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中国行政发展的特殊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特殊要求论文,试论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更进一步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作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者，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对中国的行政发展提出了什么要求？
一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就其本性来讲，是一种开放的经济体系，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使得市场经济具有了内在的扩张冲动。现代市场经济从其萌芽、诞生之日起，便以冲破封建割据，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以至用各种手段将世界各地不同形态的民族经济席卷其中，最终整合为自己的一部分为己任。今天，经济全球化趋势由于信息革命所引发的第四次浪潮而得以异常迅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运行溢出民族国家的疆域，以汹涌澎湃之势侵蚀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改造和重塑全球经济的生产、经营、流通和消费等诸多环节，也对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产生广泛而深刻、持久而复杂的影响。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政府管理的影响，有人认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帕累托状态，因而“干预最少、政府最好”。按照这一逻辑，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的作用将日渐式微，对一国市场经济而言如此，对整个世界市场经济而言也是同理，因而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政府管理的“终结”。经济全球化果真会导致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下同。）政府管理的弱化甚至终结吗？
在讨论经济全球化时，在谈论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从而增进了总体福利之时，我们不应忽略以下基本事实：(1)从全球角度看，全球资源是以政治上的民族国家形式来界分其产权的。每个民族国家的政府拥有合法的资源产权，也就是说，美国不会允许日本的资本随意地配置其国家的资源，这是“民族国家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注：刘靖华.霸权的兴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235。）(2)世界上的物质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因而资源总是“稀缺的”。由此决定了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长久存在的。经济全球化表明各国利益依存度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也更激烈。(3)世界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竞争具有无政府性和“有规则、无裁判”的特点，“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对各个行为实体都能加以限制和约束的最高权威或强制中心，无论什么规则或协议都缺乏有效强制实施的工具”。（注：畅征、王杏芳等.国际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17。）因而，对世界性“市场失灵”的治理、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的制定和维护不能指望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权威性的“公共机构”，因而“关键性的市场的外部性都是靠军事手段等强权手段解决的，世界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由那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所控制，这是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性质决定的”。（注：刘靖华.霸权的兴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218。）(4)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损失（成本）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强国受益最多，其它国家受益不多或根本得不到什么好处。正因为如此，经济全球化对所有的国家而言并非都是一顿免费的午餐，“全球化过程带来的决不仅仅是愉快欢乐，而且还要带来许多的烦恼痛苦，因为它不但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摩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美与丑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注：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J]、美国研究，1994(4)。）如果考虑到以上几点，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行政环境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在这一进程中趋利避害，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强化政府的地位与作用。具体而言：
1、政府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有力工具。
经济全球化是在某种既存的秩序下展开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西方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涵义。这一战略的要旨是，以技术和资本的全面优势，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实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产权的目的”，因而“在西方学术界，全球化这一概念被用来表示这种由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过程而不断向世界各地区扩张、扩展的过程。”（注：刘靖华.霸权的兴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215-216。）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基于国际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与实力的不对称和国际市场经济规则与制度安排的不公正，即使是自由贸易其本质是不对称、不均衡的，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优势以及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总是千方百计地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面对着经济全球化“强者为王，先者为君”的这一特点和事实，没有一个有力的、灵活的政府系统，国有的利益、民族的权益就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和实现。
2、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实现及其分配必须依赖各国的政府能力。
在世界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不仅要受市场规律和价格机制的支配，还取决于民族国家政府的能力和机遇。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民族国家的政府如同国内市场上的经济主体一样，也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宏观经济主体，它也要寻求最大限度地获利，同时减少本国人民的成本，而且这种成本——效益的计算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范畴，还必须考虑其它的社会代价。因此，一个国家政府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机遇以及获得利益的大小，决定着其现代化程度的快慢和实现效率的高低。
3、全球化进程中各国比较优势的判断、选择和发挥越来越依靠政府。
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这个理论不断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经典，也常常成为西方的学者、政治家开给发展中国家求取富强的药方。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民族国家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具有动态性，其发挥更加注重技术、人力技能及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的比较优势更具有人为性。理论上讲，民族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行业是“经济”的，但是任何一国的优势均是一种“潜在”的比较优势。行政系统作为一国资源的组织者和动员者，如果它不具有对潜在比较优势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开发能力，潜在比较优势往往会变成比较劣势。
4、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实施“赶超战略”需要一个“强力政府”。
在各国经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自发性，政府可能也可以采取“无为而治”的姿态让经济自发成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政府只有充分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才能在激烈竞争求得持续和发展。经济全球化将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裹胁”进入世界市场中，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它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垂直型国际分工，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是高附加值的，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拿初级产品、低附加值的产品与之交换。如果发展中国家安于这种分工状况，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摆脱不了依附、从属、小伙计的地位，也将永无出头之日。后发现代化国家要走向振兴之路，只有千方百计地从“垂直”国际分工中摆脱出来，实施“赶超战略”，挤进水平国际分工，挤占高附加值的商品市场方有一条生路。为此，必须实施适当的贸易保护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能达成这一点，民族国家的政府干预将变得义不容辞，而政府干预要实现上述目的，没有一个强力政府是根本办不到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强力政府”，决不是那种旧式的专制政府，而是“一种由文化精英组成的、按民主集中制产生的，既开明又权威且具民族气节的新型政府”。（注：夏振坤.信息革命与经济发展[J]、江汉论坛，1997,(1)。）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导致民族国家政府管理终结的观点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和主张。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意味着民族国家行政管理作用的淡化，恰恰相反，它“使得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它不仅体现在应付这些冲击（指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冲击，本文作者注），而且体现在帮助人民和企业抓住全球市场的机遇上”，（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5。）从而更突出了政府管理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正村公宏深刻提出：全球化“与其说是削弱了经济性国家主权，还不如说是加强了各国政府的责任，即在充分理解本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手段，有效地行使经济性国家主权”。（注：吴惕安、俞可平.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237。）
二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就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就会有一定的政治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7。）。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到全球化的阶段和形态时，行政系统作为“政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通过自身的变革与其相适应，否则，“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并能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1。）因此，经济全球化趋势将是推动今后中国行政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同时它也对中国行政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还提出特定要求。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政府地位和作用的全新要求，中国的行政发展在致力于提升政府的透明性、法治性和民主性的同时，必须更着力于提升政府的内源性、积极性、高能性和有效性。
1、内源性
即政府管理在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向国际标准和国际规范（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接轨的同时，必须深深地根植子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充分挖掘本土资源，维护本土文化独特性的价值。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推进民族国家的行政发展，很容易迷失自我，随波逐流：行政发展可能变成了逛超级市场，到一个货架上拿来英国人的考试录用制度，到第二个货架上拿来德国政府严明的纪律体系，到第三个货架上拿来美国政府灵活高效的组织体系，到第四个货架上拿来日本政府有效的行政职能，然后把它们装配成一部完美的政府机器。这纯粹是一种浪漫主义情调，往往陷入“自我的内在殖民而不知”，（注：叶维廉.全球化：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思索[N]，台北：联合报2000.3.7-10。）更何况“江南为桔，江北为枳”。因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行政发展始终应当“把民族文化当做人类创造性的环境和源泉……根据每一国人民的内在价值和本国相应的资源与潜力，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注：黄高智.参与式行政与内源发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1。）所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政府发展首先必须虑及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既定选择、有13亿人口、是后起现代化国家等等特殊国情。
2、积极性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M·P·托达罗把行政管理视为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他认为，为了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使“政府成为本国加入国际竞争的强有力工具”，加强“行政运转的质量和效率”。（注：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8.221。）在经济全球化特征日趋明显的情势下，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消极行政”会丧失民族振兴和现代化的机遇。弱化政府的作用，正中西方发达国家之下怀。放任自流，听天由命的消极行政也是对民族利益和民族历史的不负责任。使民族国家的政府成为积极政府，这应是发展中国家行政发展方向之一。中国政府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和理解自己在本国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所肩负的责任并发挥积极作用。积极政府意味着，政府有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明确目的性，能运用其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地位，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带来的效应进行扬弃，制定明确的“赶超型发展战略”，确定“增长极”，发动资本积累和制度创新，积极利用国际、国内市场来促进本国的发展战略的达成。
3、高能性
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积极姿态如无充裕能力作为保障，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软弱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遑论致力于追赶型现代化和参与全球性竞争。强力政府是相对于“软政权”而言的，它意味着：(1)政府有权威。“权威关系是支撑政府的基石。权威对政府之要紧，如同交换对市场制度之要紧一样”。（注：C.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上海三联书店，1992.14。）一个没有权威的政府必定是软弱无力、一事无成的。(2)政府有能力。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认为，全球化是对能力不足或没有规范化管理政府的威胁。（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让，1997.12。）因此，必须通过提高政府的能力来促进自己的有效性。政府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能够符合时代的趋势，具有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合作为，增进国民生产力，提升社会水准的整体能力，如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资源吸取能力、维护秩序的能力、政策创新能力、政策贯彻能力、利益整合能力等等。(3)政府有效率。政府机构精干高效、具有高素质的专业化的文官系统。(5)政府有较高的行政技艺。政府灵活、有弹性，能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4、有效性
如果“积极政府”和“强力政府”不是一个有效（理性）政府”，必定会出现好心办坏事和严重的“政府失败”。政府的有效性意味着：(1)政府干预适度。政府对自己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中承担职能的时机、领域、方式有着清醒、理智的认知，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认识清晰并有约束自己行为的机制，政府能在治理国内市场失灵和世界市场失灵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克服自身的“政府失灵”，能最大限度的兴利除弊。(2)政府决策科学。政府有保证科学决策的体制、机制、程序和手段，能在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目标多元的环境中提供高质量的政策产品。(3)政府政策连贯。政府的政策锁定在宏观战略目标上，“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不移地朝目标前进。(4)政府行为自律。政府应是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忠实而坚定的代表者，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行为，防止政府自身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