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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韵》的流布情况和研究史的分期
《集韵》成书于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 ）九月， 庆历三年（1043）八月十七日雕印完毕，由国子监颁布施行，跟景祐四年（1037）成书的《礼部韵略》组成详略配套、两位一体的科举考试的规范韵书。然而《集韵》的刊行和流布，却远远不如《礼部韵略》频繁和广泛。
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田世卿陕西安康金州军《集韵》刻本的跋文说：
“卿旧闻《集韵》收字最为赅博，搜访积年，竟未能得，皆云此版久已磨灭，不复有也。世卿前年蒙恩将屯安康，偶得蜀本，字多舛误，间亦脱漏。……继得中原平时旧本重校，修改者一百五十五字。旧本虽善，而书字点画亦有谬误。复以《说文》、《尔雅》等书是正，改定凡五百一十五字。因令锓板，以广其传。自淳熙乙巳九月至丁未五月，仅能毕工，亦庶几不作无害有益之义也。”（注：淳熙十四年（1187）田世卿《集韵》刻本，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蒙日本学者大西克也先生提供材料， 谨致谢忱。 田世卿跋文又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148—150页，中华书局1983年。）
可见，早在《集韵》刊行142年， 即田氏重刻《集韵》的孝宗淳熙乙巳年（1185），《集韵》在民间已经罕见，得之不易。除田刻本外，南宋绍兴年间的明州（今宁波）和孝宗朝的潭州（今长沙）都有《集韵》刊刻印行（参看冀淑英1994，李致忠1985）。尽管如此，《集韵》在以后各朝还是不显。元明乃至清初，《集韵》没有刊刻过。明清两朝，《集韵》只是作为稀世珍品藏于皇家内府秘阁，（注：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集韵》，早在明正统六年（1441）就已收归内府，今各卷卷端仍骑栏钤有“文渊阁印”。乾隆年间此书入藏于天禄琳琅，今各卷卷端钤有“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各卷之末端还钤有“天禄琳琅”。参看李致忠（1985）。）民间难以获睹。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曾怀疑《集韵》不存于世，他说：“今《集韵》不存，而后人所祖述者皆本之《韵略》耳。”（注：见于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卷上，27页，中华书局1982年。）《四库全书总目·音论提要》也说：“（顾氏）书成于崇祯癸未，其时旧本《集韵》与别本《广韵》皆尚未出，故不知唐宋部分之异同由于陈彭年、丁度。”（注：见于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卷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音论提要》，12页，中华书局1982年。）
《集韵》作为官修韵书，刊行稀少，流布不广，除了篇幅过多、刊刻不易的表层原因外，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有三条。
第一，北宋科举制度的改革，学术风气的转变，客观上阻碍了《集韵》的刊布。
《集韵》卷末牒文说：
“景祐元年三月，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三司户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馆郑戬等奏：昨奉差考校御试进士，窃见举人诗赋多误使音韵，如叙序、座坐、底氐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释转音，重叠不分，去留难定，有司论难，互执异同。”
因此，《集韵》编纂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为举人诗赋考试提供择音取字的依据和判断正误的标准。
但是，《集韵》刊行以后，北宋的三次兴官学运动，却对《集韵》的流布造成了不利影响。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庆历兴学”，针对当时“国家专以辞赋取士，以墨义取诸科”（注：见《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公集》卷九。）的现状，规定进士考试“先策论而后诗赋”，“使人不专辞藻，必明道理。”（注：见《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公集》卷九。）这种重策论，轻诗赋的科举改革，虽然不到一年便因范仲淹的罢政而夭折，但影响深远，必定冲淡了读书人对《集韵》的依赖。
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到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掀起了第二次兴学运动，大张旗鼓地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科，进士考试取消诗赋、贴经和墨义，改试经义和策论。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组织人力，对传统教材——儒家经籍重新训释，同王雱、陆佃等人分别撰写《周官新义》、《诗义》、《书义》，合称《三经新义》，熙宁八年（1075），颁发全国学校，作为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注：参见《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第一百八，466—469页，《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王春德《宋代教育》34—35 页， 290 —29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 主司纯用以取士，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注：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一。）王氏还撰有《易解》二十卷、《洪范传》一卷、《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四十二卷等，皆行于场屋。（注：参见《文献通考·经籍考》。）晚年著《字说》二十四卷，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学者争传习之，且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注：参见《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从哲宗元祐二年（1087）至绍圣初年，虽然短期内实行进士诗赋考试，但哲宗亲政后，恢复了神宗旧制，罢诗赋，专习经义策对。（注：参见《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第一百八，466—469页，《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王春德《宋代教育》34—35页，290—29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在王氏学说风行场屋的学术背景下，《集韵》这部诗赋考试的标准工具书当然得不到重视。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当权，恢复熙宁、元丰时期的改革措施，掀起第三次兴学运动，取消科举，推行三舍选考法取士，直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诗赋进士科才恢复。（注：参见《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第一百八，466—469页，《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王春德《宋代教育》34—35页，290—29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在这种大环境下，田世卿跋文所云《集韵》旧版“久已磨灭，不复有也”的命运自然难以避免。
第二，《礼部韵略》和《平水韵》两个系列的韵书是宋和金元明清科举考试的金科玉律，它们的风行和广大士人的尊崇，减少了对《集韵》的需求，客观上排挤了《集韵》的地位。
《集韵》卷帙繁多，内容庞杂。因此，早在景祐四年六月丙申，即《集韵》撰作的第四个年头，丁度等应科举考试急需，在已经成型的《集韵》未定稿的基础上，提取举子诗赋中常用的字形、字音和字义，缩编成略本韵书，作为考官和举人共同遵守的审音定韵的标准，因为由礼部审定颁行，故名为《礼部韵略》。（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其曰略者，举子诗赋所常用，盖字书、声韵之略也。”王之望《汉滨集》卷五《看详杨朴〈礼部韵括遗〉状》说：“礼部韵止为场屋程文而设，非如《广韵》、《集韵》普收奇字，务为该洽，故谓之韵略。”可作《礼部韵略》命名原由的注脚。）《礼部韵略》最初收字9590字，（注：张萱《疑耀》说：“《礼部韵略》初仅9590字，续降六十有五字。”《古今韵会举要凡例》也说：“《礼部韵略》元收9590字。”但宁忌浮据曹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统计，有9564字，少26字，可能与避庙讳有关。宁说参见宁忌浮《古今韵会举要及其相关韵书》，81页，中华书局1997年。）篇幅小，“字既简约，义多雅驯”，“中间奇字僻韵多遭刊落”，（注：邵长蘅《古今韵略叙录》，见谢启昆《小学考》卷三十一，十五叶b、十六叶a，浙江书局刻本。又绍定庚寅重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所附《韵略条式》“绍兴十三年二月十二日牒文”说：“伏缘礼部韵专谓约束举人程文，只得押韵内字，庶几便于考校，故名《礼部韵略》。若广引训释，及添入不紧要字，即与《广韵》无异。”）实用性强，故颇受礼部的重视和举人们的青睐，在宋代推行诗赋考试的各朝，《礼部韵略》及其增订本成为场屋必备的工具书，并在使用中不断得到增订和完善。《礼部韵略》的命运，是跟诗赋考试和举子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时候朝廷实行诗赋考试，什么时候《礼部韵略》就得到修订和增补。北宋时期，《礼部韵略》仅得到一次增订。（注：根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事始》“郑宋修《韵略》”，庆历年间，张希文开始对《礼部韵略》的异读字加圈互注，“礼部因之，颇以为便。”这是互注《礼部韵略》的最早的记录。加圈互注不同于附加“释文”和“增修”，只是互注出异读字的又音，显示互见出处，便于查检异读字音义，没有增删韵字、增加注释、更改字音。因此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修订。又《能改斋漫录》成书于绍兴二十四（1154）年至二十七年（1157）间，据吴曾说，《礼部韵略》一共刊修过三次，第一次是景祐年间始修《礼部韵略》，第二次是张希文的《互注礼部韵略》，第三次是元祐年间校正《礼部韵略》，即孙谔修订本。由此推测，元祐五年至绍兴二十七年间，《礼部韵略》没有再次修订过。参见《能改斋漫录》上册，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哲宗元祐二年（1087）改革科举法，进士科分别考诗赋和经义，“欲习诗赋人，止试诗赋，不兼经义”“不习诗赋人，令治两经”，（注：见绍定庚寅重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所附《韵略条式》“建炎二年五月四日”牒文所引元祐法。）一时间，“举人初习声律，动多疑虑，加以经传音释与礼部韵间有不同，及自来传袭又多讹谬，虽主司考校亦无定论，临时率以私意去取。”（注：见绍定庚寅重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所附《韵略条式》“元祐五年七月初十日”牒文。）有鉴于此，元祐五年（1090），太学博士孙谔等针对诗赋考试中同义异读的韵脚字、音义不同的混用字、失收的经典常用字、避讳字等问题，提出改正和补充意见，经国子监审核议定，附入景祐《礼部韵略》相应的韵字之下，由礼部镂版颁行。孙谔修订的韵字不多，只有51字，但这一举措影响很大，后来重刊的各种《礼部韵略》增订本，都是步孙谔后尘，在元祐修订本基础上扩充、删削的。“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江南士人崇尚诗赋，朝廷重视诗赋考试。从建炎二年（1128）开始，沿袭元祐科举法，省试、殿试中，诗赋、经义两科考试各自同时进行，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为定制。（注：见绍定庚寅重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所附《韵略条式》“建炎二年五月四日”牒文。《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第一百八，466—469页，《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在诗赋考试取士的大气候下，官方和私人出版了一大批《礼部韵略》增订本，据宁忌浮（1997 ，P77—80）的统计，文献著录的南宋这类著作有12种。（注：据《古今韵会举要自序》，两宋时跟《礼部韵略》相关的考试韵书有五十余家。今所见著录的有12家，除去北宋张希文的《互注礼部韵略》外，加上毛晃、毛居正父子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共12种。）而且刊印的次数多，如官修的《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根据《韵略条式》提供的信息，从绍兴四年（1134）到嘉定十六年（1223），在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各朝都有修订重印，计14次。又如沿袭《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而作，成书于理宗时的私家著作、欧阳德隆的《押韵释疑》，就很受学子欢迎，“书肆版行，漫者凡几，一漫则一新，必增数注释，易一标题，以快先睹，是非可否不暇计焉。”（注：见曹楝亭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卷首所附郭守正《序》，光绪二年川东官舍重刊本。）广大士人为求功名，视《礼部韵略》为“金科玉条，不敢一字轻易出入”（注：见《古今韵会举要自序》，明刊本。），唯恐“以声病被黜”（注：《能改斋漫录》上册，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某些文人耗费大量精力修订《礼部韵略》，如毛晃以十年之力增修监本《礼部韵略》，作《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其子毛居正又加以增补校勘。在时尚和功利的驱使以及趋简厌繁的心理作用下，大多数学子无暇顾及《礼部韵略》的详本——《集韵》，是理所当然的。《集韵》经学色彩过于浓厚，如果举子要参考规模更大的韵书，宁可选择价格便宜、虽“繁略失当”但篇幅较小的《广韵》（见平田昌司1996）。而《集韵》的用途较小，礼部考官和少数学者根据它补充《礼部韵略》失收的某些韵字，提供某些韵字押韵和释义的理据。随着宋朝的灭亡，《礼部韵略》退出场屋，《集韵》就少有问津者了。
在北方地区的金元两朝，刊行于1229年的金人王文郁的《新刊韵略》和刻印于1225年的元人刘渊的《壬子新刊韵略》，跟《礼部韵略》无传承关系，是在《景德韵略》的基础上分别并韵为106韵和107韵，这两个《平水韵》刊本及其增补本《韵府群玉》（1314年）等，成为金元两代科举考试的标准（宁忌浮1995，P139—149）。
跟《平水韵》有传承关系的同系统韵书《诗韵辑略》（1563年）和《佩文诗韵》（1716年）分别是明清两代权威的科举考试用书（宁忌浮1995，P139—149）。
综上所述，《礼部韵略》和《平水韵》韵书兴而《集韵》衰，《礼部韵略》和《平水韵》韵书盛行而《集韵》不显。
第三，《集韵》异读字占所收字数的三分之一强，但字头下不标注又切，难于检索，极大地降低了它的实用价值，影响了它的普及。
《集韵》字下不注又切， 自有其编纂目的。 《广韵》异读字有4595个，有异读8041个，其中异读字下所注又切有3695个，互见又切占十分之七八，异读字下不注又切的异读有4346个，也就是说，注出又切的异读还不及异读总数的一半，而且还有十分之二三的又切是不互见的讹切（参见余乃永1980，序）。这说明，《广韵》大多数异读字的注解是不注又切的。此外，不少异读字下的又切没有注全，有漏注现象。这种情况当然不能简单的归咎为《广韵》作者的疏漏和失误。确定异读字，既涉及到审音问题，又有辨形问题，始终是韵书编纂的难点。《集韵》异读字有11910个，是《广韵》的两倍半， 遇到的困难比《广韵》大得多。《集韵韵例》说：“凡一字之左，旧注兼载它切，既不该尽，徒酿细文；况字各有训，不烦悉箸。”一方面，《集韵》作者批评了《广韵》注又切不完备的缺点，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注又切的困难，但不是积极地解决困难，而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态度，以为“字各有训”，就可以“不烦悉箸”又切，忽略了韵书的字音检索功能。这种做法实在是重大的决策失误。《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很中肯的批评：“至谓兼载他切，徒酿细文，因并删其字下之互注，则音义俱别与义同音异之字难以遽明，殊为省所不当省。”（注：《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二，经部小学类三《集韵》，359页，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有了这种认识， 我们不难解释《类篇》编纂的缘由。宝元二年（1039），《集韵》告竣，紧接着，《类篇》上马编纂，就是为了解决检索《集韵》字音的难题。《类篇》以字形为纲编排《集韵》韵字的形、音、义，在内容上跟《集韵》有很大的共性，但又对《集韵》的少数又音删、改、并，在释义和异体字的处理上跟《集韵》多有不同，体现了编者的意图，是一部与《集韵》相副施行的、有相对独立性的字书。
《集韵》是《广韵》的增修本，收字多，字音齐全，训释较为合理，体现了《广韵》所不具备的较多的优越性。但字下不注又切的局限，阻碍了它的流布。《礼部韵略》和《平水韵》系统的韵书收常用字，字数少，前者注释简略，后者增收韵藻，都不能满足诗赋考试以外的注音释义的要求；《类篇》收字多，但它是字书，篇幅太大，韵书的归韵、检索功能不能直观地体现出来。因此，无论是在两宋，还是宋以后各朝，篇幅适中的《广韵》由于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总是受到文人的欢迎，代代刊刻，通行不衰。
《集韵》不显于世的局面直到清初才得到根本改观。祖本为北宋庆历原本的南宋明州本《集韵》被清人钱曾收藏后，才有两种影抄本——钱氏述古堂和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行世（参见冀淑英1994）。毛氏汲古阁藏有两部影抄本：一部为朱彝尊所得，朱氏委托曹寅在康熙丙戌（1706年）九月刊刻于扬州使院，世称“楝亭本《集韵》”；另一部经毛扆根据南宋长沙刻本《集韵》影抄本粉涂校改，今藏于宁波天一阁（参见赵振铎1993）。
《集韵》经曹寅刊刻复出后，立即引起乾嘉派学者的重视。乾嘉学派领袖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依据《集韵》或稽考《广韵》韵例及宋代韵书的关系，或考求古韵，或疏证古义，段玉裁还校勘过毛氏汲古阁影宋本，并考证此本的底本是宋仁宗原本，高度评价了《集韵》在古音研究中的价值，他说：“丁度等此书兼综条贯，凡经、史、子、集、小学、方言采撷殆遍，虽或稍有纰缪，然此是资博览而通古音，其用最大。”（注：段玉裁《集韵》校跋，见于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150—151页，中华书局1983年。）楝亭本《集韵》的大量刊印和广泛流布，提供了《集韵》研究的先决条件，而段玉裁等小学领袖的推崇和提倡，则掀起了《集韵》研究的热潮。清代《集韵》研究者大多生活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这决非偶然，跟这个时期的语言学、考据学的学风有密切关系。
有了楝亭本《集韵》的刊布，才有《集韵》的研究。因此，把《集韵》研究史的上限定在楝亭本《集韵》的刊刻年即康熙45年（1706），是很合适的。第一个对《集韵》进行研究的，当推版本学家毛扆。《集韵》的研究，至今已有291年的历史。 总结和评价《集韵》的研究成果，以确定新的研究起点，是很有必要的。
有清一代，直至民国初年，《集韵》的研究主要在校勘、考证方面。系统地就《集韵》音系的一个专题提出看法的，始于白涤洲（1931）。从此以后，《集韵》研究的重点转向音系问题的探讨。因此，白涤洲（1931），可以看作《集韵》研究的分水岭，白文以前的研究主要是文献学的范畴，白文以后的研究才真正进入到音韵学的领域。以白涤洲（1931）为界限，根据《集韵》研究的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集韵》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以校勘、考证为主的研究和以音系为主的研究两个阶段。
二 以校勘、考证为主的《集韵》研究（1706年—1931年）
校勘、考证《集韵》的方法，正如黄侃（1983，P175）所说：“校《集韵》已有二术：一曰校《集韵》诸本，二曰校《集韵》所引诸书。”前一种方法，即参校比勘《集韵》的各种版本，订正讹误，填补阙漏。后一种方法，即根据《集韵》所引的现存诸书的音义，校勘、考证《集韵》引用的音义的疏漏讹误。校勘、考证的成果主要以校本、序跋等形式体现出来，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我们的调查、钩稽，这一阶段有《集韵》校本26部，序跋21篇。邱qǐ棨鐊（1974，P984—994 ）《集韵研究》曾列出18部《集韵》校本的著录、存佚和收藏情况，其中15部是1931年前发表的，因邱著在大陆地区难以见到，今按校本名称、卷册、底本的版本、序跋和藏址抄录如下：
1.余萧客手校本，十卷，曹刻本；（按：邱氏未见。）
2.段玉裁校本，五册，曹刻本，有段玉裁跋，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3.钮树玉校本。（按：邱氏未见。）
4.严杰校本；（按：邱氏未见。）
5.陈奂校本，十二卷五册，周漪塘藏毛子晋影宋抄本的覆抄本十卷四册，（注：根据赵振铎（1993）的考证，周漪塘所藏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今藏于宁波天一阁。）有段玉裁跋和马钊校勘记二卷一册，台北中央图书馆藏；
6.汪远孙校本；（按邱氏未见。）
7.陈庆镛校本；（按邱氏未见。）
8.方成珪《集韵考正》十卷，曹刻本，卷首有吴钟骏、黄式三序和方氏自序，卷末有孙诒让跋，道光丁未年刊本，又瑞安孙衣言刻永嘉丛书本、万有文库影印日本天保重刊顾本。（按：邱氏未列藏址；（注：除万有文库影印本外，《集韵考正》还有三个版本：（1 ）温州市图书馆藏稿本；（2）温州市图书馆藏清孙锵鸣抄本；（3）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孙诒让校，存一卷。））
9.马钊《集韵校勘记》，二卷，底本为陈奂覆抄的毛氏汲古阁影宋本，即天一阁本，有陈奂序，杨守敬藏本，今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注：马钊《集韵校勘记》还有四个版本：（1 ）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二年孙氏玉海楼抄本，清孙诒让校并跋；（2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3）南京图书馆藏清丁士涵家抄本；（4）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10.陈鳣、李贻德合校本，十卷八册，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按：北京图书馆藏有陈鳣录段玉裁校跋本，十卷，底本为曹刻本。）
11.顾广圻校本；（按：邱氏未见，北京图书馆有顾广圻校本， 存1—8卷，底本为曹刻本，有顾之逵跋和段玉裁校跋。）
12.罗以智校本；（按：邱氏未见。）
13.陆心源《校集韵》，四卷，曹刻本，有陆氏自序， 收入《潜园总集群书校补》；
14.日本天保重刊顾校批校本，不著批校氏名，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15.董文涣校本，十册，曹刻本，董文涣跋。（按：邱氏未见， 北京图书馆藏此书，校勘者姓名作“董文焕”。）
除邱氏所列外，还有11部校本，仍按校本名称、卷册、底本的版本、序跋和藏址开列如下：
16.吴骞、丁士涵、许克勤校本，十卷，曹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17.莫友芝、莫绳孙校本，十卷，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 录有清周锡瓒跋、段玉裁跋和叶景葵跋，并录清袁廷构、钮树玉、陈庆镛、黄彭年校语，上海图书馆藏；
18.袁廷构、劳权校本，存1—8卷，曹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19.韩泰华校本，十卷，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 有韩泰华跋并录段玉裁校跋，北京图书馆藏；
20.汤裕校本，十卷，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 有汤裕跋并录马钊校语，北京图书馆藏；
21.庞鸿文、庞鸿书校本，十卷，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 录有汪道谦、韩泰华校跋，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22.卫天鹏校本，十卷，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 有王秉恩录清黄国瑾、朱一新、钱振常、钱恂、濮子潼校语，卫天鹏跋，南京图书馆藏；
23.孙诒让校本，一卷，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 杭州大学图书馆藏；
24.姚觐元《集韵校正会编》，稿本，四卷， 姚觐元重刊曹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25.丁士涵《集韵札记》手稿，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
26.清王琨《集韵正》，今未见传本。
《集韵》的序跋除了以上所列15篇外，还有6篇散见于其他文集、 专书中，开列如下：
1.朱彝尊《合刻集韵类篇跋》，附于“姚刊三韵本”《类篇》卷末，又见《曝书亭集》三十四卷，十六叶；
2.桂馥《集韵跋》，见《晚学集》卷三，七叶；
3.顾广圻《补刊集韵序》，见《思适斋集》；
4.严元照《书集韵后》，见《悔奄学文》卷七，四叶；
5.钱泰吉《校集韵跋二则》，见《甘泉乡人稿》卷五，十二叶；
6.陈庆镛《归安姚氏刊本集韵跋》，附于姚刻本《集韵》后。
另有提要一篇，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2经部小学类之三。
以上所列《集韵》的校本、序跋并不是究尽性的清单，《集韵》校本的流传情况是曲折复杂的。孙诒让（1937，P999—1000）说：“乾嘉以来，经学大师皆精研仓、雅，其于此书（按即《集韵》）率多综涉。以诒让所闻，则有余仲林（萧客）、段若膺（玉裁）、钮非石（树玉）、严厚民（杰）、陈硕甫（奂）、汪小米（远孙）、陈颂南（庆镛）诸校本，无虑十余家，顾世多不传。其传者又皆展转迻录，未有成书。”孙氏所举乾嘉以来七部重要的《集韵》校本的流传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孙氏以前流传，孙氏时不传，如余仲林、严厚民、汪小米校本。方成坿作《集韵考正》时还参考过半部汪小米校本，“内多闾严君厚民（杰）语”，（注：见方成珪《集韵考正序》，5页，北大图书馆藏。）孙氏时汪校本已经不传。
第二，孙氏未见，现仍传世，如段玉裁、陈奂校本。
第三，孙氏时不传，但以校语形式展转迻录于其他校本，如钮树玉、陈庆镛校语为莫友芝、莫绳孙本所录，流传至今。
流传至今、影响最大的《集韵》校本当推方成珪的《集韵考正》十卷，它以曹刻本《集韵》为底本，参校宋椠本《集韵》（按：实即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并且吸收段玉裁、严杰、汪远孙和陈庆镛的校勘成果，又以《经典释文》、《说文》、《方言》、《广雅》、《玉篇》、《广韵》、《类篇》和《古今韵会举要》等书证其异同，订其讹误，补其疏漏。《玉篇》、《广韵》有而《集韵》未收之字“均不载”，“仍其旧不敢擅补”。此书集乾、嘉、道光学者研究《集韵》之大成，它的贡献已超出刊补《集韵》版本讹夺的范围，孙诒让（1937， P999）予以很高评价，他说：“（此书）盖非徒刊补曹本之讹夺， 实能举景祐修定之误，一一理董之。”方氏以后的校勘考证工作，实际上大多是方书的余绪或补苴。如孙诒让就曾续辑方书。成书于1936年、陈准的《集韵考正校记》，用《集韵考正》原稿本对校已经出版的刻本，并对方氏校语修正补充，是研读《集韵考正》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虽然集中在《集韵》的校勘、考证方面，但对于《集韵》的性质，《集韵》跟相关韵书、字书和音义书的关系以及《集韵》在小学史上的地位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校勘者对《集韵》博采先儒旧音、集粹名家音切的特点已有明确的看法，孙诒让（1937，P999）说：“《集韵》虽修于宋人，而故书雅记所载奇字异音甄采郅备。较之《广韵》，增字至二万七千有奇，自李登《声类》以来，音韵书之赅博，无有及之者，……采辑家多据以钩沈补逸，诚韵谱之总汇也。”这对于进一步揭示《集韵》字音的复杂来源和语音层次，认识到《集韵》音系的综合性质，很有启发性。关于《集韵》跟《类篇》的关系，校勘者的认识尤其深刻，方成珪说：“《类篇》与本书（即《集韵》）如一炉之冶，不得《类篇》以校《集韵》，犹中夜有求于闾室之中而舍烛也。”（注：《集韵考正凡例》，8页，北大图书馆藏。）此外，《集韵》跟《说文》、《方言》、《经典释文》、《广雅》、《古今韵会举要》等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研究者不仅利用这些书校证《集韵》，而且把《集韵》作为研究这些专书的重要依据。黄式三说：“《集韵》载陆氏《释文》之音读，与今本异者可以证宋开宝以前未改之本。段氏注《说文》，据之以定古音，辨古体；王氏疏《广雅》，据之以补阙字，订讹字，此书之可宝，亦已明矣。”（注：《集韵考正序》，3页，北大图书馆藏。 ）吴钟骏甚至说：“《释文》经开宝中陈谔等删改，《集韵》据开宝以前未经删改之本，寻是根柢，识其条理，辨乎此，而后可读《集韵》，而后可读秦汉晋唐一切声音训诂。此固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也。”（注：《集韵考正序》，2页，北大图书馆藏。）《集韵》成为研读古书、 考求古音和疏证古义的“根柢”之书，研究《集韵》也就成为研治小学的捷径，陈奂说：“《集韵》一书，载籍极博，学者若求声音训诂之道，舍是书不能总其众汇。”（注：马钊《集韵校勘记》所附陈奂序，北大图书馆藏。）这样就提高了《集韵》在小学史上的地位。
三 以音系为主的《集韵》研究（1931年——1996年）
一、音系的研究
这一时期发表的不少音系研究的论著，林英津（1985）已做了比较详尽的评述，因此，本文在介绍到有关论文时，尽量避免与林文内容重复，引用林文观点，一律注明出处。
按照研究方式的不同，《集韵》音系的研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编制《集韵》韵图
1.施则敬的《集韵表》
此表发表于1935年，是以韵图的形式解析《集韵》音系的第一部专著。把206韵分成23摄，每摄分开齐合撮四呼，每呼一图， 以四十声类为纬，以206韵为经，每一竖行列一个声类， 同声类小韵反切列字依照上古韵部的语音相配关系，以入声韵为枢纽，居中，上配阴声，下承阳声，企图使“古音、今音、等韵三者融会贯通。”（施则敬1935）该表的缺点很多，王力（1937）、邵荣芬（1993）都曾提出中肯的批评。它的最大缺点在于以今音律古音。喻三、喻四不分，认为“喻、为二纽口治、心治俱难解析，疑《广韵》切语上字喻、为有分，殆亦偶然耳。”（施则敬1935）以今音的开齐合撮四呼代替中古的开合八等，抹杀重纽的区别，任意删削重出小韵，为了迁就中古的音系而误改上古的韵部相承关系等，总的来说，该表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作品”（见邵荣芬1993）。
2.黄侃《集韵声类表》和潘重规《集韵声类表述例》
黄侃《集韵声类表》发表于1936年，该表是初稿，不是定本，没有体例和说明文字，表中各种标记符号和批语的意图难以理解。有鉴于此，黄侃的弟子潘重规1964年作《集韵声类表述例》，分“述例”和表两部分。潘著“补缀条例”，纠正黄表的错误，以“追述师旨”。因此，要真正读懂黄表，必须参阅潘著。潘著的述例部分述中有作，有其相对独立性。黄表分《集韵》声类为41个，以声类为纲，以韵为目，以声类辖图，每声类一图，上图为开口呼，下图为合口呼，共有82图。列韵次序依照《集韵》，每图分四等，依声类的等定《集韵》小韵首字和反切的等，每等分平上去入四声。根据潘著，可知黄表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归字列位，都以《切韵指掌图》为依据，声纽、等、呼与《切韵指掌图》违异者，于字旁加叉“×”，并加眉批说明改正意见。《切韵指掌图》未收之字，则据反切下字或反切上字在《切韵指掌图》中的地位定等。
第二，《切韵指掌图》所收之字和《集韵》跟《广韵》小韵首字或反切不同的字，旁加圆圈和圆点，这样就可以直观地显示出《切韵指掌图》与《集韵》的音韵关系以及《集韵》跟《广韵》反切的不同。
第三，凡同纽同韵同呼同等同调而反切不同之字，分格列出，显得比施则敬《集韵表》客观些。
第四，入声韵兼配阴阳，以配阳声者为正。
黄表和潘著的缺点也有四个：
第一，潘著认为《切韵指掌图》依据《集韵》而作，并详细论证《切韵指掌图》的作者是司马光，书成于杨中修《切韵类例》之前。关于《切韵指掌图》的作者，前人有不同看法，未有定论，此处姑不论。潘氏以为“《切韵指掌图》和《集韵》二书实有表里相依之关系”，并以此为根据论证《切韵指掌图》的成书年代、则大可商榷。《切韵指掌图》虽然跟《集韵》的关系密切，如在收字、开合归韵等方面《切韵指掌图》有因袭《集韵》之处，但两部书还是有本质的差别。首先，两部书所反映的音系不同。《集韵》音系沿袭《广韵》音系而来，虽然容纳了某些时音成份，但基本框架还是中古音的。《切韵指掌图》则反映了南宋后期的时音系统，突出地表现在韵母系统大大简化，入声韵尾[t ]、[k]尾脱落，收[?]尾，如果不计入声，韵母系统已很接近《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了（何九盈1988，P136—149）。其次， 从《切韵指掌图》所依傍的韵书看，《切韵指掌图》不是专据一部韵书，而是几本韵书互相补充、斟酌而用，韵目多采《广韵》，而从《集韵》补充了相当多的韵字（许绍早1994，P100）。因此，按照《切韵指掌图》的音系框架填充《集韵》的小韵反切，必然矛盾重重。《切韵指掌图》反映时音变化的字音地位，往往跟《集韵》不合，遇到这种情况，黄氏常常加批语，批评《切韵指掌图》归字列位的不当，如从母上图四等至韵“自”字，之韵“慈”字旁均加×，批云：“自、慈一等，恐非。”（潘重规1964，P137）其实，止摄精组开口字“兹雌慈思词”《切韵指掌图》排在一等，正是当时实际语音里舌尖前韵母
产生的反映。又如穿母下图三等支韵吹字旁加×，批云：“吹在二等， 疑非。 ”（潘重规1964，P137）实际上，《切韵指掌图》庄、章两组字有时有混杂的情况，《广韵》昌母字吹排在二等初母的位置，正反映了初、昌混淆的时音现象（许绍早1994，P97）。 诸如此类的黄氏以《集韵》阐释《切韵指掌图》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黄表虽然是《集韵》的声韵调配合表，但跟传统韵图的性质还是有所不同。“等”是分析韵母里主要元音和介音的概念，不是分析声母的（唐作藩1987，P68—71）。但传统的韵图列字照顾门法， 在分析韵母“等”的同时，使声母也具有“等”的特征。有些声母的等跟韵母的实际归等相符，有些不符合，突出地表现在三等韵字的归字列等上。由于声母的不同，三等韵字可出现在韵图中同一韵二、三、四等位置上，庄组字老是在二等，章组、日母和喻三字老是在三等，精组和喻四老是在四等，这并不说明它们的韵母有什么不同。黄表既然以声类为纲，以声类辖等呼，就不会出现传统韵图的这类声韵配合问题，也就没有必要照搬门法。黄氏完全以传统韵图的声类的等决定《集韵》韵母的归等，这种削足适履的作法必然引起归字列等的矛盾。如同是之韵字，黄表把精组字列四等，庄组字列二等，照组字和日母字列三等，其他声母字列三等，实际上之韵字反切下字只能系联为一类，只有一个韵母。又如日母一般只有三等字，但也有个别字是一、二、四等韵。咍韵荋)，汝来切，海韵
，汝亥切，《七音略》内转第十三重中重分别列在日母咍韵一等和海韵一等，（注：《七音略》海韵一等列
字，李新魁（1982，P160）指出当为荋字之讹。）《韵镜》外转第十三开齿音清浊海韵一等也有字，黄表都归在日母三等。其他日母一等字，如感韵
，如坎切；勘韵
，辱绀切；谈韵蚏，汝甘切，黄表都列在日母三等。此外，日母二等字如
韵
，而辖切，衔韵
，而衔切，日母四等齐韵字腝，人栘切，黄氏都归在日母三等。不能反映日母一、二、四等字所在韵的韵母里等的特征。总之，黄表以声母的等的特征作为小韵归等的标准，不能客观地体现《集韵》声韵配合的真实情况。遗憾的是，邱棨鐊（1974，P215—336）毫无保留地遵从黄表编制《集韵》韵图， 这说明黄表和潘著对《集韵》的研究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
第三，黄表把同纽同韵同呼同等同调而反切不同的字分格列出，不相杂厕，表面上客观些，实际上把语音上有对立的重纽反切小韵跟语音上无对立的重出小韵混为一谈，都看作同音异切字，这就“将使《集韵》的韵类不合理的庞大， 而且将掩盖一些重要的问题。 ”（林英津1985，P52）
第四，黄表入声兼配阴阳，表面上是按照《切韵指掌图》的相配格局，实际上更多地考虑到上古音的韵部相配关系，这样，黄表就出现了近代音韵母相配关系跟上古韵部相配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昔韵配支韵，曷韵配太韵，德韵配咍韵，沃韵配豪韵等，依据的是上古阴入相配关系，而觉韵兼配爻韵、江韵，则根据的是《切韵指掌图》的阴入、阳入相配关系。跟施则敬《集韵表》以今概古的入声兼配阴阳的做法相反，黄表是以古律今，同样是不科学的。
（二）音系的专题研究
1.《集韵》的声母研究
声母的分类问题是《集韵》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自从白涤洲的《集韵声类考》发表以来，又有八篇讨论《集韵》声母分类的论文问世，结论有四种：
（1）39类说，白涤洲（1931）和应裕康（1960，P339—506）同持此说；
（2）40类说，施则敬（1935）、邵荣芬（1993 ）虽然声类数目相同，但结论不同；
（3）41类说，黄侃（1936）、潘重规（1964 ）和邱棨鐊（1974，P67—210）同主此说；
（4）42类说，林英津（1985）持此说。
跟白涤洲的39个声类相比，施则敬增加了娘母和禅母，但合并了云母和以母。邵荣芬增加了娘母和禅母，但将云母归匣母。黄侃、潘重规、邱棨鐊增加了娘母和禅母。林英津增加了娘母、禅母和俟母。
对待《集韵》声类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消极地照搬《广韵》的声母系统，如施、黄两位先生；另一种是积极地从《集韵》的反切材料出发，采用某种考求声类的方法，力求得出合理的分类，如其他六位先生的文章，由此引出的结论应该受到重视。
结论的分歧主要有两个：一是泥、娘当分不当分？二是船、禅当分不当分？造成分歧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下面在阐述两方面原因的同时，表明我们对声母分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