自己的产生条件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中国的周边一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科学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基本国情、理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实践基础、民族文化等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主客观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世界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源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模式到多国模式的发展。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而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发展之路,经历了从1956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初步探索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初步形成阶段、从1989年到2002年完全形成阶段和2003年到现在的不断成熟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着丰富的内涵。从存在方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有机统一,这四种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而这四种表现形态又有自己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实践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政治基石、基本国情、根本任务、总体布局、发展动力和奋斗目标等方面构成。从其功能看,能够实现经济大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大繁荣以及社会和谐。理论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逻辑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原理和行动纲领三个层次。在形式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其功能看,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成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的精神支柱。制度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从其结构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这四种制度形态又各有自己的结构及其性能。在经济制度形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体制以及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经济制度和体制。在政治制度形态方面,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文化制度形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在社会制度形态方面,大力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培育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从其功能看,它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保障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价值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理想是一种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在结构上,它是由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感情、信心、信仰和追求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的。从其功能看,它指明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奠定了万众一心的思想基础,提供了激励斗志的精神武器,还具有创新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四种形态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成为社会形态。从社会构成要素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有机统一,这四种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而这四种表现形态又有自己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关于经济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其功能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于政治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形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其功能看,能够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关于文化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是由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构成的。思想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灵魂,教育科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基础。从其功能看,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提升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关于社会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由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形成的结构。从其功能看,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强应对国际环境挑战和风险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种形态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构成了社会的有机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丰富的特性,它的基本特征有六个方面。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从根本上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方面,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其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色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之中,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真正统一。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坚持原则性和开放性的统一。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它又具有开放性,富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既有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有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其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现实性是其理想性的基础,理想性是其现实性的精神动力和方向。其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从历史方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方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等经典社会主义形态的基本原则,又具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特殊性,因而是对经典社会主义形态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和新民主主义形态虽然在发展人民民主、多种经济成分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相同点,但是二者的根本任务、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形态方面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对后者的超越和发展；中国曾经“照搬照抄”了苏联社会主义形态的东西,但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形态的扬弃和跨越,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根本任务、开放性和封闭性等方面显著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形态在实质上是一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相背离的社会改良主义,二者的指导思想、对待资本主义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民主政治建设、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方面有根本的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确立与发展,中国在各个领域吸收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和方法来发展生产力,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实质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形态,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制度及分配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它是引领当代中国前进的旗帜,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应该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
乔惠波[5]2015年在《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制度表达。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在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所有制结构的继续调整,也是对其包括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唯有如此,才能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在比较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对产权、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从而概括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所有制结构演变是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前提,所以解答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过程,探寻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线索,总结其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还需要分析中国建国前新民主主义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分析建国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脉络,并对之进行合理的解读,为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合理的历史逻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明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涵义,为基本经济制度确定历史方位。其次,要确立衡量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标准。最后,要正确认识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并在分析国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总结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探寻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必然要受到制度体系内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必然要影响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这些因素如果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会促进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如何使这些因素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成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不断探索,也是对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三条主要路径。总结解决这三个问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破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
曹庭亚[6]2000年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我国关于社会发展形态与阶段的理论，一直是关于五形态依次更替的单线发展观。本文认为，必须全面把握和继续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尤其是三大形态理论。文章指出，生产工具发展的三阶段——手工工具、机械化工具和智能化工具，决定了交换关系发展的三大阶段——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自由交换经济。以交换关系决定的社会基本活动方式为标准，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三大形态。以占有关系决定的社会基本利益关系为标准，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非依次更替的五种形态。本文在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论证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一种独立的历史形态。 在这个由第一大形态向第二大形态转变过程之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具有双重涵义：在社会基本活动方式上，从传统型社会体制转向现代型社会体制；在社会基本利益关系上，从传统型社会主义（与半自然经济相结合）转向现代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因此，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必备条件。 作为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国有企业，由于其建立和发展具有特殊的含义，作为传统计划经济的制度配置产物，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就是一个最终决定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能否建立起来，中国能否由第一大形态向第二大形态过渡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本文认为，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仅仅从微观层次上着眼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是针对国有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考虑如何把国有企业改革成运行良好的国有企业。从而忽视了从宏观层次上，即从国民经济整体上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是对国有企业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因此，要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宏观层次即是国企改革的目标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给国有企业以正确的定位，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从微观层次即是需要进一步解决那些应该退出的国有企业如何退出，那些应该保留和发展的国有企业如何保留和发展的问题。
高学栋[7]2004年在《经济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社会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针对这一课题，本论文试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结合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尤其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观察和思考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本质特征和未来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旨在论证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和发展之现实的可能性和伟大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交往方式一体化过程，是人类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交往而展开的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历史过程必然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因此，一方面，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共同参与奠基和创造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人类不同文明、民族或国家参与这一过程的途径或方式又是迥然相异的。围绕全球化与东方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几代伟人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思考和探索，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又一次“飞跃”。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是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在革命导师的思想影响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所选择的一条符合东方国情的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交往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东方人民积极应对西方列强剥削与压迫的挑战，抓住历史机遇、争取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与经济上的繁荣富强，创造性地参与全球化、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单极主导的格局，变被动为主动。 现实的全球化从起源上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所开启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市场的开辟和全球化的凸显。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交往方面超越了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的发展，亚细亚文明逐渐衰落、东方国家由先进变落后、东方落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陷于被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以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过程。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乃至全球化与产品的私有化，随着全球化而不断外化，由此激起了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证明，共产主义全球化必将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对全球化的继承，从而在全球真正实现社会生产力和人类交往的高度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视角无疑是宏观的。他们于晚年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带有国有制基因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着天然的对抗性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却存在相似性。东方落后国家是否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即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倾 注大量心血所思考的课题。马克思曾预言东方落后国家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但前提条件是东西方革命互补，也就是说，通过全球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东 方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劈开一道“卡夫丁峡谷”;另一方面，全球化可 能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东西方革命的互 补性日渐渺茫，在此意义上，恩格斯于马克思之后忠告东方人民不要贸然投入“国 家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矛盾激化使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抓住 了全球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晚年、毛泽东早年所 思考的东方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包含经济全球化的维度。他们已认识到，在全球化 的大背景下东方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能的，但又是长期的和曲折的。换言之，经济 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必然是辩证统一的。 然而，“左”倾建国思路从“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点出发，一方面把全 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体化而加以拒绝;另一方面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 主义而否认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在这种“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传统社会主义国 家逐渐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列宁晚年、毛泽东早年关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 的思考，从而脱离了全球化的大趋势，于二十世纪末叶相继出现了衰退。邓小平 于二十世纪80年代在总结全球化与东方古代文明、与东方落后国家，特别是， 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毅然决然在中华大地实行全面的 改革开放，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 的主旨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历史环境”下为了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必须对内全面改 革，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对外全面开放，吸收资本主义的一 切肯定成果，包括科学技术、市场经济、股份制、政治文明等等，为人类早日实 现共产主义全球化做出较大贡献。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生命 力。 人类历史了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
韦岚[8]2013年在《社会转型视域下的个体自我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分析框架有西方现代化理论和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两种，社会转型既是社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全面转型，也是人的依赖性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型。处于复杂、多变的转型期中的社会陷入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个体则面临变革与守护的考验。其中，社会管理方式中的单位制与户籍制在社会转型期的变革给个体身份的确认带来了不确定性焦虑，辨认“我是谁”的重要依据受到影响，同时，网络空间的迅猛发展又将个体的“自我”推向由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造成的分裂困境。个体自我认同是个体对“我是谁”的回答，应当从个体自我意识、个体自我评价活动及其机制以及认同体验的获得等各方面整体把握其内涵，并同时意识到自我认同在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的不同侧重，即在个体层面表现为个体对自身的理性确认，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个体对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内化。因而就一定程度而言，个体自我认同是更具特点、更富有内涵的一个整体，是在个体社会意义的确认与社会情感的生成得到共同实现的基础上形成的。换句话说，自我认同就是个体社会归属感的实现，表现为个体保持独立自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在社会转型中重塑个体自我认同，个体自身能力的增强与社会发展方式的相应转换都尤为重要。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建构自我意识觉醒、主体性确立的反思性的个体；调整生产力发展路径、引领社会价值观念和倡导合理的社会生活方式等。尊重个体间的差异，并深刻意识到任何个体都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将为形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提供可能，从而实现个体在社会中“安身立命”，获得社会归属感的目的。重视个体自我认同的实现在塑造反思性的个体，从而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将经过重新确认和确立的价值或期望内化并反映到个体行为中的意义，能够有效应对社会转型的困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杜玉华[9]2011年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文中指出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解开“历史之谜”,开创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结构研究领域的结晶。在把资本主义作为典型社会形态进行“人体解剖”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的普遍规律,并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看成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促使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进而要求人们从社会结构的建构、重组和解构的冲突与融合中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这不仅彻底宣告了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唯心主义的破产,也为寻找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一把成功的“钥匙”。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虽然开始于对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的认识,但它是以扎实的思想理论准备为前提的。虽然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得益于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的思想洗礼,但是,近代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则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主要的直接的思想来源。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其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归纳起来,我们至少可以从实践、空间和时间三个向度来分别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社会要素和社会形态等方面的主要思想和观点。以实践为向度的社会结构分析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结构的逻辑起点；以空间为向度的社会结构分析是指对社会结构在同一空间安排下各组成要素的共时性分析；而以时间为向度的社会结构分析则是指对社会结构在时间序列中社会形态的历时性分析。“社会生产”、“社会要素”、和“社会形态”不是社会结构孤立的三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什么东西,它们只是由于观察和分析社会结构的视角不同,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有机整体,三者不可偏废。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是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具有自身独特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其理论的特征,并为理论的进一步展开提供具体的指导。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一般分析方法中,有两个分析方法具有显著的特征：一是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分析方法；二是从“人体解剖”到“猴体解剖”的逆向分析方法。在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科学指导下,使得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表现出了整体性与个体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系统性与层次性、稳定性与
唐黎[10]2003年在《从经济哲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西方经济哲学和科技哲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学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经济哲学思想的指导，而经济哲学的发展又离不开科技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哲学观点，从马克思社会经济五形态及三形态理论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历史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主体以及国有企业中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的第1章阐述经济学的发展从来离不开哲学思想的引导，马克思本人就是世界公认的将经济学和哲学互动研究的大师，他的一生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本论文的第2章，着重阐述了科技哲学的发展对经济哲学发展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必须联系西方科技哲学的研究成果及思想发展进程，并将其应用到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解决中。 论文的第3章，笔者为了说明马克思社会五形态和三形态理论形成的理论依据专门截取了封建社会这一典型历史阶段，将亚细亚和西欧两种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对比。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五形态理论是从西欧生产方式中得出的，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是根据亚洲生产方式的特点提出的，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五形态理论是唯一正确的，也决不能轻视和误解社会经济三形态说。在第3章的最后，笔者根据马克思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五形态理论中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初级阶段，和三形态理论中商品经济阶段中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及在人的发展形态上处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向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过渡阶段。 论文的第4章，笔者在前面理论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在当前应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主体如何在加入WTO以后调整角色以及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如何完善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D]. 靳方华. 天津师范大学. 2003
[2]. 马克思三形态理论中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D]. 王增剑. 山东大学. 2015
[3]. “新按劳分配”论[D]. 任洲鸿. 曲阜师范大学. 2010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研究[D]. 杨勇民. 山东大学. 2012
[5]. 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D]. 乔惠波. 清华大学. 2015
[6].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D]. 曹庭亚. 华中师范大学. 2000
[7]. 经济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D]. 高学栋. 复旦大学. 2004
[8]. 社会转型视域下的个体自我认同研究[D]. 韦岚. 上海大学. 2013
[9].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D]. 杜玉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10]. 从经济哲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D]. 唐黎. 武汉科技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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