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启示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政见论文,启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的参加者大多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在批评斯大林和宣扬人道主义的矛盾氛围中思想逐渐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经受了赫鲁晓夫时代急剧变化的洗礼，同时又面临着勃列日涅夫时代思想僵化、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现实。这部分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关注祖国乃至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深切地感受到自由、民主、尊重个人权利在苏联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敢于直面政府强权，不畏惧各种迫害，有的甚至以在牢房里度过十几年的代价，也要公开自己不同于苏联党和政府的主张，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敌视和压制党内外不同意见，结果非但没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反映出的深层社会问题，反倒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久拖不决，为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埋下了祸根。
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中、意识形态强求一致的社会表层下涌动着的一股潜流，它的出现和持续不断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错误有关，尤其是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和错误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苏联在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官僚集团贪污腐化，僵化教条，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但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统治集团却千方百计地恢复斯大林时期的集权统治，各级权势分子把不受人民批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神圣的东西，人民群众对此意见极大。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日渐凸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一方面苏共政权不得不反复强调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这是政权性质的自我认定；但另一方面，高度中央集权、群众组织国家化的体制严重遏制了党内外民主，难以为人民不断高涨的民主意识提供足够的表达渠道和途径。那么，在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通过私下出版物以及其它形式，来表达公民意愿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和持续不断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僵化保守，政治思想工作粗暴简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成风，回避矛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说教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使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了乌托邦。一方面是宣传中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却是西方国家远远高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党和政府官员正在悄悄享用的不亚于西方的生活水准，这使一部分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西方腐朽生活价值观念侵蚀了人们的斗志，而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人们不得不如此反思。罗伊·麦德维杰夫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很准确的原则，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原则，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只有时间和生活本身才能确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哪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人和社会实践才能检验真理。”[1] 20世纪70年代后期，莫斯科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无忧虑地谈到：“如果你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的看看，那么你就会发现党员中真正具有信仰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如果能脱离党的话，就不会甘心情愿地留在党内，不过，他们又害怕脱党。”[2]
二
面对持不同政见者追求苏联宪法用明文规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维护权利以及公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苏联的党和政府却不是从自身工作和体制中寻找它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提出的问题，而是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中增加了“经常口头散布虚假谣言，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机构；制作和传播书面和其它形式的具有那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的条文，[3] 甚至创造“思想颠覆”社会主义的罪名，组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负责“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4]，即不遗余力地“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说：“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所抗争的人”[5]，是苏共政权千方百计希望其放弃离经叛道思想，回归苏维埃意识形态并与之保持一致的人。因为在西方发表文章而被政府判刑的西尼亚夫斯基本人在《我的持不同政见经历》中回忆说：“我和我的朋友尤里，达尼埃尔不顾法院和国家安全机构的压力，坚持不承认自己有罪的立场。这种压力对你的生活和你家庭的生活来说，是足够沉重的。而我们不认罪在持不同政见，或者说民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我们与这种运动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单独行动。问题在于，在以前所有的苏联公开的政治诉讼程序中，罪犯（包括有引号的和没有引号的）都承认自己有罪并悔过，而且在苏联法庭上被公开侮辱。苏联政治司法就构筑在这之上的……因为他们将改过自新，做个好的、诚实的苏联人，以此向祖国赎罪。从政治角度看这可以归纳为‘苏联党和人民道德政治的统一’。持不同政见者，却得以毁掉了这一传统。我们有幸超越了苏联的统一，保留了自我。”[6]
作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标志性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运埃尔审判案，以及其后多次这样的审判不仅没有达到压制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和在国外出版所谓反政府书籍的预期效果，而在国内引起人们的普遍反对，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这种反对的呼声特别强烈。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严正声明：因为在国外出版所谓反政府的书籍而判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重刑，这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先例。“不仅如此，我国报刊既未即时登载这个不寻常审讯的任何速记记录，也未公布任何详尽的记录稿，因而无法消除资产阶级报刊和宣传的影响……结果是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正如它在准备和审理时，以及我国报刊报道时给人们的印象那样，给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某个私人的任何反苏作品，因为作品毕竟是作品，而事实毕竟是事实。”[7]
150名乌克兰知识分子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更是直接指出：“被告被指控为有罪的言论和他们所捍卫的观点，丝毫没有反苏维埃的性质，而仅仅是批评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或者批评明显背离社会主义理想和公然破坏正式宣布了的准则的行为……近几年来进行的政治诉讼案已成为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形式，成为镇压公民积极性和社会批评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批评对于任何社会的健全来说都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有义务对正在发生的事态表示深切的不安，我们呼吁你们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全部权力，使法院和检察机关严格遵守苏联的法律，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难题和分歧在思想领域里加以解决，而不应成为检察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管辖范围。”[8]
1980年11月11日，著名物理学家卡皮查为了萨哈罗夫和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奥尔洛夫的命运曾同安德罗波夫进行过争论，卡皮查认为应该像列宁对待巴甫洛夫那样给具有异端思想的人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不难看到，人在所有领域创新活动的源头上都存在着对现状的不满之处，例如科学家不满于他感兴趣的科学领域中的认识水平，他因而去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作家不满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力图用艺术方法去影响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工程师不满于当代解决技术任务的方法，他去寻找新的解决任务的积极形式。社会活动家不满于国家据以建立的那些法律和传统，他探索着社会运作的新形式，等等。因此，应该在不满现状的基础上，也就是必须成为一个具有不同思想的人，才能产生创造的欲望。这适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很难想象，我们还能对具有异端思想的学者施加什么影响。如果我们还想采取加大强力措施的方法，还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干脆做出后退不是更好吗？”[9]
安德罗波夫在给卡皮查的信中却认为：“作为共产党人，我自然只承认对待政治或文化领域中任何思想和现象的具体态度，我只能从它们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这个角度来评价它们。共产党人不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进步思想，反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想……萨哈罗夫从1968年开始连续不断地进行反对苏维埃国家的破坏活动。他撰写并在西方散布了200多种材料，这些材料中包含着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歪曲和粗暴地诽谤。他的材料被帝国主义者利用来煽动反苏主义和推行敌视我们的制度和国家的政策。你可看到，这里已不是异端思想，而是有害于苏联安全和国防的行动……涉及奥尔洛夫，法庭指认他从事犯法活动和从内部破坏与削弱苏联政权，这当然不能逍遥法外。”[10]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巴卡京在谈到持不同政见者时说：“极权制度的规则就是这样严酷无情：要么你照领袖、党和‘人民’指示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你就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11]，是不可能像卡皮查所说的那样后退的。
三
强化书报检查制度，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可以迫使人们闭口不言，然而，却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相反矛盾会越积累越严重。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象时指出：“正是他们理由充足的论断和正确可行的建议被宣布为反苏主义……那些痛苦地对所有一切考虑周详之后，冒着对本人和家庭带来灾难的风险，说出了自己想法的人，也许他们做法有点古怪，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祖国的真正的爱护者。”[12] 而这些祖国的爱护者在同政权对立与对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被流放、监禁甚至送进精神病院。一般来说，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因为表现出某种积极性的成员往往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或者是不满现状，具有创新意识并且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如果这一先进的群体被排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外，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遭到压制甚至是迫害，这不应该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因为它扼杀了自己肌体的活力。而且，“知识分子处在反对不民主政权立场的时候，用文学创作、社会政治思想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影响自己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肯定作用是不会被人怀疑的”[13]，也不应该被人怀疑，他们批评社会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以此来促进社会政治进步。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夺取政权的企图，只不过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尤为敏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正义。
尽管镇压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直接涉及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却严重毒化了政治气氛，“为了查清和迫害他们，就需要动用全部‘秘密警察’机关。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这些事不可能完全隐蔽地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在这种场合事情是不是完全有根有据已经不怎么重要。”[14] 同时，政府迫使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签名，公开遣责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做法，不仅给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带来巨大的伤害，而对其它有关的人士也是一种伤害，使一部分被迫签名者陷入两难的困境：拒绝签名意味着对国家的不忠诚，工作和其它方面将面临各种压力甚至是处分；同意签名则会遭到国内外同行的蔑视，亲朋责备，名誉扫地。这种精神折磨导致许多人意志消沉，知识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严重扭曲变形。从而“引发了另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开始瓦解。而所有这一切又使道德、社会、工艺和经济方面的许多病变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们再也不愿意承担职责份外的甚至是最低限度地为某事向某人作出证明，即使作这种证明不冒生命和仕途的风险。”[15]
此外，为了反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党和政府越来越借助强力部门的力量，尤其是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机构日渐膨胀，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公民的监控不断加强，对居民群众的搜查、逮捕、审判经常发生，把持不同政见者许多正常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弊病和揭露社会问题的批评列入敌对行动。这一方面掩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弊病越积累越严重，进一步窒息了社会最后一点积极探索精神，从而使粉饰现实、弄虚作假的风气再一次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为党和政府一些官员不受监督和约束，随意惩罚报复提意见者大开绿灯，结果导致贪污腐败风气愈演愈烈，党和政府威信严重下降。这不仅造成物资上的巨大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16]，这无疑对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党地位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大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者，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走狗；相反，他们大部分是一些具有创新思想和敢于讲真话的人，敢于批评和监督苏共的人，这些人满怀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敢于直面权势，发出内心的呼声，是社会公正和良知的捍卫者。他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和社会的弊端，希望通过民主化、公开性、言论自由来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克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他们追求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共同理想，执政党应该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扩大和充实它们的内容，让它们为自己所用。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民主和自由不仅不会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反而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界的呼声，缓解社会的各种矛盾，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和途径，而苏联党和政府却对大部分同自己执政理念并不矛盾的行为严加镇压，结果非但没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反映出的深层问题，反倒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久拖不决，支持者越来越多，削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尤其是武装出兵干涉捷克和侵占阿富汗，更使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走向寻求国外支持的道路，他们也逐渐改变了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同国际反苏势力联合，这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自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
历史业已证明，无论是多么先进的社会制度，总有许多有待纠正与清除的缺陷和阴暗面，能够听取和采纳各种不同意见，甚至反对者的建议是一个社会富有活力的标志，在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当今社会每一个重要的决定都需要自由的争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虑和提出独立的见解，需要对执政者加以批评监督以防止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一个企图限制和镇压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社会，只会使自己陷入山穷水尽的困难境地，直至崩溃，这就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① 该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苏俄史研究”课题。（项目批准号：05JJDGJW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