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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和“七五”：真正的大跃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都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也日趋科学而完善。
“六五”计划是在经过十年文革活动之后，国民经济刚刚从危机中复苏的背景下制定的。“六五”计划经1975、1978年两次编制后，指标一次比一次高。1980年推倒原方案后开始重新拟定。1982年12月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六五”计划纲要。在计划经济为主，主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下，这个计划提出了中国二十年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了能源、交通、科技、教育四大战略重点，并且比较好地解决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对“六五”计划曾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三条意见：一是强调长远规划的重要性，“六五”计划要为二十年的战略规划做准备；二是集中使用资金、搞一批骨干工程；三是抓经济体制改革，从管理制度、责任制度、规章制度入手，提高企业的效益，合理选拔管理人才。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六五”集中力量解决交通、能源问题，对现有大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把国家的投资用于效益比较好的产品上去，走出一条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为了解决国内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六五”计划还提出了利用外资、借外债的设想；对国民经济收入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保四增五的低指标。与此同时，继续实行农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通过这两个产业带动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经过五年的努力，“六五”计划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国民经济全面稳定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国民收入年均增长9.7%，大大超过了计划增长4%的速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六五”期间农业的发展是建国以来最快时期，它带动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且启动了重工业的复苏，提前1—2年实现“六五”计划；财政状况逐年好转，八十年代初的300亿赤字已基本消失；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国出口额在世界的位次由1980年的28位上升到1984年的16位；在这期间，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年均增长8.8%，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六五”计划成功主要在于：当时的经济政策使我国农业、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中的潜能得以释放；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序选择与国内消费结构高度吻合；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既定计划体制下得到了有效的发挥。当然，“六五”期间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对国民经济周期认识有限，出现了计划指标与实际经济运行的较大背离，在简政放权改革思路的指导下，微观经济出现了活力，但宏观经济管理乏力，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存在膨胀的压力。
“七五”计划（1986—1990）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的形势下提出的。它从改革开放和发展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全面规划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巩固农业、大力发展乡镇工业、改组制造业、发展第三产业和充实基础结构的产业政策，并且第一次提出了总需求管理的概念。在发展方面，“七五”计划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一是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即在继续强调发展农业、乡镇工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把建筑业建成支柱产业的战略思想；把原材料工业与能源、交通并列在一起视为基础产业加以支持；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放宽政策发展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目标。二是强调走内涵型为主扩大再生产的道路，把建设重点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改造的重点是机械电子行业中的骨干国有企业。三是要为中、东、西地区各自的发展战略奠定基础。强调要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在中部，积极作好进一步开发西部的准备。在对外开放方面，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提出保持经济项目平衡、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重视汇率调整的重要作用。在改革方面，提出要用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在这个总的指导方针下，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及改革的主要任务，提出改造国有企业、发展市场体系和建立间接的国家宏观机制三位一体的体制框架。除以上三个方面，“七五”计划还涉及了环境保护、科技发展、人民生活、社会保障等诸多内容。
“七五”的实施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无疑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除建成投产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使能源、原材料、运输、能信能力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外，更重要的是，它对推进微观的改革、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引进新技术都起到了重大作用。以致世界银行副行长斯特恩1991年撰文指出：“中国这次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不过“七五”是订得比较好但实施得不太好的计划。主要问题在于：在发展、改革中出现了急于求成倾向，致使经济大起大落，1988年价格闯关引起了严重的通胀，原定的计划因通胀率过高而未能完全实施。
“八五”辉煌与不足
在1995年冬天回首五年计划，人们最有兴趣的当然是对于已经完成的“八五”计划究竟该如何评说。
与前几个五年计划相比，“八五”计划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背景下卓有成效的、执行得最好的一个计划，也是共和国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五年计划。
1990年12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八五”计划的建议，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八五”计划纲要。它的突出特点是，在总结以往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基础上，强调了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充实基础产业的战略思想，并且提出了比较稳妥的计划指标和政策措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加快了市场取向的步伐，在基础设施得到加强的同时，出台了讨论多年但未能实施的财税、金融、外汇、价格、投资、现代企业制度等六大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十多年来所采取的最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开放措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八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最富传奇色彩。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从1992年初春起，中国经济有如三级大推力火箭升空，连续几年出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幅度最高时超过13%，高出1991年6个百分点。整个“八五”计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据预测实际年均增长率为11.7%，居世界首位。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使中国跻身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已提前完成了翻两番的目标。
在此期间，从GDP增长率年度比较来看没有大的起伏，升降的幅度都在一个较为适宜的范围。经济运行比“七五”时期，特别是1988年至1990年要平稳得多。这意味着中央采取的更加积极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卓有成效，其操作已日趋成熟。从而为“九五”时期树立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创造了条件。
第二，市场机制已在相当广泛的领域不同程度地对资源配置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八五”期间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等六大改革措施顺利出台，运转基本正常。绝大多数商品的生产、流通和价格都已放开，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金、劳动力和资源的配置方向，市场的导向功能大大增强。绝大多数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自主进行生产、经营。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八五”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普遍加快。新建铁路、复线改造以及既有线路电气化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公路、港口、机场等建设速度也大大加快。通信业超高速发展，能源发展也上了新的台阶，世纪工程——三峡工程也在“八五”末期上马。
1991年4月，经多方论证，长达两千多公里的京九铁路被列入“八五”计划，成为国家建设项目。仅三年时间，这条大动脉就展现在中国东部大陆的腹地，连接了首都北京和回归后的香港。建设速度三快，被誉为：“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第四，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利用外资大幅度增加。在八十年代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基础上，上海浦东开发区和海南洋浦开发区的兴起，拉动了自南向北、由东至西开放总体格局的形成。今天中国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已经根本改变。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八五”期间年均增长15.8%，出口结构继续得到改善。利用外资规模明显扩大。五年预计借用国外贷款56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1000亿美元，对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市场繁荣、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八五”前四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9%，其中农民年均增长6.3%；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8.5%，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全国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沿海部分地区和部分城市已经接近或达到小康水平。
“八五”期间硕果累累，人们不禁要寻思：
中国经济创造奇迹的秘诀究竟在哪里？第一，政治稳定。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专家帕兹和拉纳，在1994年4月联合撰写的“亚洲的经济”长文中说：“中国的基本政治体系一直具有相当强的连续性，其经济改革是由现政权实施和管理的。中国的政局未发生大的动荡，这表明某种程度的政治连续性能够促进经济改革的实施。
第二，选择最佳发展模式。经合组织1994年4月出版的《从改革到增长》一书认为，中国选择的改革开放模式不同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的“标准方式”，而是类似于东亚国家现行的“亚洲方式”。该书说：亚洲方式有助于发展效率较高的商品市场，有助于建立面向市场和适应市场的企业，有助于刺激供求双方作出积极反应，无需人们勒紧裤带，从而“减少了政策调整通常所带来的社会震荡”。
第三，改革开放步骤稳妥。经合组织认为，中国“八五”和整个改革由农业到小企业再到大企业的步骤符合中国的国情，是正确的。在具体做法上采取“自下而上”的方针，如微观经济改革先于宏观经济改革，也是成功的。
第四，港台华人资本带头涌入。奈斯比特的“全球之谜”还认为，中国经济开放的成功和“八五”的辉煌，“海外华人，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伊始，首先进入中国的是香港资本家和资本。接踵而至的是台湾企业家和资本”。
第五，计划与市场手段并用。世界银行1993年10月发表的一份长达390页的题为“东亚奇迹”的调查报告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超级经济明星绝大多数没有实行纯自由市场政策，而是实行了一定的政府干预政策，却获得了成功。这个结论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广泛深入地实行市场经济机制取得的成果，而计划经济机制，只会妨碍经济健康发展”这一国际权威机构多年来所普遍认同的观点。
但是，我们应该冷静而清醒地看到，辉煌背后有阴影，奇迹也蕴含着隐忧。“八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些事关全局性的难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但不利于中国过热经济近期的“软着陆”，而且有可能影响“九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和整个改革开放的前途。
这些问题主要有：（一）经济增长的方式还没有摆脱偏重外延型、数量扩张的粗放式模式，投资效益和生产经营效率不高；（二）我国经济在“八五”期间连续出现两位数增长，拿了全球一块金牌，既不说明从此可以一马平川，也不表明“软着陆”已经大功告成。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通贷膨胀率，高投资必然导致整个经济发展失衡；（三）农业发展滞后。“八五”农业只增长3.5%，与工业的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外界不少人士认为，中国的农业后劲不足令人担忧。农民不愿种田有可能造成粮食供不应求，农民涌向城市，有可能造成“大量国内移民”，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取得重大突破，改组改造进展较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仍滞后于市场变化和外部体制环境的变化；（五）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有所扩大。国民收入分配进一步向个人倾斜。地方利益与全国利益之间也有不平衡的现象。这些不平衡现象已经开始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六）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环境有所恶化。另外，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总量平衡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宏观、市场、企业三方面改革进展不平衡，构成了“八五”期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态势的一大特点。
“九五”奔小康的世纪之桥
“八五”计划的华章已经翻过，“九五”计划的蓝图呼之欲出。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九五”期间的奋斗目标就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个战略部署，到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同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基本完成，经济运行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基础接轨。欲达此目的，专家们认为，今后五年要过三关“企业机制转轨关”、“政府职能转换关”、“生产要素市场关”。
据权威部门披露，围绕“三关”的重要改革措施将在“九五”期间出台：欲闯第一关，需要搞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着力推进大型骨干企业改革，加快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加大国有小企业的改革力度，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体制。同时，企业自身也应彻底走向市场，不能等国家银根松动。据94年9月上旬的人民银行总行高级研讨会透露，“九五”期间我国仍会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国家显然不会有宽松的资金供应，企业只能到市场上寻找资金；欲闯第二关，需要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系，加强宏观经济综合部门和经济监察部门，具备条件的行业管理部门改组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欲闯第三关，需要发展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规范和发展土地市场，发展技术信息市场。只要闯过了这三关，我们就登上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水岭，为实现“九五”末期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下一个世纪我国经济腾飞，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插上了翅膀。
但是，“九五”期间的体制转轨，尤须小心谨防陷阱。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沿着先易后难，先小后大的路子走，起步快，震荡小。改革中的难题总是不断往后挪，一拖再拖，“九五”期间非解决不可了。专家们认为，目前我国改革与发展正处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关头，旧体制影响力依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很容易出现“劣势复合”即新旧体制的短处结合在一起。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容易放空。
同时，“九五”在建立新体制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农业经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无粮不稳”，农业容不得再有闪失。“九五”期间农业的两大任务是：保证农民收入有较快增加，农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包括使目前还处于贫困状态的几千万农村人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保证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稳步增长，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要实现这两个艰巨的任务，按照“八五”时期人均占有粮食水平计算，在每年大约增加1400万人的情况下，2000年粮食总产量必须达到9800亿斤。在体制上，要完善、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建立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制度，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大力发展农村股分合作制，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改革小城镇户籍制度。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茵所说：“中国改革开放17年来，之所以进展顺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率先进行的农业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如果在农业问题上稍有失误，“2030年，谁为养活中国”，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博士的担忧就会变成现实。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沉重的社会代价。
世界经验已经表明，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可使其经济在长达20—30年期间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作为一种经济规律，这已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体现出来，并将继续得到验证。日本横滨大学矢口晋教授也预测说：“中国经济在今后10年内可保持10%的高增长率。目前的情况不禁使人想起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如果宏观调控不出现大的失误，1996年经济“软着陆”有望成功，可为新的一轮经济周期和整个“九五”计划创造良好的基础。因此，“九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再是一个大的或主要的问题，经济工作的重心也不宜放在追求高速度或刻意压低速度上。
专家认为，中国经济运行已进入绿灯区，1996年下半年新一轮经济周期启动势在必行。中国已成为外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市场，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潮流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九五”期间是中国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世纪之交，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将整体跃进小康世界。“九五”计划无疑是一座承前启后的世纪桥梁，中国将在世界之桥上迅跑，伸开双臂去拥抱新世纪的太阳……
（下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