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三十年发展历程和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发展历程论文,高校论文,动力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从恢复起步到蓬勃发展，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回顾三十年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五个阶段（注：2004年11月3-4日，教育部社政司召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编写组成员会议。会议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分期问题，形成了一个“四个阶段说”，即拨乱反正、恢复重建(1978-1983)；三个面向、开放拓展(1984-1991)；面向主战场、突出应用(1992-2000)；瞄准前沿、繁荣创新(2001-)。），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动力因素。
一、“思想解放”唤来学科恢复和科研起步（1978-1982年）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开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五年内实现了学科恢复与科研起步。
“文化大革命”荒谬地把知识分子列为革命对象之一（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和斗争对象作了如下阐述：“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教师首当其冲，高等文科教育遭到全盘否定，文科院校和文科专业停办，教师队伍被遣散，教授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逐出课堂、送入牛棚劳动改造（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师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进行思想改造。参见季羡林：《牛棚杂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处于停滞或中断状态，造成了文化灾难。
“文革”结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自1977年恢复高考起步。恢复高考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它对停顿十年的高校文科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无异于一剂起死回生的良方。邓小平充分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他在1977年8月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文科也要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法、哲学、文学等等。……重点大学都要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逐步增加科研的任务。”（注：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3页。）
“文革”把知识分子贬到社会最底层，“两个估计”（注：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44号文件批转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否定了解放后十七年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对“文革”前十七年提出了“两个估计”：一是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二是在教育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大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压抑了其创造潜能。因此，要结束“文革”灾难，推动高校社会科学学科恢复，首先需要解决知识分子社会地位问题，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小平同志对此明察秋毫，他指出：“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注：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0-51页。）他在1977年9月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他批评说：“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头的。”他敦促“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注：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19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7-71页。）他还对诸如大专院校应该恢复教授、讲师等职称，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实行科研人员流动，出人才、出成果等问题作出了具体指示。在小平同志亲自督促下，1979年3月，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撤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报告，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终于可以心情舒畅地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实现自身价值”（注：胡玉华：《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教育的重要转变》，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2期。）。当时知识分子摆脱精神枷锁的愉快心情和对历史必然性的坚定信念，在北大厉以宁教授的《校园初春》词中可见一斑：“湖边残雪风吹去，墙外麦苗青几许，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丛闻笑语。黄昏忽又潇潇雨，乍暖还寒何足虑，隆冬已尽再难回，历史无情终有序。”（注：厉以宁：《木兰花·校园初春》（1978年），载《厉以宁词一百首》，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邓小平抓科学和教育的拨乱反正，一如他那快刀斩乱麻的风格。1978年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思想。（注：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87页。）1978年4月22日，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根据他的指示，要求“高等学校的文、史、哲、社会科学各科，也应该认真制订规划，恢复并新建一批研究所（室），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造就一支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学术队伍”（注：参见吴树青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经过1978年5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恢复重建进入实质阶段。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7月正式恢复。（注：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参见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19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9页。）1979年6月，国家教委和外交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校际交流的几点意见》，教育国际交流开始恢复。1979年，国家教委高教一司首次设立了文科科研处。1980年5月，国家教委印发了《加强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要求积极恢复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经济管理等中断多年的学科；人口学、民族学、未来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薄弱和空白的学科要认真创造条件，迎头赶上。
这一时期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起步还有几个重要标志：一是科研经费从无到有（注：1981年，财政部根据国务院领导给高校教师呼吁信的批示，每年拨款200万元设立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同年，国家教委在高校博士点基金中每年拨款100万元设立重点大学文科博士点项目基金。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工作的指示》，高校古籍整理经费得到落实。）；二是高校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军积极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注：1982年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三是国家教委明确提出重点院校应建设成教学、科研“双中心”（注：参见1982年国家教委《关于加强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载教育部社政司组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鉴(1996-20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184页。）；四是高校社会科学专业、教师队伍和学位点基本得到恢复（注：1981年高校社会科学专业迅速恢复到200个左右，各科教师65474人，其中教授1084人，副教授4453人。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全国文、史、哲、经、教、法等学科首批博士学位指导教师共132人，其中高校108人，占81.8%；硕士学位点共656个，其中高校577个，占87.9%。参见陈广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回顾》，载《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鉴(1996-200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从1978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恢复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这与全国各个领域取得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是同步的。这一时期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恢复起步，主要动力来自于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主要推动者是处于党中央最高层的邓小平。高等学校社会科学领域作为“文革”重灾区，思想束缚一旦破除，原来积蓄的能量得到自然释放，迅速恢复和起步。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诞生了“研究无禁区”的原则（注：《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提出“科学无禁区”。关于这一著名论断的来源，参见张异宾编：《走向思想解放之路——纪念“实践标准”一文发表二十周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文中指出：“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中央党校中国最特别的学校》一文作者则谈到：“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定了‘四不’原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虽然‘课堂有纪律’，但‘研究无禁区’，允许思想观点充分表达为历任校长所倡导。”参见《中央党校中国最特别的学校》，载《南方周末》第1239期，2007年11月8日出版。），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三个面向”开阔研究视野、转换研究视角（1983-1991年）
“春江水暖鸭先知”，思想禁锢的枷锁一旦打开，人文社会科学的百花园里立刻就有新枝绽放出来。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成果最先展现在距离人们日常生活最近的文学、诗歌和艺术领域。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美术新潮、流行歌曲等的出现，一扫“文革”文学艺术的单调、呆板和枯燥，集中体现了对“文革”扭曲人性的批判和反思。
党的十二大之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高校师生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情况的思想活跃景象。在中国学术研究中断十年之后，求知若渴的高校师生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从学术发展的规律及“77后”大学生和研究生为读书和思考的一代来看，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此，“三个面向”成为贯穿整个80年代校园学术文化的最强音，并决定了这一时期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走向。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不要“面向世界”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一种夜郎自大的观点认为，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无须再学习外国的东西，甚至把外国学术思想的研究和引用称为“食洋不化”或“全盘西化”。针对这种盲目的观点，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1页。）邓小平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为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开拓视野和转换视角铺平了道路。
当然，这一时期高校师生对“面向世界”的理解，确实有“面向西方世界”的局限性。这也难怪，因为对刚刚从文化沙漠中走出来的一代人来说，苏联教科书的说教已不能解渴，而西方学术文化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衬托，对于以实现现代化为己任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一书序言中，谈到自抗战以来“现代化”这个大课题的研究一时似乎销声匿迹而在改革开放后又成为热点的原因时说：“一直中断了几十年，到七十年代末，当国家全力转向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新的发展轨道之后，现代化才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曾经被拒于国门之外的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也被陆续介绍进来，不胫而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响亮的词，时代的最强音，并进入了外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短短十来年间，现代化研究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大课题。”（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在哲学研究领域，人们的眼界似乎更加开阔，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休谟，从罗素的分析哲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生命哲学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均耳熟能详，校园里激荡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以及国外各种最新学术思潮的争论，民主、自由、主体意识、自我实现更是学子们的口头禅，那确实是一个学术思想自由讨论、百花争艳的年代。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对“面向未来”的理解，主要是面向20世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高技术的出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3年在新华书店内部发行（注：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炎、潘琪、张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内部发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1984年出版（注：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姚琮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两本书被学人争相传阅，其关于新的产业革命或信息社会将冲击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传统，以及知识的生产力已经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的思想，对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开拓和视角转换产生了冲击性影响。《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到1988年共出版60部，被称为80年代思想学术界的“三大丛书”之一。（注：参见《走向未来》，《新京报》2005年5月24日A17版。）有评论者说，这套书发行量极大，读者无数，很多人就是读着这套书开始学会思考的，尽管很多书的作者自己也半懂不懂。（注：金观涛谈及此事说：“很多书的作者都是没出过书的年轻人。”参见马国川：《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载《经济观察报》第365期（2008年4月28日）第41-42版。）这也自然，因为许多作者也是刚接触一部书就很快把它翻译或编译出来介绍给读者的。当然，这个时期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我认为还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俗称“老三论”）以及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等理论，那时候教师讲课、学生写论文如不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就会被笑为思想落伍。
无论是面向世界还是面向未来，目的都是面向中国的现代化。关于这一点，经过“文革”腥风血雨洗礼的一代高校社会科学师生似乎比今天的年轻人有更强的自觉意识。在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因此，在开拓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高校学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外国学术思想的欣赏和对未来的憧憬上，他们始终以一种忧国忧民的心态对中国的问题进行着深刻反思。除使命感外，可能也是科学研究追求真理的本性使然。例如，哲学固有的批判和反思精神，使哲学家对思想中的现实有更深刻的思考。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两位已故哲学家，一位是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另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李秀林教授。他们在1984年前后都致力于“哲学的改革”与“改革的哲学”研究，试图打破苏联教科书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教科书哲学”的陈旧体系。1982年开始出版的“秀林版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我国哲学发展三大阶段说（注：孙正聿：《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当代中国哲学二十年》，载张文显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二十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他概括的三个阶段是：“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哲学’；90年代的‘后教科书哲学’。”），成为上世纪80年代“教科书改革的哲学”的代表，而李德顺教授1987年出版的《价值论》则成为“后教科书哲学”的代表。肖前教授给本书作序说：“是‘文化大革命’那个荒唐的年代，触发了李德顺同志探索价值问题的动机。用他的话来说，价值问题就是平常所说的‘好坏问题’。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这个问题的错误答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作了最充分的演示。……在我们过去的哲学原理体系中，这个问题却几乎是个空白。因此不难理解，研究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注：肖前：《价值论·序》，载李德顺：《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价值哲学研究的兴起是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因为“在价值问题和主体性问题之间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注：李德顺：《价值论》，第3页。）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说：“当代中国哲学既发挥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又经历了自身的思想解放；更准确地说，正是通过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才实现了它的解放思想的社会功能。”（注：孙正聿：《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当代中国哲学二十年》。）
在“三个面向”指引下，高校社会科学领域得到拓展。例如政治学专业，自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照搬苏联经验把该专业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取消后，1983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三校第一批恢复政治学专业。（注：王惠岩：《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载张文显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二十年》，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法学界在开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法的继承性”等问题的拨乱反正的讨论基础上，开始全面、深入地批判“左”的思想路线在法学领域的影响，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纠正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形成的种种错误观点，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来面目。（注：参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这一时期，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一是科研规划得到加强，二是项目管理形成制度，三是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科研管理体系初步建立。（注： 1988年3月国家教委印发《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七五”科研规划》，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较为系统的高校文科科研规划；1986年印发《国家教育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试行）》；1988年11月国家教委印发《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暂行办法》。）1989年4月国家教委成立了社会科学司。
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进入三年发展低潮。1990年1月，国家教委社科司在广西大学召开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会议在突出批判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主题的同时，也强调了继续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后，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对高校教师的教案、论著和研究生论文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了清查，一些所谓思想解放“过头”的教授甚至受到取消博导资格的处理。这种学科“清查”或“清理”违背了中央关于“研究无禁区”的原则，对高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产生了消极影响。在总结这场风波的教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左”的反思，矛头指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发表的《问一问姓“资”姓“社”》一文说：“实行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注：秦思：《问一问姓“资”姓“社”》，载《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3期。）该刊当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说：“首先是经济方面。在一个时期，这方面几乎成了一个禁区，清理精神污染也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都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怎么讲、怎么做都行，根本没有什么错误观点。”（注：滕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载《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6期。）这场持续了近三年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促进了高校学者对坚持正确科研方向的反思，但同时也有“左”的倾向，使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彷徨，“改革开放不大有人提了。在有些单位里，谁要是坚持提改革开放，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注：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第163-165页。）。
尽管有三年低潮，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在不断发展。1991年，国家教委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建立了全国普通高校社科统计年报制度，结束了高校社科研究未纳入国家科技统计序列的时代。据该年报统计，1991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高等学校513所。社会科学教师12万人，比1981年翻了一番；其中，教授4530人，比1981年增加三倍；副教授23587人，比1981年增加五倍多。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4430万元，研究课题11054项，发表学术论文58044篇，出版著作3984部，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成果968项（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社科司编：《1991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三、“主战场”意识引导深入实际和体制改革（1992-2000年）
三年低潮后期，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原地踏步，还是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对此，高校社会科学教师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尽管争论异常激烈，但大问姓“资”姓“社”的声音还是占了上风，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迷雾才逐渐打开。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首先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他指出：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他指出：对这个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针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出现的排斥西方文化的偏向，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特别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如久旱后的甘霖滋润了人们的心田，使高校师生放下了“恐右症”的思想包袱，提高了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则使人们从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中解脱，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4年初，国家教委社科司在南昌召开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会议代表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热烈讨论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改革发展主题，作为会议成果的1994年3月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注：参见《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载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鉴(1996-200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5页。）（以下简称《意见》）成为高校社会科学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里程碑，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从此发生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重要转向。笔者作为该《意见》的起草人之一（注：主要起草人是时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的马樟根教授。），深知其中的一些重要含义。
第一，针对前一时期误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批判的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理论的研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人权理论的研究等”，《意见》从理论贡献的角度给予了充分肯定。
第二，针对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之争，《意见》把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社会的应有重视；现有的科研体制和不同程度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比较薄弱；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中青年业务骨干流失，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有滑坡危险。”这样的定位，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大批判”的思维定式，从发展的角度找准了薄弱环节，为其发展动力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第三，《意见》明确提出“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全局，树立‘主战场’意识”，这与前一时期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开路的导向形成鲜明对照。经过对“文革”和三年低潮的反思，高校学者清楚地认识到，光靠批自由化并不能促进科研大发展，只有面向“主战场”，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
第四，《意见》把“深化科研管理改革”作为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内在动力，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意见：1.改革的重点是“打破自我封闭的格局，引进竞争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实行分级管理”，要集中财力建设“国家队”。这是五年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的雏形。2.“加强和改善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导”，不能像“文革”那样对社会科学进行管制，“要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充分保障学术自由，不能脱离实际地要求所有学科‘纯而又纯’，不能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政治问题，随意‘上纲上线’。……领导者和领导部门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关心爱护的态度，以朋友的姿态，与学者讨论，进行必要的批评，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这些保障学术自由的指导性意见在高校传达时引起了广大教师的强烈共鸣。
第五，《意见》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给予同样重视，关于“扶持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的措施非常具体，关于应用研究要加强社会服务的导向十分明确：“通过兴办信息咨询产业等，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成果推向市场。”这些措施对解决中青年学术骨干流失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90年代初的教师“下海经商风”很快得到扭转，不仅国内人才开始向高校“回流”，而且出现了“海归”现象。
第六，《意见》提出：“要重视、了解、研究本学科的世界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扩大和发展对外学术交流，吸收和借鉴人类先进文明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新体系。”这是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对前一时期把西方文化一概视为腐朽资产阶级文化的做法的否定，从而为高校社会科学面向世界学术前沿、开展跨国界的合作研究铺平了道路。
总之，该《意见》是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走出三年“低谷”、步入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所描绘的发展蓝图，在其后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十五”规划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与1978年小平同志直接推动教育界第一次解放思想不同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教师的自觉性明显提高。
“科研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将个体的分散的科研力量集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注：袁贵仁：《大力推进科研管理创新全面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载《中国高等教育》2004年第17期。）。国家教委1994年《意见》强调：“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关键性的一环。”1999年胡锦涛同志指出：“积极探索和建立符合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的科研及其管理体制，是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条件。”（注：胡锦涛：《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的讲话》，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年第4期。）这一时期，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的成就，一是1995年国家教委组织了“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奖，曾经备受争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成为国家教委“三大奖”之一，（注：199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并组织了第二届评奖，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与优秀教学成果奖、科技进步奖并列成为国家教委三大奖励。）在全国独树一帜，奖励制度的建立调动了高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二是1996年国家教委增列了支持“从校外有关部门获得经费资助的研究课题”的专项任务项目，“鼓励深入实际研究解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各种现实问题的课题”，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研究面向“主战场”，也开拓了研究课题和经费渠道。三是国家教委1997年启动了“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到2001年共评选出154人，对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个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该计划从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要求，分三年滚动建设100个具有国家级水平的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建设围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图书资料和体制改革五大任务，力争三年形成明显优势和特色，六年使整体科研水平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十年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基地建设提出了多项制度创新措施：实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和“带（给）课题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的运行机制；以科研项目为纽带的主任负责制，聘任合同制，驻所研究制度，学术休假制度，学术委员会制度等。“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使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体制环境及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科研机构以固定人员为中心的运行体制正在向以研究项目为中心的新的运行体制转变，逐步改变了人浮于事和科研力量分散的状况。”（注：参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
管理创新带来了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变化。据统计，2000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普通高校达739所，比1991年增加226所，社科教师队伍24.3万人，比1991年又翻了一番；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6.23亿元，比1991年增加15倍；研究与发展课题总数31942项，比1991年增加近2倍；发表学术论文153366篇，比1991年增加3倍；出版著作5000余部，比1991年增加20%；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的应用研究成果5107项，比1991年增加5倍。（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社科司编：《2000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些成就表明，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得到确立。
在“主战场”意识的引领和科研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例如，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等高校学者对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对市场化改革整体推进下的中国经济研究，吉林大学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对策的研究，山东大学对国有中小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研究，复旦大学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浦东开发的研究，苏州大学对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山大学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转型的研究、浙江大学对温州模式的研究等，为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出了贡献。高校法学教师积极参与国家立法和司法改革，为依法治国做出了重要贡献。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不仅从实践中汲取了营养从而推动了研究水平的提高，也使高校教师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通过社会服务开辟了新的研究课题和经费渠道。据统计，自1991-2001年，高校社科教师共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1.66万项，获得经费资助4.16亿元。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深厚的源泉和最强大的动力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境界，才能推动这一事业不断走向繁荣。”（注：胡锦涛：《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的讲话》，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年第4期。）
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促进繁荣发展（2001-2005年）
科研与社会互动，是进入21世纪后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特点。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初发表三次讲话阐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四个同样重要”（注：江泽民2001年8月7日北戴河讲话，参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鉴》(1996-2000)，第4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2003年教育部在全国率先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正在超出工具价值，由手段变为目的。这意味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前二十五年主要由外力或社会推动的发展，自2004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作为一种综合国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社会科学从社会推动的发展，到推动社会发展，这并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观念的转变（注：北欧福利国家已实现“科学研究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观念转变，把资助科学研究和创新看作是对社会的“投资”。瑞典政府提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教育与科研水平的进步。挪威政府把科学研究看作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挪威文化的组成部分。参见张保生：《北欧三国社会科学考察印象》，载《中国高等教育》2007年第09期。）。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自1978年恢复以来一直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如果把邓小平理论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这个问题更不言自明。所谓观念上的转变是指，人们从过去忽视或不承认人文社会科学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仅仅把它当作工具意识形态，甚至花很大气力防范其制造“麻烦”，现在转变为承认它是一种综合国力，这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飞跃。
教育部社科司2001年初组织一些高校科研处长起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大家反复讨论后取得的共识在《纲要》中体现为对问题和思路的概括。问题被概括为：一是创新观念缺乏，离“思想库”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二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特别是文理交叉的综合研究薄弱；三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四是科学严谨的学术规范尚未建立起来；五是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的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认识不够，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思路被概括为：“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理论创新为主导，以方法创新为突破口”；“以科研项目为基础，以重点研究基地为龙头，以科研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和社会效益为目标，以加强学术交流、资料信息网络建设和改进科研管理为手段，努力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这些发展思路，在2003年形成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主要内容。
“繁荣计划”的实施在高校产生的牵动作用，除了近十倍的社会资金和学校配套投入，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打破了科研机构自我封闭的格局，在高校科研体制改革方面发挥示范作用，2003的达标评估以10%的淘汰率在高校引起了震动。二是高校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更加重视。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总结“繁荣计划”实施经验时指出，要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契机，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的全面快速健康发展。（注：参见周济：《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繁荣和快速发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9期。）
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多，学术规范问题日显突出，以前不为人们注意的抄袭、剽窃现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2004年6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其中的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等，对于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创新发挥着深远影响。2004年11月，袁贵仁副部长在“全国高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上指出：“教育部将在新的起点上，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五大措施，使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达到新的高度。”（注：袁贵仁：《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载《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05期。）这标志着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重视学术规范的阶段。
“十五”期间，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科研体制改革。胡锦涛同志指出：“积极探索和建立符合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的科研及其管理体制，是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条件。”（注：《胡锦涛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的讲话》，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年第4期。）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也提出：“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的内部改革，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正如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一样，高校科研体制改革也为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提高注入了活力。
五、研究质量呼唤世界水平和中国气派(2006-)
在“繁荣计划”实施的过程中，人们就在思考一个问题：繁荣发展有没有一个目标或标准？到什么程度才算繁荣发展？这个问题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回答，即发达国家必须是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发达的国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才能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这样回答又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互动中，究竟谁的作用更大？这实质上是谁优先发展的问题。第二，繁荣发展社会科学，要不要以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这既是目标问题，又是途径或道路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
第一，关于政府增进投入。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等一系列政府文件中都有强调，各级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也在增加。2006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3003.1亿元，占GDP的1.4%（注：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0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07年9月12日），载《中国科技信息》2007年第22期。）；但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经费支出仅33亿元（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编：《2006年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占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的1%。有人说，这点钱仅够修几十公里高速公路。
2003年发达国家科研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美国和德国2.6%，日本3.1%，挪威1.73%，芬兰3.5%，瑞典4%。（注：张保生：《北欧三国社科研究考察报告》，2006年10月向教育部社科司提交稿。）北欧三国在科技发展是立国之本的理念下，都把科学研究视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之源，把科研投入看作对社会发展的“投资”，最终受益者是国家、人民和社会。科学研究在北欧三国具有公立性质，政府承担起发展科学事业的主要责任，私人基金会等组织所起的作用较小。像挪威政府也有危机感，计划到2010年科研经费支出至少达到GDP的3%。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急起直追，把加大科研经费投入作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计划到2010年全社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达到GDP的2%（注：参见《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载《中国科技信息》2006年第22期。），按这个比例，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也只达到53亿元，还是捉襟见肘。如果政府不下决心加大科研投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以发达国家经费投入水平为参照的繁荣发展是无法实现的。
第二，以开放促改革。胡锦涛同志指出：“紧密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创新，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切实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瞄准学术发展前沿，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载《人民日报》2004年5月30日第1版。）这里所谓瞄准学术前沿、打开认识视野和拓宽思维空间，实质上讲的是一个开放问题。
中国改革和开放互相促进、互为条件，改革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参照系的改革，而不是封闭式的改革。中国自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意味着中国人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目前还缺乏开放意识，人们还习惯于在“不要”什么、“要什么”的两极思维中徘徊，比如说，“不要盲目崇拜西方”，“要防止全盘西化”。这样的心态，其实是小国寡民的封闭、自卑心态，而不是基于中华民族历史优越感应有的宽容、开放心态。
我们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接受了“研究无禁区”的开放理念，但还缺乏“学术无国界”的开放理念，这是一种学术上胸怀全球的理念。马克思说：未来的哲学是世界的哲学。（注：转引自孙正聿：《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未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是世界的。如上所述，小平同志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打破了许多禁区和神话。邓小平用“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打破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专利的神话，为我国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温家宝则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打破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资本主义专利的神话，（注：参见《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07年3月17日第1版。）为我国跻身世界文化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与外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总体上仍落后于发达国家。面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势或话语霸权，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自主的意识”是必要的，但更积极的策略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科学是无国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华文明曾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创造作出巨大贡献，只是从最近三四百年中国才因闭关锁国而落后，我们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注：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就必须打破“人文社会科学有国界”的思想禁锢，把国际化当作繁荣发展的主要方向，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努力争取中国社会科学的强势发展和话语霸权。
北欧三国推进科学研究国际化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这包括：第一，在战略上，把本国学者与国外领先者的合作视为学术发展的一个捷径，看作节约科研投入成本的措施。第二，在观念上，把科学研究看作是为本国人民谋福利、为社会知识的积累、世界学术的发展添力量。第三，在目标上，发展科研事业具有增强国际学术竞争力、扩大国际影响的明确指向，鼓励通过国际合作使本国科学家、研究机构和产业掌握国外最新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第四，在科研评价上，把在国际杂志发表论文和国际科学文献引用率当作主要标准，鼓励本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合作发表论文。第五，在立项上，强调项目申请的国际水平、国际影响和国际合作，聘请外国专家进行评审。第六，在措施上，提供研究基金、开放项目等，积极吸引外国研究者从事研究工作，鼓励本国学者出国开展合作研究。（注：张保生：《北欧三国社会科学考察印象》，载《中国高等教育》2007年第9期。）
目前，世界各国都以知识创新和国际水平为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2004年，挪威人在国际杂志上发表5500篇论文，占世界论文产量的0.6%，论文1.2篇／千人，居世界第七；瑞士1.5万篇，1.99篇／千人，世界第一；瑞典1.5万篇，1.90篇／千人，世界第二；芬兰8000篇，1.44篇／千人，世界第四；英国7100篇，1.17篇／千人，世界第八；美国26.9万篇，0.91篇／千人，世界第十四；日本7万篇，0.54篇／千人，世界第二十一。（注：《2005年挪威科技指标报告》，参见张保生：《北欧三国社会科学考察印象》，载《中国高等教育》2007年第9期。）我国13亿人口，每年需要在国际杂志上发表156万篇论文，才能达到挪威的水平；即使要达到日本0.54篇／千人，每年也要在国际杂志发表70.2万篇论文。2006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总数17万余篇（其中高校14万余篇，占83.7%），总量跃居列世界第二（注：参见纪秀君：《高校科研如何转化成创新实力》，载《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27日第2版。）；但即使加上社会科学3万篇国际杂志论文，也只能达到0.15篇／千人，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如果不把世界水平和国际化当作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目标，仅仅满足于科研成果或文化产品的国内消费，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封闭和自我陶醉，延缓我们赶上发达国家综合国力的速度。
对此，《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已经提出了“高等学校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前沿，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地”的对策。“985工程”社科创新基地建设目标也提出了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加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的任务。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而展望未来，我们看到了一条人文社会科学以开放促改革的繁荣发展道路，这就是构建具有世界水平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或如学者所说，构建起能够和国际学术界恰当接轨和对话沟通的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注：参见奚广庆：《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现代学术体系》，载《社会科学报》2008年4月17日第5版。）国际化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条捷径。
当代国际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竞争。《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青年学术攻坚人才，使高等学校知识和技术创新基地尽快取得创新成果。”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和2006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都提出了“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人才培养要求，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黄达教授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描述：“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无障碍地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黄达—蒙戴尔讲座》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三，提高质量、鼓励创新。当前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本质上是研究质量的竞争。2006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标志着“立足创新，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从重数量增长向重质量提升的转变，已经成为进一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迫切要求。”（注：李卫红：《以“十一五”规划为契机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载《中国高等教育》2006年第18期。）学术的本质是求真，灵魂是创新。因此，其繁荣发展需要学术自由来积蓄知识创新的潜力。“国家允许……文科的学者们有一个自由、独立、甚至是有些极端式的思维生活方式。文科的学者们被允许极端强调某一观点、见解、知识和经验，不惜达到极致的程度，为的是他们希望引起社会大众对此问题的关注，为了强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综观世界上经济与科技成功的国家里的大学，它们对于文科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几乎都给予了学者们这种特殊的思维权利。只有如此，他们的学者才保持着冷静、沉着、深刻、独特与远见。”（注：吴志攀：《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学术研究是一种科学探索事业，因此需要自由、独立的思考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注：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设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被誉为世界顶尖思想库，它的一个特色就是研究工作的独立性。研究院鼓励研究人员保持自己的不同看法，保持相当距离观测当前政策，研究人员经常就一些问题进行争论。（注：贺莉丹：《揭开世界顶尖智库的面纱》，载《新民周报》2008年第16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质量还有一个学术规范指标。遵守学术规范与推进学术创新是统一的，无论是取得国际学术话语权，还是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推向世界，都要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研究规则。在这方面，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仍然存在着学术规范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严重削弱了我们的国际学术竞争力。
第四，探寻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民间推动力。袁贵仁同志谈到“管理创新”问题时指出：“大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创新，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口。”（注：袁贵仁：《大力推进科研管理创新全面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自1994年以来，教育部一直在提倡“积极探索基金制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研管理新路子”（注：参见1999年《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1996年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要点》。2004年《教育部党组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通知》。），但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渠道目前依然比较单一。在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上，我们目前还缺乏一个中介。在美国有4万家民间基金会。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会有100多家。各种基金会的董事大部分是企业家，董事可以优先享用基金会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这是许多私人公司愿意出钱给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动力。（注：参见张保生：《美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考察报告》，载《中国高教研究》1998年第4期。）“长期以来，美国形成了以民间企业为主，以政府、大学以及私人基金会为辅，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动力，以政府科技政策为导向的官民联合的科技体制。”（注：傅正华、彭旭军：《官民联合：美国科研体制》，载《决策与信息》1994年第10期。）
我国科研经费主要依靠政府的单一拨款体制存在两个弊端：一是难以支撑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快速达到世界水平，即使2010年全社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达到GDP的2%，与发达国家也有很大差距。二是忽略了利益机制的作用。不论研究成果的用户是谁，都由政府埋单，同市场经济的规则相悖，可能还会削弱政府支持科学研究的动机。就像一架飞机遇到燃料不足的问题，最关心问题解决的乘客应该掏钱买票。这说到底还是一个产学研一体化的问题。“建立‘官、产、学’三位一体的流动性科研体制，现已成为日本政府自8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一种新型的组织科技工作的战略性决策。”（注：廖宗明：《日本“官产学”三位一体科研体制概述》，载《机械工业高教研究》1997年第1期。）科学研究民间发动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作为一种“国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基金会等中介组织可以把政府、企业和民间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需求与科研供给结合起来，架起利益联系的桥梁，形成经费多元投入的格局。因此，基金会等中介服务组织的建立和探索，将对我国科研投资体制变革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解决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出路。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推动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人类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发展逻辑和历史进程看，中国积极自觉地参与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变革进程，不能不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给世界历史打上中国的烙印。当代中国，就是要从人类文明成果中吸取营养，在总结中华文明历史遗产和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现代学术理论、观点、理念和话语体系，从而跻身于全球化多样性的现代世界文化学术舞台中心。”（注：奚广庆：《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现代学术体系》。）我们要用锐意改革的精神、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大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高校理论战线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人文社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