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会论文,五中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4-0064-07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它直接关系到反“围剿”斗争的成败。关于这次全会中共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这次会议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上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13卷中《抗日潮流的起伏》②论及这次会议仅有一页多一点的篇幅，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第3册《内争外患的交错》③则对此根本不提，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机》④中也只有10行字。
一、共产国际的事先安排
1932年冬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中报告说，中央政治局和共青团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其他成员，包括张闻天、秦邦宪、王云程和陈云逐渐地去中央苏区，“建议在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召开第五次全会，以便总结近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并确定目前的主要任务和苏维埃运动的策略。”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在收到上述电报的第三天（12月21日）就“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核心的决定。……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⑥
12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去密电：“王明能否直接去香港。你们能否从那里把他及其夫人送到中央苏区？请立即回复。”⑦
其实从1932年起，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地提出王明回国的问题。1933年1到3月在莫斯科与上海的电报往来中多次讨论了派王明到中央苏区去的具体途径。1933年7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回国的建议，并决定由米夫等人安排他的行程⑧。
关于未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选问题，格伯特在1932年冬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说：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建议中央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政治局由13名委员（其中王明和康生两名不在国内）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黄平、周恩来、任弼时、项英、邓发、毛泽东、王云程、王明、张国焘。书记处由秦邦宪、张闻天、陈云、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组成，书记由秦邦宪、周恩来、项英担任。并建议“全会应增补10名新的［中央］委员。”⑨
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就当前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和工会政策作了指示，其中特别提及：“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在中央局领导下担任负责工作。”⑩
1933年10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会议上研究了中共领导组成问题，会议决定责成由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康生、米夫、马季亚尔和萨发罗夫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答复草稿。10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你们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从你们的名单中取消了候选人卢福坦和罗登贤。最好让朱德和顾作霖进入政治局来代替他们。为明确起见，我们重复一下政治局组成人员”：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秦邦宪、康生、陈云、张国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邓发、朱德和顾作霖。“中央书记处可以由三人组成，但考虑到要到各处去，我们建议由以下五人组成”：周恩来、项英、王明、张国焘和秦邦宪。“请尽快讨论并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或新的建议、补充人选或其他人选，你们是否认为中央组成需要增补新的有威信的军队和苏维埃领导人。”(11)
1933年11月初埃韦特在上海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的电报中说：“［中共］中央告知：1.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但是我们建议还设三名候补委员”即李竹声、王稼祥和刘少奇。书记处，由于［中国］缺少王明，我们建议在前线的张国焘和周恩来参加。在瑞金只有秦邦宪、项英出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还建议张闻天和陈云参加书记处(12)。
关于六届五中全会的议程，共产国际也有具体的安排。8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责成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吸收王明和康生参加，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成问题，“如果在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那么它的决定将看作是政治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召开党的五中全会，建议确定以下议程：[1]总的政治形势。[2]党的群众工作和国民党地区的反帝斗争。[3]针对国民党的第六次‘围剿’(13)，党在苏区的任务。”(14)
8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听取了康生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制定相关三个文件，给即将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寄去材料(15)。
9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听取了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五中全会的指示草案(16)。
9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代表的电报说：“为不使全会负担过重，请只讨论以下问题；1.总的政治形势；2.反第六次‘围剿’(17)的任务；3.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请作出简短通俗的决议。以前关于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和工会政策问题的电报仍然有效。要在反帝团体里建立无产阶级骨干力量，在企业里开展群众工作，在作战行动中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在上海和在北方取得了部分成绩，但工会工作还是最薄弱的方面。……要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在工会中工作，谁就不是革命者。责成每个党组织制订出具体的工会工作计划，并对完成情况经常组织检查。要对准备和举行罢工以及掌握自发行动的不足之处进行具体的批评。苏区的工会组织应该吸收每个工人参加，并克服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错误。”(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起草的中共五中全会决议草案，标明日期是1933年10月中旬，可能是以信件的形式通过信使寄出的。晚些时候给中共中央寄去了由埃韦特署名的信件，含有对草案稿的修改意见。把草案和对它的修改意见同中共五中全会1934年1月18日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相比较表明，远东局草案的所有基本论点都以稍许简化或概括的形式和作了部分修改地纳入到这个决议中了。1933年10月埃韦特在上海给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我们给你们寄去了五中全会的决议草案。其中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作出全面的分析，而只是有所涉及。如果所有问题都作详细的分析，那文件会太长和太臃肿。不过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扩充某些部分或作改动或使之更具体，你们可以这样做。……当然，你们将决定在12月份能否举行全会，还有苏维埃代表大会。这基本上取决于军事形势。在这些问题上你们有充分的自由，你们不要用以前拟订的任何期限把自己束缚起来。一旦全会能够举行时，最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议，以便向全国的党组织下达有威信的指示。”(19)
二、会议的进程及会后共产国际的反应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举行，到会的除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外并有满洲、四川、陕西、河南、鄂豫皖、江西、福建、粤赣、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省委的代表参加。
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陈云作关于《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报告回顾、分析了三年来革命职工运动的状况和目前工人斗争的形势，指出：“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必须组织下层统一战线，独立领导工人斗争，瓦解黄色工会；同时必须纠正许多党部一开始即在黄色工会内进行赤色工会组织的错误，积极争取黄色工会每个选任的位置。党必须派人到失业工人中去组织他们自己选举的失业工人委员会；各级工会必须自上而下建立失业部的工作，党的委员会必须有负责人指导失业工人工作。党应该团聚各帮各派工人斗争的力量，通过自己领导的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革命反对派或其他各种群众组织，去建立下层群众反抗资本的统一战线。党必须在全国无产阶级主要队伍与工业中心城市加强工会工作，加紧在女工和青工中进行工作，开始组织农业工人工会（雇农工会）、大胆吸收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干部。全总应有计划地教育干部与开办干部训练班，各地方工会与产业总工会应该恢复与改善工会报纸，建立工厂通信发行站。”(20)
洛甫（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
全会发出了《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和《致工农红军电》。1月18日会议通过了《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会议通过的《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的形势部分包括：一，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对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二，“中国正处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中，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影响到民族生命之一切形态。”三，“中国的经济状况是一幅崩溃破产失业饥饿的悲惨图画，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更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极度的恶化起来。”四，“暴风雨般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正燃烧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五，“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标帜就是苏维埃运动之茁长、胜利与成功，它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坚强雄大，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有力的柱石”。六，“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之破产”，“国民党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七，“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愈益明显地显示了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八，“尖锐的革命形势的存在，要求党千百万倍的加强自己的革命群众工作”，并根据形势发展的情况，提出了苏区党组织与国民党统治区中党的工作任务(21)。决议认为“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强调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
全会通过的《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认为“党的四中全会以来，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反对立三路线的错误，粉碎罗章龙反革命派，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在面向工厂的基础上，白色区域内的革命职工运动方面，曾得到了许多成绩，党不顾一切困难坚决的领导工人阶级日常斗争，参加与组织了工人的罢工，组织了反日的罢工与反帝非战大会的群众运动，进行过反对‘围剿’红军的群众运动。……国民党区域内革命职工运动渐渐开始走上了坚决转变的轨道。”同时《决议》承认“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之开展的速度和范围与党和赤色工会的领导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白色区域里的工人群众斗争，没有在党和赤色工会领导之下提到应有的政治高度，而与苏维埃运动密切的配合起来，……甚至没有恢复过去失去的阵地。五中全会认为白色区域的工会工作，仍是党整个工作最薄弱的一环。用一切力量来征服这个弱点，恢复，巩固和扩大全国的铁路，矿山，海员，纱厂，市政等重要企业与各个苏区周围的工业区域的革命职工运动，组织军事的运输的企业内的工人与苏区四周城市与乡村工人的抗议，破坏，怠工，罢工等等斗争来反对进攻苏区，与争取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的完全的粉碎，争取反帝的土地革命之更进一步的伟大的胜利，是党目前的重要的紧急的任务。……党必须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到工厂、工会、罢工三个基本工作上”(22)。全会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强调“为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一些地方把群众的统一战线变成放弃党的独立政治面目与黄色领袖和平合作的倾向”，认为党应该“去组织工人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建立下层群众反抗资本的统一战线，……加紧在统一战线内部无情的暴露黄色工会及反革命派一切的叛卖斗争的企图。”(23)
根据洛甫（张闻天）所作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给即将召开的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党团发出指令，称“二次苏大会必须继续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的实现而斗争，用最大的力量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创造新的方面军，新的独立师团，新的游击队，来完成发展苏区与夺取中心城市的更高的任务。”要“开展红军系统中的思想斗争，反对贪污腐化与官僚主义，洗刷隐藏着的破坏红军的阶级敌人与开小差的分子，提拔政治坚定与工作积极的新的干部，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前提。”指令还提出要“澈底解决土地问题”，认为“自从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纠正了过去立三路线的富农路线的错误，使土地革命的利益真正落到了雇农贫农与中农的手里。去年在中央苏区开展起来的查田运动，是澈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武器。今后的路线是：把查田运动的中心从先进的区域放到落后的区域。在土地分配得不正确的区域，必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重新分配。”指令还要求“加强肃反机关的工作，……揭发隐藏在苏维埃机关内进行暗中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害虫，给他们以严厉的革命制裁。”(24)
1934年2月博古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总结》(25)。他说：“民族危机的深刻已经牵动了民族生命的一切形态，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走上了新的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以强盗的侵略战争，在国民党的投降与不抵抗主义的帮助之下，占领东北四省及造成了自己在华北的实际统治”，“国民经济的崩溃已经到了总的浩劫的程度”，“群众的革命斗争是暴风疾雨一般的开展着”，“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的最明显的标帜，即是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与成功”，五中全会后“决定党目前的基本任务是：千百倍的加强自己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之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发展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领导他们为着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出路而斗争。”(26)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前，未让周恩来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期间，并被指定作闭幕词。周恩来当时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似无此必要”。但博古等人坚持原议，在稍后举行的二苏大上通过了以中共中央名义提议的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李德称毛泽东在“中央全会预备期间，他借口身体状况不佳，声称不能参加会议……对这次会议事实上采取了旁观的态度”(27)。但李德接着瞎编称，“在五中全会上他要求发言，但没有成功。”(28)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忙于二苏大的筹备根本没有参加五中全会。1934年3月27日李竹声在上海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称：中共中央报告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代表大会(29)的代表？您的代表和上海中央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30)3月3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了这一绝密电报，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听取了上述电报，认为毛泽东“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31)4月9日政治委员会致电驻华代表埃韦特说：我们“反对毛泽东出行，因为我们不认为能够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险。即使需要大笔开支，也绝对需要在苏区组织对他的治疗。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医治和有病死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32)1934年（9月之前）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了毛泽东1934年1月23日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的中文本，题为《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同时出版的是《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其中搜集了共产国际仅有的毛泽东的三篇文章，“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33)。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具体情况，共产国际知道较晚，也不太清楚。直到1月2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还没有收到详细的通报(34)。
7月4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结果(35)。
8月3日王明、康生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对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进行了批评：
第一个问题是六次“围剿”问题，政治决议讲将冲破六次“围剿”，作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六次“围剿”的政治意义是这样的估计：“粉碎六次围剿的斗争，那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那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像这样的措词，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即是使一些人感觉到六次“围剿”的斗争，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事实上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是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问题，……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这样使中国的民众可以认识只有苏维埃是真正准备力量，武装抗日，但是这一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便不可避免的发生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所以我们提议中央向苏区各级党明白解释这一口号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与占领中心城市的问题。在五中全会决议上说，冲破六次“围剿”来实现这个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苏维埃革命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胜利的发展着……如果现在还把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目前的中心任务，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否认了这些省份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把这个任务了解成占领一省与数省的中心城市。……目前……如果将占领一省数省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心任务，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1)使党员和群众觉到党提出的行动口号在几年斗争中不能实现；(2)使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方向，就不能适应目前环境和将来的前途的需要；(3)不能有计划的适当的分配和蓄积我们的力量。
……建立反日反蒋的广大联合战线问题——我们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但是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策略原则，我们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在这个口号之下，不仅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而且尽可能的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的派别，如果这方面过去我多半是处在等待被动的地位（指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方面），那末现在应当走到积极的和主动的地位，同一切力量组织一个反日反蒋的最大运动，能够使中国革命走到新的有利阶段。同时也就是真正的帮助红军冲破六次“围剿”的有效方法(36)。
王明等人这封信，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切实的、具体的改正“左”的错误的政策与措施，但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指出了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中一些极左的观点，进行降温。
9月16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说，只收到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其余一切材料均未收到(37)。
三、对会议的分析评价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判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全会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全会继续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党“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继续在党内和红军内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干部的政策。强调“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全面肯定、维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并将这种错误发展到顶点。“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迫使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
另一方面，这次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中的绝大多数人是革命的精英。特别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入选政治局，为今后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组织上的可能性。他们在一年后的遵义会议上成了反对“左”倾错误、改变中央错误领导的中坚力量。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尽管在遵义会议上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又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是日后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尽管张国焘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以红四方面军的8万之众要挟中央，但在中央政治局中他是绝对的少数。在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的坚决斗争下，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图谋，不得不遭到可耻的失败。
注释：
①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7页。
②李新、陈铁健主编；《抗日潮流的起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9～640页。
③鲁振祥等：《内争外患的交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杨奎松：《内战与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14)(15)(16)(18)(1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283、285、457、286～287、354、542～543、591、471、476～477、496、498～499、582～583页。
(13)(17)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20)《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8页。李志英著《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7～104页均将这一决议案当做博古在全会的报告，误。
(22)(23)(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4、63～65、73～77页。
(25)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的《博古文选·年谱》和学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均把这篇讲话说成是在六届五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大误。因为头一句话就是“不久以前闭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及其决议，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有极大的意义。”讲话中又提及“全会后坚持半个月以上的唐山矿工大罢工”。见黎辛等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第102页、第104～105页。
(26)《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388页。
(27)(28)［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9页。
(29)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30)(31)(32)(3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四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3、104、249页。
(34)(35)(37)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四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63、248页。
(36)转引自周国全、郭得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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