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民族主义到超越民族主义——利比亚现代化的跃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利比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并行发展的两大思潮，二者对人类历史和国际体系的巨大塑造作用是其他任何历史力量所不能比拟的。利比亚的现代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而富有冒险的革命民族主义激情。伊拉克战争后，利比亚现代化从革命民族主义向超越民族主义的制度跨越与转型。利比亚现代化进程跌宕起伏，对该命题的研究不仅有现实需要性，而且更具学理探索性。
革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1969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趁伊德里斯·塞努西在土耳其度假之际，发动了兵不血刃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卡扎菲称这一天是利比亚真正独立的开始，而认为1951年利比亚独立是“错误的独立”①。从此，利比亚掀开“革命民族主义”的序幕。“革命民族主义”有下列特点：(1)形成于“分裂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一般是在专制政权崩溃后发展起来的，寡头或专制政权失去了控制其现代化进程的能力；(2)以抗拒社会作为新政权的基础，形成了倾向于现代化并较有内聚力的精英团体，他们能使有效的现代化模式与结构定型化；(3)现代化的群体有强烈的内部取向。精英一旦占据优势，就会强制性地推行自己的制度模式与变迁取向；(4)拥有较弱的国际取向。这是由革命所表现出对国际秩序抗拒的基本倾向而塑造的。(5)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中，民族主义精英的革命目标在于构建一种具有弹性结构的象征与集体认同。即在结构——制度这一层次上，建立广泛而统一的行政机构，占支配地位的中央官僚组织约束与容纳各阶层的意志与利益。②
按照以上论述，1969年“九一”革命是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逻辑起点。卡扎菲本人在其《绿皮书》中再三强调了推翻伊德里斯王朝不是一场军事政变，而是革命的起点。③但须明确指出的是，政变并不能与革命画等号。政变本身仅仅是通过暴力改变领导权，也许改变政策并不一定会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准则，但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政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系统而影响深远的革命行为：在理论上体现为“世界第三理论”和《绿皮书》的出版；在实践上表现为民众革命、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卡扎菲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具体实施；在外交政策上突出领导人的叛逆个性，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正如汉纳·阿伦特所言：“暴力与变化一样，都不足以形容革命现象；只有当发生的变化意味着另一种新的开端，暴力的使用是为了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国家时……我们才能谈到革命”④。
论及现代化，学者认为，革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手段，革命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这些话的意思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无可阻挡的，当现有的社会框架赶不上变化的迫切性时，革命就会发生。⑤从现代化学理视角进行探讨可以发现，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包括以下几点：(1)作为“人造国家”的利比亚，3个地区（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费赞）政治认同性不强，即现代性的凝聚力不强。赛努西集团将利比亚的主要财富都拨给昔兰尼加，对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地区的投入极少，这种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各部族的离心倾向，这是“分裂型”现代化的历史发展前提。(2)石油财富并没有在广大民众中实现利益均沾，而是社会贫富分化，特别是一批政府官员因与塞努西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夜暴富。(3)塞努西君主制代表了落后的保守力量，在社会转型时期成为现代化的阻碍因素。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君权范围越小，君主权威不受损害地延续的时间越长。”⑥而伊德里斯王朝面对激荡澎湃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激流，并没有调整战略，而是作出抗拒的姿态。塞努西的亲西方政策便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导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
英国学者弗·哈利迪认为，革命是一些落后国家的另一种现代化选择。⑦毫无疑问，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结果或者目的是现代化，但利比亚的现代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步骤的进程，其现代化模式的最鲜明特点是由传统君主制向民族主义制度转型。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型现代化的内涵有三：(1)强调直接民主与民众革命的政治现代化理念。直接民主的目的在于实现民众的平等主义，消除社会的阶层制度和等级体系，反映了部族原始平等的精神气质和固有风气。(2)强调农业革命。1969年“九一”革命后，利比亚确定了发展农业的一系列目标，并采取相应的战略与政策，包括制定五大农区发展计划，实行土地国有化等举措。(3)石油新战略革命。利比亚石油新战略的要点是：控制原油生产，国家对石油生产、勘探与企业的营销进行全面控制；石油企业劳工利比亚化，为此采取的具体措施如培训利比亚公民参与石油生产与加工过程，在石油领域增加本国工人的比例；改变单一依赖石油资源的经济结构，改善产业结构，构建多元化的现代化格局。
现代化转型的原因
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是塑造利比亚民族国家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政治力量。它曾以激昂的革命热情和义无反顾的武装斗争赶走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实现了利比亚的独立。卡扎菲夺取政权后，利比亚经历了由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同时，卡扎菲又在所谓“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地对利比亚进行了社会改造，这种改造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且有明显的“乌托邦”和“理想化”色彩，再加上缺乏适宜的内外环境，因此，卡扎菲在利比亚推行的现代化实验大都成为空洞的政治宣传，无法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在国际上则陷入备受孤立的窘境。伊拉克战争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美国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利比亚开始由以前挑战国际秩序向认同国际秩序的方向转换。
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政治性”的现代化。从结构上看，民族主义主要由3个层面构成：政治权力（国家）、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3个方面。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比较薄弱。⑧根据上述观点来分析利比亚现代化转型的原因可以作出下列判断：
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革命民族主义和政治权力相结合所形成的权威主义迟滞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卡扎菲执政后确立的个人权威及专断政策使他在国内外树敌众多。在国内，他对军队实施恐怖清洗，对商人和社会其他阶层进行强制性改造，使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成为卡扎菲的反对派。在国外，他支持恐怖主义，被西方称为“恐怖公司”老板，受到西方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在国际社会多年的制裁下，利比亚国内石油收入锐减，经济萧条，对外资吸纳能力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严重受阻。
其次，革命民族主义所承担的政治动员和国家整合随着利比亚的独立已基本完成。它的另一任务便是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富国强民。但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长期关注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利比亚的社会改造，并将其置于政治需要的前提下，同时经济发展也要服从政治考量，它造成利比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很难沿着符合自身规律的政治轨迹前进。
最后，革命民族主义所寻求的文化认同内涵赶不上时代潮流。由于缺乏系统、稳定和被国民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与行为规范，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逐渐由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力量转变为褊狭、落伍的保守政治力量。卡扎菲统治利比亚近40年，其强人政治的魅力已今非昔比，“革命民族主义”历史诉求在新一代年轻人中没有得到认同。1969年后出生的利比亚众多年轻人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他们思想开放，希望社会能够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足够空间，厌倦于利比亚的社会结构。⑨阿拉伯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冷漠态度使卡扎菲感到孤立，同时，它也使卡扎菲谋求阿拉伯统一的宏伟夙愿化为明日黄花。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利比亚被迫在反思中寻求新的突破与出路。
基于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与困难，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卡扎菲的治国策略和对外政策出现改弦更张的新变化，从而奠定了利比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基础。1987和1988两年，利比亚释放了许多政治犯。卡扎菲还亲自与政敌和解，扩大政权的支持基础。1988年5月，利比亚革命法院被人民法院所代替。1989年3月，利比亚成立了司法部，完善司法审理程序。利比亚同非洲国家冰释前嫌，先后与乌干达、乍得、突尼斯和埃及化干戈为玉帛。1999年，国际社会解除对利比亚在某些领域的制裁，欧洲国家的投资商将注意力投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地区。2000～2002年，国际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将利比亚列为世界上最理想的投资场所，巨大的石油开发潜力与前景吸引着各国投资商。与此同时，利比亚石油设施老化，需要更多的资金维护设备的更新换代。2003年，利比亚日出口石油150万桶，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试图在未来十年将石油生产维持在每天300万桶，达到此目标就必须投入中长期资金100亿～300亿美元。⑩
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关系是利比亚现代化转型的外部动力。2000年，美国官员就承认利比亚已经远离恐怖主义，美国近东事务助理秘书长罗纳德·诺曼(Ronald E.Neumann)认为，利比亚与恐怖主义断绝关系“决不是表面作秀，而是严肃的决定”(11)。九一一事件后，卡扎菲谴责恐怖主义行为，认为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是自卫行动，称塔利班是“无神论政治伊斯兰的推动者”(12)。2003年8月，利比亚政府同意支付27亿美元作为对洛克比空难受害者家属的赔偿。(13)同年12月20日，卡扎菲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随之解除禁止美国公民到利比亚旅游的禁令。2004年3月，利比亚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并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一系列行动受到西方国家广泛好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说：“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应该往前走，接受利比亚返回国际社会符合我们的利益。”(14)白宫发言人表示：“通过这次行动，利比亚为其他国家确立了一个标准，我们希望其他国家都能效仿。”(15)2006年5月15日，美国与利比亚全面复交。随着利比亚和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利比亚重新回到国际政治舞台。
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
1999年后，卡扎菲之子赛伊夫·伊斯兰·卡扎菲(Saif Islam Qadhafi)在政治舞台亮相，其所作所为表现出与其父的不同风格与理念。2005年1月，赛伊夫·伊斯兰·卡扎菲在达沃斯会议上宣布了一项利比亚现代化改革计划。他说：“旧的时代已经过去，利比亚将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16)他的讲话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利比亚将超越以前的革命民族主义视角，构建一种与众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利比亚超越革命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和外交的系统工程，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层面：
（一）加速对外贸易，吸引外国投资
对外贸易在利比亚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利比亚有吸纳外国资本的广阔市场。1969年“九一”革命后，利比亚对外贸易格局基本上是由国家通过国营外贸公司控制，进口贸易实行计划和许可证双重管理的制度。外国在利比亚一般采取合资经营的投资方式，利比亚占有50%以上的股份。外国公司可以投资的领域限制在国际航空、石油地质勘探、水库建设等16个领域。1989年前，利比亚进出口贸易完全由几十家国营外贸公司垄断。
1987年3月，利比亚政府宣布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但因受国际社会的制裁，这一政策随之延搁。2002年1月，利比亚再次宣布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利比亚。为此，利比亚政府统一本国多层次的国家汇率（官方、黑市），以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相一致。利比亚还将货币贬值，将关税降低50%，吸引外商投资。伊拉克战争后，利比亚政府渴望吸引更多的外国公司开发本国油气资源。2003年6月，卡扎菲宣布对利比亚的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改革，允许外资直接进入石化、钢铁、化肥、农业等大型国有公司。利比亚政府列出361家改制国有企业的名单，他们的所有制改革进程拟从2004年1月开始，分3个阶段进行，其中241家小型企业拟拍卖给本企业职工，其余中型企业则采取公开拍卖。至于大型企业，则在最后阶段由外资收购。这一举措旨在降低政府直接参与经营活动的程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这是自1969年卡扎菲当政以来利比亚首次允许外国资本直接进入国有企业。
经济模式的转型为利比亚吸引外资提供了制度保证。卡扎菲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打算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各个经济领域，甚至包括石油和天然气领域。2004年3月，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利比亚国有石油公司签署合同，后者控制利比亚石油产量的50%以上。同年7月初，美国公司和利比亚达成第一笔石油交易。除美国公司外，意大利、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公司也在利比亚积极活动。利比亚天然气开发前景潜力巨大。45亿美元的利比亚天然气项目工程已经启动，天然气将出口到意大利，然后经过管道通往法国。2004年初，美国公司开始在利比亚投资。随后，美国商业代表团15人访问利比亚。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马克·帕里斯(Mark R paris)在2004年7月30日至8月2日访问利比亚时说：“利比亚国家管理层的精英都受过美国教育，他们说一口流利的美国腔英语。很明显，他们很乐意与美国人打交道，迫切想恢复利美石油交易和其他商业贸易。”(17)
（二）经济发展模式从公有化到私有化的转型
在意识形态领域，国有化以及反对外国公司到利比亚投资的观念已被彻底放弃。2003年，卡扎菲宣布公有部门已失败，将进行石油等领域的私有化革命。(18)此后，利比亚为公有化到私有化的转型进行了一系列变革。
卡扎菲《绿皮书》的经济原则是限制甚至消灭私有经济，防止出现剥削。卡扎菲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只能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超过这个限度的各种形式就是剥削，是不能允许的。(19)按照上述思想，利比亚商业体系主体是国有企业，包括工业公司、进出口公司、“人民市场”、消费者合作社，少数个体商贩从事零售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石油收入减少，商品紧缺，政府对私有经济的限制逐渐放宽，允许在某些城市郊外建立集贸市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利比亚启动私有化改革，后因洛克比事件招致联合国和美国的制裁而被迫停止。1987年后，利比亚政府将国营中小型企业转变成伙伴合作关系的伙伴企业，同时出售国有资产改变国营企业的性质，在制造业、零售业等领域允许私人经营。1998年，面对油价下跌的经济困境，利比亚政府鼓励私人经营工商业，允许除石油与大型企业外的所有企业变为伙伴企业或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出口创汇型企业，放宽进出口限制。2002年，利比亚允许外国银行在该国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办合资银行，也允许本国银行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参与金融全球化。
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宣布全面推进经济改革，包括建立证券交易所，推进货币市场的成熟，启动加入世贸组织的初始程序。在2000～200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利比亚投入350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为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20)自2003年9月国际社会解除对利比亚制裁以来，又恰逢高油价的世界形势，利比亚石油收入大幅增加，从而带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2004和2005两年，利比亚加快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取消除烟草、汽车等奢侈品外其他商品的进口关税，放开私人经商的领域。2005年，利比亚有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和大型超市，超市里的商品大都来自欧盟国家。随着利比亚与美国、欧盟关系的改善，在利比亚的西方人也越来越多，目前仅在利比亚工作的欧盟专家就有2万多人。的黎波里也不再是受制裁期间的萧条景象，商业性广告宣传很普遍。
（三）改革派已成为利比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2003年6月，利比亚全国人民委员会秘书（总理）穆巴拉克·阿卜杜拉·萨米赫被前经济和贸易部长加尼姆替换。后者说：“利比亚的经济模式已经改变——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在这里任职的原因。我们正努力使私营部门参与经济运行。”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秘书（外长）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卡姆也说：“公有部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官僚机构过分膨胀要求我们重新考虑私有化的好处。”(21)2006年3月5日晚，总人民大会决定，全国人民委员会秘书（总理）舒克里·加尼姆改任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主席。加尼姆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是典型的海归派。他是一位石油专家，一直是改革派的代表，也是利比亚重返国际社会的主要倡导者之一。2003年9月，联合国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后，正是在加尼姆的积极推动下，利比亚迅速扩大了对石油领域的投入，进行了数轮石油区域招标，西方跨国公司纷纷重返利比亚。随后，加尼姆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包括实行国企私有化改革、免除进口商品关税、开放投资领域、改革国家补贴制度，等等。改革给利比亚的社会面貌带来了新变化。虽然多数利比亚百姓抱怨改革步伐缓慢，但对改革带来的初步成效颇感欣慰。利比亚国家高层官员表示开放和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止，改革的内容还将继续深化。
利比亚人对国内改革普遍持支持态度，但对利美关系的改善却有不同看法。利比亚外长说，利美双方互有所求，美国需要石油，利比亚需要美国公司的技术与设备，以提高石油产量，这一点彼此都心知肚明。很多利比亚普通百姓也有同感，认为利美双方在互不信任中相互利用。利比亚民众还对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利比亚和受制裁的艰难岁月记忆犹新，对美国当年的做法义愤填膺。尽管如此，利比亚坚持对外开放的现代化总趋势已不大可能逆转。
现代化转型的“悖论”与前景
利比亚现代化从革命民族主义到超越民族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历史进程。作为革命民族主义的倡导者，卡扎菲在过去的30多年既没有促成阿拉伯民族的大一统，也未将利比亚改造成为伊斯兰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略显残酷的现实是利比亚治国方略转变的直接动力。这种演变也说明国际社会的变迁和中东“强人政治”的危机，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是“魅力平凡化”过程。在中东政治生态中，强人政治现象十分普遍。但是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完全凭铁腕和魅力赢得民众认同，推进政治变革，寻求制度合法性，显得日益艰难。因此，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来说，利比亚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伊拉克战争只不过提供了一股强大的外动力。从现代化转型的客观后果来说，它使利比亚融入了久别的国际社会，顺应了历史潮流，维护了利比亚国家的根本利益。
按照西方经济学观点，特定的制度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支持经济发展模式。(22)利比亚“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可能导致原来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制度与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体系产生特殊矛盾，这些矛盾大都具有“悖论”的性质，因而又常常被称之为“两难困境”。利比亚现代化道路至少在以下层面存在着潜在的挑战和“悖论”：
1.国家与市场是塑造利比亚现代化的两大制度力量，二者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 不可否认，利比亚市场力量的发展必须靠国家来推动，提供制度保障。市场的壮大也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强大，促进国家的社会整合、政治独立，以及经济结构的良性运作。但市场强调经济的独立与选择的自由，而国家强调政治干预和管制的秩序，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按照全球化理论，市场力量扩张销蚀着国家力量的边界，削弱了国家存在的理念基础。(23)市场经济的开放系统也要求政治体系的适度自由，这都需要利比亚政治结构的及时调整。现代化需要深刻的政治结构变革作保障，也就是消除现代化进程中的体制“瓶颈”。但利比亚时任总理加尼姆在2005年一次会议上表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24)这将预示着利比亚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与封闭的集权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2.经济发展的欠稳定性是激化反政府和宗教活动的催化剂。 至于在利比亚西方化改革是谁受益问题上，利比亚国内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利比亚精英阶层普遍认为，改革对整个利比亚社会都有益。(25)然而这只是一相情愿的说法，由国家主导的市场化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但很可能会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只要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能保持较稳固的增长速度，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宗教活动就会受到抑制。但若经济增长出现缓慢波动，这类活动便容易加速蔓延。由于市场化是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便会被理解为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更易激发民众的反政府情绪。
3.利比亚改革的深化之路并非畅通无阻，政府必须推进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清除国家对进出口的各种垄断措施，经济进一步多元化，推进旅游业，建立行之有效的银行体系与世界金融系统接轨。 利比亚政府所面临的改革问题往往更为复杂，所牵扯的利益集团更难平衡。利比亚有较深刻的欧洲殖民地经历，政府任何亲西方的举动都易激起穆斯林百姓的戒心，而且被指责为西方势力的买办。当国家落后闭塞时，先进的西方经济与文化往往引起利比亚民族中产阶级的新奇、羡慕和向往，因而相对抑制了其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但在一定的社会开放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形成后，穆斯林中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就会对西方失去新奇和羡慕感，增强批判与挑战性。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自然成为他们弘扬民族精神的最佳手段。
虽然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角色。(26)但是超越民族主义的做法并不是解决现代化难题的一剂万能良方。作为一种激情，超越民族主义可以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一旦成为一种稳定的观念与思想体系，其弊病就逐渐显现。实际上，现代化的运转规则并不总是单线型的制度模式，按照政治精英的意念自由流动。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发展模式，往往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也称为依附性发展，或负债增长，并导致贫富间鸿沟扩大，社会失序，政治腐败。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利比亚现代化必须满足穆斯林社会各阶层渴望以自己特有文化及政治平等身份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共同需求，必须对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道路在经济上的弱点有所意识和准备，如经济自给自足的削弱，还应对其在文化意识上的内涵有所意识和准备，如社会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倾斜、从精神文化向物质文化的倾斜。现代化不应仅限于经济学的含义：产出更多些、更快些；还应包含生物学的含义：健康地成长，良好地发育。这些均要求利比亚国民在思维与行为上都进行一次“现代人”的自觉革命。
美国学者布莱克曾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前景。”(27)必须看到，由于国际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各种条件的不同，对利比亚来说，其经济增长有大不相同的历史条件。利比亚只能利用现成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来引导和推动经济发展，掌握资源分配，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培育市场，改造国家权力。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增长与物质生产的改善，还包括体制结构、社会结构、行政结构与公众形态，甚至风俗、信仰的巨大变革。现代化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个传统社会解构与现代社会重建的过程。现代性的扩张可视为一种新型文明的成型，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宗教和大帝国的扩张。(28)利比亚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和挑战，只能超越昔日革命民族主义，采取更为开放宽容的民族心态适应多元世界的发展，同时规范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失误元素，宏大、系统的现代化工程才可能日臻成熟，富国强民的理想才能变为现实。
注释：
①Dirk Vandewalle,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86.
②参见［以色列］埃森斯塔特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145页。
③See Dirk Vandewalle,op.cit.,p.86.
④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63,p.28.
⑤参见钱乘旦：《“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51页。
⑥［美国］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⑦参见［英国］弗·哈利迪著；张帆译：《革命与世界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⑧参见田文林：《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第22页。
⑨See Dirk Vandewalle,op.cit.,p.177.
⑩Ibid.,p.175.
(11)Ronald E.Neumann,"Libya:A US Policy Perspective",Middle East Policy,February 2,2000,pp.142-145.
(12)Dirk Vandewalle,op.cit.,p.180.
(13)Larry Luxner,"Libya:Game On",The Middle East,October 2004,p.36.
(14)Ibid.,p.40.
(15)Neil Ford,"Libya:and Now for the Oil",The Middle East,August/September 2004,p.40.
(16)Dirk Vandewalle,op.cit.,p.189.
(17)Larry Luxner,op.cit ,p.37.
(18)See Neil Ford,op.cit ,pp.40-42.
(19)参见潘蓓英编著：《列国志·利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20)Neil Ford,"Libya:Diversifying Success",The Middle East,May 2003,p.50.
(21)Neil Ford,"Libya Edges back into the Fold",The Middle East,October 2003,p.49.
(22)See Dirk Vandewalle,op.cit,p.190.
(23)参见杨雪冬著：《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161页。
(24)See Dirk Vandewalle,op.cit.,p.199.
(25)See Dirk Vandewalle,op.cit.,p.190.
(26)参见［英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3页。
(27)［美国］布莱克主编；杨豫等译：《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28)参见［以色列］艾森斯塔特著；旷新年、王爱松译：《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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