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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佛教的现代转型，肇始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并随着台湾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快速发展。特别是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以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中台山为代表的“四大道场”，在“人间佛教”理念影响下对佛教的现代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实践和创新，大大加速了台湾佛教的现代转型，在海峡两岸及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佛教的现代转型虽日趋成熟，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决定台湾佛教的未来发展走向。
一、台湾佛教现代转型的背景
台湾佛教的现代转型，源起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腾飞为这一转型提供了物质技术支持，并因1987年台湾“解严”而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台湾佛教现代转型是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佛教变革的传承和发展。近代以降，面对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佛教陷入了衰落的困境，特别是僧团的蛊惑迷信、消极避世，越来越背离倡导救亡图存、民主科学的社会主流，遭到了许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批评，并逐渐酿成了全国范围的“庙产兴学”风潮。①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中国佛教面临着严峻考验。面对制度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佛教界有识之士奋起抗争，掀起了佛教复兴运动。1913年2月，太虚大师在中国佛教会会长释敬安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讲，提出“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教理革命”的“佛教革命三大主张”。此后，太虚又大力倡导“人间佛教”。太虚的“佛教革命”及“人间佛教”理念在当时的佛教界引起了极大震动，成为佛教复兴运动的主潮流。虽然由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动荡不安，人间佛教及佛教改革在实践上并未取得实质进展，但1949年以后，太虚弟子印顺大师等将人间佛教理念传至台湾，并在星云、圣严等大师的推动下逐渐成为台湾佛教界普遍认可的主流理念，在宗教实践上推陈出新取得巨大成就。
(二)台湾工业化为佛教现代转型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广阔空间。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商业社会，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台湾佛教的现代化在物质技术和精神需求上的结合成为了可能，台湾著名学者江灿腾指出，“现代台湾佛教的蓬勃发展，其实是奠基于台湾的工商业发达，以及奠基于大众传播工具的发达及其无远弗届的强大影响力”。②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对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模式造成强大冲击，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强大压力，从而更需要得到心理、精神、情感上的调节、宽慰和纾解，强调因缘和合、非对立、自觉觉他、终极关怀的佛教对于缓解工业文明及科学理性所造成的紧张和冲突显然具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可以充分发挥其终极关怀和道德规范功能。
(三)“解严”解除了台湾佛教现代转型的政治束缚。自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到1987年“解严”前，台湾佛教界完全由国民党掌控的“中国佛教会”所控制。在“中佛会”大一统的局面下，台湾佛教虽取得有限发展，但主要是服务于国民党当局巩固在台统治的需要。1987年以前，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钳制下，民间没有新闻、结社、组党的自由，故亦无自主意识的民间结社团体。1987年“解严”及1989年“人民团体法”实施，台湾佛教逐渐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并迅速在组织、文化及社会事业上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繁荣景象。解除“戒严令”不到一年，就有740个人民团体向“内政部”登记并获核准。至1993年，台湾登记的宗教团体已达106个，宗教财团法人为168个。③台湾佛教组织的突破性发展也始于此。在“戒严”时期就开始发展的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中台山更是快速发展，其影响不仅遍及全台湾，而且延伸到世界范围。以规模最大的佛教慈善组织——慈济功德会为例，1966年至1987年，慈济只吸收了10万位左右的会员，而到1991年，慈济的会员增长到178万位左右，如今更已增加到400多万人。据2004年统计，台湾的佛教徒超过800万人，约占台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考虑到华人社会的佛教性格，其中儒释道混杂的民间信仰信众必然占相当比例，但台湾佛教在“解严”后的快速发展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二、台湾佛教现代转型的内涵
台湾佛教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为世俗化、市场化、科技化、企业化和全球化。
一是佛教理念的世俗化。宗教的世俗化主要是指宗教的人间化，这也是世界宗教现代化的突出特点。在台湾佛教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佛教会”以及山林佛教等传统佛教力量明显衰退，而奉行人间佛教的佛光山、慈济功德会等新兴佛教团体迅速兴起。特别是在教义方面，批判传统佛教的玄学化、天鬼化，宣扬社会关怀和实践，具有浓厚的人世倾向和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努力融入社会主流意识甚至现代科学成果的人间佛教理念，成为台湾佛教界甚至社会各界普遍奉行的主流理念。在人间佛教理念影响下，各佛教团体积极投入慈善、教育等社会事业，一扫传统佛教消极避世的神秘色彩。如慈济功德会就以慈善、医疗、教育、文化为“四大志业”，并全力投入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和国际赈灾，称之为“一步八脚印”。慈济的证严法师在两岸社会最有影响力人物评比中多次名列前茅。
二是组织管理的企业化。与传统佛教以寺庙为核心的比较单一的组织形式不同，现在台湾佛教团体普遍采用了比较先进和现代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通过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决策制度、决策程序、监督系统、反馈系统，逐步实现管理的自动化和网络化。佛光山首创了道场职事轮调制和选举制度，下属各道场职事每三年轮调一次，佛光山住持是由九位“宗务委员”互相选举产生，并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管理道场。因募捐能力惊人而被称为“慈善事业托拉斯”的慈济功德会建立了严格的财会制度，任何涉及金钱的决定，都要交由集体领导的董事会处理，慈济医院成立后就直接将经营权委托给台大医学院，这种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方式，显然借鉴了现代企业委托专业经理人的经营模式。
三是传教手段的科技化。早在“戒严”末期，佛光山就已在台视等电台开播“甘露”、“信心门”、“光明世界”等节目。“解严”后，慈济功德会又率先成立专属的“大爱”有线电视台，佛光山也成立了“佛光”有线电视台。花莲和南寺首创“多媒体”弘法方式，利用现代声光科技进行传教。1992年，该寺又建成了世界上首座佛教多媒体视听馆——般若文化讲堂。目前，台湾各佛教团体均大量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弘扬教义，如广播、电影、电视、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广告等。在网络传播上，佛教团体也引领风潮，“佛网”等网站将佛经转化为“PDA”格式以便于传播，即使是点光明灯、安太岁等传统法会活动，也都可通过网络办理。这与以往多在寺庙等固定场所举行的传统佛教传教活动相比，其效果和影响大不一样。除大众媒体之外，小众传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许多新兴宗教不仅借助电视、广播、出版物等现代科技工具，而且根据不同的传教对象设计出了不同的方式，如将宗教艺术化，推出各种艺术活动，举办宗教文物展览、宗教音乐欣赏、宗教歌曲演唱活动、宗教艺术品制作、宗教舞蹈表演、宗教戏剧表演、宗教电影欣赏等。此外还举办与宗教有关的各种体育、医疗卫生等活动，如教练气功、静坐，开办保健讲座、素食药膳讲座、心理咨询等。正是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使一些新兴佛教团体在短时间内就拥有了大量信徒。
四是宗教活动的市场化。佛教现代转型所带来的世俗化，使佛教不得不进入“市场”，并逐渐为市场经济的规律所支配。在此环境下，佛教机构已变成“交易所”，佛教本身也变成了“消费品”，佛教组织及信徒在“双向选择”中寻找自己的“市场定位”。如岛内民众常说的“慈济做功德，中台了生死”，其实就是佛教团体在市场规律作用下的自我区隔，即把慈济定位在功德事业，把中台禅寺定位为领悟生死的地方。为了追求市场差异性，一个禅修课程，就有中台禅寺的七日禅、法鼓山的三日禅，以及灵鹫山的“九分钟禅”等各种选择，以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台湾《新新闻》报道称，“佛光山就像百货公司一样”，提供一切信众需要的商品。④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主要的佛教团体不仅在宗教活动上市场化趋势明显，自身也发展成为实力不容小觑的经济实体，直接从事经营性生产、商业贸易和旅游事业等经济活动，并与工商业界建立了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例如，佛光山大力兴办各种实业、慈善机构和教育机构，据称其资产总值已达100多亿新台币。⑤
五是组织发展的全球化。自上世纪初以来，佛教就一直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上世纪70年代之前，在国民党当局扶持和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基督教会等在台湾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知识分子，大大压缩了佛教的发展空间。为了适应全球化的挑战，台湾佛教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主动向海外扩张，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视为亚洲佛教海外扩展的先导。如佛光山被称为“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自1992年斥资2600多万美元在美国洛杉矶修建“西来寺”以来，佛光会已在海外成立70多家分会。慈济功德会也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全球化使台湾佛教团体从地域性信仰组织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宗教组织。
三、台湾佛教现代转型的影响
台湾佛教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对佛教发展、台湾经济社会变化、两岸文化交流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对台湾社会的现代转型发挥了正面引导作用。台湾现代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对传统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标准在都市化的挑战下岌岌可危，民众在失去精神重心和价值依托的情况下，尤其需要超越的宗教精神的滋润。在台湾本就根深蒂固的佛教通过现代转型，充分发挥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和道德规范功能，特别是台湾佛教团体对慈善事业、环保活动的推崇、倡导，有助于民众寻求新的价值支点、精神重点，对克服商业社会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二)促进了台湾教育、文化、慈善事业的发展。慈济功德会、佛光山、法鼓山等佛教团体在促进教育、文化、慈善事业的发展上不遗余力，并做出了卓越贡献，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慈济功德会。1991年，慈济在台湾发放的社会救济金高达5.5亿元新台币，远高于当时台湾当局编列的2亿元新台币的社会福利预算。⑥在台湾“9·21大地震”时，慈济功德会志愿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救灾现场，并在灾后捐建了50座小学。在教育方面，终身以教育为志业的晓云法师于1990年创办了华梵大学，被视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所由佛教人士创办的高等学府⑦；法鼓山以提升佛教教育为己任，创办了中华佛学研究所；佛光山创办了南华管理学院(1999年改制为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在美国开办了西来大学，出版了佛光大辞典等佛学学术著作；慈济创办了慈济大学、慈济医学院；台湾佛教界人士集资于1997年创办了玄奘大学；灵鹫山创建了世界宗教博物馆；佛光山、法鼓山等还设立了佛学研究方面的奖学金。台湾佛教团体对教育、文化、慈善事业的极力推动，使佛教团体及佛教界人士在岛内获得了很高声誉，慈济的证严法师多次在岛内媒体评比的民众最信任人物中名列第一。更难能可贵的是，台湾佛教团体在强大光环下并不自满，而是充分利用其崇高声望更加积极地推动教育、文化、慈善事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模式为岛内教育文化慈善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为汉传佛教的现代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其一，人间佛教理念的成功实践，实现了汉传佛教的去鬼神化、去迷信化及世俗化，扫除了佛教现代化在教义上的障碍。其二，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融入佛教组织，改革了汉传佛教一千多年来以寺庙为核心、奉行丛林清规的组织形式，使佛教的大规模扩展成为可能。其三，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传教活动，为传统佛教节庆活动、佛教仪式注入新文化内涵，彻底改变了明清以来以经忏佛事为主的宗教活动方式，提高了佛教在现代社会的接受度。
(四)进一步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政策之前，两岸佛教界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此后，在经过短暂的试探性接触之后，由于两岸佛教法乳一脉、同根同源的特殊性，加上祖国大陆的积极推动，两岸佛教界交流迅速发展。即便是民进党8年执政时期，虽然台湾当局奉行“台独”分裂路线为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带来不确定因素，但两岸佛教交流仍能冲破种种阻挠，继续深入发展。2002年，大陆法门寺佛指舍利赴台供奉37天，朝拜信众达500万人；2004年两岸佛教界共同组成中华佛乐团，在台港澳及美国等地演出；2004年，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议召开；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举办。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后，随着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局面的到来，两岸佛教交流进入深化阶段，特别是在赈灾等慈善事业方面，两岸佛教界紧密合作，发挥了巨大作用。2010年，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在江苏苏州成立，这也是第一家境外非营利组织在大陆设立基金会。未来，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岸佛教交流将在促进两岸共同认同的塑造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四、台湾佛教现代转型存在的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佛教的现代转型日趋成熟，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决定台湾佛教的未来发展走向。
一是过度世俗化问题。佛教毕竟是一种宗教信仰，过于世俗化虽短期内易于吸引信众、扩大规模，但长远看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台湾佛教虽在现代化、人间化上进行了成功实践，但“化现代”、“化人间”才是佛教的终极关怀，如何在教义上将人间佛教的实践进一步理论化，解决“化人间”的难题，为佛教发展奠定更坚实基础，是台湾佛教发展亟须解决的瓶颈问题。对此，台湾佛教界有识之士已有清醒认识，并为改变这一现象做了积极努力，2005年，法鼓山宣布成立“中华禅法鼓宗”，2006年，慈济宣布成立“慈济宗”，都是力图通过立宗开派，深化教义改革，进而遏制过度世俗化倾向，实现“化人间”的终极关怀，但这种尝试因教义创新不足并未为佛教界所认可，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可以说是收效甚微。
二是市场化的冲击问题。台湾主要佛教团体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通过市场化推动了传教事业的发展，但随着台湾佛教现代转型的深化，市场化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一方面，各大佛教团体在市场化过程中基本发展成了规模惊人、吸金能力超强的经济实体，这与传统讲求无欲无求、清苦的佛教形象形成较大反差，许多人甚至部分信徒难以接受。再加上部分佛教团体为吸引信徒，片面追求传道场面的豪华，招来了诸多质疑与批评，如中台禅寺被人称为超大观光景点，吸收信徒的方式被认为如同开连锁店一样。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大佛教团体在规模上基本达到了上限，而现代禅等一些“新兴佛教”团体的出现，又压缩了台湾原有佛教团体自我调适的空间，在市场化的压力下，佛教组织间的竞争有可能更趋激烈甚至恶化。
三是政治化的干扰问题。台湾俗称，“要选举先起庙”，生动地讲出了在台湾现行选举制度下，宗教组织的影响力、号召力。正因为此，台湾佛教团体一直是各政治利益团体积极争取的对象，台湾政坛上的许多政治人物也与台湾佛教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界与政界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佛教界领袖在蓝绿高度对抗的台湾社会中根本无法置身事外，但佛教人物对政治的涉足又是信众所难以接受的，部分佛教人物甚至被带上了“政治和尚”的帽子。在台湾社会政治化的影响下，未来台湾佛教的发展仍难以摆脱政治的纷扰。
四是接班人问题。佛光山、慈济、法鼓山、中台山的发展，与其开山祖师星云、证严、圣严、惟觉的个人魅力、组织管理能力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些大师目前均年事已高(圣严法师已于2009年圆寂)，接班人选问题是各大佛教团体面临的迫切问题，未来能否维持目前良好的发展势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对于慈济的未来发展，岛内多认为慈济功德会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靠证严法师的个人声望和能力，未来一旦慈济基金会里其他董事出现问题，很可能会对慈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佛教团体已逐步将现有成果制度化，未来虽将面临种种新挑战，但终将在促进佛教现代化上做出更突出贡献。
注释：
①按：太虚认为，佛教在近代衰落，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僧徒或隐遁潜修，或赖佛求活，佛教不但不关心社会，介入生活，反而与世日隔。
②江灿腾：《战后台湾汉传佛教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4月第1版。
③李志夫：《现代台湾宗教与社会变迁之因果关系》，《佛学研究论文集》，《1996年：当代台湾的社会与宗教》，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年版。
④林修全：《佛教五大教团的管理革命》，台湾《新新闻》2003年第12期，总第844期。
⑤李海峰：《台湾佛教团体建设的现代性》，《法音》2009年第3期，总第295期。
⑥欧焕文：《证严法师及其慈济功德会》，《台湾研究》1994年第1期。
⑦何绵山：《台湾佛教》，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