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到外交话语权
刘昌明，杨 慧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237)
〔摘 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系统性总结和升华，其“发展导向”与“多元包容”特征推动着中国国际话语空间的拓展，而提出的源发性观点与引领型概念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国际话语不足的状态。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话语在对外传播与外交实践中也面临着话语表达强度与国际话语传播效果不匹配、话语表达导向与话语认知结果存在偏差、中国学者在国际平台话语不足等困境。对此，中国需要通过理性认知西方国家话语反制的必然性、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话语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建构等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向外交话语权的转化。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话语；外交话语权
外交话语是一国国内政治文化的国际延伸和展现，它是政府在国家文化理念、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方向等方面的基本立场表述；而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国家的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注] 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 。在当代外交实践中，那些体现国际社会共同价值、反映国际法基本理念、有效推动全球治理的外交话语都能够有效地转化为话语权[注] 席军良、汪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1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体系，成为引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指南。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如何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话语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性提升，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使命和新挑战。本文拟在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话语内涵和意义的基础上，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向外交话语权转化面临的困境，以此从学理意义上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向外交话语权转化的路径和对策建议。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话语的内涵与意义
外交话语是一国为表达和阐释其思想所惯用的概念、术语、名词等表述的总和，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标识和符号，它一般体现在“本国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公开发表的讲话、声明、文件之中”[注] 金正昆：《现代外交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承载着一国对外沟通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各国往往会形成独特和相对固定的话语体系，来表明特定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因而各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一方面保持着自身的延续性与传承性，另一方面也随着国家战略方向和政策举措的调整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1986年开始创作“真实的虚构”(True Fiction)系列。以及之后“真实的虚构（二）”(True Fiction Two)系列。这一项目曾停滞了很长时间，因为该作品所采用的材料供应中断而未能完成。柯达公司当时停止了某种染料的生产，而该种染料刚好是斯各格兰德正在使用的。“真实的虚构（二）”中，每个画面与场景都经由精心雕琢，并融入当今的数字化技术，实现视觉效果与形象程度的最高水平。
党的十八大确立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以来，中国外交话语发生了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到“积极推动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递进式转换[注] 李伟健：《中国在中东：话语与现实》，《西亚非洲》2017年第5期。 ，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越来越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对于未来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观点，体现了中国作为新崛起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因此，从外交话语视角探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创新与影响，对理解和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推进实施我国新时期对外战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外交话语的“发展导向”与“多元包容”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领先优势，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外交话语的发展导向特征，这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3年10月，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注]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5日。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注] 习近平：《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8日。 。2016年，中国主办的G20杭州峰会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框架的突出位置，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肯定和赞誉。近年来，围绕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的逐步实施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外交理念转变为致力于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具体行动。
“多元共生，包容共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另一鲜明特征。发展导向的外交话语并不意味着中国想要塑造一个“同质”的世界，相反，“多元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注]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同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也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合作的平台，但“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注]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传统的以零和博弈、强权政治为基础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指引着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前进方向，让中国外交站在了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系统性总结、凝练和升华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推动构建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先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重要外交理念[注] 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7-11/19/nw.D110000renmrb_20171119_1-06.htm。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外交客观上有了更多在以前并不具备的、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注] 孙吉胜：《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大国关系等外交实践中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如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践行“亲、诚、惠、荣”的理念、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倡导“新安全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等倡议和设想。通过这些新的外交话语，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自身的发展观、合作观、安全观、治理观、义利观，逐渐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外交理念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新话语、新表达、新倡议的系统性总结、凝练和升华。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延续了中国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体现了中国外交多年以来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合作共赢”理念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也是落实“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方略。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近年来中国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等外交实践经验的全面概括和归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自我情感、价值追求和对外立场，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注] 余思新、蔡育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党政研究》2018年第2期。 ，从而有效提升了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整体性、权威性、系统性。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源发性观点与引领型概念，有助于改善中国在国际平台话语不足状态，拓展了中国的国际话语空间
长期以来，西方少数国家掌握着国际秩序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后来者”，中国长期处于话语不足甚至失语的境地，表现为“有话不敢说，说了没人听，听了没人懂”的尴尬状态。近年来，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逐渐凝练了自身对国际事务和世界秩序等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在国际舞台上进行话语表达的欲望日渐强烈。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西方国家的解决方案难以奏效，世界对中国方案寄予期待，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契机。在这一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成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表达空间的成功尝试。
其一，履行判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78条，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行政机关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依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纳税人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存在着“纳税前置”。如法院认为预约裁定合法有效且纳税人的交易事项确乎符合裁定约定的，应判决税务机关履行预约裁定，税务机关应向纳税人返还多缴纳的税款并且向纳税人赔偿多缴纳的税款在此期间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建议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另外，如果税务机关在预约裁定中对税法作出的行政解释与上位法相抵触，但纳税人属于善意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信赖保护原则，法院仍应作出履行判决。
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于“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中国方案。中国领导人强调要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共享”的世界新秩序[注] 蒋昌建、潘忠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浙江学刊》2017年第4期。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注]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话语体现了中国从大国外交的视野认识世界，将自身发展与整个世界共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而对全人类未来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知及向话语权转化的困境
一国的外交话语不仅能表明其价值判断和政策立场，还能折射出其战略意图、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外交话语的目标是让国际社会认可并转化为外交话语权，即一国通过外交话语获得对他国的感召力、影响力甚至强迫力等。1970年，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其《话语的秩序》中首次提出了“权力话语理论”，将“话语”内涵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话语”至少有话语、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三重意义。但本文认为“话语”与“话语权”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外交话语并不等同于外交话语权，只有那些获得国际认可的外交话语才能产生影响力，并形成话语权。一个国家的外交话语能否成为指导国际组织实践的原则和决议是检验其能否转化为话语权的标志。如有学者所言，“目前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是制度话语权之争，在国际机制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体现了一国的国际话语权”[注] 杨庆龙：《利用国际机制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理论视野》2016年第4期。 。
有些学者主要从经济维度解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认为这一理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构想。如有学者指出，构建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经济发展倡议密切相关，借助这一概念，一方面，中国表达了自身作为区域领导力量为周边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另一方面，这一“强势但不强硬”的理念有助于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的忧虑[注] Peter Loftus：How China'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Will Change Asia http：//www.dukenex.us/peter-loftus-how-chinarsquos-community-of-common-destiny-will-change-asia.html. 。此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表达了中国对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和维护，中国旨在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确保自身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担当引领角色[注] Jin Kai：Can China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November 28，2013， https：//thediplomat.com/2013/11/can-china-build-a-community-of-common-destiny/. 。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但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如何对外传播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进而形成话语权才是问题的关键。2017年2月，联合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决议，无疑是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认可，标志着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从国外学术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回应看，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仍存在不同的观点甚至疑虑，这反映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向外交话语权的转化还面临着现实困境和挑战。
从形式上看，正式立法制度较为缺乏，临时性政策法规占了主导地位，不少规定被包含在相关政策法规中，缺乏精细化的制度规定，这很容易对实施效果造成不利影响；从内容上看，现有的政策立法对特定人群精准帮扶规范不足。日本等不少国家有专门针对老年、儿童、残疾人的健康支持制度，我国却缺乏相关的规定。从制度效果上看，制度保障能力不足，保障资源、责任机制及绩效评价考核等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
(一)国际学术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话语的提出并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国外学术界围绕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目标动机、构建前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作出了不同认知和回应。
2.改革户籍制度，为赋役征调提供基础。秦国改革户籍制度开始于秦献公改革时期，当时只是为了掌握全国的丁口数。商鞅变法再次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按什伍编造户籍，“令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使户籍制度更臻完备。其改革意义在于将全国人口直接置于国君控制之下，掌控全国兵源情况，另一方面也使人民摆脱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商鞅整顿户籍并不限于下民，贵族人口也要登记户籍。在对贵族登记户籍时，不仅要登记贵族本人及其家人的户籍，而且还包括贵族家庭的奴仆等人口。整顿户籍使贵族领主原来隐匿的人口均登记在籍，使赋税的征收及徭役的征派有了更为可靠的依据。
1.在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的理解上主要存在经济和政治两个视角的不同观点
式中:置信度η0一般设置在[0.95,0.99]的范围内;b表示局内点总数；ε表示局内点在所有样本点中所占的比例，然而通常情况下，ε未知，所以ε取最坏条件下局内点的比例。
第四个阶段是从洞穴外回到洞穴内。这个人在见识了洞穴外的最无蔽者之后如果重新回到洞穴中，回到自己原先的位置，他会因为从光明进入黑暗而再次看不清。这时，他对洞穴内的那些阴影的认识和判断会完全比不上一直呆在洞穴内部的同伴，他的同伴们甚至会认为他在洞穴外走了一遭之后眼睛坏掉了，因而洞穴之外是不值得去的。如果这些人能够抓住那想要解放他们、带他们走出洞穴的人并且杀之而后快，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5]211-213
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世界即将走向何处”的方向判断，内含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国际合作观。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遭遇挫折的背景下，各国对世界发展不确定性的困惑和质疑增加，此时中国明确作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判断是对未来世界发展方向问题的答案[注]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3月25日。 。这一判断不仅体现了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所秉持的原则，也为其他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助于引导世界秩序转型走出结构性冲突的困境，促进当前“不确定时代”国家间关系的稳固和健康发展。
也有一些学者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认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拓展自身在区域安全领域影响力的政策，旨在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对外交往中通过“以经促政”加强和巩固双边关系。中国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是基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共同收益能够增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判断，其实质是一种将经济发展与安全合作“合二为一”的理念[注] Timothy R. Heath：China Stressed a Growing Interest in Global Trade and Governance at Davos，January 20，2017， https：//www.rand.org/blog/2017/01/china-stressed-a-growing-interest-in-global-trade-and.html. ，中国正尝试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目标[注] Matt Ferchen：How China Is Using Its Economic Goals to Assert Its Global Influence，May 9，2017，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china-using-its-economic-goals-assert-its-global-20577?page=show. ，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拓展。
2.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与动机成为国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多元的解读视角带来的是对这一问题的多元认知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为其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是中国“保持战略机遇期、实现自身稳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有学者认为，中国通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修补与周边国家因领土争端而破坏的关系，消除外部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疑虑[注] Zhang 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in China's Diplomacy：Meaning，Motives and Implications[J].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2018. 。
在83例胃癌患者中，是否行新辅助化疗并不影响患者的术后总生存时间（P＝0.287，图2A）。进一步以CTC分组，在45例CTC阳性患者中，行新辅助化疗者的术后总生存时间比未行新辅助化疗者明显延长（P＝0.001，图2B）；而在38例CTC阴性患者中，行新辅助化疗者的术后总生存时间与未行新辅助化疗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9，图2C）。
在当前的国际话语体系下，西方50多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可以说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中国是现行国际制度体系的“后来者”，但西方媒体却将中国塑造成了一个“异质国家”的身份，并创造“锐实力”等概念炒作“中国威胁”，将中国拓展国家利益的合理行为解读为对现行秩序的颠覆[注] 王栋、曹德军：《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10页。 。与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倡议并主导的传统国际话语相比，中国外交话语的运用能力及其影响力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原本的话语表达导向往往被西方媒体有意无意的歪曲，甚至成为攻击中国的工具，致使国际社会在短时间内难以正确认知这一理念。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了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内涵，表达了中国人民关于世界未来的美好愿景，但个别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及其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恐惧，基于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新冷战思维”，对这一理念的目标和前景提出质疑。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其对当前国际秩序变革和调整的诉求。在这一视角下，有的学者进行了积极的解读，认为中国无意从根本上变革当前秩序，只是呼吁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被赋予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地位，在参与和决定全球事务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利。但也有些来自美国的学者则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消极地理解为中国旨在塑造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反映了“中国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满以及对更符合自身利益和地位的世界秩序的期待，是对支撑现有世界秩序的普世价值和核心原则的间接批评”[注] Nadège Rolland：Beijing’s Vision for a Reshaped International Order，China Brief Volume：18 Issue：3，February 26，2018，https：//jamestown.org/program/beijings-vision-reshaped-international-order/；Nadège Rolland：Examining China’s“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January 23，2018 https：//www.power3point0.org/2018/01/23/examining-chinas-community-of-destiny/. 。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等问题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他们从多个维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发展前景提出质疑
Duodenal polyps as a manifestation of portal hypertensive duodenopthy (PHD),an uncommon event, have been reported previously. The prevalence of PHD in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portal hypertension ranges from 8.4% to 51.4%. However,manifestation as multiple duodenal polyps is rare.
尽管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详细阐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但仍有国外学者认为这一话语内涵过于宽泛，目标与实施路径尚不清晰，这将影响其他国家对该理念影响的战略预判，增加其他国家的焦虑感[注] Zhang 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in China's Diplomacy：Meaning，Motives and Implications.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2018. 。有学者建议，作为一个综合的政治或外交主张，“命运共同体”内涵需要被进一步定义才能避免其成为一个既无边界也不切实际的空洞理想[注] Jin Kai：Can China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November 28，2013， https：//thediplomat.com/2013/11/can-china-build-a-community-of-common-destiny/. 。
也有学者从东亚地区环境的角度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认为共同体的构建本应依赖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相似的社会经济结构塑造的认同感，但东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多样性及较低的一体化水平，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最大挑战，“在缺乏共同的规范、制度以及身份认同的情况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面临着重重困难”[注] Peter Loftus：How China'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Will Change Asia，http：//www.dukenex.us/peter-loftus-how-chinarsquos-community-of-common-destiny-will-change-asia.html. 。
还有些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最根本挑战在于中国自身的“权力赤字”。该观点指出，迄今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通过经济关系来加强政治和战略关系，但这不足以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信任。该观点进而认为，中国并没有能够塑造和影响国际政治规范的软实力，也没有足够的战略能力在该地区成为可靠的安全提供者，其塑造外部环境和影响该地区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仍然有限[注] Zhang J.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towards‘Peaceful Rise 2.0’. Global Change，Peace & Security，2015，27(1)：5-19。 。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外交话语权转化的困境
从国外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认知可以看出，由于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较短，加之历史、文化以及实际操作层面的原因，国际社会对其理解和认可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获得的外交话语权并没有达到与国家实力相称的地位，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与困境。
换好衣服的武成龙回到萧飞羽身边，他怀着一颗蠢蠢欲动的心瞅着斗场，脸上荡漾起噬血的渴望。萧飞羽淡淡地道：“你悟出的一招就使整套剑法有了实质性升华，以搏杀技艺而言你有了非凡的超越。”他向从容应对五名剑手狂野冲击的只手拿云投去一瞥道：“以技取巧少了深刻的感触，尤其是应对数人攻击更会落于下乘。”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强度与国际话语传播效果不匹配
提质粒，将各片段质粒pCAMBIA1301-ProTkGG PPS-Gus经SalⅠ和NcoⅠ双酶切鉴定（图4）。用电击法转化农杆菌GV3101菌株。鉴定为阳性的PCR菌落（图5），置于4℃保存备用。
2.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导向与话语认知结果存在偏差
另一种观点则从中美战略竞争角度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机和目标，认为该理念是中国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直接回应[注] Rigby R W，Taylor B. Whose Shared Destiny?Shared Destiny. ANU Press，2015. 。例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科尔图诺夫(Andrey V. Kortunov)将中国倡导的构建命运共同体与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比较，认为这是中美为欧亚地区描绘的两种竞争性愿景。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中国取得地区主导地位；而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描绘的未来欧亚大陆愿景，旨在利用欧亚大陆内部力量使这一地区更加稳固，将一个巨大而异质的欧亚空间整合成为一个整体，是一种从中心向外围的战略[注] Andrey V. Kortunov：Indo-Pacific or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May 28，2018 http：//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indo-pacific-or-community-of-common-destiny/. 。
3.中国学者在国际平台话语不足甚至缺失，也是导致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对外传播困境的因素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一方面要对自身国家实力与拥有的国际话语权不相匹配的事实具有客观的认知和清晰的判断，将争取中国的外交话语权作为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话语反制的必然性。西方国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抵制甚至曲解并不完全是对理念本身所描绘愿景的质疑，而是出于日益强盛的中国可能取代西方国家在世界领导地位的“恐惧”，因此要理性认知命运共同体在赢得话语权过程中即将面临的话语空间争夺和话语反制，正确对待来自国际社会的话语压力。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话语向话语权转化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思想、新理念和新倡议不断充实于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使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已基本形成并日渐完善。“对于任何崛起中的大国来说，确保和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很正常的和必要的，而‘话语权’是实现多重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可行途径”[注] 《中国争取国际影响力面临五大挑战》，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7-06/10907057.html。 。但如前文所言，在西方以对抗和博弈为主导的现实主义叙事中，中国以合作、发展为核心的理念往往被西方国家从中美战略竞争、国际秩序重构的视角来解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外交话语目前在多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尚未确立引领性地位，尚未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话语权。因此，中国在推进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建设时，如何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话语有效地转为话语权，就成为中国大国外交中亟待补齐的“短板”。
中国政府及领导人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多次对外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出中国外交的强烈话语表达意识，但从外交话语传播的效果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与话语表达强度仍不匹配。一方面，对这一理念高强度的话语表达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国家外文局的统计，“命运共同体”在“英语圈国家民众对中国话语认知度Top100”榜单中位列第95位，而“一带一路”“中国故事”“中国道路”则分列第80、94、98位[注] 《中国外文局首次发布〈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http：//guoqing.china.com.cn/2018-02/17/content_50550737.htm。 。因此，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和外交话语在国外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度。但另一方面，国外专门以“命运共同体”为选题的研究和专题报道却凤毛麟角，对这一话语的论述多是在以“国际秩序转型”、“中国与周边外交关系”为主题的研究中略有提及，相对于其他热门选题，国外学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缺乏系统性的关注和研究。根据对国外主要智库和媒体网站的统计，截至2018年6月，只有The Diplomat一家媒体平台组织了以“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专题稿件，许多国际知名的智库尚未发布专门的研究报告，这与国内近五年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及相关项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反映了国外的学者和智库尚未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学术研究的主题。
在当前全球政治和经济形势剧烈变动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大国外交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如何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及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认知甚至疑虑作出回应？换言之，如何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话语转化为能够推动全球有效治理和国际社会合作的话语权？
1.客观认识当前西方国家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现实，理性处理西方国家话语反制的必然性，正确对待西方的话语压力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并且主观上重视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因而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不仅是众多国际外交话语的发源地，而且凭借其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的优势地位，干预国际议程设置，实现了对国际话语传播的控制，以服务于自身的战略利益。长期困扰我国发展的“中国威胁论”就是部分西方国家借助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打压和遏制中国崛起的典型例证。另外，西方国家还炮制出一系列具有强烈西方色彩的外交话语，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颜色革命”等，在国际社会强推符合自身利益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意图主导国际话语体系。由此可见，话语权争夺的实质是国与国之间地位、实力的角逐，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较量。尽管在当前全球力量格局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在快速崛起，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但就当前国际话语体系的结构来看，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仍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垄断着国际话语体系，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国家在短时间内尚难改变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导甚至霸权的地位。
国际学术界是争夺国家话语权的“前沿阵地”，西方国家往往首先通过国际学术平台传播其外交话语，从而占据学术领域的话语制高点。受语言等因素限制，国际话语表达是中国学者的普遍“短板”。近年来，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文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但由中国学者在国际平台上发表的外文著述却寥寥无几，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平台上处于话语严重不足甚至失语的境地。早在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曾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注]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加强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需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注]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而这需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坚实支撑。学术含量高的外交话语更具内在逻辑关联和对外感召力，在国内国际拥有更加广泛的基础，并且有利于不断推进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丰富中国外交实践[注] 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 。因此，改善中国学者在国际平台话语不足或缺失状态，是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向话语权转化的重要一环。
2.在坚持包容性的基础上，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外交话语进一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
二是继承浙东“贵专家”的史学传统。浙东史学是在中国历史上较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其特点是提倡学术交融，反对门户之见；专攻精研专家，崇尚独创精神；注重实际效果，推崇经世致用。其中“贵专家”是浙东史学的传统。章学诚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3]显然章学诚是继承了浙东史学的优秀传统，着眼点还是在“成一家之言”。
国际上使用和传播的国际话语一般都坚持普遍性原则，内涵和语义要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以便于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但受中华文化习惯从整体视角认识世界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话语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有些外交话语原则性太强，内涵缺少具体的边界和范围，再加上语言翻译的问题，容易引发国外政府、民众和媒体的误读。清晰阐释并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义和内涵，强化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措施，是获得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包容性是其话语权建设的前提。国际话语权争夺的背后反映了国家间利益的博弈，能够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外交话语，必定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与延展性，能够在表达自我利益诉求的同时也要包容其他行为体的利益诉求。当前，以“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外交话语体系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体现了这一话语的包容性，是中国特色外交话语权建设的基础。
第二，要在坚持包容性的基础上，将对外话语表述进一步具体化。赢得话语权与话语体系建设相辅相成。当前国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疑虑集中体现在对这一外交话语的目标与实现方式上。因此，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述进一步细致化和具体化，是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说清楚、讲明白的关键。具体来说，一是完善相关外交理念的阶段性目标表述，减少和消除相关国家的疑虑；二是补充具体外交议题上的话语支持(如安全领域的安全观，经济领域的贸易观等)，三是强化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逻辑上自圆其说，议题上贴近现实，外交政策背后体现的外交理念要具有一致性。
3.进一步推动以制度构建为核心的外交实践，实现中国国际制度性权力与话语权的同步提升
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嵌入国际制度和机制的构建中是提升这一理念外交话语权的有效方式。尽管话语权提升以话语的广泛传播和被认可为主要标志，但外交话语权的建设要避免陷入仅仅关注外交话语传播的狭隘思维，而是要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设计和规划。在“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中，国家的外交实践多是一种“制度实践”，因而话语权建设也离不开国家对现行国际机制的嵌入与改进，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中使自身话语权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得以固化。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亚投行的建设运营为这一理念从外交话语向话语权的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平台，也显示出外交政策和外交机制在推进外交理念传播过程中的辅助作用。由此可见，正确处理好外交政策实施、国际制度参与、外交理念推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的制度性权力与外交话语权的同步提升。
田志芳立即慌了，她发现杨连长也在，他是和刀营长骑马提前来的，但他胸前没挂红花。她扭过头问向阳花：“谁？谁结婚？”向阳花笑嘻嘻地说：“别急，妹子，你今天仔细找找，这里还有比杨连长更好的不？”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2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表示，数据比较采用χ2检验和描述性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采用Logistic多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
4.通过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和话语，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建构和外交话语权的提升
对国际社会的“思想建构”和“知识建构”是大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一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举措。因为“话语权不仅是字面上的说话权力或者讲故事能力，也是一种通过建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来影响人心的观念性力量”[注] 杨光斌：《思想话语权事关国家安全》，《人民日报》2018年3月8日。 。一国对“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不仅需要外交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研支撑，而且学术含量高的外交话语一般更具内在逻辑关联和对外感召力，更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因此，外交话语权的提升不仅要强调政治性，也要重视学术性。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主导了国际学术领域，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被套用西方理论解读，西方国家的政治外交话语也往往首先通过学术平台进行国际传播。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还处于弱势地位，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此，加强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的重要举措。
当前，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客观上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高度重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这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政策支撑。“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注]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从对西方理论的“注经”中走出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形成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此为基础，社会科学领域要通过精准的概念、科学的范畴和严谨的逻辑，向国际社会科学地表达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内容，推动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注] 唐爱军：《中国话语方式》，《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3期。 。
四、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其影响的扩大反映了中国崛起背景下国际观念体系和结构的新变化，它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世界发展构想的系统性阐述，打破了西方理论界在世界发展问题上“大一统”的局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引导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思想体系，更是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重大创新，是中国拓展外交话语表达空间、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成功尝试。但外交话语权的提升本质上是一国寻求自身不断拓展和提升的利益诉求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过程。受当前国际秩序转型中结构性冲突的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际话语空间争夺已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反制正是这一竞争的典型反映。对此，中国首先必须对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权的困境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从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提升中国国际制度性权力、加强中国外交话语学术建构等方面综合入手，推动和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向外交话语权的转化。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2019)04-0005-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之大国外交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项目编号：18AWTJ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昌明，男，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杨 慧，女，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谭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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