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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8）01－0005－06
《史记·货殖列传》称：“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1] 当然，齐、鲁的范围在春秋战国时期屡有变化，犬牙交错，但大致是以今天的泰山为界，山东半岛的南部为鲁，“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2](《地理志》)。东北部为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3](《齐策》)。从地域上说，战国、秦汉时期的齐、鲁故地，显然不仅仅局限于山东半岛，而是北接燕、赵，南届江、淮，疆域还是很辽阔的。
从学术文化发展角度看，秦汉时期儒学的兴起，即由齐、鲁文人发起，并逐渐推广全国。兰陵人王臧曾从鲁学大师申公学习《诗》，在武帝即位之初就推荐申公，武帝派使者用蒲裹轮，驾驷马远迎八十余岁的申公。建元元年（前140），王臧与丞相卫绾等奏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与赵绾等以文学为公卿，议设明堂，以朝诸侯；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由于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干预，此事未就，但是揭开了两汉经学序幕，影响极为久远。此后，两汉经学大师，大多出于齐、鲁，其核心地区曲阜和临淄自不必说，周边地区如东海和琅琊也出现了很多经学大师，这在《汉书·儒林传》中有详细的述论。
一
从文化传统上说，这里是儒学的发源地，故历来齐鲁并称，乃就其大处而言①。不过，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文化实质颇有不同。因此，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战国、秦汉时期，齐与鲁在当时士人心目中往往颇有差异。《国语》就分设《鲁语》和《齐语》，齐、鲁本来就是两个诸侯国。区域地理、文化传统各有传承。姜太公始封于齐，都营丘（今淄博地区），“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1](《齐太公世家》)，对于传统的东夷文化多所保留。周公旦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因辅佐成王未便脱身，而派其子伯禽代行其政，“变其俗，革其礼”[1](《鲁周公世家》)，即用周文化改造当地文化。根据传统的看法，山东曲阜原本是商民的发源地，与西周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氏族部落。但是由于周公的影响，鲁地反而保存了更多的周文化的传统。故《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聘鲁，见《易象》、《鲁春秋》，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慨。《史记·货殖列传》也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孔子一生就是以周公为楷模，“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制礼作乐，处心积虑地恢复周公创立的政治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在谈及鲁地风俗时这样写道：
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
如也。”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2]
对于齐、鲁文化同源而异流的分析，向来是先秦两汉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的成果也异常丰富②，这里似无展开赘述的必要。我们更加关注的是秦汉统一以后，齐、鲁文化在趋同融合之余，是如何保持其固有的风俗习惯、思维心理以及方言土语等方面的差异。譬如《汉书·儒林传》载伏胜传授《尚书》时说：“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颜师古注：“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2] 可见齐言与颍川等地的语言相差较远。而鲁地方言则与豫州方言有所接近，如扬雄《方言》往往将齐语称为“东齐海岱之间”，而鲁语则称“宋鲁陈卫之间”。至于文化心理上更是多所区别。因此，《后汉书·郡国志》将鲁归兖州，齐归青州，就是这个道理。
“鲁学”，就其字面意义言，应当是指鲁地的学问。其内涵，《汉书·儒林传》有所涉及：“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2] 这里所提到的“鲁学”，是与“齐学”并称的概念，都围绕着《春秋》而展开：《穀梁春秋》是鲁学的代表，而《公羊春秋》则是齐学的代表。相传《春秋》为孔子所作，“以鲁周公之国，黎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2](《艺文志》)。也就是说，因解说不同而有“鲁学”与“齐学”的分别。《春秋》“三传”中，《公羊传》为齐人所作。这里暂且不论。《左氏传》传为鲁太史左丘明所作，《穀梁传》为鲁人穀梁子所作，均属于鲁学范畴③。不仅《春秋》，传统的看法，六经均与孔子恢复周礼有关。因此，齐、鲁之学的本质就是经学，只是传授系统不同而已。就大处而言，鲁学往往更加注重经学的本旨，而齐学则擅长于对经学的阐释。明显的例子就是《易》学。根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记载，《易》学虽说是孔子最看重的一部经典，相传“十翼”之撰就出自孔子之手，但秦汉以下《易》学家多齐人。而《古文尚书》的传授则以鲁学为重。《尚书》经秦火久有亡佚，而济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这就是所谓的《今文尚书》，主要是齐学。武帝末，鲁共王扩建孔子旧宅，“而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得《古文尚书》，对校伏生《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由此，齐、鲁《尚书》之学，遂在两汉分为今文、古文两派，齐尚今文，而鲁习古文。《孝经》、《论语》、《礼记》也出自孔壁，《汉书·艺文志》著录作《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安昌侯张禹有《安昌侯说》一篇。古《论语》凡二十一篇，其后有《鲁论语》二十篇，传十九篇。西汉学者龚奋、夏侯胜（有《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韦贤、扶卿、萧望之、张禹（有《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王骏（有《鲁王骏说》二十篇）等亦传习《鲁论语》。礼学方面，鲁地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地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徐襄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徐延颇能通经。二人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因此，凡言礼为颂皆出徐氏。当然，“鲁学”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诗”，汉初为申培公传授训故，有《鲁故》二十五卷，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集有《鲁说》二十八卷。特别是韦孟、韦贤、韦玄成三代《鲁诗》世家。不仅传授经义，韦孟、韦玄成还模仿《诗经》创作《讽谏诗》、《在邹诗》及《自劾诗》等。《讽谏诗》收入《文选》，历来传诵。《文心雕龙·明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4] 韦贤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韦玄成以《诗》授哀帝，以明经历位至丞相。因此鲁诗韦氏学一时成为显学。东汉《武荣碑》记载“君讳荣字含和，治《鲁诗经韦君章句》”。碑文记载汉桓帝之死，则武荣之卒当在灵帝初年，据此而知，韦氏章句在东汉末叶依然流行。韦氏一家以经学发迹，正好验证了邹、鲁的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
与“鲁学”研究有重要关系的著作还有《孔子家语》、《孔丛子》。《孔子家语》，颜师古判定“非今所有《家语》”。这里所说的“今所有”只是就唐代流传的本子而言，是否为现在所传本，尚待考订。但不管怎么说，《孔子家语》确为当时一部重要的鲁学著作，只是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若干变异。相传孔鲋所著《孔丛子》也应属于鲁学的范畴。当然，其作者及年代，目前尚有较大的争论。该书始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宋代嘉祐中宋咸为之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疑该书为颜师古所未见。朱熹《朱子语类》、宋濂《诸子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并指斥为注者宋咸所伪造。罗根泽《孔丛子探源》以为《隋书·经籍志》和宋咸序均不可信，因为，第一，刘向、班固均未提及，汉人从未征引。第二，记述孔氏行实颇多错谬。第三，《独治篇》多以第三者的语气论及孔鲋，不像是自述之词。第四，《答问篇》自称“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陈，将没，戒其弟襄曰”云云，作者质疑：“易箦危急之际，还能操觚著书吗？所以我们知道明明是后人伪作的。”罗先生认为该书的编纂的年代是在曹魏时代，可能与王肃有关，因为这部书始见于王肃《圣证论》论及[5]。不过，这种质疑也并未成为定论。《资治通鉴》卷七《秦纪》载，秦始皇三十四年下焚书令时，“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胡三省注：“孔鲋，孔子八世孙，字子鱼。鲋，音附。”[6] 这条材料告诉我们，孔鲋曾有藏书之举。《孔丛子》的内容比较庞杂，或辑自藏书，也未可知。类似的例子，如《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很多材料辑自先秦古籍而加以适当的修订编排，而作者则署名刘向。《战国策》本为刘向所编辑，《册府元龟》在著录该书时就径直称作者为刘向。《孔丛子》似乎也是这样一部汇总众家之说的杂钞类著作，而主要汇总的是鲁地的著述传说。
从上述简单的勾勒中，我们虽然还不能回答“鲁学”是什么，但是至少可以说明鲁学的特点和范围：
第一，鲁学发源地虽在鲁地，而鲁学家并不一定局限于鲁地。孔子弟子多仕宦鲁地，但也有如子夏这样的弟子，北逾黄河，为魏文侯师。而子羽甚至南渡淮河，远至长江流域等。今天从楚国故地所发现的楚简，如郭店简，就有很多儒家经典。专家认为就是孔子七十弟子所传授，远至大江南北。但是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还是以鲁地为主。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七十弟子中国籍可考者，鲁国三十五人，占三分之二。卫、齐各五人，陈、宋、楚、吴各一二人。这些地域也与鲁地相去不远。当然还有两个秦国弟子。至于其再传弟子中，鲁国依然居多数，而孟子、荀子则游历范围更广[7]。至战国后期，由于齐国尊崇稷下文士，儒学在此格外昌盛起来。此后，言儒学则齐、鲁并称。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它俗”。其他地区的学者也多传“鲁学”，如萧望之，东海人兰陵人，张禹，河内轵人。这是秦汉以后的事了。
第二，鲁学的核心内容虽然是儒学，但是又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儒家类五十三种著述来看，儒家的范围更为广泛。根据《汉书·地理志》，如西汉丞相46人，依其籍贯或出生地统计，属于齐鲁地区就有36人[8]。其中，出相较多的是沛、邹鲁、东海及河内诸郡。这正印证了《汉书·赵充国传》所载“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班固对于儒的解说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由此可见，鲁学的含义，其实更包括古代的典章文献。如《庄子·天下》所说：“其在于《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对此，章太炎《国故论衡》有详尽的论述。
第三，西汉前期，曲阜依然是当时的学术中心之一。《汉书·儒林传》载：“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著有《汉仪》十二篇，亦大抵因秦旧制。东汉时期的曹褒曾修订叔孙通《汉仪》，但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颇不以为然，认为曹褒改编汉礼多乖成典：“曹褒撰谶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4] 所谓成典，即六国、秦汉交替时期的典礼。《论衡·效力篇》：“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我们从文献记载中知道，叔孙通号称以儒家礼仪辅佐高祖，而在某些方面又注意吸收秦、楚等地的文化精华而加以融会贯通。譬如《史记》本传记载：“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陈直《汉书新证》：“楚人喜着短衣，长沙仰天湖战国楚墓所出竹简第一简云：‘一新智繷，一楚智繷，皆有蔓足繷。’足为促字省文，译以今言，为‘一件新制厚衣，一件楚制形式厚衣，皆用缯做成既短且厚之衣。’叔孙通因高祖喜楚歌楚舞，故改服楚制短衣，所以趋时尚也。”《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载其《上封事》云：“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2] 这句的意思，如果鲁国君主和秦始皇重用孔子和叔孙通，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变乱。该传又载刘歆云：“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由此可见，西汉文人学者对于叔孙通之敬重，可谓无以复加。这是因为，以叔孙通等为代表的鲁学奠定了西汉礼乐制度基础。唯其如此，王先谦编《诗三家义集疏》凡是汉初《诗》说，均归之于鲁学。这样做，虽不免胶柱鼓瑟之讥④，但是认为“鲁诗”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流派，其观点显然还是可以成立的。
二
问题是，“鲁诗”的传授，在汉初并不在曲阜，而是在楚王刘交所封之地，即今天的徐州。《汉书·高祖纪》载六年“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文颖注：“薛郡，今鲁国是也。”《地理志》鲁国下云：“故秦薛郡。”则楚王刘交所辖范围本来就包括鲁地，唯治所在徐州。这里原本是刘邦的老家，亦为故夏旧地。《左传·僖公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从现在的方言俗语及生活习性来看，这个地区与鲁南地区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根据李白凤先生的研究，商人的祖先少昊氏发迹于鲁南曲阜地区。后来经过成汤的八迁，逐渐迁徙到今河南安阳一带的殷墟。商人在扩张的过程中，逐渐排挤徐人，后来索性称之曰徐夷。从青铜器制作来看，商民好饮酒，徐人则喜音乐，看来两者原本就有着较大的差异。从氏族部落的演进看，徐人的文化传统与楚地的关系往往更加接近[9]。但是，就《诗经》传授而言，这里则完全以《鲁诗》为主，因此，徐地也与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秦汉时期如此。根据《汉书·楚元王传》的记载，刘交本是刘邦的少弟，年幼时即与鲁穆生、白生、申公等从荀子弟子浮丘伯研习《诗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各自散去。汉六年（前206），既废楚王韩信，分其地为二国，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掌管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地，包括今天江苏北部的徐州、连云港及山东南部广大地区。封刘交为楚王，实际上就是委派刘交镇守家乡。刘交至彭城，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孝惠帝、吕后时期，荀子弟子浮丘伯在长安，刘交又派遣其子刘郢客与申公前往求学。文帝即位，听说申公说《诗》最精，诏为博士。由此，申公以《诗经》相传授，号称《鲁诗》。与此同时，刘交也传授《诗经》，号曰《元王诗》。《鲁诗》的传授，由此形成。
在文、景时代，道家、刑名之学号为显学，鲁学在这个时期受到一定的抑制。诚如钱宾四先生所论：“治鲁学者，皆纯谨，笃守师说，不能驰骋见奇，趋时求合，故当见抑矣。至于治《易》者，施、孟、梁丘皆出于田何；何齐人也。故诸家亦好言阴阳灾变，推之人事。惟费氏《易》较不言阴阳，较为纯谨。故汉之经学，自申公《鲁诗》、《穀梁》而外，惟高堂生传《礼》亦鲁学。其他如伏生《尚书》，如《齐》、《韩诗》，如《公羊春秋》及诸家言《易》，大抵皆出齐学，莫勿以阴阳灾异推论时事，所谓‘通经致用’是也。汉人通经本以致用，所谓‘以儒术缘饰吏事’，而其议论则率本于阴阳及《春秋》。阴阳据天意，《春秋》本人事，一尊天以争，一引古以争。非此不足以折服人主而自伸其说，非此亦不足以居高而自安。”[10](P222) 但是这种情形到了武帝即位之后，特别其独揽大权的元光元年之后发生了重要变化。《汉书·儒林传》记载，窦太后死后，武安侯田蚡任丞相，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广泛延揽文学儒者。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向风而靡。在此背景下，齐人公孙弘与鲁国学者孔臧联名奏请曰：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2](《儒林传》)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奏疏。武帝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倡导儒术文学，“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可以说，西汉儒学之兴，首倡于齐、鲁。至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则成倍增长。元帝好儒，凡能通一经者都可以免除徭赋。成帝末，大臣奏表，认为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太学弟子过少，于是增设弟子员三千人。而到东汉时期，太学增长更快，多时竟达数万人。当然，儒学也由此而分化。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云：“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徐彦疏云：“谓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武帝时代，儒者分为两类，即儒生与洪儒。前者仅仅恪守所谓家法、师法，专通一经，而后者则博览群书。两汉之际，儒者继续分化，故王充《论衡·超奇篇》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文人学者分为五等，即：俗人、儒生、通人⑤、文人、鸿儒。在王充心目中，鸿儒是最高的典范。但是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文人”风范则是退而求其次的追求。在王充心目中，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文人”的，有谷永、唐林、司马迁、阳城衡、扬雄、桓谭等人，或奏议，或史学，或议论，均成一家之说，“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鸿儒”之后就是“文人”。两汉之际学术风气的变化，由此不难推想。
三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鲁学”也逐渐发生着质变。与公孙弘联名上疏的孔臧，向“以经学为家”，曾辞御史大夫而乞为太常⑥，“专修家业”。《汉书·艺文志》诸子类儒家著录“太常蓼侯孔臧十篇”，很可能属于“议论”方面内容。但是与此同时，在诗赋类又著录“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这很可能就超出了“家业”的范围，而具有了文人的色彩。不仅创作辞赋，孔藏书信亦为时人所重。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载：“《孔丛·连丛子》云：臧历位九卿，迁御史大夫，辞曰：‘世以经学为家，乞为太常，与安国纪纲古训。’遂拜太常，礼赐如三公，著书十篇。先时尝为赋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中，似其幼时之作也。又为书与从弟及戒子，皆有义。”按照王应麟所说，他所见到的孔赋凡二十四篇，其中见于别集者二十篇，或者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二十篇。另有四篇“幼时之作”未见别集收录。今本《孔丛子》收录有孔臧《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等四篇，是否就是别集之外的四篇，现已不得详考。值得注意的是，从体制上看，这四篇均为小赋，其中，《鸮赋》似本贾谊《鵩鸟赋》而来，属于抒情小赋一类。前面曾说到，叔孙通借用楚国风尚改造旧制，在文风方面，孔臧也充分吸收楚风而创作辞赋。因为《鵩鸟赋》是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时所作，融入了很多具有南方色彩的老庄思想。尽管这些作品的真伪尚有争议，但是从一个侧面看出，武帝之后的“鲁学”大家已经开始有向“文人”转变的苗头。《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常《孔臧集》二卷就是明证。即便是一代经学宗师孔安国，尽管没有别集传世，其所作《尚书序》则被作为“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的范文而收进《昭明文选》。特别是东汉后期孔融的出现，更标志着“鲁学”转变的完成。魏文帝曹丕深好孔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曾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隋书·经籍志》也著录《后汉少府孔融集》九卷，今存诗五首，文三十九篇，是汉魏文风转变的重要代表。
如果说，西汉主要是“齐学”天下的话，东汉时期的“鲁学”在与“齐学”的比较竞争中则已逐渐占据上风。这固然与今文经学走向式微、古文经学逐渐兴起有关，根据《汉书·宣帝纪》、《汉书·楚元王传》、《儒林传》等文献记载，甘露三年（前51），宣帝曾诏诸儒讲《五经》同异。沛人蔡千秋为郎，尝从鲁荣广受《穀梁》。宣帝召见蔡千秋，让他对比《公羊》与《穀梁》说，蔡千秋更倾心于后者。因此，蔡千秋除为谏大夫、给事中。由此不难推想宣帝的学术旨趣。与此同时，韦贤、夏侯胜、史高等鲁学大师，力主《穀梁春秋》。从此，确立大小夏侯《尚书》及穀梁《春秋》博士。说明到了西汉后期，以《穀梁传》为中心的“鲁学”已经与以《公羊学》为核心的“齐学”并列而为当时官方认可的显学。
不仅如此，鲁学还能够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扩大教学范围，将“鲁学”推向全国，为其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西汉末年，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东汉建国之初的建武五年十月，刘秀巡视沛县等地后，转至鲁地，派大司空祠孔子。这次寻访的重要成果就是初起太学，上继武帝增设博士子弟。《后汉书·儒林传》载：“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11]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开国皇帝，刘邦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是创立军功的武夫，而刘秀则多启用儒者。对此，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所分析，他指出：“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从此，“鲁学”已走出相对封闭的经学范围，一跃而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选择，一大批研习“鲁学”的文人学者得到重用。这就再一次印证了前引《汉书·韦贤传》所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十七年又大兴土木，全面修缮太学堂，广延太学生。到了东汉中后期，太学生与当时所谓的“清流”相结合，构成一股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对于东汉后期政治、经济及文化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收稿日期：2007－08－30
注释：
① 李学勤先生《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将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滇文化、秦文化等。
② 如，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山东孔子学会编《鲁文化与儒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李伯齐《山东文学史论》（齐鲁书社，2003年）等。
③ 当然传授者并不仅仅限于鲁人，如虞卿、荀子、张苍、贾谊皆非鲁人。
④ 拙稿《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对此有所辨析，载《文史哲》2006年第1期。
⑤ 按照徐斡《中论·治学》所说，儒生也有分别，他认为：“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通人，应劭《风俗通义》作“通儒”：“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舐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
⑥ 太常一职主要掌管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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